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笔者无事，随手翻开《列子》，看到这篇一代又一代中国人都熟读的“名作”———《愚公移山》。
其实，人们都清楚，《愚公移山》之所以后人都要去熟读，这主要是因为，愚公这种“契而不舍”的精神让人感动，值得人们去效仿。所以，在当前的中学课本里，依然收入了这篇“名作”，供广大学生学习，其用意也是不言而喻的了。
然而，当笔者今天重读此文后，却有一个惊人的“发现”，发现《愚公移山》愚弄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
我们先来看一下原文：太行、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万仞。本在冀州之南，河阳之北。北山愚公者，年且九十，面山而居。惩山北之塞，出入之迂也，聚室而谋曰：“吾与汝毕力平险，指通豫南，达于汉阴，可乎？”杂然相许。其妻献疑曰：“以君之力，曾不能损魁父之丘，如太行王屋何？且焉置土石？”杂曰：“投诸渤海之尾，隐土之北。”遂率子孙荷担者三夫，扣石垦壤，箕畚运于渤海之尾。邻人京城氏之孀妻，有遗男，始龀，跳往助之。寒暑易节，始一反焉。河曲智叟笑而止之，曰：“甚矣，汝之不惠。以残年馀力，曾不能毁山之一毛，其如土石何？”北山愚公长息曰：“汝心之固，固不可彻，曾不若孀妻弱子。虽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孙，孙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孙。子子孙孙，无穷匮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河曲智叟亡以应。
操蛇之神闻之，惧其不已也，告之于帝。帝感其诚，命夸娥氏二子负二山，一厝朔东，一厝朔南。自此，冀之南，汉之阴，无陇断焉。（《列子•汤问篇》）
在这篇文章里，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清楚愚公的这种精神的，学校的老师在讲解此文时，也都是对愚公的这种精神大加赞赏。诚然，愚公精神确实值得人们去学习的，这一点笔者也是赞同的。然而，如果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思考，我们又会发现，愚公精神虽然值得我们去学习，但是愚公的力量却又显得那么的弱小和微不足道！
在文中，尽管处处显示出愚公有决心，有毅力，子子孙孙都能“契而不舍”地坚持下去的精神风貌。然而，我们也看出，如果不依靠权力的帮助，愚公前进道路上的障碍是无法清除的。
试想，如果“操蛇之神”知情而不去报告天帝？那么，愚公的疾苦天帝能知道吗？而不知情的天帝，他会派夸娥氏二子去背走那两座大山吗？这显然是不可想象的。
“操蛇之神”知情后去报告了天帝，而天帝如果是个好大喜功之人。请问？愚公的精神能感动天帝吗？如果没有感动天帝，天帝也不会派夸娥氏二子去背走那两座大山的，那么，愚公的志向何时才能实现呢？这同样是让人不可想象的。
如果上帝不是个明君，是个糊涂虫，他只是听信“操蛇之神”这种“恶人先告状”的一面之词，或者是由于天帝爱护下属，从保护“操蛇之神”的风水宝地出发，不顾愚公的疾苦，而去怨恨愚公，不让愚公他们继续挖下去，那么愚公就是有这种精神，那又如何呢？请问？愚公还能实现自己的志向吗？不仅如此，由于愚公他们的行为触怒了神威，可能还会给生命带来危险呢？
如果“操蛇之神”知情而不去报告天帝，它自己去对愚公之事进行处理，那么愚公与“操蛇之神”就有了利益的冲突，也许这种冲突还要进行多次的反复。而这一冲突的结果当然是愚公挖不成山，愚公之疾苦也是无法驱除的。在这种民情不通的情况下，天帝能知道愚公的疾苦吗？天帝能知道愚公这种“契而不舍”的精神吗？试问？在这种情况下，愚公的困难如何解决？愚公的疾苦何时能驱除？
所以，在这篇文章里，作者“列子”必须要写上感动天帝，搬走二山的这样结果。因为，在中国，帝王是至高无尚的，权力是无限强大的。而人民群众就是人民群众，是弱小的象征，就是有愚公精神又能怎样呢？如果没有权力这一强大的力量来帮助，愚公的志向能实现得了吗？
因此，这篇文章，在宣扬愚公精神的同时，也一样在宣扬帝王将相们要做一个“想人民之所想，急人民之所急”的明君治国理政的人治社会的思想理念。
而这种明君治国理政的人治社会的思想理念，对熟读此文的中国人来说，又会派生出两种不同的思想：一种是在人们的心中，“当官”才是人们最好的，最理想的出路。因为，当了官后，手中就有权了，而手中有了权后，那么大到地位的提高，小到办事的方便，一切皆能轻松地实现。可以说，官就能让人变得无所不能。
所以，当前在我们的干部队伍中，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思想以及人们对权力的崇拜等等，都是难以驱除的。这一点，从“陈希同”到“陈良宇”的腐败案；从“彭水诗案”到“江西余干县政协主席的地产案”；从“江苏邳州的李书记的牛气”到“西丰张书记的胆气”等等事例中，都无不揭示出权力之威力强大，权力之至高无尚的事实。
所以，生活在中国的人们，那个不想踏入官场的呢？又那个不想在官场上平步青云的呢？我们在媒体上看到的，那些为了官位，可以不择手段，可以牺牲一切心爱的，比如金钱、爱人、人格等等的人，都是“官欲”作怪下的真实写照。
另一种思想就是，在人们的心中紧紧扎下了“清官”情结。当前，由于政治民主制度建设中的用人制度的相对滞后，难以适应社会形势发展的要求。所以，官员腐败案件也就层出不穷。虽然人民群众对此怨声载道，但又苦于无能为力。在这种百般无奈的情况下，人们就寄希望于“清官”。认为中国只有多出“清官”，才是人民之福，社会之福，中国之希望。所以，在当前的媒体上，我们看到的那些写“吴仪”的文章，写“李金华”文章，都处处暴露出人们的这种“清官”情结。
可以说，以上两种思想的派生，那都是受《愚公移山》这类文章的愚弄所至的。因为，这类文章，宣扬的是“人民要诚实、勤劳”，官员要“爱民如子”的明君治国理念。这从表面上看，在中国这样的国度里，似乎是对的。而如果从深层次来思考，我们就会发现，对官员的“清”与“腐”的问题，老百姓是无能为力的。官员的“清与腐”，如果靠官员这种爱民之“良心”来保证，或者是说，官员通过学习理论知识来提高自身素质，那都是靠不住的。因为，人都是自私的，人的这种自私性，必须要用制度来约束，来控制其的膨胀。也就是说必须要用健全的民主制度，才能保证为官者的“清廉”。很显然，这种明君理政的思想，以及清官的出现，给人民群众在一定程度上带来福份。但并不是解决社会矛盾，治国理政的治本之策。可以说，这种思想对今天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是极其不利的。
由此可见，当前人们存在的这种“清官”情结，只能说是我们的民众对民主制度还没有健全，依法治国理念还难以深入人心的无奈之下的一种期盼而已。
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读《愚公移山》，我们是否觉得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都被《愚公移山》愚弄了呢？是否也想到，《愚公移山》思想，已严重阻碍着中国民主政治制度建设的进程呢？
龚玉环
2008年1月1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