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恶的当代株连术

除了飞来横祸，当代人最怕什么？没有“工作机会”，俗话叫找不到或丢掉饭碗。

　　“工作”成为“机会”，当然是现代社会才有的问题，在渔猎时代和自给自足的农耕社会无此一说。“工作”成为“机会”，隐含的意思是，你随时可能面临“待业”、失业而变成“多余人”的窘境。

　　本来，这是社会发展的需要。因为社会发展离不开科技进步和市场竞争。没有科技进步，还靠肩挑人扛的人海战术，我们不会有今天这么多高速公路和高楼大厦，也不可能享受双休、长假等那么多的闲暇，所以，日本地狭人稠也要坚持开发机器人。市场竞争，一方面是追求效率使既有产业所需劳动力减少，新产业不断涌现，产业结构与就业市场不断调整；另一方面它需要保持“劳动后备军”，以待业、失业作为督促员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鞭子”。所以，就业压力是市场经济国家的“通病”，即使在人口出生率很低的欧洲国家，也有大量的失业人口。作为社会发展不得不承受的代价，市场经济国家以失业救济等社会保障制度来抚慰无业者。然而，人活着不仅要吃穿住，还有尊严、成就感等精神需求，所以，法国待业青年虽然有生活保障也还是对政府心怀不满；各国政府也都表示要不断增加就业机会。中国政府看到了这一问题，出台了促进就业的相关政策。

　　许多官员也看到了这个现代社会的“要害”，却是反其道而行之，用来掐人的脖子：动辄以砸人家的饭碗来迫人就范。

　　对于一般的打工者(包括可以在外企、民企流动的专业性人才和白领)，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他们如今除了对特别仇视者制造冤案迫害之外通常是无可奈何；但是，对于公职人员和需要特别许可的从业人员(如执业律师)，他们“修理”人最有效的一着就是，不从命就砸你的饭碗。

　　比如，据报道，最近有黑窑工的母亲在网上呼唤人们从“审恶疲劳”中醒来，继续关注黑窑工并帮助她们寻找失踪的孩子。网友IamV表示，现在比较突出的两个问题，一个是失踪者找不回来；一个是受害者获救以后也缺乏救济，包括法律方面缺失很严重。知名法律人士许志永表示：“据我所知，至少西安的律师大都接到了通知，不得代理黑砖窑赔偿案。就目前的法治现状而言，他们很难获得救济，我们实在没有好的办法。”下令律师不得代理黑砖窑赔偿案的有关部门，显然是黑砖窑主的“连襟”，他们的心比黑砖窑主还黑，手段比黑砖窑主还霸道——他们是运用公权堂皇地在光天化日下限制律师的合法权利。如果不服从他们的“通知”，那么，你还想不想吃这碗饭？

　　动辄以砸饭碗相胁迫，是最可恶的当代株连术。

　　当下中国的株连，最常见的，当然是不久前媒体报道发生在江西丰城县的“公务员不得有‘钉子户’亲属”这一种：在拆迁补偿与市场价格悬殊的旧城改造项目中，许多与被拆迁人有亲属关系的公职人员被告知，要在规定的时间内说服其亲属在拆迁协议上签字，“否则将被采取组织措施”，因此有的人被停职，有人被威胁停发工资。类似的，有夫妇逃避计划生育措施，将其有公职的直系亲属请进“学习班”的；有村民市民为冤情上访或“闹事”，便以组织名义敦促其有公职的兄弟子女配合政府“做工作”的；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这类明显的一人“犯事”殃及亲属，说是“株连”不用费词解释，与古代相比只不过是不砍头而已，敲掉饭碗与古代的流放性质也差不多。

　　前述以吊销律师的执业资格相胁迫，为什么说也是当代株连术呢？直观地讲，与上述砸亲属的饭碗一样，砸本人养家糊口的饭碗，实际上是间接地砸其家人的饭碗，至少影响子女、妻子(丈夫)和父母这些“一亲等”的生活状态。从情理上讲，皇权专制时代的株连有两种，一人犯罪，或连坐其邻居、同伍士兵等相关人员，或诛灭其三族、九族(父族、母族、妻族等)；这是逼迫臣民互相监督、互相掣肘，其合法性当然是以皇权绝对高于民权为基础的，根本不承认臣民个体享有能独立负责的权利。动辄威胁律师等人的执业资格，难道不也是以“公权”压倒个人权利为前提的吗？

　　因此，动辄蛮横地以砸饭碗相胁迫，这种当代株连术不仅是可恶的，也是可耻的：它不符合当代最起码的政治文明规则。

　　(作者系杂文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