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中国政治事务的人们，基于不同的视角，对于当今中国政治生态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描述,其中比较有共识的说法是中国处在一个后极权时代。那么这个后极权有多“后”，如何“后”等等更微观的话题就值得探究。我自己的兴趣比较集中在观察中共的演变，也写过一些短文，试图通过分析中共可能的演变来增加对社会演变的认知，合理化对社会转型风险的评估。不过这种努力注定只能是盲人摸象，因为中共这架机器运转，与其说是极度复杂，不如说是极度混乱，多种隐秘的议程裹挟着表面规则，但最为核心的部分依旧是阳光无法穿透，只能通过满天飞的小道消息或猜谜游戏来窥测。所以，这架庞大机器如何维系后极权统治，如何在社会变迁潮流面前进行适应性的调整，依旧不得而知。

不过，最近和一些朋友的讨论，以及对一些公共政策的评析，我对中共忽然有了一种奇怪的疑问，那就是中共是否还是我们所认为的中共？它似乎彻底失去了对社会变化的敏感，它不断增长的内耗使得我们有理由质疑：从整体上来分析中共是否还有意义？实际上，中共作为一个庞然大物，很多重要构件已经失灵，部分和部分之间冲突，甚至走向碎片化，更为重要的是，中共的中枢决策体系似乎逐步走向瘫痪，或者更为形象的说法是，中共是否脑死亡？

某种意义上，如同一个自然界的有机体一样，政治组织也有构成其生命的基本要素，有生命周期，会生长也会消亡。作为一个政治组织来说，它最重要的生命力是它所代表的价值准则，如果失去了价值准则，它就失去了灵魂，就会逐步萎缩，其消亡则是迟早的事情。除了价值准则之外，接下来的应该是决策体系，类似于一个组织的管理层，一个组织依赖决策体系进行目标设定，任务执行以及对环境的适应性调整等工作。决策体系就象驾驶员，引导着列车前行。组织的演化其实也就是它的构成部件的综合演化。不是所有的组织都能成功演化，在人类的政治发展实践中， 充满了各种消亡的政治组织的化石—包括很多国家的共产党和其他集权组织。

宣称中共脑死亡，和大多数朋友的感受显然不同，在大多数人的印象当中，中共显然非常活跃，垄断利益，压制自由，迫害人权，怎么会脑死亡？！不过在本文的视角下，这些现象仅仅是中共某些机构的习惯性行为，这些行为的存在正好说明了中共决策层无法及时纠正附属机构的非正当行为，说明中共自身控制体系失灵了。为了不与人们的直觉相混淆，我先做些必要的澄清。本文里提到的中共脑死亡只基于两个论断：中共无法实现价值的更新，中共无法实现有效率的决策。

中共在价值方面遭遇的困境有目共睹，它迄今所做的种种调整的努力—很遗憾—都显得毫无章法，颇具无厘头色彩，看上去就象自己抓住自己头发往上抬升。而对于普世性的价值和现代政治的基本准则，它无法删除多年形成的“敌对势力”的思维定势，依旧防范甚深，因此中共在价值层面自己把道路堵死，始终无法得到更新。一个无头苍蝇可以继续嗡嗡飞舞，但绝不会有优美的飞行轨迹。价值体系失灵后，实用主义和利益考量替代了意识形态成为绑定其成员的激励机制，但是仅仅依靠实用主义和利益收买，毕竟无法永远维系一个庞大组织的运转。实用主义和利益鼓励其成员们各自为政，而不是齐心协力维护整体利益。

另一方面，在政治中枢失灵的情况下，国家机器的大部分，可以继续依靠惯性运转，因此不能从国家机器依旧在运转甚至集权残暴一面依然存在等因素来倒推并否定中共核心层面的脑死亡状态。更何况，这些年，随着社会力量的发育，社会结构的变化，社会自组织能力稳步提高，社会形态更加复杂化，政治冷漠情绪流行，政治能量传导受到阻隔，对于政治核心层的感受更加遥远，核心层的政治脑死亡也许需要很多时间段才能传导到社会，让公众感受到。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过多久才最终爆炸开来？因此，某种意义上，公众感受是会短暂失真的，容易被操纵和被扭曲的，并不能作为当然的依据。

一个强大的执政集团呈现出某种脑死亡状态，这当然只是一个猜测，一个判断，而不是一个能被核实的事实。不过既有的经验事实，已经够我们做一些合理想象和做出一些基本判断。

2002年以来政治舞台上演的基本是个肥皂剧。政治标识不断切换，从三个代表，到先进性，到八荣八耻，到科学发展观，再到和谐社会；政治的群众性演员（那些大大小小的官员们）也换了一大半，登场退场，热闹非凡。但是5年过去了，撇开那些泛滥的政治标识，刨开那些廉价的宣传垃圾，当我们盘点沉淀下来的政治资产的时候，我们能看到什么呢？除了在孙志刚事件中为了消除公愤而废除的收容遣送制度之外，在经济政策上废除农业税勉强可以算点成绩之外，基本上就没有别的政治成绩了。从政治现代化，或者制度演进的意义上来看，最近5年几乎是交了白卷。如果说民间人士有时光飞逝，民主不彰的遗憾的话，那么那些身处权位，政治作秀不断，口吐泡沫的政治领导层知不知羞？

在转型时代的中国，一个执政集团，居然5年以来在政治问题上几乎交了白卷，那些政治现代化所必需的议题讨论空间始终没有扩展，政治转换之门被堵死，甚至没有迹象表明政治转型进入了执政集团的视野或议事日程，当然更无法贯穿到执政集团的政治过程。那么，简单的结论就是，这个集团有严重的功能障碍。在最核心的政治议题上，这个集团的中枢决策系统已经无法提供必要的政治决断，这个机构的小脑虽然不乏机灵的小聪明，但其大脑已经死亡，无法提供有远见、有魄力的大智慧。

我们可以探索一些可能的病理机制。首先，如前所述，中共在价值层面的困境即是内生的，来自于列宁主义政党的政治基因。经过所谓的改革开放30年，在不改变政治元规则的基础上，所有的政治腾挪空间都给堵死了，价值层面已经无法适应情境变迁。其次，在过去的数年间，政治高层之间的非规则权力斗争，无疑也是导致中共脑死亡的重要原因。意识形态破产导致道统消失，强人政治凋谢导致政统失灵，而纸面的权力运作规则（比如民主集中制）从来就没有正式运转过，执政集团非但不尊重《宪法》，而且连《党章》都不尊重。所谓的党内民主，也不过是黑箱权斗决定所有的规则游戏。与此同时，又一个不断上升的第三者力量—社会力量——限制着高层权斗采取极端主义的方式，否则鱼死网破，大家也许一起玩完。于是，政治斗争就被限定在一个逼仄空间内，处在一种持续的胶着状态，谁也不能轻易地消灭对手，双方都处在不确定的威胁中。因此，所有寡头都不愿主动出击，在富有挑战性的政治议题上冒险，高层的政治意愿在绞尽脑汁的权斗中消耗殆尽。

如果说，原来的政治权力本身就是一个死亡架构，那么经过17大重新洗牌之后新的格局又如何呢？我在《简评中共17大》的短文中，曾经判断情况并没有得到显著改善，高层之间权力相互制约的现实依然存在。但这种制约不是西方三权分立下机构和机构之间根据规则形成的积极的权力制衡，只是权力无法规则化的一种僵化。我还提到了中共政治元老院重新崛起的现象，16大退休的政治局常委以及退休历任政治局常委加在一块，人数已经不少，加上这些老人人老心不老，对政治事务要发挥余热，通过各种形式施加政治影响，功能上就相当于一个政治元老院。正式机构内部的派系相互制约，加上政治元老院的崛起，使得正式的政治机构空心化。人大不重要，国务院不重要，政治局也不重要，甚至政治局常委会也不是解决争议的最后裁判所。

中共地方政治力量权重增加，部门之间的利益对抗加剧，派系和朋党成为重要的政治整合方式。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来看，政治就是一场混战，为了利益，为了权力，同台博弈，相互厮杀。在权斗酣烈的时候，任何高风险的关系中国政治未来的基本议题是不会被导入的。 而权斗尘埃落定的时候，导入那些议题就更没必要了。因此，从制度演进的角度来看，在特定的社会阶段，一个列宁主义政党几乎注定要进入脑死亡状态。

中共的这种脑死亡效果是多方面的。 一方面，中共这种准脑死亡状态，失去了自身成员的认同，组织本身的合法性溃散，构成中共肌体的各个部件离心倾向加强，自我约束弱化，一些公共机构黑社会化、暴力化。另一方面，政治体制的僵化，使得中国错过了政治变革的机会，政治演进受阻导致政治进程混乱，宪政，民主，法治，这些架构被遏制，大家对未来缺乏明确的预期，社会转型风险加大。这意味着一党专制最终被宣布死亡之后，社会背负的政治负资产非常沉重。

当然，中共脑死亡也意味着党内民主带动社会民主的道路行不通，民主将是各种民间力量逐步登场，在多轮博弈之后，重新寻找政治共识和确实政治规则的过程。中共脑死亡为中国的政治再造做了必要的铺垫，中共的化石化过程是热爱自由的人们的期待。

2008年元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