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6、邓小平的改革是维护一党私利的实用主义和机会主义 邓小平以“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之桂冠名扬天下。实际上在他复出之前，华国锋、叶剑英、胡耀邦等作出的粉碎四人帮、工作重心转移、平反冤假错案、真理标准的大讨论这一系列的重大贡献，已经开辟了非毛化的历史进程，开创了改革开放的新局面。循着这一方向，冲破毛泽东的专制极权体制的枷锁，指日可待。可邓掌控中国后，将改革的坐标锁定于经济领域，在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他不容许超越毛泽东的衣钵，哪怕是打开一个缺口。邓的改革思路是从一党私利出发的实用主义和机会主义。他否定“两个凡是”，却提出“四项基本原则”（人称“四个凡是”）；他否定“文革”，批评毛的晚年错误，却捍卫毛的历史地位，提出“完整地正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他提倡对外开放，引进外资与先进科学技术，却拒斥西方自由、民主的价值观与政治制度；他主张市场经济，开放私人资本，却强调公有制（官有制）为主体，维护一党自利的特权体制；他对毛的个人专制及其对党国的危害虽有所反思，但当民众呼唤自由、要求民主时，他不懈地予以反击，并非法罢黜两位贤明的总书记，直至制造“六四”血案，镇压近代史上规模最大的民主运动。邓小平的所作所为，使中国的宪政民主大业搁浅达三十余年之久（超过毛二十七年的极权统治）。
47、邓小平改革模式的三大缺陷及其后果 ﴾1﴿ 市场经济与“公有制主体”论的二重变奏，导致社会结构的两极化。邓认为，坚持社会主义，必须使“公有经济始终占主体地位”，其后果一是，使市场经济发育受阻，成了党国权力的附庸，而不是资源配置的“看不见的手”；二是国企在国民经济中享有霸主地位，经济改革徘徊、倒退，民间经济一直受到歧视，发展空间逼仄；三是权力与市场交媾，官商勾结，大肆掠夺民财与鲸吞国有资产，造成贫富两重天的社会结构。 ﴾2﴿ “GDP挂帅”的发展观导致生态与环境的恶化，资源的浪费。GDP虽重要，但不至上，不唯一。GDP挂帅，必将陷入“增长的异化”：虚假无效的增长，结构失衡的增长，偏离公正的增长，危害社会和环境的增长。伴随着这种增长的是“不可承受之高”：高消耗，高污染，高通胀，高分化，高腐败，高风险。多高并举，酿成民众及其子孙后代无法吞噬的苦果。﴾3﴿ 坚守毛泽东的极权衣钵，导致宪政民主大业的搁浅。邓的政治遗产，一是全力维毛，传承毛的极权体制；二是捍卫“一党专政”，一再扑灭自由、民主运动；三是倡导核心，个人专制再现，以“毛二世”的形象告别政坛。邓时代，经济虽有所发展，但国家与社会从整体上仍处于倒退趋势。
邓小平在1980年回答意大利记者时，对自己的功过评价是“对半开”。即使这个低调的自我评价，也有待历史检验。邓专制给中国社会带来的深深伤痛和种种后患，国人应有清醒的认识。
48、称三中全会是“伟大的历史转折”，失之偏颇 1978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工作重心转移的决定，史称“伟大的历史转折”。这一评价，不甚确切，经不起历史检验。第一，1949年以来中国人民遭受种种劫难，根源在于毛泽东及其所建立的专制极权体制，只有摒弃这一体制，重建孙中山开创的民主共和新政，中国才能走向自由、民主、幸福的康庄大道。可是工作重心的转移，只是“以经济建设为纲”取代“以阶级斗争为纲”，根本无有触动极权体制的命门，加之不久邓小平借机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更为中国向宪政民主“伟大的历史转折”设置了重大障碍。第二，文革结束前后，国人虽厌倦“阶级斗争”，企盼摆脱贫穷，但最为渴望的是人的精神解放与思想解放，由党奴成为自由人。这一点从1976年4月爆发的天安门“四五运动”（毛说，群众的矛头是对着我的）；1976年10月“四人帮”的覆灭，举国纵情欢呼；1978年5月爆发的“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破除对毛的神化；1978年11月到1981年4月北京“西单民主墙”所喷发的对自由、民主的呼喊；以及“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涌现的党内新思潮的冲击波，无不说明，当时中国的思想大潮从党内到党外，都集中火力在极力挣脱专制极权体制的镣铐。可是，三中全会所作出的工作重心转移的决定，显然没有体现当时举国举党所呼唤的这一时代心声。之后，邓小平正是以“一心一意搞建设”作为旗帜，扼杀自由民主运动，把中国引上了歧路——经济（在短期内）发展了，可是，党国乃至整个民族堕落了。
49、搬掉毛山和邓山，中国才能前进 阻碍中国前进的，不仅有毛泽东的思想遗产和制度遗产，还有邓小平的思想遗产和改革模式遗产。在我们面前有两座大山——毛山和邓山，只有搬掉这两座大山，才能实现“伟大的历史转折”。“四项基本原则”是中国的“柏林墙”，就在这道高墙内，邓小平血腥地镇压了1989年春夏之交那场空前的民主运动。四项基本原则，是四个禁区，四个紧箍咒，是整人治罪的四根大棒，是支撑极权体制的四根支柱，是堵塞政治、经济、文化全面改革的高墙，也是造成今天中国僵局、困局、危局和乱局的总根源。
搬掉毛山和邓山，首先要超越四项基本原则。将共产党的“一党专政”，修正为宪政民主，还政于民；将无产阶级专政修正为公民在政治与法律上一律平等；将专制的贫富悬殊的社会主义修正为民主的公平的社会主义；将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修正为思想文化上的多元主义。核心的一条是修正共产党的“一党专政”。
搬掉毛山和邓山，还要将邓小平的跛足改革模式，转换为以政治体制改革为核心的全面改革模式。政治体制改革要纠正三个错误认识。第一个错误认识：决不搞西方那一套。“决不搞西方那一套”，乃是不搞政改、不搞民主的遁词而已。一百多年的历史证明，不搞西方民主那一套，政改不可能走向自由民主的普世正道。第二个错误认识：政治体制改革要实行“党政分开”。任何一个执政党，不可能“党政分开”。“党政分开”的改革目标是个伪命题。出路是改变一个党永久地垄断国家权力。第三个错误认识：以党内民主带动国家民主。党内民主和国家民主在内涵和外延上各不相同。两者在民主机制和民主运作上没有内在的逻辑关联。即使党内民主有了长足的进步，如果国家政治制度依然是在“一党专政”框架的轨道内运行，那么，政府依然是一党之政府（人民无选择政府之自由），人民代表大会依然是通过一党旨意的工具，军队国家化、司法独立等，也只能是海市蜃楼。
搬掉毛山和邓山，最根本的，要实现制度创新：有小的制度创新，有大的制度创新——由一党制过渡到多党制，实行国家权力和平、有序地交替。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工作，要改造现行的宪法体系，要对现行宪法进行重大修改。现行宪法体系：存在非成文宪法，即潜规则宪法和为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成文宪法。前者应予废除，后者应根据立宪宗旨进行脱胎换骨的修正。
第五辑 人类的生存危机
50、生存危机正在向人类逼近 21世纪人类最大的问题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工业社会以来人类对环境的破坏，西方学者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就提出警示。至新世纪已成为中国人所普遍关注的大事。20世纪全球人口已达60余亿，比19世纪增加了3倍。照此速度增长，那么，21世纪全球人口将达到180亿。要满足180亿人的正常消费，地球有限的土地、矿产等资源已不堪重负；更何况消费主义甚嚣尘上，人们无理性地追求奢靡的物质享受。2010年9月，物理学家霍金爆出惊人言论：地球将在200内毁灭，就是出于这种计算，并非危言耸听。为此，各国政府、各国政要，应共商人类永久生存、文明生存的大计，就人口增长、经济发展、消费扩张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如何保持平衡共同采取坚决的措施。显然，要维护这种平衡，必须抑制人口的增长、经济的发展与消费的扩张。
51、环境与人的生存之间的矛盾，对中国来说尤为严峻 无论是毛的大跃进年代，还是邓的GDP挂帅年代，中国人都以“建设”的名义对环境进行无所顾忌的“破坏”。政府领导人为了政绩，只顾眼前，不计未来，他们是制造生态灾难的历史罪人。未来中国的领导人应当力纠这种错误的发展方略，把保护生态与环境作为执政者的首要责任。
第六辑 短 论
52、共产党应当向国民党学习 国民党曾作为专制、腐朽的势力而被中共赶出大陆至今已有六十余年之久。然而，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国民党在渡过困难时期后终而崛起，共产党则在普遍的腐败中朝不保夕。出路是向国民党学习：﴾1﴿ 举起三民主义旗帜，放弃马列毛那一套错误理论。﴾2﴿ 开放党禁，放弃一党专政，实行多党平等竞争，还政于民，使中国走上宪政民主的普世大道。
53、知识分子是独立的社会群体，是民族的精英，人类的大脑 知识分子在毛时期归属于资产阶级，邓时期荣属于工人阶级了。总之，知识分子必须依附于某个阶级，它没有独立存在的资格。这种认识是错误的。自古以来，知识分子是社会中一个独立的群体（或阶层），所谓士、农、工、商。知识分子还居于首位呢。知识分子的脑力劳动和创造性贡献，是社会进步的动力，他们的劳动成果得益于全民族、全人类。他们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的推进中起着先锋的作用。知识分子中不乏有先知先觉者，他们是民族的精英，社会的良知，人类的大脑。其他阶级在社会的演进中会趋向消亡，惟独知识分子的队伍随着文明的提升而扩大。毛泽东提出知识分子要向工人、农民学习，从中改造自己，实现知识分子劳动化，是开历史倒车的错误指向。
54、“反右运动”是一次大规模的“违法犯罪”运动 1957年的“反右”运动是错误的，1979年“被改正”。仅此认识是不够的。“反右”不仅仅是搞“错”，是一次大规模的“违法犯罪”，是国家领导人的重大“罪错”，应为此支付精神赔偿，并向受害者和家人公开道歉。
55、知识分子遭受共产政权迫害之谜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大批青年知识分子投入中共怀抱，走上革命道路。他们真诚地相信，中共会给中国带来自由、民主与强盛。待中共执政后，上演了比国民党更专制、更血腥、更腐败的历史。在中共的统治下，这批知识分子，其中多数受到不同程度的迫害与整肃。现实无情地走到了理想的反面。进入大耄之年，他们反思这段历史，寻探答案，从噩梦中醒来，有了不同程度的觉悟。李慎之、李锐、李普、胡绩伟、杜润生、任仲夷、朱厚泽、何方等人，便是代表。
解开历史之谜，答案是什么呢？关键的一个问题是对中共、对马列主义缺乏认识。中共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宣称要建立一个自由、民主、富强的新中国，赢得很多人的青睐。但依据无产阶级领导（经过共产党）的原则、无产阶级专政的目标和民主集中制的制度安排，中共一旦执政，势必建立起比国民党更专制更独裁的政治体制。所以，储安平预言，国民党统治下，自由是个多少的问题；假如共产党执政了，这个自由就变成有和无的问题了。对于储安平的这一洞见，有多少人当作一回事！中共宣称马列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在这个理论指导下，中国将消灭私有制，消灭剥削阶级，在无产阶级专政下，通过社会主义而进入共产主义的美好社会。这个理论以及中国的发展方向也被许多人接受了。当然，这种“接受”是非常盲目的。他们对于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马列主义，只知其名，不知其实。至于推行于中国社会之后会产生什么后果，更是茫然不知。待毛泽东在中国强行实施共产化之后，人们才逐渐感受到，它使几千年积淀的文明遭之毁灭性的破坏。经济发展失去了内在的动力，每个人的权利遭到全面的剥夺，经济、文化和道德全面滑坡，而且，这种倒退趋势至今未得到遏制。这场乌托邦的大规模实验以彻底失败告终。这个巨大的挫折和对全民族造成的伤痛，固然有毛泽东、邓小平等人的个人因素，但文化价值观和国家制度是根本性的。
1920年俄共派维经斯基来中国建党，是在中国建立红色殖民地。由此时始，中国的一部分知识分子转向了俄化、赤化、马列化、左倾化，即“走俄国人的路”。也是从此时始，中国存在两种文化的博弈，一种是西方的自由民主主义，一种是来自苏俄的专制极权主义。这两种文化的博弈，在中国的现代史上刻上了深深的烙印。随着中共的壮大，乃至夺得了全国政权，便把“四化”推向全国，主导中国，并彻底扫荡西方以及辛亥、五四以来自由民主主义的文化价值；中国就此陷入灾难，中国人就此沦为党奴。那些怀抱自由民主主义理想的知识分子，此时成了中共极权统治的障碍，受到排斥和打击，也属势在必然；尽管他们曾为中共出生入死，并一直是中共虔诚的拥护者。所以，中共的诞生和中国的文化转向乃是在中国播下了劫难的种子；待它生长、壮大， 整个社会已经失去了任何可以与它抗衡之力。这个历史之谜的告白，愿越来越多的人明白个人与民族遭受不幸的真相。
47、邓小平改革模式的三大缺陷及其后果 ﴾1﴿ 市场经济与“公有制主体”论的二重变奏，导致社会结构的两极化。邓认为，坚持社会主义，必须使“公有经济始终占主体地位”，其后果一是，使市场经济发育受阻，成了党国权力的附庸，而不是资源配置的“看不见的手”；二是国企在国民经济中享有霸主地位，经济改革徘徊、倒退，民间经济一直受到歧视，发展空间逼仄；三是权力与市场交媾，官商勾结，大肆掠夺民财与鲸吞国有资产，造成贫富两重天的社会结构。 ﴾2﴿ “GDP挂帅”的发展观导致生态与环境的恶化，资源的浪费。GDP虽重要，但不至上，不唯一。GDP挂帅，必将陷入“增长的异化”：虚假无效的增长，结构失衡的增长，偏离公正的增长，危害社会和环境的增长。伴随着这种增长的是“不可承受之高”：高消耗，高污染，高通胀，高分化，高腐败，高风险。多高并举，酿成民众及其子孙后代无法吞噬的苦果。﴾3﴿ 坚守毛泽东的极权衣钵，导致宪政民主大业的搁浅。邓的政治遗产，一是全力维毛，传承毛的极权体制；二是捍卫“一党专政”，一再扑灭自由、民主运动；三是倡导核心，个人专制再现，以“毛二世”的形象告别政坛。邓时代，经济虽有所发展，但国家与社会从整体上仍处于倒退趋势。
邓小平在1980年回答意大利记者时，对自己的功过评价是“对半开”。即使这个低调的自我评价，也有待历史检验。邓专制给中国社会带来的深深伤痛和种种后患，国人应有清醒的认识。
48、称三中全会是“伟大的历史转折”，失之偏颇 1978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工作重心转移的决定，史称“伟大的历史转折”。这一评价，不甚确切，经不起历史检验。第一，1949年以来中国人民遭受种种劫难，根源在于毛泽东及其所建立的专制极权体制，只有摒弃这一体制，重建孙中山开创的民主共和新政，中国才能走向自由、民主、幸福的康庄大道。可是工作重心的转移，只是“以经济建设为纲”取代“以阶级斗争为纲”，根本无有触动极权体制的命门，加之不久邓小平借机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更为中国向宪政民主“伟大的历史转折”设置了重大障碍。第二，文革结束前后，国人虽厌倦“阶级斗争”，企盼摆脱贫穷，但最为渴望的是人的精神解放与思想解放，由党奴成为自由人。这一点从1976年4月爆发的天安门“四五运动”（毛说，群众的矛头是对着我的）；1976年10月“四人帮”的覆灭，举国纵情欢呼；1978年5月爆发的“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破除对毛的神化；1978年11月到1981年4月北京“西单民主墙”所喷发的对自由、民主的呼喊；以及“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涌现的党内新思潮的冲击波，无不说明，当时中国的思想大潮从党内到党外，都集中火力在极力挣脱专制极权体制的镣铐。可是，三中全会所作出的工作重心转移的决定，显然没有体现当时举国举党所呼唤的这一时代心声。之后，邓小平正是以“一心一意搞建设”作为旗帜，扼杀自由民主运动，把中国引上了歧路——经济（在短期内）发展了，可是，党国乃至整个民族堕落了。
49、搬掉毛山和邓山，中国才能前进 阻碍中国前进的，不仅有毛泽东的思想遗产和制度遗产，还有邓小平的思想遗产和改革模式遗产。在我们面前有两座大山——毛山和邓山，只有搬掉这两座大山，才能实现“伟大的历史转折”。“四项基本原则”是中国的“柏林墙”，就在这道高墙内，邓小平血腥地镇压了1989年春夏之交那场空前的民主运动。四项基本原则，是四个禁区，四个紧箍咒，是整人治罪的四根大棒，是支撑极权体制的四根支柱，是堵塞政治、经济、文化全面改革的高墙，也是造成今天中国僵局、困局、危局和乱局的总根源。
搬掉毛山和邓山，首先要超越四项基本原则。将共产党的“一党专政”，修正为宪政民主，还政于民；将无产阶级专政修正为公民在政治与法律上一律平等；将专制的贫富悬殊的社会主义修正为民主的公平的社会主义；将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修正为思想文化上的多元主义。核心的一条是修正共产党的“一党专政”。
搬掉毛山和邓山，还要将邓小平的跛足改革模式，转换为以政治体制改革为核心的全面改革模式。政治体制改革要纠正三个错误认识。第一个错误认识：决不搞西方那一套。“决不搞西方那一套”，乃是不搞政改、不搞民主的遁词而已。一百多年的历史证明，不搞西方民主那一套，政改不可能走向自由民主的普世正道。第二个错误认识：政治体制改革要实行“党政分开”。任何一个执政党，不可能“党政分开”。“党政分开”的改革目标是个伪命题。出路是改变一个党永久地垄断国家权力。第三个错误认识：以党内民主带动国家民主。党内民主和国家民主在内涵和外延上各不相同。两者在民主机制和民主运作上没有内在的逻辑关联。即使党内民主有了长足的进步，如果国家政治制度依然是在“一党专政”框架的轨道内运行，那么，政府依然是一党之政府（人民无选择政府之自由），人民代表大会依然是通过一党旨意的工具，军队国家化、司法独立等，也只能是海市蜃楼。
搬掉毛山和邓山，最根本的，要实现制度创新：有小的制度创新，有大的制度创新——由一党制过渡到多党制，实行国家权力和平、有序地交替。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工作，要改造现行的宪法体系，要对现行宪法进行重大修改。现行宪法体系：存在非成文宪法，即潜规则宪法和为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成文宪法。前者应予废除，后者应根据立宪宗旨进行脱胎换骨的修正。
第五辑 人类的生存危机
50、生存危机正在向人类逼近 21世纪人类最大的问题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工业社会以来人类对环境的破坏，西方学者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就提出警示。至新世纪已成为中国人所普遍关注的大事。20世纪全球人口已达60余亿，比19世纪增加了3倍。照此速度增长，那么，21世纪全球人口将达到180亿。要满足180亿人的正常消费，地球有限的土地、矿产等资源已不堪重负；更何况消费主义甚嚣尘上，人们无理性地追求奢靡的物质享受。2010年9月，物理学家霍金爆出惊人言论：地球将在200内毁灭，就是出于这种计算，并非危言耸听。为此，各国政府、各国政要，应共商人类永久生存、文明生存的大计，就人口增长、经济发展、消费扩张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如何保持平衡共同采取坚决的措施。显然，要维护这种平衡，必须抑制人口的增长、经济的发展与消费的扩张。
51、环境与人的生存之间的矛盾，对中国来说尤为严峻 无论是毛的大跃进年代，还是邓的GDP挂帅年代，中国人都以“建设”的名义对环境进行无所顾忌的“破坏”。政府领导人为了政绩，只顾眼前，不计未来，他们是制造生态灾难的历史罪人。未来中国的领导人应当力纠这种错误的发展方略，把保护生态与环境作为执政者的首要责任。
第六辑 短 论
52、共产党应当向国民党学习 国民党曾作为专制、腐朽的势力而被中共赶出大陆至今已有六十余年之久。然而，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国民党在渡过困难时期后终而崛起，共产党则在普遍的腐败中朝不保夕。出路是向国民党学习：﴾1﴿ 举起三民主义旗帜，放弃马列毛那一套错误理论。﴾2﴿ 开放党禁，放弃一党专政，实行多党平等竞争，还政于民，使中国走上宪政民主的普世大道。
53、知识分子是独立的社会群体，是民族的精英，人类的大脑 知识分子在毛时期归属于资产阶级，邓时期荣属于工人阶级了。总之，知识分子必须依附于某个阶级，它没有独立存在的资格。这种认识是错误的。自古以来，知识分子是社会中一个独立的群体（或阶层），所谓士、农、工、商。知识分子还居于首位呢。知识分子的脑力劳动和创造性贡献，是社会进步的动力，他们的劳动成果得益于全民族、全人类。他们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的推进中起着先锋的作用。知识分子中不乏有先知先觉者，他们是民族的精英，社会的良知，人类的大脑。其他阶级在社会的演进中会趋向消亡，惟独知识分子的队伍随着文明的提升而扩大。毛泽东提出知识分子要向工人、农民学习，从中改造自己，实现知识分子劳动化，是开历史倒车的错误指向。
54、“反右运动”是一次大规模的“违法犯罪”运动 1957年的“反右”运动是错误的，1979年“被改正”。仅此认识是不够的。“反右”不仅仅是搞“错”，是一次大规模的“违法犯罪”，是国家领导人的重大“罪错”，应为此支付精神赔偿，并向受害者和家人公开道歉。
55、知识分子遭受共产政权迫害之谜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大批青年知识分子投入中共怀抱，走上革命道路。他们真诚地相信，中共会给中国带来自由、民主与强盛。待中共执政后，上演了比国民党更专制、更血腥、更腐败的历史。在中共的统治下，这批知识分子，其中多数受到不同程度的迫害与整肃。现实无情地走到了理想的反面。进入大耄之年，他们反思这段历史，寻探答案，从噩梦中醒来，有了不同程度的觉悟。李慎之、李锐、李普、胡绩伟、杜润生、任仲夷、朱厚泽、何方等人，便是代表。
解开历史之谜，答案是什么呢？关键的一个问题是对中共、对马列主义缺乏认识。中共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宣称要建立一个自由、民主、富强的新中国，赢得很多人的青睐。但依据无产阶级领导（经过共产党）的原则、无产阶级专政的目标和民主集中制的制度安排，中共一旦执政，势必建立起比国民党更专制更独裁的政治体制。所以，储安平预言，国民党统治下，自由是个多少的问题；假如共产党执政了，这个自由就变成有和无的问题了。对于储安平的这一洞见，有多少人当作一回事！中共宣称马列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在这个理论指导下，中国将消灭私有制，消灭剥削阶级，在无产阶级专政下，通过社会主义而进入共产主义的美好社会。这个理论以及中国的发展方向也被许多人接受了。当然，这种“接受”是非常盲目的。他们对于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马列主义，只知其名，不知其实。至于推行于中国社会之后会产生什么后果，更是茫然不知。待毛泽东在中国强行实施共产化之后，人们才逐渐感受到，它使几千年积淀的文明遭之毁灭性的破坏。经济发展失去了内在的动力，每个人的权利遭到全面的剥夺，经济、文化和道德全面滑坡，而且，这种倒退趋势至今未得到遏制。这场乌托邦的大规模实验以彻底失败告终。这个巨大的挫折和对全民族造成的伤痛，固然有毛泽东、邓小平等人的个人因素，但文化价值观和国家制度是根本性的。
1920年俄共派维经斯基来中国建党，是在中国建立红色殖民地。由此时始，中国的一部分知识分子转向了俄化、赤化、马列化、左倾化，即“走俄国人的路”。也是从此时始，中国存在两种文化的博弈，一种是西方的自由民主主义，一种是来自苏俄的专制极权主义。这两种文化的博弈，在中国的现代史上刻上了深深的烙印。随着中共的壮大，乃至夺得了全国政权，便把“四化”推向全国，主导中国，并彻底扫荡西方以及辛亥、五四以来自由民主主义的文化价值；中国就此陷入灾难，中国人就此沦为党奴。那些怀抱自由民主主义理想的知识分子，此时成了中共极权统治的障碍，受到排斥和打击，也属势在必然；尽管他们曾为中共出生入死，并一直是中共虔诚的拥护者。所以，中共的诞生和中国的文化转向乃是在中国播下了劫难的种子；待它生长、壮大， 整个社会已经失去了任何可以与它抗衡之力。这个历史之谜的告白，愿越来越多的人明白个人与民族遭受不幸的真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