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铁道部长因刘志军犯下严重违纪罪行，贪污6000多万人民币而被判死缓；湖南商人曾成杰因涉嫌非法集资上亿元亦被判死刑，前者不但逃过一死，甚至可能在服刑期间获准“保外就医”，后者却在家人毫不知情下遭到秘密处决。针对刘、曾二人截然不同的命运，清华大学法学院法学博士王进文日前在纽约时报中文网撰文指出，中国存在“死刑双轨制”，并对这种现象略作分析。
文章指出，中国是世界少有、尚未废除死刑的国家之一；更少有的是，中国执行死刑毫无章法，处死人数更被视为“国家机密”。据国际特赦组织调查，中国每年处决的死囚数以千计。
王文指出，但近年多有采用的“死刑缓刑两年”、即“死缓”，便是一种“对死刑的变相否定”：在死刑缓刑期间，若罪犯表现良好，两年后即减刑至终身监禁。废除死刑的呼声越来越响，2011年初，内地修订法例，13种诈骗罪不再可判死刑；立法与司法机关「普遍」认可，不涉及暴力的罪行不处以极刑。
在这样的背景下，王进文指出，诸如刘志军这般的大贪官被判死缓、民间商人曾成杰被处死这两宗案件，都令民众质疑当中是否有人干预司法。
作者分析指，与之前浙江民间女富商吴英案类似，曾成杰案也基本能勾勒出一幅大致的图景：最初，追求GDP但缺钱的地方政府鼓励民间融资，而民营企业最初也甘愿与地方政府勾肩搭背，一起把“雪球”越滚越大。
根据2008年《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刘建锋的长篇报道《湘西非法集资事件内幕大揭秘》，可以看出，曾成杰在很大程度上承担了替罪羊的角色，而不少地方官员参与了集资，且大赚一把，并能在危机到来前金蝉脱壳，毫发无损。但随着当地经济环境和政治环境发生变化，“雪球”滚不下去了，地方政府瞬间变脸，把最初默许的民间集资定性为“非法集资”，曾成杰成了“替罪羊”。
王的分析指，在曾成杰案件中，社会大众要思考的除了法律和执法本身的问题，还有法律与权力、权力与商业之间的关系问题。很多现实的案例说明，中国目前的上述诸关系处于混乱之中，这些混乱关系最终传导为司法的不公正。
文章最后指出，在法治国家，法律与法治的尊严不但在于立法的严谨与合理，也来自于执法的严格与有序，更来自于司法的严肃与公平。但在当下之中国，司法却不严肃，更加不独立，经常沦为权力的工具。这是很危险的，长此以往，权力会进一步侵蚀法律空间和商业空间，法治也会更加被污名化，而所谓“法治中国”也只会渐行渐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