2013年3月9日，北京沙尘暴下的紫禁城。（法新社）

 
 

最近大陆的一些消息强化了我的一个判断：中国开始乱了。
 
一条消息是，《了望新闻周刊》的一篇调查报道“中国县委书记生态：为免矛盾不敢调整干部”。

熟悉中国的人都懂得，县官在中国治理中的重要地位。县治普遍失控，是中国要出大乱子最重要的徵兆。而这篇报道告诉我们的正是这种趋势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六四事件是中国地方治理，尤其是县以下的农村治理的一个转折点。正如有人所说，“枪声一响，从偷变抢”。在北京血腥镇压的第二天，农民就感觉到基层干部对他们的态度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他们做坏事的胆子突然变大了。

地方和基层干部作坏事的胆子因六四而突然变大，是因为他们知道失去道德权威的中央政权将只能靠恶人和恶官来维持统治。六四之后农民上访突然大幅增长，道理就在这里。

不过，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上面派来的县一把手对于地方和基层干部的任免，还是大权在握的。正因为如此，许多县委书记都通过卖官发了大财。很多人都知道，只要县委书记一住院，全县的中层干部就会自动掀起送钱高潮。但是，《了望新闻周刊》的这篇报道却告诉我们，如今这个游戏不时兴了。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重大的变化？按照报道的说法，是上面对县委书记的“制约监督”空前增强了，而另一方面，县委书记通过踩红线或者是越红线来搞发展的难度也越来越高，风险越来越大。这不是说明习近平的新政有成效了吗？其实不然，把这篇报道的文字翻译成大白话，就是现在县委书记想要榨取百姓收入的馀地很小，而风险却增大了。在这种情况下，县一把手随意调换当地干部的馀地也就没了。因为人家买官是要有回报的，而现在做官的回报大减，风险却大增。

在政府完全失去道德权威的情况下，上面派来的县一把手又不敢调换干部，这意味著什么呢？这意味著上级政府正在失去对地方和基层控制的最后手段。既然道义的、法律的权威早就失效了，地方和基层干部之所以还服从上级，是因为有利可图。一旦无利可图，甚至还要冒风险，动辄受罚，地方干部就要为自己打算了。

我注意到另外一则消息支持了这个推论，这条消息就是，《南方农村报》的一则报道“粤西青年会兄弟会遍地开花 校长也入会”。 

这则不太引人注意的报道其实告诉我们今日中国农村基层已经出现的一个重大趋势，就是无视甚至凌驾于政府权威之上的秘密组织正在快速发展。由于政府权威的急剧衰落，一些原来依附于中共权威的官员和富人，为了自我保护而纷纷组织和投靠这些非法机构，从而使得中共当局的权威在基层社会面临多年来未曾有过的挑战。

该报道所涉及的农村秘密组织就是在粤西一带看来已经相当普遍的所谓“青年兄弟会”。从报道的内容来看，这些所谓的“兄弟会”其实是乡土权贵的联谊组织，是在本乡有势力的人利用自己掌握的各种资源来自保的一种手段。这种组织没有政治主张，却有替代中共基层政权的自然倾向，从而威胁到了中共政权在基层的权威。

正因看到了这种威胁的不断增长，粤西政府最近采取行动解散当地的青年兄弟会。从报道看，这一举措在地方引起了争议，也就是说引起了反抗。虽然从形式上，中共完全有能力让这些兄弟会解散，但实际的结果很可能是逼这些组织转入地下，逐渐走上与当局对抗的“黑社会”之路。

我们知道，在合法权威失灵的时候，黑社会的一种功能，就是替代政府维持地方秩序。粤西“青年兄弟会”遍地开花，是中共政府在基层普遍失灵的一个明显的证明。

除了让我们了解到中国地方和农村治理面临的危机，上述两条消息没有遭到中共新闻审查机构的封杀这个事实，也传递了重要信息。因为此类消息在过去通常是被当作不利于稳定的消息被“和谐”的，而现在竟然在官方媒体以一种漫不经心的方式公开报道，并不能反映当局对解决这类问题有自信，恰恰相反，这说明新闻审查官们自己都认为封锁这类消息已经没有任何意义。

也就是说，新闻检查官们很清楚，他们已经无法遮掩，更无法改变这样一个事实：中国开始乱了。（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