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1月胡耀邦与叶剑英在广州

一九七九年初，我到北京的京西宾馆参加了一次长达三十多天的会议，白天谈中国问题，晚上看港台和外国电影，有李小龙主演的《精武门》、苏联电影《这里的黎明静悄悄》、日本电影《幸福的黄手绢》。看完电影，大家再吃夜宵。

《幸福的黄手绢》的主角岛勇作由高仓健扮演。影片描写个性格倔强的煤矿工人岛勇作，因故被判刑六年。为了爱，岛勇作逼着他妻子离婚。刚刚出狱的岛勇作，在离开监狱时，给他已经离婚的妻子寄了一封信，告诉她自己出狱的消息。他非常想知道她的情况，两人约定，如果她还是独身一人并在等着他，就在家门前的旗杆上挂上一面黄手绢。如果他回到家门前，没有看到黄手绢，将永远地离开。《幸福的黄手绢》对爱情、同情心和人性的描写，与“文革”时期的生活适成对照，大家看後印象深刻。这些电影，当时在外面没有放映。我们二十余天的会议的前半段就是在这样的宽松、轻松、放松的气氛下召开的。有人说，这是“白天出气，晚上看戏”。“出气”就是在会上放心地“批毛”。

这次会议称作“理论务虚会”，是叶剑英建议召开的，由胡耀邦主持。参加会议的是所谓“理论界”人士，还有新闻界、文艺界人士共一百多人，有于光远、邓力群、胡绩伟、张光年、黎澍、杨西光、王若水、李洪林、苏绍智、冯兰瑞、张显扬、王贵秀、于浩成、孙长江、郭罗基、阮铭、熊复、吴冷西、张平化、胡绳、吕正操、廖盖隆、范若愚、温济泽等人。会议分五个组，五个组里，每个组都有几个“凡是派”代表人物。在开全体会议时，胡耀邦作了三次讲话，邓小平作了一次讲话。我被邀参加会议的原因是，在这之前三个多月，《光明日报》刊登了我写的中篇“哲学幻想小说”——三个法庭：宗教法庭、理性法庭、实践法庭，我在这篇文章中呼吁为“天安门事件”翻案。

“理论务虚会”开会时，华国锋是党的主席，但刚刚开过“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开始掌握实权。会议的目的是批华国锋的“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第一天开幕式，胡耀邦报告话声刚落，周扬就从邓小平家里匆匆赶来，传达邓小平的指示：“不要设禁区，不要下禁令”。所以，会上大家畅所欲言，第二天，每一个人的发言，不经任何删改就印成“简报”。无论大会小会的发言，每人都可以看到。今天看起来，这次会议，实际上是毛泽东去世後第一次大规模的“非毛化”会议。除了没有人为刘少奇翻案外，会议上一个个发言列数毛泽东的错误，认为反右派，大跃进，反右倾，四清，文化大革命，统统是毛泽东左倾路线的产物，造成的冤假错案，都应该彻底平反。张显扬、王贵秀给会议提供了一篇《“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提出和演化过程》的长篇文章，会上又做了长篇发言，批判毛泽东晚年思想。李洪林发言批判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北师大的齐振海讲了民主是社会主义国家没有解决好的一个重大问题，我发言谈了“废止党和国家最高领导职务的终身制问题”。我所在组的“凡是派”代表人物就是后来的社科院院长胡绳。我与阮铭、胡绳在同一小组，在小组会上，阮铭言辞锐利，批胡绳时的激烈声调，我觉得就像解放初“斗地主”一般。

这次会议也是胡乔木、邓力群与会议大多数人分歧的开始。一九五九年《红旗》杂志刊登了康生一篇关于“同路人”的文章，是作为国庆十周年的纪念文章，题目是《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还是党的同路人？》。会上有人要批康生。这时，邓力群就在理论务虚会的《简报》上发了一封信。信上说：“该文是我提议写、我出的题目、我出的主意。我同许立群同志商量多次，由他执笔，两人共同讨论修改，最后由我定稿。文章写作前和写作过程中，我几次找康生，请他为纪念国庆十周年写篇文章，并且写这样的内容。他起初表示，没有什么要写的，不愿意写，后来同意写这样的文章，但是不愿意署他的名字。文章定稿以后，我又找他，请他看看，并建议用他的名字发表。最后，他勉强同意了。关于文章本身，他没有提任何修改意见，没有加一个字，也没有改一个字。”邓力群在这封信中虽然认为“康生问题很多，必须充分揭发。但是，不是他做的事，他不能负责，不能因为他出了问题，就都挂在他的账上。”当然，邓力群“不能因为他出了问题，就都挂在他的账上”说得很好，但也正是邓力群这封信，使大家看清了邓力群与康生的关系和一贯的政治态度。邓力群在《十二个春秋》一书中，提到这件事还说：“后来，王若水、严家其说，邓力群在理论工作务虚会期间，写信制止批评康生，会后不让批评康生。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邓力群是一个“理论棍子”，理论务虚会上自由发表意见的人，特别是王若水、李洪林、张显扬、郭罗基、孙长江、阮铭等人，他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一个一个地打击。

当会议的多数人兴高采烈地“批毛”时，胡乔木、邓力群却不高兴。邓力群在前几年在香港出版的《十二个春秋》里说，“会开的时间越长，发言越多，离谱的东西就越多。最突出的是王若水，他否定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本人，从毛泽东的个人品质上，要连根拔掉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胡乔木说，“这个会越开越不象样，这个也否定，那个也否定。归纳起来就是五个否定，即否定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党的领导、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据邓力群说，邓小平“看理论务虚会的简报，越看越看不下去。”

二十多天的漫长会议，就像《幸福的黄手绢》的“主角”岛勇作刚刚出狱一样，期盼着看到“幸福的黄手绢”。一路上，岛勇作忐忑不安地期盼着尽早回到家，却又担心看不到黄手绢。“理论务虚会”的大多数与会者，可以说是从毛泽东时代“思想禁锢的监狱”刚刚出狱的人，大家同样怀着不安和期盼的心情。不安的是，一九五七年“反右”的阴影没有消失，期盼的是，希望见到一个思想自由的、幸福的新时代。

在“理论务虚会”上，《人民日报》记者就当时西单“民主墙”的情况为会议提供了一期“简报”，名为“简报”，实际上有几万字长，详尽地介绍了当时的各个“民刊”和观点。《北京之春》是当时的一种“民刊”，筹办《北京之春》的会议是在社科院後面的“北牌坊胡同”召开的，因为我写《四五运动纪实》时访问当时“天安门事件”的参加者而认识王军涛，王军涛的筹办会我也去参加了。那一天，我正好从哲学所“内部发行”的书中买到了一本《布拉格之春》，当讨论“刊名”时，我提议为“北京之春”。周为民和王军涛是《北京之春》的主编和副主编，与我一起编《长城报》的邵明瑞熟悉北京印刷厂的情况，他几天内就印好了一期铅印的《北京之春》。既然“理论务虚会”的“简报”上系统介绍了西单“民主墙”，我就光明正大地拿了几十份铅印的《北京之春》发给了与会者。七十年代的西单“民主墙”，在北京只有一种“民刊”是铅印的，也只有一种“民主墙”刊物，进入了“理论务虚会”会场，这就是《北京之春》。

会议开了二十一天後停了一个多月，到再开时，各省市的有关人员参加，规模扩大了。邓小平不满意“理论务虚会”，但因会议开始时他说“不设禁区，不下禁令”，鼓励大家“解放思想”，他一时找不到借口制止“批毛”的进一步发展。魏京生在西单墙上贴出了批评邓小平“独裁”的大字报《要民主还是要新的独裁》，成了邓小平扭转政局的一个借口。在魏京生贴出大字报後四天，魏京生被捕，第二天，邓小平就在“理论务虚会”上作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坚决地制止“非毛化”运动的发展，也使华国锋、汪东兴找不到反对邓小平的借口。那些在会议上大谈毛泽东错误的人，看到邓小平挥舞起“四根大棍”来了，三天後，会议匆匆结束。

胡乔木是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讲话的起草人，胡乔木和邓力群也一直用这“四根大棍”来打击“理论界”的人。但到一九八九年初，胡乔木说出了他心底的看法。他说：“四项基本原则站不住，迟早要从宪法上拿下来。”

历史不会完全重覆。邓小平在“理论务虚会”上作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後，一九五七年的“反右”以新的形式出现了，这就是八十年代的“清理精神污染”和“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更严重的是，邓小平讲话後，中国政治气候大变，“民主墙”的代表人物魏京生、徐文立、任畹町等遭到逮捕判刑。当胡耀邦的支持者一个一个被胡乔木、邓力群和王震敲掉时，一九八七年一月，胡耀邦自己也垮台了。

一个胡乔木，一个邓力群，追随邓小平的结局是，“六四”後，胡乔木受到冷落，胡乔木自己否定了“四项基本原则”。据香港《争鸣》今年四月号报道，现年九十七岁的邓力群则提出了“退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