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国际大都市，纽约的名人数量恐怕雄踞全球。但有一位特出的女性值得每一个纽约客敬佩：她是一位德国的、犹太裔的政治哲学家；她师从哲学大师卡尔？雅斯贝尔斯，与另一位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演绎出了一段浪漫情史；为了逃离纳粹的反犹大屠杀，她后来移居到“天堂”纽约；她以《极权主义的起源》成名，并在纽约新学院（New School）执教几十年；现在她安静地躺在哈德逊河畔的巴德学院（Bard College）校园.她的人生如此传奇，她的思想如此迷人，以至一部以她的名字命名的电影故事片上月在纽约上映：《汉娜·阿伦特》。
对於华人来说，阿伦特的现实意义不只是因为她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而是，作为一个生活在蒸蒸日上的德国第三帝国下的知识分子，她的思考、选择和反抗对困境中的学者，甚至每一个普通人，都有启迪。
全球范围内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已经认识到，崛起的中国以“红太阳帝国”的态势，正在步德国第三帝国、日本太阳帝国和苏联超级大国的后尘，全权控制中国人民，并在全球范围内渗透、收买、恐吓关键人士。对成千上万的海内外华人来说，一个崛起的共产专制中国带来的是黑暗时代。身处阴冷黑暗，如何有坚持、保守、信念、毅力和希望，如何抵制诱惑、承受迫害骚扰、辨别对错是非，我们所有的人都可以从阿伦特的论着中找到指引。而以她名字冠名的德国电影又是一个容易被接受的精炼品。
阿伦特的两个思想值得我们关注：第一，无思是邪恶的根源。在历史的转折关头，尤其是阴气上升、邪恶当道的时刻，朋友转眼之间离异，许多有地位、有智力的人向专制体制缴械投降，甘愿成为专制机器的一个齿轮，成为一个恪尽职守的守法公务员，成为一个为邪恶论证合理性的辩护士。正因为有成千上万人的合作，集中营、毒气室才会高效运作，制造出人间悲剧。为什么会这样？根本原因在於我们失去了思考，我们放弃了在内心里自我与本我不断对话的机会，不愿直面我们的良心，不愿倾听我们内省的声音。
专制体制的实质就在於抹杀个性、阻止思考、灭绝自省。它的灭绝人性主要表现在，如果我们人类作为唯一的“思考的动物”，我思，故我在；那么，没有思想和思维活动的人就丧失了人类的本质特徵，与动物无异，无非是行屍走肉而已。所以，邪恶的产生，其土壤是不思考的人民。思考，就是对任何判断都要审视、批判，要检审它暗含的前提，要验证它的逻辑推理，要确认它有内在的互洽，同时与客观现实吻合。中国面临的问题是，在政治宣传洗脑和商业广告操纵下，一个民族在放弃思考。最为可怕的是，它的知识精英整体上甘愿沦为御用，成为权力的奴仆，而放弃了社会良心的功能，不敢对权力直诉真理。近来的“大国崛起”、“千年盛世”、“宪政属於资产阶级”、“民主属於地方知识、不适用於中国”、中共信奉的主义是“宇宙真理”等所谓的学术观点，都是学术界自甘堕落的写照。
阿伦特说得很清楚，我们每一个个人都有自由意志，我们对我们的选择也负有个人责任，而无法用“上级命令”、“制度大环境”等来推脱。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受审，只不过可能以司法形式，或以历史形式而出现，或是良心上的自遣和道义上的定罪。
阿伦特的第二点天才思想表现在一个概念上：“邪恶的平庸”。在电影《汉娜·阿伦特》中，主要的故事情节围绕1961年在耶路撒冷对前纳粹德国头目阿道夫？艾希曼的审判。阿伦特注意到，艾希曼是一个没有魅力、没有激情、没有传统认知上的恶魔法力的纳粹官员.为此，她开始修正她原来接受的康德对邪恶的界定：类似撒旦、浮士德那样有想像力、魔法和诡计的行为处事。其实，邪恶经常是由一些既无深度、又无恶意的平常智商的、按部就班的官僚小吏制造。即便混世魔王希特勒也只是一个艺术生涯受挫、完全没有他所说的“金发碧眼”的雅利安人的特徵的平庸之徒。但他消灭了德固人的自由思想，把欧洲一个优秀的民族变成了盲从的疯狂的人群。无思想的平庸成了邪恶的根源和特徵。
当今中国的困境就是汉娜·阿伦特所说的“邪恶的平庸”的经典例子。一个夹着尾巴看主人脸色的、被讽称为“永远一张扑克脸”的政治指导员胡锦涛留下了一个“河蟹横行”的不公平社会。一个平庸、毫无个性、长着一张难看的脸、从工程师爬上政治权力高位的政工官僚的吴邦国提出“五个不搞”，放弃了几十年才积累出的人大监督权力，让中国政府可以无恶不作。所谓的中国特色的“中国模式”可以找到历史的参照点.我相信，它的未来也不会逃出历史的既定逻辑。
作为一个自我认同“贱民”身份的新移民，阿伦特比谁都更清楚，如果我们放弃思考，如果我们丧失对远方弱势群体（譬如中国的访民、农民工等）和少数族裔（譬如藏人和回族）的人文关怀，我们就会成为邪恶整体的一部分。阿伦特说道：“世界上最大的邪恶是是由庸碌无奇之辈制造的邪恶（The greatest evil of the world is the evil committed by nobodi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