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迈108岁的周有光先生说他一生经历五个时代：清末、北洋、民国、毛与邓。如果从文化上看，最好的是民国时期。国家有民气，民众有文化，学界有国际一流学术成果，社会有言论自由。我当然认同周老先生的表述。但单挑言论自由这一项，北洋时期的言论要比国民政府的民国更自由。
抄一条胡适1921年6月27日的日记，这一天，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请胡适吃饭。席中聊天，芥川说“他觉得中国作家享受的自由，比日本人得的自由大的多，他很羡慕。”胡适在日记中这样解释：“其实中国官吏并不是愿意给我们自由，只是他们一来不懂得我们说的什么，二来没有胆子与能力可干涉我们。”
胡适说的没错，但还必得补充一条，北洋时代没有后来国民政府时代那一套检查制度，这是言论自由的保证。北洋时代的军人政治大体沿袭的还是传统政治那一套；但国民政府不一样，北伐前和北伐后，他们援引的苏俄党化政治，有党对社会言论的管控。这才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对言论自由的妨害。
在胡适遗留大陆的往来书信中，有胡适的学生卢逮曾抄给胡适的一份党国文件“国民政府教育部关于取缔吕思勉著《白话本国史》的训令”，落款时间1935年5月2日。吕思勉是20世纪著名历史学家，他的《白话本国史》于1923年9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出版后不断重印，并进入学校当教材。但到1930年代，它却一度招致国民政府教育部的取缔。原因无他，是该书对南宋时期秦桧和岳飞作了不同史往的评价。卢逮曾为什么不惜工夫把这份抄件抄给胡适呢，盖在于胡适此前也发表过和吕思勉相同的观点。
也许胡吕的观点到今天依然要挨骂，而且可能更挨骂；但本着言论自由的原则我们不妨听听。
1925年1月3日出版的《现代评论》有胡适的短文《南宋初年的军费》，该文主要是抄史料，也正是从史料角度，胡适认为“宋高宗与秦桧主张和议，确有不得已的苦衷”，“秦桧有大功而世人唾骂他至于今日，真冤枉也”。
其时，业已出版一年多的《白话本国史》对秦桧有着更多的正面评价。在吕思勉看来，原先随徽钦二宗北狩的秦桧逃脱跑回，“正是他爱国之处”。“始终坚持和议，是他有识力，肯负责任之处。”“能解除韩、岳的兵柄，是他手段过人之处。”“后世的人，却把他唾骂到如此，中国的学术界，真堪浩叹了。”
至于岳飞，“只郾城打一个胜战，……郾城以外的战绩，就全是莫须有。最可笑的，宗弼渡江的时候，岳飞始终躲在江苏，眼看着高宗受金人追逐。”问题更在于，“南北宋之际，大将如宗泽及韩、岳、张、刘等，都是招群盗而用；既未训练，又无纪律，全靠不住；而中央政府既无权力，诸将就自然骄横起来”，弄成个各地军阀威胁中央政府的态势。因此，对外议和、对内削藩就成了高宗和秦桧的不得已，否则南宋无以支持一百五十多年。
胡吕二位的观点都有详实的史料支撑，而且都是在学术讨论的框架内。但，这样的言论在北洋无妨，国民政府时代就不一样。当然，也可以说，北洋政府压根就不知道胡吕的看法；但，退一步，即使知道，也正如以上胡适的自信：他们“没有胆子与能力可干涉我们”。只是胡适的自信只能相对北洋，到了国民党训政之后，胡适是说不出这番话的。毕竟北洋军人没有意识形态；但国民党有，它要管束人们的思想。
在国民政府教育部的训令中，关键内容就是八个字“持论悖谬，应予取缔”。具体举措有二，一是“除函各省市党部内政部转行各省市政府，在该书未改正之前，一体严禁销售”。
另外，“请转饬各级学校，在该书未改正之前，禁止学生阅读。”什么书能出不能出、或者学生能看不能看，这是政府的事吗。何况看起来此事是由教育部插手，但正如该训令的开头：“前准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委员会密函……”原来教育部的后面，还“密函”着一只看不见的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手。教育部乃是奉其命而行其事，这在北洋时代不曾有。管束舆论，而且党管舆论，正是国民党从苏俄援引而来的思想统治。
其时，国民政府教育部长是王世杰，1920年代，胡适那篇文章正是发表在王世杰主持的《现代评论》上。当时王世杰可以发表胡适的“异端”观点，现在却要奉命取缔吕思勉与胡适相同的观点。变化的显然不是王世杰，而是制度。它才是言论自由与否的关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