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届三中全会也许是一次重要的会议，因为习近平通过此会获得高度集权，并提出宏大的重整中国的治国思路，这会将中共和中国投入到剧烈变革的前景中。笔者认为，最后结果见仁见智，但中国将会进入巨大风险和机会并存的发展期。
习近平之前中共治国的思路演变
一般舆论认为：毛邓有所为，江是转型，胡温是混日子，习近平则在乱动。笔者认为，中共这些领导都是想有作为的，只是人们不关心他们的思路，而是根据自己的热望期盼和意义标准去判断，才没有捕捉到他们真实想法及其后果。
毛是通过残酷的政治斗争和巨大的政治运动实现宏大革命叙事的领导。因为政治后果的罪恶滔天，人们不承认他的主观动机中任何正面的元素。鉴於毛泽东造成的灾难性后果，邓小平坚信，中国问题是发展，发展的最大动因是开放带改革促进务实建设的社会活力，发展的最大破坏是政治冲突，只有高度集权才能维护政治稳定保障发展，发展后才能解决贫困及其他问题.江泽民则为了从中共的传统意识形态和政治基础解脱出来，以三个代表作为理由，建立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精英联盟，在全球化、市场化和信息化中实现发展。胡锦涛看到邓小平模式带来的社会和文化问题，想以所谓科学指导建立三民主义的和谐社会，重建中共管理发展后的社会的政治机制及初步发展的社会。
胡温是带着想法上岗的，也确实重建了共产党对社会的高度控制和整合机制，并且在民生方面弥补了江朱时期对弱势群体遗留的巨大欠账.但是，胡温想通过加强党的执政能力来解决问题的思路，虽然解决一些问题，却进一步恶化更多的问题，因为人们痛恨的安全腐败暴政等问题是邓小平维稳高度集权造成的。强化权力只会加重、而不会解决问题.
习近平的执政思路
习近平与胡温表面不一样，一登基就给人要大刀阔斧地有作为的气势。他尖锐地提出问题、严厉地抨击问题，并且大刀阔斧地摆出解决问题的架势和踢出几脚.然而，从三中全会的两项决策看，他与胡锦涛其实一样，还是沿袭邓小平的思路，想通过进一步集权维持政治稳定、通过开放和改革促进发展来解决问题.
所谓国安会体制，几乎是个战时动员体制；如果在实践中充分使用，党章国法都将形同虚设.在领袖、政党、国家和个人关系上，习近平最后甚至会回到毛的体制：一个领袖通过一个军机核心掌握党，通过党运作军队和国家，通过国家控制社会进而管理个人。这是对中共改革开放以来本来就不多的政治进步的全面彻底的倒退。
习近平的经济体制改革的设想，也是个通过党重建国家制度的计划。也许习近平认为，他是进行与全球资本主义接轨的市场化的改革，因此是改革。但是，资本主义不同於历史上存在过的市场和交换经济，就在於不受宗教和国家干预的独立的市场运行。当习近平将市场变成国家的一部分时，中国与全球化市场便脱轨了。
习近平的改革命运
从人类政治经验看，习近平执政理念会是个灾难性的结局。这不是说他私心作恶，也不是说他不会做成些好事，而是他的执政理念中的政治体制和改革策略的选择造成的。
人类政治史多数时期是形形色色的专制体制，但是进入现代化后的绝大多数稳定公正的社会是宪政民主体制。在现代化过程中，不少国家也曾採纳过其他体制，例如法西斯和共产主义的极权体制、东亚发展主义或南美的威权体制，这些体制多数都很失败，不仅使得社会现代化延迟，而且导致社会在所有建设性方面都溃败。固然有少数在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方面有过耀眼的成就，甚至比宪政民主国家更有吸引力，但这些政权最后也都是以政治灾难为结局。
一个很好的例子是大革命前的法国。自王岐山表示对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感兴趣后，中国热议法国大革命的教训。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托克维尔的论述被解读为革命只会带来建设性事业的覆没并最后是旧制度的复辟。其实，自由主义的托克维尔讚美美国革命，他对法国革命的批判不在於变革，而是认为国家主导变革导致社会萎缩是一切灾难的根源。习近平如此雄心勃勃地集权推进改革的执政计划，在托克维尔主义看来，肯定会导致巨大的灾难.
习近平的最后机会
中国早在一百多年前就选择过宪政民主。而且这是在尝试许多其他选择失败后作出的选择。然而，当世界多数国家经过各类灾难选择宪政民主时，中国的宪政民主却被颠覆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共产主义革命失败，中国本应回到宪政民主轨道，但邓小平出於一党之私心私利，选择威权政体.这个政体在经济快速发展时就给社会带来巨大的危害：贫富分化、腐败、暴力泛滥、道德沦丧、环境毁灭，这些问题即使不是党国垄断权力造成的，也是党国垄断权力阻止社会进步力量所致。
习近平如此高度集权，会重蹈覆辙，造成更大的危机.但笔者不认为习近平的思想是成熟的，他还一直在局限中做官，没有动力和机会思考政治发展问题，更没有机会接触这类思考所需要的事实和争论的信息。当遇到巨大阻力或者促成危机发生时，习近平会被动地重新调整。他也许会亮剑做男儿，但那将会一败涂地；他也许会在压力下选择宪政民主取向的改革，那是他作正确选择的最后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