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与奥巴马会见后，就发生了美国国安局防务承包商博斯公司雇员斯诺登在香港曝光美国“监视门”事件，一时间，中共官媒像被打了鸡血般兴奋，大肆报道、评论，民间也众说纷纭，反应各异。
利用民主国家自由开放的信息，有选择地报道，借抹黑他国美化自己，愚弄和分化被信息封锁的本国民众，这是中共一贯的卑劣做法。在斯诺登事件上，中共没资格批评美国，否则，只能强化人们对比中美两国网络自由以及人权状况的反差。
通过斯诺登事件对比中美两国官方的监视行动，我们首先要明确二者发生在完全不同的世界，不是一个等级上的差别，一个是在专制国家，黑社会性质的政党对公民权利公开侵犯，是无视公民安全与自由的性质问题；一个是在民主国家，民选政府为了国家和社会的安全，通过监视寻找特定的恐怖分子，是如何平衡安全与自由的程度问题。其行为的权限不同：中共的监视完全不受法律限制，肆意妄为，以全体人民为监控对象，是全面的；美国安全部门的监视，是在法律授权和控制之下，以特定人群为目标，是局部的。其行为目的不同：中共的目的是维护一党专制，限制公民权利，打压民主诉求，是进攻性的国家恐怖主义；而美国旨在防恐，是为了保障社会和国民安全，没有借监视而迫害无辜公民，是防御性的安全措施。同时，由于两国制度不同，在一党专制的中国，监视民众所伴随的犯罪是制度性的，并不断用新罪行掩盖旧罪行；而美国虽然也会出现非制度性错误，但宪政体制、新闻自由等的制衡作用形成的纠错机制，能及时纠正错误。
对中国公民来说，被监视是常态的生活，具有固定性和普遍性，自由是奢侈品，中共通过恐怖手段，已经将监视内化为民众的自我监控；对美国人来说，自由是常态，对少数人的监视只具有暂时性和特殊性。身处自由民主的世界，美国人对政府有限度安全监视的反应，在我这个中国人看来，有点奢侈。笔者作为中国公民，仅仅因为自由表达对中共的批评，手机、网络、电子信箱和私人行动就常年出于被监控状态，并遭迫害：如失去工作，贴身监控，被传唤，被旅游，被袭击致伤（详情检索我的《一位电台编辑和朋友与一九八九》、《和中共国安人员共度“六四”二十周年》、《软禁作品之一：一个公民对中共国保说“不”之后》、《软禁作品之三：一个被软禁者来到西柏坡》、《备忘录：我的第一次被正式传唤》、《我看到的石家庄第三个“茉莉花”日》、《我在石家庄的第一次“茉莉花”散步》等文，以及北京之春的报道《河北异议作家朱欣欣遭人袭击致伤》等）。有的朋友也因我而遭中共国保的威胁和骚扰。
笔者的亲身经历说明，国家机器以强制力和暴力为后盾，作为社会公共管理需要而不得已存在的恶，必须严格加以制衡。这就决定了国家机器应是有限的，旨在抑恶，不在扬善，只是提供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专制制度的权力来源不是国民的选票，而是暴力，这就决定了其一方面必须搞政教合一，靠意识形态的欺骗进行自我神化，维护虚假的合法性，另一方面决策和运作不能公开，黑幕操作，谋取特权，以民为敌。民主制度并不是完美的制度，而是最不坏的制度，虽然不能彻底消除罪恶，但能够通过宪政制衡，从制度上防止恶的蔓延。
鲁迅说过：“有缺点的战士终竟是战士，完美的苍蝇也终竟不过是苍蝇。”退一步讲，斯诺登的行为最多是暴露美玉之瑕，并不能否定宪政民主制度的优越性，这让我想起当年由于缺乏信仰对人性的透彻认识，对现实存在幻想，一些民主国家的人们误入歧途。上世纪三十年代西方经济大萧条和二战时期，苏联热火朝天的建设和反法西斯的需要，迷惑了许多西方人，就连罗曼•罗兰、茨威格、纪德等作家都不同程度地为苏联唱过赞歌。许多来到苏联的西方人对表面现象天真幼稚的轻信所产生的激动狂热，甚至惊呆了接待他们的苏联官员。当时，激进的社会主义思潮，对一些不满现状、富于理想主义的西方左翼叛逆青年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同时，生活在自由开放社会的西方青年无法识别专制体制的宣传。著名的间谍“剑桥五杰”就是带着加入共产国际队伍、与法西斯进行秘密战斗的理想，为苏联特务组织效力的。“剑桥五杰”中最突出的菲尔比，1933年从剑桥大学毕业时“坚信，我的生活应当献给共产主义”，他作为克格勃的特务最终打入英国情报部门，1951年因受怀疑被离职。1963年从黎巴嫩逃到苏联后，他才发现这个专制社会的现实与他当初向往的神话之间是天壤之别。当他私下抨击苏联体制时，一位克格勃军官却说“这和我有什么关系”，菲尔比毕竟有在民主环境下生活的经历，他怒不可遏：“有什么关系？和每个苏联人都有关系！和你我大家都有关系！”可是已经太晚了，最初几年他受到无数次审问，即使前往古巴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也受到限制和监视，直到1969年苏共才安慰性地颁发给他列宁勋章。不过他的觉醒影响了另一位克格勃特务戈尔季耶夫斯基为西方民主国家效力并最终叛逃，参与写出了《克格勃全史》。许多青年被苏联的虚假宣传所迷惑，把那里当作了向往的理想乐土。大学时加入共产党的德国人福克斯，二战时在英国原子弹研制部门工作，1941年末，德军进攻莫斯科时，他主动将英美研制原子弹的情报交给苏联，有人评论他的混合性格是“出色的科研能力、狭隘的思维、教条式的理想与天真幼稚所形成的”。
与福克斯在一处工作、为克格勃服务的美国原子间谍戴维•格林格拉斯，描绘斯大林及其它苏共领导人是“真正的天才”，“我能加入朱里乌斯（他的内弟）和他的朋友们（俄国人）梦寐以求的公社，将十分幸福。”克格勃间谍朱里乌斯•罗森堡和他的弟弟1953年至死时，都认为苏联是他们神话般想象的国度，是全人类的希望，“我们是美国法西斯主义的首批牺牲品。”这是苏联间谍在西方唯一的死刑案。
回顾历史，类似的人们还有在共产制度建立后，从西方返回祖国的一些苏联人和中国人，最后都被专制吞噬了才华和生命。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那些法国、日本等地的左翼激进青年，和一些国家的毛派游击队，把毛泽东奉为偶像，误以为中国真是社会主义的天堂，毛是穷人的大救星和同路人……
从斯诺登批评美国当局的言论看，与上面提到的一些西方叛逃者相仿，似乎是理想主义者，但在信息如此发达的今天，我认为斯诺登不会幼稚到缺乏对两种制度真相的了解（他目前置身的香港特区也在中共的掌控之中），有理由怀疑他的行为出于某种个人目的或有更复杂的内幕，绝不是善良的人们所想象的那样简单。
如果斯诺登真觉得在美国都不安全不自由，那么请他与我互换，让他亲身体验一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动物庄园”生活。
2013年6月18日于动物国石家庄望云楼
作者为独立中文笔会会员
邮箱 zxx1960@gmail.com
利用民主国家自由开放的信息，有选择地报道，借抹黑他国美化自己，愚弄和分化被信息封锁的本国民众，这是中共一贯的卑劣做法。在斯诺登事件上，中共没资格批评美国，否则，只能强化人们对比中美两国网络自由以及人权状况的反差。
通过斯诺登事件对比中美两国官方的监视行动，我们首先要明确二者发生在完全不同的世界，不是一个等级上的差别，一个是在专制国家，黑社会性质的政党对公民权利公开侵犯，是无视公民安全与自由的性质问题；一个是在民主国家，民选政府为了国家和社会的安全，通过监视寻找特定的恐怖分子，是如何平衡安全与自由的程度问题。其行为的权限不同：中共的监视完全不受法律限制，肆意妄为，以全体人民为监控对象，是全面的；美国安全部门的监视，是在法律授权和控制之下，以特定人群为目标，是局部的。其行为目的不同：中共的目的是维护一党专制，限制公民权利，打压民主诉求，是进攻性的国家恐怖主义；而美国旨在防恐，是为了保障社会和国民安全，没有借监视而迫害无辜公民，是防御性的安全措施。同时，由于两国制度不同，在一党专制的中国，监视民众所伴随的犯罪是制度性的，并不断用新罪行掩盖旧罪行；而美国虽然也会出现非制度性错误，但宪政体制、新闻自由等的制衡作用形成的纠错机制，能及时纠正错误。
对中国公民来说，被监视是常态的生活，具有固定性和普遍性，自由是奢侈品，中共通过恐怖手段，已经将监视内化为民众的自我监控；对美国人来说，自由是常态，对少数人的监视只具有暂时性和特殊性。身处自由民主的世界，美国人对政府有限度安全监视的反应，在我这个中国人看来，有点奢侈。笔者作为中国公民，仅仅因为自由表达对中共的批评，手机、网络、电子信箱和私人行动就常年出于被监控状态，并遭迫害：如失去工作，贴身监控，被传唤，被旅游，被袭击致伤（详情检索我的《一位电台编辑和朋友与一九八九》、《和中共国安人员共度“六四”二十周年》、《软禁作品之一：一个公民对中共国保说“不”之后》、《软禁作品之三：一个被软禁者来到西柏坡》、《备忘录：我的第一次被正式传唤》、《我看到的石家庄第三个“茉莉花”日》、《我在石家庄的第一次“茉莉花”散步》等文，以及北京之春的报道《河北异议作家朱欣欣遭人袭击致伤》等）。有的朋友也因我而遭中共国保的威胁和骚扰。
笔者的亲身经历说明，国家机器以强制力和暴力为后盾，作为社会公共管理需要而不得已存在的恶，必须严格加以制衡。这就决定了国家机器应是有限的，旨在抑恶，不在扬善，只是提供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专制制度的权力来源不是国民的选票，而是暴力，这就决定了其一方面必须搞政教合一，靠意识形态的欺骗进行自我神化，维护虚假的合法性，另一方面决策和运作不能公开，黑幕操作，谋取特权，以民为敌。民主制度并不是完美的制度，而是最不坏的制度，虽然不能彻底消除罪恶，但能够通过宪政制衡，从制度上防止恶的蔓延。
鲁迅说过：“有缺点的战士终竟是战士，完美的苍蝇也终竟不过是苍蝇。”退一步讲，斯诺登的行为最多是暴露美玉之瑕，并不能否定宪政民主制度的优越性，这让我想起当年由于缺乏信仰对人性的透彻认识，对现实存在幻想，一些民主国家的人们误入歧途。上世纪三十年代西方经济大萧条和二战时期，苏联热火朝天的建设和反法西斯的需要，迷惑了许多西方人，就连罗曼•罗兰、茨威格、纪德等作家都不同程度地为苏联唱过赞歌。许多来到苏联的西方人对表面现象天真幼稚的轻信所产生的激动狂热，甚至惊呆了接待他们的苏联官员。当时，激进的社会主义思潮，对一些不满现状、富于理想主义的西方左翼叛逆青年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同时，生活在自由开放社会的西方青年无法识别专制体制的宣传。著名的间谍“剑桥五杰”就是带着加入共产国际队伍、与法西斯进行秘密战斗的理想，为苏联特务组织效力的。“剑桥五杰”中最突出的菲尔比，1933年从剑桥大学毕业时“坚信，我的生活应当献给共产主义”，他作为克格勃的特务最终打入英国情报部门，1951年因受怀疑被离职。1963年从黎巴嫩逃到苏联后，他才发现这个专制社会的现实与他当初向往的神话之间是天壤之别。当他私下抨击苏联体制时，一位克格勃军官却说“这和我有什么关系”，菲尔比毕竟有在民主环境下生活的经历，他怒不可遏：“有什么关系？和每个苏联人都有关系！和你我大家都有关系！”可是已经太晚了，最初几年他受到无数次审问，即使前往古巴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也受到限制和监视，直到1969年苏共才安慰性地颁发给他列宁勋章。不过他的觉醒影响了另一位克格勃特务戈尔季耶夫斯基为西方民主国家效力并最终叛逃，参与写出了《克格勃全史》。许多青年被苏联的虚假宣传所迷惑，把那里当作了向往的理想乐土。大学时加入共产党的德国人福克斯，二战时在英国原子弹研制部门工作，1941年末，德军进攻莫斯科时，他主动将英美研制原子弹的情报交给苏联，有人评论他的混合性格是“出色的科研能力、狭隘的思维、教条式的理想与天真幼稚所形成的”。
与福克斯在一处工作、为克格勃服务的美国原子间谍戴维•格林格拉斯，描绘斯大林及其它苏共领导人是“真正的天才”，“我能加入朱里乌斯（他的内弟）和他的朋友们（俄国人）梦寐以求的公社，将十分幸福。”克格勃间谍朱里乌斯•罗森堡和他的弟弟1953年至死时，都认为苏联是他们神话般想象的国度，是全人类的希望，“我们是美国法西斯主义的首批牺牲品。”这是苏联间谍在西方唯一的死刑案。
回顾历史，类似的人们还有在共产制度建立后，从西方返回祖国的一些苏联人和中国人，最后都被专制吞噬了才华和生命。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那些法国、日本等地的左翼激进青年，和一些国家的毛派游击队，把毛泽东奉为偶像，误以为中国真是社会主义的天堂，毛是穷人的大救星和同路人……
从斯诺登批评美国当局的言论看，与上面提到的一些西方叛逃者相仿，似乎是理想主义者，但在信息如此发达的今天，我认为斯诺登不会幼稚到缺乏对两种制度真相的了解（他目前置身的香港特区也在中共的掌控之中），有理由怀疑他的行为出于某种个人目的或有更复杂的内幕，绝不是善良的人们所想象的那样简单。
如果斯诺登真觉得在美国都不安全不自由，那么请他与我互换，让他亲身体验一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动物庄园”生活。
2013年6月18日于动物国石家庄望云楼
作者为独立中文笔会会员
邮箱 zxx1960@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