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提要：本文根据新的档案文献指出，苏联在战争期间解散共产国际的主要意图是为了适应战后与西方盟国继续合作的战略需要，因此，尽管在战后日益感到应该加强对各国共产党的控制，却迟迟没有将成立国际组织的问题提上议事日程。法共和意共被赶出政府的事件，不仅预示着联合政府策略的失败，而且暴露出莫斯科对各国共产党行动方针的失控，马歇尔计划的提出及东欧各党的反应，进一步加强了斯大林的危机感，于是共产党情报局的诞生势在必行。共产党情报局建立的过程与苏联战后对外政策的演变以及冷战格局的形成是同步的，其最终结果导致了冷战的开始。
共产党、工人党情报局的建立与战后冷战格局的形成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是冷战史研究中的重大课题之一。然而，由于有关的档案文献很少公布于众[1]，从1947年9月成立至1956年4月解散，情报局短短9年的历史却长期处于隐秘状态之中，专门的研究著作也是寥寥无几[2].直到90年代初俄国档案开放后，有关这段历史的重要文献才陆续披露出来[3].在此基础上，俄国、东欧和西方学者展开了对共产党情报局历史的颇具价值的研究[4]，从而把有关冷战形成的讨论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令人感兴趣的是，学者们看到和使用了大体相同的史料，却在一些问题上得出了不同的结论。例如，关于成立共产党情报局的目的，一般都认为是莫斯科想找到一种对欧洲共产党施加影响和监督的工具，但研究者之间也存在一些明显不同的判断。有人强调苏联领导人力图加强自己对东欧占领区的控制[5]，有人则更看重与莫斯科对西欧战略政策的关系[6].有人认为苏联对马歇尔计划的恐惧导致了共产党统一指挥机构的成立[7]，也有人指出斯大林提出召集情报会议的问题是在马歇尔发表援助欧洲的演说之前，因而不可能是对马歇尔计划的反应[8].有人指出情报局的建立是为了使苏联情报系统的工作更加有效[9]，还有人认为情报局不过是”改头换面”的共产国际[10].
那么，共产党情报局究竟是怎样建立起来的，其目的何在，与欧洲冷战格局的形成又有什么关系呢？
本文拟参与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其出发点是基于这样一种判断：新的档案文献表明，共产党情报局的产生经历了一个较长时间的过程，而非莫斯科对一时一事的反应；斯大林对于是否建立这种国际机构，特别建立一种什么样的机构的考虑，是随着欧洲事态的发展而变化的；共产党情报局建立的过程与苏联战后对外政策的演变以及冷战格局的形成是同步的，其最终结果导致了冷战的开始。
一、解散共产国际和苏联战后对外战略的确立
从斯大林掌管苏联政权起，特别是在”一国社会主义”的理论提出以后，列宁所创立的第三国际（共产国际）逐渐改变了其功能，即从共产党组织世界革命的领导中心降格为莫斯科推行其外交政策的附属品和二等工具（对比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而言）。这一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和初期表现得尤为突出[11].但同时也产生了不利于苏联开展外交的副作用——莫斯科因领导共产国际而成为各国政府集中攻击的对象。此外，由于国际关系的复杂状态，共产国际对各国共产党的指示随苏联在国际政治斗争中地位和策略的变化而显得反复无常，杂乱无章。正是这种状况，迫使苏共和共产国际领导人在苏德战争爆发前夕就考虑到应解散已经成为苏联负担的共产国际了。1941年5月12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与苏共中央领导人讨论了终止共产国际活动的问题，并得出结论：”在现阶段，最重要的不是把各国的运动引向一个国际中心，而是把重点放在每个国家中的运动及其领导，竭力使各国共产党的独立性得到发展，使这些党善于由他们自己来领导本国的工人运动，善于由他们自己来确定自己的战略、策略和组织，在完全和充分依靠自己的力量和才能的同时为本国的工人运动担负全部责任”.这种考虑的实际目的在于摧毁”所有反共产国际公约”的基础，打掉资产阶级因本国共产党反对战争而指责其为”叛徒”这张王牌。不过，”这项工作并不十分紧急，不应匆忙，而应加以认真的讨论和准备”.[12]
当苏德战争爆发以后，特别是当苏联确定必须建立巩固和长期的反纳粹德国同盟，并感到需要同英、美盟国建立新型的相互关系时，解散共产国际已经成为当务之急[13].1943年5月23日斯大林在答记者问时说明：解散共产国际是因为必须驳斥共产主义敌人所制造的”谣言”，即莫斯科打算干涉其他国家的内部事务，其目的是使这些国家”布尔什维克化”，以及各国共产党都服从于外国的命令[14].斯大林这一说法并非完全虚言，为了得到美国的大量援助和推动西方盟国开辟第二战场，莫斯科必须对国际舆论有所交待。不过，解散共产国际的举动没有发生在对于苏联来说是战争中最困难的时期——1941年和1942年，而是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从根本上扭转了苏联战场局势以后的1943年，这说明莫斯科的考虑绝不是仅仅着眼于战争的胜负，其中还蕴含着斯大林为战后国际安排和苏联外交政策奠定基础的长远打算。也许应该更确切地说，问题的实质在于，战争引起的国际关系的深刻变化为苏联放弃孤立主义外交思维提供了契机，而斯大林不失时机地抓住了与西方大国合作这一历史机遇。
从1943年初，苏联驻英、美使馆就开始通过电报与莫斯科讨论战后世界的格局问题。1944年1月，驻英全权代表马伊斯基在给莫洛托夫（后转斯大林和其他政治局委员）的长信中，分析了战后国际形势和苏联的主要目标，坚持认为”应该创造出这样的局势，能够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保证苏联的安全并最低限度地保持欧洲和亚洲的和平”，以使苏联能够强大起来。而欧洲的”无产阶级革命”将会导致苏联与两个资本主义大国之间的紧张关系，甚至是对抗。除非在德国爆发一场”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否则，苏联还是应当与同盟国进行合作而不是与之进行基于意识形态上的冲突。因此，苏联”可能的和可行的外交政策”的基础应当是”加强同美国和英国之间的友谊”.[15]几个月后驻美大使葛罗米柯也做出了判断：美国会对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同苏联的合作感兴趣，双方的目标将会大体一致。[16]
副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在同年7月给莫洛托夫的报告中更强烈地主张双方合作。对于战后苏联应当”同盟国合作还是断绝所有联系”的问题，他回答说：”我们必须寻求某种形式的合作，以得到至少是几十年的和平”.[17]莫洛托夫后来也承认，当时认为继续保持与美国的同盟关系，对苏联是有利的，是很重要的。[18]
正如葛罗米柯在一次秘密谈话中回忆的，1944年9月参加顿巴敦橡树园会议时，斯大林”确实期望与西方，特别是美国，在战后进行长期合作。”[19]
基于这种战略考虑，当丘吉尔于10月9日提出英苏两国在东南欧洲划分势力范围的方案时，斯大林态度十分积极。经过艾登和莫洛托夫的详细讨论，最后双方达成一致：英国承认苏联在罗马尼亚、匈牙利和保加利亚的势力范围，而苏联领导人也承认英国在希腊的势力范围，至于南斯拉夫，双方各占一半。[20]显然在并不知道这一交易的情况下，李维诺夫于11月15日在题为《苏英合作的前景及其可能的基础》的报告中指出，为了避免战后与英国在欧洲的冲突，应该事先划定双方的”利益范围”.他向莫洛托夫描述了苏联在战后所应要求的”最大利益范围”，这包括芬兰、瑞典、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巴尔干半岛的斯拉夫国家以及土耳其。英国的利益范围可包括：荷兰、比利时、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腊。而挪威、丹麦、奥地利和意大利则作为缓冲地带。[21]
为了实现这种外交构想，苏联在战争后期和战后初期的战略方针中，就不能再提世界革命，也不需要各国建立共产党单独政权。在其势力范围内，苏联努力促成匈、保、捷、波，甚至南斯拉夫建立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政党的联合政府。[22]例如，1945年1月初斯大林向罗马尼亚共产党领导人建议：目前不要提国有化问题，尽量不要吓着和排斥包括塔塔列斯库集团在内的资产阶级阶层，应建立全国民主阵线政府。[23]莫斯科还指示芬兰共产党领导人：必须”在民主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牢固的政府”.[24]
即使对那些已经出现了革命迹象的亚洲国家，如中国、朝鲜和伊朗，苏联也采取了同样的立场。[25]至于在西方势力范围或中立地带，克里姆林宫给共产党的指示仍然是从这种地缘政治构想出发的。斯大林在1944年3月3日夜里接见即将回国的意共领导人陶里亚蒂时，建议彻底修改意共的政治方针：不要求国王立即退位；共产党人可以进入巴多利奥政府；主要应致力于在反德斗争中建立和巩固统一战线。季米特洛夫还委托陶里亚蒂将这一精神传达给法共。[26]同年11月19日，即法国临时政府首脑戴高乐出访莫斯科前夕，斯大林同法共总书记多列士举行了会谈。作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斯大林既没有谈到世界革命，也没有提出在可预见的范围内共产党人掌握政权的问题。莫斯科关心的是使法国尽可能快地成为英国和美国在欧洲大陆势力的平衡力量，成为苏联潜在的同盟者。因此，斯大林强调指出，法共不要保留武装力量，不要挑起同现政府的冲突，而应该尽量与激进派，尤其是社会党建立左派联盟，积极参加”复兴强大的法兰西和加深民主制运动”，及正规军队的恢复工作，以促使法国政府保持与苏联的友好关系。甚至共产主义青年团最好也不要恢复，可以建立人民青年联盟。[27]为了保证英国对希腊的控制权，莫斯科还要求希共接受苏联关于在希腊建立统一临时政府的建议，并迫使他们在1945年初自行解除了武装。[28]
当然，莫斯科解散共产国际并非要放弃对各国共产党的控制，而只是改变了领导形式。一方面，斯大林在1946年5月11日对联共（布）领导人解释说：”经验表明，不能有一个所有国家的国际领导中心。马克思、列宁生前是这样，现在也是如此。也许，应该过渡到地区性的联合，如南美；美国和加拿大；某些欧洲国家等等，但对此不能着急”.[29]斯大林后来曾多次谈到欧洲的区域联邦问题，恐怕都是源于这一思想。另一方面，莫斯科于6月12日在共产国际组织机构和干部队伍的基础上成立了联共（布）中央国际情报部，负责与各国共产党的联系，贯彻苏共的意图，季米特洛夫仍然是实际领导者[30].这样，既能在世界范围内造成与西方全面合作的环境，又能保证莫斯科对各国共产党行动的指挥。不过需要指明的是，这同构建一个集团性的共产主义国际组织有根本的区别，否则就没有必要解散共产国际了。
二、重建国际组织的设想和国际关系现状
在战争结束后欧洲各国组建政府时，莫斯科逐步加强了对共产党的支持和领导。[1]季米特洛夫回国组织保加利亚政府后不久，国际情报部即改组为对外政策部[2]就是一例，这意味着对各国共产党的领导将在苏联外交中起更积极的作用。与此同时，也提出了恢复某种共产党国际机构的问题。
目前看到的史料，最早提出这一问题的是南斯拉夫。据苏南分裂后南斯拉夫的官方说法，1945年4月铁托访问莫斯科时，向斯大林建议重建一个协商性的国际组织，目的在于交换意见和交流经验。斯大林对此表示”大为赞许”.[3]但这种说法没有得到任何文献资料及当事人的证实，所以，铁托究竟提出了什么建议，以及斯大林”赞许”的是什么性质的”国际组织”，不得而知。
根据档案文献的记载，匈牙利共产党总书记拉科西在1946年4月20日布达佩斯党组织书记代表会议上谈到了建立新国际的问题[4]，在5月17日的中央会议上做了更加详细的说明。拉科西首先肯定了解散共产国际的必要性，接着指出：”不能把新的国际等同于以前的国际。新的国际不是一个组织性的机构；它的任务将是进行调解，在遇到挫折时提供帮助和把一国共产党成功与失败的经验传递给别国共产党，使它们能够学习其他党的经验和吸取其他党失败的教训。这无疑是十分有益的，不仅仅是我们，全世界的共产党都开始感到，如果不就经验和错误进行交流的话，它们就无法制定有关国际问题的正确的方针。我们现在想要建立的就是这样一种国际，这种国际将有益而不是有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5]拉科西的说法很可能事先得到了斯大林的首肯，甚至就是斯大林的授意。这样说，不仅是考虑到拉科西刚刚见过斯大林[6]，更因为不久后斯大林本人就以同样的口气直接谈到了这个问题。
在6月8日斯大林与铁托的会谈及会谈后举行的招待南、保领导人的晚宴上，根据铁托回国后整理的札记和南斯拉夫的官方著作，斯大林问铁托是否还认为有建立一个具有情报性质的新国际的必要。铁托表示同意后斯大林建议说：”最好由你们南斯拉夫人发起”.斯大林还指出，不应以任何形式恢复共产国际，但需要建立一个新的情报机构，以便经常开会，交流经验，”协调一般性工作”，以及”调解个别党之间的各种分歧”.在讨论由谁倡议成立这一新组织时，斯大林问季米特洛夫，谁可担当此任——是季米特洛夫、铁托，还是法国共产党；季米特洛夫说让铁托担任，而铁托认为法国人比较合适。札记里特别指出，新机构”不能发号施令”，不能对持不同意见的党采取”压制性措施”，应”认真考虑一些国家的特点”.[7]十几天后在与保加利亚领导人会谈时，根据（可能是科斯托夫所做的）记载，斯大林说：”我们任何时候也不恢复旧形式的共产国际。旧的共产国际是按照马克思的示例建立的，它认为，在所有的国家同时出现革命。这与我们今天的思想体系是不相符的”.[8]这些说法至少表明了一种情况：鉴于共产国际在共产党内部也很不得人心，关于新国际的最初构想并不是要重建共产国际。
新的档案文献进一步反映了苏共对这一问题的态度。1946年9月20日，捷共一名”表现一贯积极和忠诚”的普通党员赖赫里直接给斯大林写信，提出了恢复共产国际的问题，并建议把未来的共产国际”建立成国际政治机构”，或类似梵蒂冈一样拥有自己领地的权力机构。[9]1947年2月7日，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部对此提出了结论性意见，并报告给中央书记苏斯洛夫。报告否定了赖赫里来信的建议，认为解散共产国际的理由”已经失去现实意义”的断言毫无根据，而提出”恢复共产国际”这一形式的问题，是”忘记了此类问题的解决不能脱离具体的国际形势，不能不考虑到共产主义运动在世界不同国家的具体情况”.报告还分析说，”这一问题的提出，无疑是反映了国外某些共产党人寻求对有关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发展前景问题的答案的愿望，因为这些问题使他们感到焦虑和不安。另一方面，国外共产党人提出类似问题，也同近期以来在各式各样的政党（首先是资产阶级政党）之间以及在它们的报刊上展开的关于革命、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陈旧过时’等等的争论有一定联系，并部分地是由这些争论而引起的。”鉴于一些新党员缺乏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修养，报告认为，”对上边提到的一些问题进行批判性的认真分析，并阐明我们党对这些问题的观点，从帮助国外共产党的角度来说将具有重要意义”.[10]
如此可以断定，到1946年4-6月，苏联和一些欧洲共产党已经在考虑组建新的国际机构了，但同样应该肯定，这并不表明斯大林有意恢复共产国际这种组织形式。在战后欧洲各国新政府建立的过程中，苏联的确需要加强对各国共产党的控制，需要有某种机构来实现这种控制，这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在苏联势力范围内的东欧国家之间出现了大量涉及领土、民族问题的矛盾，例如匈牙利与罗马尼亚在特兰西瓦尼亚问题上争端频频，捷克斯洛伐克与波兰在特欣西里西亚问题上吵闹不休，匈捷在处理捷克境内匈牙利居民问题上冲突不断，捷克与斯洛伐克在民族问题上也是矛盾重重。所有这些麻烦都反映到莫斯科，甚至要斯大林本人出面解决，令人颇感烦琐。况且有些问题还涉及到苏联的利益，由莫斯科的某个机构出面进行调解也有谋私之嫌。第二，在涉及民族利益和国家安全需要的一些问题上，苏联本身与其势力范围内的国家——这些政权都控制在共产党手中——也存在许多矛盾，如在喀尔巴阡乌克兰及战利品问题上与捷共的分歧，在的里雅斯特问题上与南共的冲突，在拆迁工业设备问题上德国统一社会党的不满情绪等等，解决这些矛盾也要求在各党之上有一个公共机构。第三，与战争期间不同，战后东欧各国受到苏联的影响和控制，其发展道路已趋向一致。在建立亲苏政府、排挤右翼政党、扩大共产党的势力、解决与社会党的矛盾等众多问题上，各国共产党的任务、方针大体同步，因此需要有一个统一的协商中心。而从国际舆论以及各国党能否接受的角度考虑，由苏共下属部门出面当然不如建立一个至少在表面上超然的共产党国际组织。[11]
然而，这与恢复共产国际或建立类似的机构还是有本质区别的。有学者认为，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部在同国外共产党进行联系和实行监督方面的作用加强了，甚至超过了共产国际，因而完全有理由被看成是共产国际的继承者。[12]这种看法忽略了苏共党内机构与国际组织在性质上的区别。尽管对外政策部扩大了编制、职能和权力[13]，其指挥各党的作用与共产国际也确有相同之处，但从对外关系的角度讲，这还只是一种双边关系的问题，而与构成国际集团在性质上的区别是十分明显的。还有学者认为，提出建立协商性机构只是一种”策略手段”，其本意在于使各共产党领导人容易接受建立新国际的设想。[14]这种观点没有考虑到当时欧洲各共产党的实际状况——东欧各党诚然与苏共有密切关系，但也必须顾及政府其他党派的反应，而法共、意共和南共则具有更强的独立性；也没有考虑到当时苏联对国际形势的基本判断——如果莫斯科此时已经可以毫无顾忌地指挥各国共产党，如果斯大林此时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与西方国家合作的外交战略，那么可以认定苏联确实要重建国际，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看来，正确理解斯大林提出建立一个新的协商性国际机构的意图，首先需要对当时国际关系的现状和苏联对外方针的基调有一个合乎实际的判断。很多学者认为，从1946年初苏联就改变了与盟国合作的方针，此后的一系列事件表明冷战已经形成。[15]显然，这是断定此时苏联已经有意建立新国际及其性质的理论前提。这里有一个对冷战格局形成的界定问题。冷战的形成固然是一个逐步发展的历史过程，人们完全可以用冷战起源的概念来描述这一量变的过程[16]，但冷战格局的形成则表明矛盾的本质已经改变，其标志至少有两个方面，即矛盾的双方（而不是任一单方）已经制定出较完整的冷战政策；在这一政策的基础上各自在一定势力范围内组建了国际集团。[17]而这些现象到1947年初尚未出现。
仔细分析斯大林1946年2月的演说[18]就不难发现，这完全是从传统的理论出发对战争进行总结，宣传苏共政策的成就和苏联社会制度的优越性，是对内统治的需要而不是在解释对外政策。此后丘吉尔在富尔顿的”铁幕”演说[19]不过是借题发挥，斯大林对此看得非常清楚。日丹诺夫在与季米特洛夫讨论国际形势时（9月4日）传达了斯大林的看法：”近期不会发生新的战争，事态发展非常平稳”，如果”根据正在发生的事情的内容而不是外表”
分析当前局势，苏联的看法是：”一切正常”.”英美掀起的喧闹和以新战争相威胁，那不过是恫吓而已”.[20]基于这种分析，斯大林在9月17日答英国记者问时说，苏联和外部世界”和平合作的可能性不仅不会减少，甚至能够增加”.他还说，在一国，特别是像苏联这样的国家，不仅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甚至可能建立共产主义。[21]这显然是在向西方保证共产主义运动将限制在苏联国内[22].苏联在伊朗和土耳其问题上最初采取的强硬立场，只能说明莫斯科打算在经济利益（伊朗北部油田）和安全保障（土耳其海峡）方面获取雅尔塔协定尚未规定的额外收益，而非有意侵害或对抗西方国家，何况还在英美干预的情况下迅速地转入了退却。至于希腊危机，与苏联并无关系，本来就是西方国家的错误判断。对于冷战史研究中经常提到的诺维科夫电报[23]，学者们较多注意到诺维科夫对美国反苏政策的分析，对美国把苏联作为未来战争对手的判断——这些无疑是正确的，但却往往忽略了一点，诺维科夫和莫洛托夫依然相信，站在传统的马列主义立场上，对这种战略威胁的正确反应是发现并利用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矛盾。他们期待美英之间冲突的最终爆发。这就是说，苏联虽然意识到美国的威胁，但其对策并非立即转入与之抗衡，而是采取了一种现实主义的立场。所以，杜鲁门主义可以被看作是美国政策发生转变的冷战宣言[24]，但斯大林并没有从中看到明显的威胁[25]，除了口头谴责外也没有做出其他激烈的反应。[26]
当杜鲁门发表演说的时候，莫斯科正在召开五国外长会议讨论德国问题。会议初期，苏联报纸的报道是全面的，而且避免使用尖刻的语调评论西方。莫洛托夫在讨论议程时也表现得异常宽容，并接受了马歇尔和贝文的建议。[27]即使在会议遭到挫折以后，斯大林也没有放弃继续协商解决问题的努力。4月9日他对美国共和党活动家史塔生指出，”两种制度当然能够彼此合作”，美苏之间”不应醉心于批评彼此的制度”，”应该尊重人民所赞同的制度。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才能合作”.[28]在4月15日会见马歇尔时，斯大林对美苏合作的前景仍表现出一种乐观的态度：”在这个问题上不过是第一次小小的争论以及双方带有试探性的交锋。在其他问题上分歧早已出现了，通常当人们自己厌倦争论的时候，就会感到有必要进行妥协。这次会谈可能不会有什么成果，但这不应使任何人感到失望。”斯大林又补充说：”在诸如废除军备、德国政体、赔款及经济一体化等主要问题上，达成协议是有可能的。需要的是耐心而不应是悲观。”[29]5月16日《新时代》又发表重要社论说：”莫斯科会议的价值在于各国在有争议的问题上都阐明了自己的立场。倘若各国都有良好的愿望，这就为必不可少的——如果需要这样做的话——协调不同观点并达成一致协议的工作扫清了道路。”[30]由此可以说，直到1947年春天，尽管分歧和矛盾不断发生，但苏联与西方的关系尚未最后破裂，即使杜鲁门宣言标志着美国政策的根本转变，苏联方面也还没有制定出相应的基本方针。既然冷战没有发生，斯大林也就没有必要重建共产国际。
这一点不难理解，由于在力量对比中苏联处于软弱地位，无论其长远意图如何，也不会主动采取冒险的进攻行动；出于同样的原因，美国决策者在战略上有可供选择的回旋余地，而对于克里姆林宫来说，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采取公开决裂的立场的。正是鉴于这种考虑，斯大林不可能主动恢复共产国际，因为这一举动无疑表明苏联已决心再次运用意识形态的武器与西方对抗到底；或许正是为了避免引起西方的猜疑，即使对于建立协商性机构的主张，莫斯科也拖延了整整一年而没有付诸实施。
三、召开情报会议的初衷和苏共构想的变化
最新研究成果表明，苏联真正实施建立共产党国际协商组织的步骤开始于1947年6月4日，也就是马歇尔在哈佛大学发表援助欧洲演说的前一天。6月2日波兰工人党领导人哥穆尔卡抵达莫斯科，目的是休假和治病。6月4日深夜，斯大林会见了哥穆尔卡。[1]据哥穆尔卡后来回忆，斯大林建议他以波兰工人党中央的名义发出为组建共产党国际出版机构召开一次会议的倡议。这是在一年后重提建立一个国际组织的思想，但这次斯大林要求立即实施。哥穆尔卡通过信件向波兰党中央报告了这一情况，6月8日波兰工人党政治局召开会议，宣读了哥穆尔卡的来信，最后通过了相应的决议，并委托公安部长拉德凯维奇选择会址。7月2日回国前几小时，哥穆尔卡再次见到斯大林，并通报了有关未来会议的安排情况。[2]从时间上看，无论斯大林这次提议的真实目的如何——是仅仅召开一次协商会议，建立出版机构，还是表面上以此为由召集各国共产党开会，实际目的则是像3个月后确实发生的那样建立一个国际组织，有一点却是很清楚的：它不是对马歇尔计划的反应，而是另有原因。那么，在莫斯科外长会议结束（4月24日）和马歇尔计划提出（6月5日）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使得斯大林必须重提建立国际组织的问题呢？
事情发生在西欧两个影响最大的共产党身上。法国共产党因其在战后大选中得票率创造了历史最高纪录而声名卓著，舆论甚至认为只有共产党参加的内阁才能治理法国。但法共在与拉马迪埃政府合作时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力量，相继在印度支那战争、马达加斯加叛乱和冻结工资等问题上向政府发难并摊牌，导致法国总统于5月4日免去了5名共产党部长的内阁职务，共产党被赶出政府。意大利共产党是在人数上仅次于苏共而超过任何其他国家共产党的大党，在欧洲历史上颇具影响。在1947年2月组成的加斯贝利第四届政府中，共产党与南尼领导的社会党人结成联盟，经常制造难题，导致加斯贝利5月13日辞职。而5月31日重新组建的天主教民主党和无党派联合政府则完全排斥了共产党。大体同时，比利时政府中的共产党阁员辞职，卢森堡新政府也没有再吸收共产党人参加。[3]这种状况对苏联战后奉行的共产党参加联合政府的政策是一次沉重的打击，更为严重的是，这些西欧共产党采取的步骤根本没有同苏共商议，甚至没有进行通报，莫斯科事前对此一无所知。作为各国共产党的领头人和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克里姆林宫竟然失去了与西欧大党的联系，并因此处于被动和尴尬的地位。这一连串事件使斯大林颇为恼火。于是，通过建立某种机构和加强协商以避免各国共产党摆脱莫斯科控制的问题，便刻不容缓地提上了斯大林的议事日程。
6月2日，日丹诺夫按照斯大林的命令给多列士发出一封加急信，信中说，苏联领导人不能理解”在法国发生了什么”以及”是什么动机引导了共产党”；”对联共（布）中央来说，法国国内形势和力量对比朝着不利于共产党人的方向发展是完全没有意料到的”；”许多人认为，法国共产党人是在同联共（布）中央协商后采取行动的。你们自己知道，这是不正确的，对于联共（布）中央来说，你们所采取的行动是完全出乎意料之外的”.[4]两天后，斯大林便接见了哥穆尔卡并提出要召开几国共产党会议。6月6日，莫洛托夫将给法共加急信的副本寄给了苏联驻美大使。6月底莫洛托夫在巴黎和会期间与南共领导人吉拉斯会谈时讨论了下述问题：由于”西欧和东欧各共产党之间缺少协调”，所以”必须出版一份有统一编辑部和统一观点的理论杂志”.7月7日（哥穆尔卡汇报了会议的准备情况后），这封加急信的副本又寄到了苏联驻保、匈、罗、捷、南的大使馆，其内容被转告给各国共产党领导人。[5]由此可以判断：第一，莫斯科要召集的共产党会议绝不简单地是为了创办一个杂志或出版社，而是想通过某种方式协调和统一各国共产党的行动；第二，建立新的国际组织的设想首先不是针对西方国家的压力和紧逼，而是源于共产党队伍内部的分散和独立倾向。不过，这一结论丝毫没有贬低马歇尔计划及苏联的反应在冷战起源中的地位，历史的进一步发展表明，马歇尔计划固然不是建立共产党国际组织的最初源泉，但苏联对马歇尔计划的估计和反应却无疑坚定了斯大林建立共产党情报局这类机构的决心，特别是明确了情报局的行动方针和目标。
对于马歇尔含糊其辞的演说，莫洛托夫和他的专家们进行了仔细研究[6]，他们似乎都把这个计划的动机看成是主要出于经济的需要，尽管怀疑这个计划是针对苏联而提出的，但仍认为如果处理得当，它可能会转过来对苏联有利——从美国获得一些急需的重建贷款。因此，当英、法发出召开三国外长会议讨论马歇尔计划的虚情假意的邀请[7]时，苏联不仅欣然接受，而且派出了一百多人的庞大代表团[8].不过，莫斯科还是非常谨慎的。6月21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并批准了对英、法政府照会的肯定性答复[9].6月25日经斯大林批准的给出席巴黎会议的苏联代表团的指示表明，莫斯科的担心主要在两个方面：其一，接受美国援助可能会在欧洲形成一个反苏联盟，特别是造成东欧国家从苏联势力范围中分离出去，所以指示苏联代表团呼吁制定单一国家的经济复兴计划，而不是一项全欧洲的计划，其理由是”这会阻碍东欧工业的发展并会增强欧洲各国之间战前的那种经济关系”.其二，援助计划可能会导致德国的复兴——其结果无疑将再次构成对苏联的威胁，因此要求苏联代表团采取不妥协的立场反对讨论向德国提供经济援助的问题，反对一切利用德国资源的企图，其对策是德国问题必须限制在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苏联在这个委员会中拥有否决权）之内。[10]
在6月27日至7月4日的巴黎会议上，英、法与苏联之间的讨论恰恰在这两个问题上陷入了僵局[11].莫洛托夫在7月1日对会议的结果失去了信心，他致电斯大林说：”我们的观点与英法的观点有本质的不同，我们不指望在有争议的实质性问题上达成任何协议。”[12]这时，莫斯科没有考虑到东欧国家对美国援助的迫切需要，更没有想到会有人对苏联的立场持抵制态度。
有研究表明，接受美国的贷款，在战后东欧国家的政治纲领中已成为广泛共识，并得到普遍支持。不同派别的政治家，从自由党、民主党到社会党和共产党，都把自己的活动纲领同获得美援联系在一起。在相当一部分居民中流传着关于美国的生活水平和民主标准的说法。在经历了法西斯占领和军事独裁之后的东欧地区，这种说法显然是对美国有利的政治心理因素。而由于历史和政治等方面的原因，对苏联的不信任和反感情绪在东欧地区，特别是在波兰、匈牙利和罗马尼亚，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13]此时马歇尔计划的出现，自然会对东欧国家产生巨大的吸引力，尤其是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出于经济上的原因表现得更为热心[14].还在巴黎会议之前，波兰驻美大使维涅维奇就告诉美国国务院的一位官员说，他的政府对马歇尔计划抱有”极大兴趣”.贝文对此的估计是：鉴于”促使欧洲复兴这一实际性援助的诱惑，苏联是控制不住其卫星国的”.[15]
苏联领导人最初的想法的确有些简单。7月4日，英法邀请22个欧洲国家参加定于7月12日召开的第二轮会议，以尽快制定出一项欧洲复兴计划。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立即决定接受邀请[16]，季米特洛夫在与苏联大使基尔萨诺夫谈话时也认为东欧国家应该参加巴黎会议，以借此宣扬苏联关于重建欧洲的观点。季米特洛夫还特意指出，”像保加利亚这些国家拒绝参加会议将使别人有理由指责他们缺乏政治上的独立”.[17]或许是考虑到这种状况，莫斯科第二天给所有驻东欧国家的使馆发出了两封电报。第一封电报指示他们对苏联在巴黎会议上的立场做出解释，第二封电报是转给各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建议东欧各国应当接受英法的邀请，出席第二轮会议，目的是”在会议上阐明英法的计划是不可接受的，使该计划不能获得一致通过。然后同尽可能多的国家代表团一起退出会议”.[18]7月6日莫洛托夫又转告贝鲁特和铁托，希望他们派使节来莫斯科进行非正式访问，”以求商量关于巴黎会议的协调性意见，以免在会议期间出现不必要的困难”.[19]
不过，苏联领导人重新考虑了自己所处的地位后，很快就意识到东欧国家参加7月12日会议，即使只是出于破坏的目的，也是十分危险的。7月6日夜间莫斯科通知东欧各国共产党领导人，”在7月10日以前不要对英、法做出任何回答”.[20]仅隔一天，又明确通知各国，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撤消了7月5日的函电，并建议拒绝参加巴黎会议。[21]
但麻烦已经出现。7月7日，捷政府宣布正式接受英法的邀请，并任命驻法大使诺塞克为会议代表。[22]在布拉格的美国大使向国内报告说，捷克斯洛伐克似乎”急于要加入马歇尔计划”.同一天，波兰外长莫泽莱夫斯基也告诉美国新任大使格里菲斯，尽管”还未做出最后决定”，但他认为”波兰政府一定会接受英、法邀请并出席巴黎会议”.[23]当苏联驻布拉格临时代办彼得罗夫于7月8日拜见哥特瓦尔德，并转交莫斯科的电报时，哥特瓦尔德说，现在已经不可能改变参加巴黎会议的决定了，因为”政府不会支持我们（共产党）”.负责外交事务的国务秘书克莱门季斯（共产党员）也告诉彼得罗夫，”现在什么也不能改变了，因为他们已经采取了必要的措施，英、法已经得知他们的决定，况且新闻界也已公布了。在巴黎的诺塞克已经得到了指示，大意是受权他出席这次会议”.[24]这不啻给了莫斯科当头一棒——对东欧失去控制的迹象已经出现，斯大林要求捷共领导人立即赶到莫斯科来。在受到斯大林的严厉斥责和耐心说服后，哥特瓦尔德屈服了。[25]可资利用的证据表明，波兰政府也同样是在莫斯科的压力下拒绝了马歇尔计划。因为7月9日上午美国大使格里菲斯在与贝鲁特总统谈话时得到的答复是波兰政府还未最后决定是否去巴黎，而晚饭后波兰外交部就当面通知他，波兰不参加巴黎会议了，其理由与斯大林会见捷共代表团时讲的如出一辙。[26]斯大林对问题严重性的提法——如果你们出席巴黎会议，就是加入了孤立苏联的活动——说明，苏联拒绝马歇尔计划的核心是担心东欧国家的分离，而能够防止出现这种后果的措施就是必须加强和扩大与各国共产党的组织联系。
看来，与其说苏联对马歇尔计划的消极反应是共产党情报局建立的直接原因，还不如更进一步地指出，对于欧洲各国共产党摆脱苏联控制及东欧国家摆脱苏联势力范围的防范心理，使莫斯科感到必须建立一个具有制约功能的共产党国际机构。在苏联为马歇尔计划奔忙的同时所发生的另一个事件，更使莫斯科感受到这种必要性。南斯拉夫一直倾向于组建一个巴尔干联邦，首先是同保加利亚的联邦，这一设想几经周折，终于在1947年夏天有了初步结果。[27]根据档案文献，7月初，季米特洛夫和铁托在互通信件中认为，实现联邦计划的一个最重要的措施——签订南保同盟条约的条件已经成熟，于是分别向莫斯科做了报告。斯大林担心英国出来反对，于7月5日答复，同盟条约的签订应等到对保加利亚和平条约批准后实施。但保、南领导人没有完全听从莫斯科的指示，在他们看来，对保和约已于2月签订，得到批准只是时间和程序问题。7月底铁托和季米特洛夫举行了会谈，并于8月1日发表联合声明，宣布两国已就同盟条约进行协商（实际上已经草签），并将在对保和约生效后签署。[28]8月2日，南斯拉夫、保加利亚和阿尔巴尼亚的代表还在布莱德缔结了一项协定，保证”提供炮兵、空军和步兵来组织希腊民主军的后方防御”，会议成立了一个旨在组织支援希腊游击队的”巴尔干联合参谋部”.[29]消息传到莫斯科，斯大林震怒。在8月12日给铁托和季米特洛夫的同一信件里，斯大林强烈谴责他们的”草率行事”给”英美反动分子提供了多余的借口”，使其得以”加强对希腊和土耳其事务的军事干涉”.他还特别强调，南共和保共这样做”没有同苏联政府商量”.[30]
在这样的背景下，苏共领导人感到召集共产党会议的事情不能再耽搁，而且为了实现会议的真正目的，也绝不能仅仅依靠波兰党进行筹备工作。在波兰工人党中央7月16日的通知中，只说打算在会上就欧洲各兄弟党所面临的问题交换看法和情况；为成立研究”各国工人运动问题”的新杂志做准备。[31]波兰党在7月底发出的正式邀请信中又特意指出，”我们不追求建立某种国际工人运动机关的目的，不想创办仅阐明某些国家工人运动问题的杂志”.[32]这显然已经不能满足莫斯科的要求了。
四、情报局的建立和苏联冷战政策的形成
就在哥穆尔卡发出邀请信的时候，日丹诺夫在给斯大林关于苏联方面组织会议的具体行动的报告中提出，联共（布）代表团在会议上应直接建议把邀请信完全没提到的两个问题——国际形势问题和各国共产党行动协调问题列入会议日程。报告规定，第一个问题由联共（布）派人作报告，研究和讨论国际形势的重点是提出各国共产党当前的主要任务；第二个问题由波兰人作报告，而苏联将在会议上提出成立一个”与会各党协调中心”的建议。报告强调，一方面，实行这种协调”只能依照各党自愿协商的办法”，但另一方面，”在涉及到联共（布）利益的所有问题上，有关党必须同联共（布）协商”，”在涉及到其他党的问题上，它也必须同其他党协商”.[33]这就是说，各国共产党行动的基本方针要由联共（布）提出，而且在具体问题上也必须同莫斯科”协商”.
显然，波兰党是不能胜任这项工作的，除了负责提出各党行动协调的问题——这不便由联共（布）直接提出——外，其他一切只能靠苏联人自己了。为此，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部副主任巴拉诺夫在8月15日向日丹诺夫提交的报告中建议：”联共（布）的代表应当拥有关于会议日程所有主要问题的详细材料，这些材料必须由联共（布）中央认真准备并经其批准”；在各党代表互相交换信息和听取国际形势报告后，可以就下述一些非常迫切的问题交换意见，即关于马歇尔计划、德国的国家制度和经济制度、各国共产党对苏联和联共（布）的态度、共产党行动的协调和相互提供情报的形式等问题；在上述讨论的总结阶段，联共（布）代表”可以支持成立协调委员会的想法”，当然，这个建议最好”是由其他党的代表提出的”；联共（布）代表对关于成立出版情报刊物的机构也应持这样的立场；”会议应当秘密进行”，只在结束后发表一个简短的公报。[34]在对这个报告进行修改和补充的基础上，8月27日，日丹诺夫和马林科夫提交给斯大林一份新的报告。在会议需要讨论的问题中，报告删去了德国问题——可能是考虑到德国问题属苏联的专利，无需其他党过问，而加入了新的内容：”批评一些党所犯的错误，首先是法国和意大利共产党所犯的错误”[35]，以及”加强斗争，反对新的战争威胁，号召团结一切民主力量和反法西斯力量以对抗美帝国主义从政治和经济上奴役欧洲的计划”.”对苏联态度”和”对联共（布）态度”的提法改为”作为各国劳动群众在争取和平、社会主义和真正民主的斗争中最强大力量和可靠支柱的苏联的决定性意义”.关于”协调委员会”，报告进一步明确：在出席会议的各党代表”自愿同意”的条件下，以”总部设在华沙的情报局”的形式建立之。[36]
至此，即到8月27日，莫斯科最后明确了建立新的国际机构——情报局的构想，其使命是重建共产国际时存在的世界各国共产党的利益必须绝对服从联共（布）利益的那种隶属关系。但这次的重点是在欧洲，特别是在苏联势力范围内的各国共产党身上。9月初，对外政策部遵照日丹诺夫的指示，作为苏共代表在会议上发言的素材，准备了一份长达8页的分析材料《关于联共（布）的国际联系》，其主要内容是强调建立国际共产主义机构的必要性。文件讲述了共产国际解散后各国共产党之间联系的状况，认为这有力地促进了”各兄弟党”争取民主和工人运动团结的斗争，巩固了苏联的国际影响，”帮助解决了苏联对外政策的任务”.但是各共产党之间现有的联系是不充分的，因为它不是正规的，进一步发展这种关系的困难在于”没有一个交换情报及对国际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主要问题统一观点所必需的中心”.没有统一的中心，”还妨碍各民主组织的协调行动，妨碍在同反动派和新的世界大战的战争贩子的斗争中制定统一的策略”.文件最后指出，”建立国际协调中心，或至少建立情报出版机构”是”完全现实的任务”；”这一机构在争取和平和发展民主的斗争中，在制定共产党和其他民主组织共同路线和策略方面，将扮演积极角色”；在今天”国际生活中的任何一个问题，无论大小，没有苏联参与是解决不了的”.[37]
以上论述可以归纳为两点：成立情报局的主要目的就是对欧洲共产党内部进行整肃[38]，以协调行动，制定共同的路线和策略；在莫斯科的统一号令下，开展反对以美国为首的战争贩子和奴役欧洲计划的斗争。众所周知，日丹诺夫在会议上关于国际形势的报告表述了苏联领导人确定的基本纲领，而这一纲领的的中心命题就是两个对抗阵营的形成[39].值得注意的是，从档案材料可以看出，这样提出问题是克里姆林宫在开会前几天才决定的。在头几份反复修改的报告草案里，都没有出现关于两个阵营或类似的命题，只是在最后定稿前的一份报告文本上，日丹诺夫做了批注：”新的阵营”和”新的民主”.于是，全文都作了相应的变动，其中关于苏联在国际舞台上的立场和作用这一提法，在多数情况下都改成了”苏联和民主国家”，”民主国家阵营”，”反帝国主义阵营国家”.报告第二部分的标题”苏联——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支柱”，随着内容的变化也换成了一个反映两个阵营形成的标题：”战后政治力量的新格局——以帝国主义的反民主阵营为一方和以反对帝国主义的民主阵营为一方的两个阵营的建立”.这种变动，很可能不是由于日丹诺夫本人思想转变主动提出的，而是斯大林在看了准备好的报告后做出的决定。总之，直到9月19日，即在会议召开的前3天，政治局才正式决定委托日丹诺夫做这个关于国际形势的报告。[40]这说明，共产党情报局最后确定的纲领是仓促的、应急的，而且是对马歇尔计划重新认识后的被动反应[41].
就这样，在日丹诺夫和马林科夫的直接操纵和斯大林的幕后指挥下，9月22日华沙会议正式开幕。然而，除苏联外，包括倡议人波兰党和最激进的南共在内的所有与会代表，都不清楚会议的真实目的和具体日程。[42]因此，当马林科夫在其发言的结论部分提出必须采取”明确的措施”，”加强各国共产党之间联系和建立经常接触”，”以便相互理解和协调行动”[43]的时候，波兰党有一种上当受骗的感觉。9月24日，哥穆尔卡和明兹请求会晤日丹诺夫和马林科夫，并阐述了以下观点：波兰不希望在华沙建立任何一种情报局的机构，如果一定需要这样的机构，最好选择贝尔格莱德或布拉格。在波兰建立情报局将会被看作是共产国际的复活，而这会给波兰在对外关系领域造成不良影响。尽管与苏联人约定，在关于协调的问题明朗化以后再行讨论，但半个小时后哥穆尔卡又再次强调，波兰人原则上反对建立情报局，并认为应该像他们通知中所说，仅限于出版一本杂志，同时可以赋予杂志编辑部以必要的协调权力。鉴于波兰人的这种立场，日丹诺夫和马林科夫认为，在波兰代表做报告之前，必须同其他各国代表团私下谈话，让他们表明立场，并坚持认为：必须建立情报局，其驻地就设在华沙。[44]得此消息后，在25日的电话中，莫洛托夫指示：一定要让会议通过建立情报局的决议，即使没有协调的职能。但随后斯大林表示了更强硬的态度：必须赋予情报局以协调职能，新的机构应该能够控制每个欧洲的，尤其是东欧的共产党。[45]
令日丹诺夫和马林科夫感到欣慰的是，在与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代表交谈时，二者都认为必须建立这样的具有协调职能的机构。卡德尔声明，情报局可以设在贝尔格莱德，这一点无须同铁托商量了。斯兰斯基表示布拉格也可以作为情报局的驻地，但须回国与哥特瓦尔德商议。[46]经过苏联代表的努力，其他各代表团都表示接受具有协调职能的情报局，波兰代表回国商议后也撤销了原来的意见。[47]屈服了的哥穆尔卡在9月27日的简短报告中，以个人名义建议成立情报局，其职能不仅是交换经验，”在必要的时候”，还应”按照自愿的原则”协调各共产党的活动。[48]9月28日，会议正式通过了”关于出席会议的各国共产党交流经验和协调行动”的决议，决议规定成立具有协调职能的共产党情报局，由各国共产党的代表（每党两名）组成，其驻地设在贝尔格莱德。同时，情报局将创办自己的机关刊物[49].
波兰会议终于完成了莫斯科匆忙设定的任务——通过建立情报局这一机构恢复对欧洲各主要共产党的直接控制和指挥；在反帝国主义的”民主阵营”的旗帜下开始实施同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的集团对抗[50]的战略。至此，美苏双方不仅发表了冷战宣言，而且确定了冷战政策，冷战格局终于在欧洲形成。不过，这里还有必要指出，就其职能而言，作为苏联对外政策的附属物，尽管情报局在组织形式上有别于以往的三个”国际”，仍可被看作是共产国际的替代品，但就其目标而言，二者之间的差别是十分明显的。如果说共产国际的纲领是推动世界革命，领导各国共产党彻底消灭资本主义制度，那么情报局则只是要求放弃与美国的合作，在欧洲的范围内组织共产党抵制和防御西方的进攻（至少在莫斯科看来，马歇尔计划是美国进攻战略的开端），而且只能按照苏联认可的时间和地点采取行动。对于拉科西提出的分别召开多瑙河流域和北欧各国共产党代表会议的建议，被斯大林以”不合时宜”为由而否定，铁托关于邀请希腊共产党出席波兰会议的提议遭到斯大林婉言拒绝，[51]甚至对于方兴未艾的希腊革命和中国革命，日丹诺夫在洋洋万言的报告中也只是顺便提到，而对于这两个革命的影响和意义则只字未提。[52]这些都体现了莫斯科的目标和行为的界限。
因此，日丹诺夫的报告可以被认为是莫斯科的冷战宣言，但其所反映的苏联冷战政策的实质是对抗和抵制，斯大林只是想通过采取强硬的路线，迫使西方承认苏联已经取得的势力范围，保证苏联的安全和利益，而并非要对资本主义世界发动全面进攻——这与美国的”遏制”理论确有异曲同工之处。对于莫斯科的目标，不仅”自由世界”的政客们当时做出了完全错误的估计，就是在共产党内部也产生了种种误解。铁托正是因为擅自采取了一系列激进的措施，而成为共产党情报局的第一个牺牲品。[53]
注释：
一、解散共产国际和苏联战后对外战略的确立
[1]共产党情报局机关报《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当年曾经刊登过情报局会议的部分文件，在此基础上苏联在1948年和1949年分别编印、出版了单行本：ИнформационноесовещаниепредставителейнекоторыхкомпартийвПольшевконцесентября1947года和СовещаниеИнформационногобюро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ихпартийвВенгриивовтройпоровиненаября1949года。这两本文集都有中译本，即1948年东北书店出版的《九国共产党情报局文献》和1954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共产党情报局会议文件集》。然而，作为史料，这些文集有两个不容忽视的缺陷：所公布的文件选择性极强（例如缺少许多与会者的发言记录），并且经过了双重修改（文件作者本身和苏联编者）。苏南分裂以后，南斯拉夫方面通过报纸，特别是回忆录、传记的形式披露了一些上述文件中没有的材料，但所增加的内容极为有限，而且同样有很强的政治倾向性。在此基础上，1975年英国出版了斯蒂芬·克利索德编辑的《南苏关系（1939-1972）：文件与评注》（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中文版）。
[2]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方面的专门研究是西方学者开始的，如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乌拉姆的著作（Ulam，Titoism and theCominform，Cambridge，1952）。此后比较深入的研究当属西班牙共产党领导人克劳丁1970年出版西班牙文专著《共产主义运动：从共产国际到共产党情报局》（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中文版）。
[3]新的档案文献首先在一些俄国学者发表的论文中不断得到引证。1994年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与意大利费尔特里内利基金会（米兰）合作，编辑出版了TheCominform： Minutes of the Three Conferences，1947/1948/1949，首次用英文公布了共产党情报局三次会议的几乎全部文件。1998年俄国单独出版的该书俄文版（СовещанияКоминформа， 1947， 1948， 1949.Документыиматериалы），不仅补充了对于研究来讲非常重要的注释和经过修订的研究论文，而且作为附录，新公布了许多苏共领导人之间关于这几次会议的往来电报。
[4]除上述文件集中选编的重要论文外，这方面研究的重要论著还有俄国学者阿季别科夫的专著（Г.М.Адибеков，КоминформипослевоеннаяЕвропа，Москва，1994）和论文（ПопыткакоминтернизацииКоминформав1950г.，Новаяиновейшаяистория，1994，№4-5；НачалоконцаКоминформа，ИнститутвсеобщейисторииРАН，Сталинихолоднаявойна，Москва.1998；МолотовипопыткиреорганизацииКоминформав1950-1951годах，ВопросыИстории，1999，№7），吉比扬斯基的论文（Л.Я.Гибианский，КаквозникКоминформ，НоваяиНовейшаяИстрия，1993，№4；Коминформвдействии. 1947-1948гг.，НоваяиНовейшаяИстрия，1996，№1-2）。英文著作中作为重要章节涉及这一问题的有祖伯克、普列沙科夫（V. Zubok， C.Pleshakov，Inside the Kremlin’s Cold War： From Stalin to Khrushchev.Cambridge， London，1996）和马斯特尼（V. Mastny，The Cold War and SovietInsecurity： The Stalin Years. New York，1996）的专著，还有一些颇值得参考的论文（N.I.Egorova，Stalin’s Foreign Policy and theCominform，1947-1953；Anna Di Biagio，The Marshall Plan and theFounding of the Cominform， June-September 1947，F.Gori， S.Ponsed.，The Soviet Union and Europe in the Cold War， 1943-1953，London-NewYork，1996）等等。至于中国学者，严格地说，对于共产党情报局的深入研究还没有展开。笔者只见到几年前的一篇论文（孙耀文：”论共产党情报局的成立”，载《世界历史》1997年第3期）。
[5]见Zubok和Pleshakov前引书125页。
[6]见Mastny前引书32-33页。
[7]КоминформипослевоеннаяЕвропа，лл.24-26、226-227；Zubok和Pleshakov前引书130-131页，Mastny前引书30页。
[8]Гибианский，Долгийпутьктайнам：историграфияКоминформа，СовещанияКоминформа，л.ⅩＬⅡ；Biagio前引文208-209页。
[9]А.Ди.Бьяджо，СозданиеКоминформа，СовещанияКоминформа，л.22.
[10]见Mastny前引书26页。
[11]近年公布的俄国档案文献反映了这方面的详细情况。见РАНИнститутВсеобщейИстории，Коминтернивтораямироваявойна，ЧастьⅠ，до22июня1941г.，Москва，1994；ЧастьⅡ，после22июня1941г.，Москва，1998.
[12]ГеоргиДимиитров，ДНЕВНИК（9маарт1933 – 6февруари1949），София，1997，233-234.
[13] 1943年5月20日斯大林在电话中要求尽快公布解散共产国际的决议。ДНЕВНИК，374-375.
[14]Бьяджо前引文21页。
[15]马伊斯基致莫洛托夫电，1944年1月11日。АПРФ（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ф.3，оп.63，д.237，лл.52-93.Источник，1995，№4，лл.124-144.凡直接引注的档案文献，笔者存有复印件。
[16]葛罗米柯：”关于苏美关系问题”，1944年7月14日。АВПРФ（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ф.06，оп.6，п.45，д.603，лл.1-34.转引自VladimirPechatnov，The Big Three after World War II： New Documents on SovietThinking about Post War Relation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GreatBritain，Working Paper№13，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Project（Washington， D.C.：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Scholars， 1995），p.6.
[17]АВПРФ，ф.06，оп.6，п.14，д.141，лл.23-24.35.转引自Zubok和Pleshakov前引书30页。
[18]丘耶夫著/刘存宽等译：《莫洛托夫秘谈录——与莫洛托夫140次谈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中文版，第66页。
[19] Zubok和Pleshakov前引书27页。
[20]过去学术界曾对此质疑，俄国学者引用档案文献证实了这个著名的百分比协定的存在，见М.М.Наринский，И.В.СталиниМ.Торез， 1944-1947гг.Новыематериалы，Новаяиновейшаяистрия，1996，№1，л.19.
[21]АВПРФ，ф.06，оп.6，п.14，д.144，лл.22、28、44.转引自Zubok和Pleshakov前引书30页。另见СталиниТорез，л.19.
[22]有关这方面的俄国档案文献已经大量公布，笔者主持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课题《苏联历史档案选编》（该书即将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第23、24和26卷收入了这些文件。
[23]ДНЕВНИК，458.
[24]РЦХИДНИ（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ф.77，оп. 3c，д.60，лл.7、40；д.63，л.33.转引自Г.П.Мурашко，А.Ф.Носкова，СоветскийфакторвпослевоеннойВосточнойЕвропе，ИнститотрссийскойисторииРАН，Советскаявнешнаяполитикавгоды”холоднойвоины”（1945-1985）：Новоерочмение，Москва，1995，лл.89-90.
[25]此期苏联对中共和朝共的政策，详见拙著：《毛泽东、斯大林与韩战》第二章（香港天地图书公司1998年版）。关于斯大林劝伊朗人民党放弃革命的情况，见Н.И.Егорова，Иранскийкризис1945-1946гг.，Порассекреченнымархивнымдокументам，Новаяиновейшаяистрия，1994，№3，л.41.
[26]РЦХИДНИ，ф.495，оп.74，д.259，л.8.转引自СталиниТорез，лл.19-21.
[27]斯大林与多列士谈话记录，1944年11月19日。АПРФ，ф.45，оп.1，д.390，лл.85-93.Источник，1995，№4，лл.152-158.另见СталиниТорез，лл.21-23；ДНЕВНИК，448.
[28] P.J.Stavrakis，Moscow and Greek Communism，1944-1949，Ithaca，N.Y.，1989，p.32；J.O.Iztrides，Revolt inAthens： The Greek Commuist “Second Roound”，1944-1945，Princeton，N.J.，1972，pp.156-7.转引自R. Craig Nation，ABalkan Union？ Southeastern Europe in Soviet Security Policy，1944-8，The Soviet Union and Europe in the ColdWar，p.131.根据这一精神，1944年12月9日季米特洛夫通知一向积极支持希腊革命斗争的保加利亚共产党，”在当前形势下，希腊同志不能指望从这里会有积极的干预和帮助”.见ДНЕВНИК，451.
[29]ДНЕВНИК，372；КоминформипослевоеннаяЕвропа，л.6；Адибеков，КакготовилосьпервоесовещаниеКоминформа，СовещанияКоминформа，л.3.
[30]关于国际情报部的成立，季米特洛夫在日记中记载：”为使敌人不能利用该部是由季米特洛夫领导这一事实，决定任命什切尔巴科夫为部长，季米特洛夫和曼努伊尔斯基为副部长。本决定不予公布，而该部的工作将按内部工作制度予以组织和实施。”ДНЕВНИК，381.
二、重建国际组织的设想和国际关系现状
[1]有关档案文献见Т.В.Волокитина，ВосточаяЕвропавдокументахрссийскихархвов，1944-1953гг.ТомⅠ，1944-1948гг.，Москва，1997.有关部分中译文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2-26卷。
[2]对外政策部1948年7月改名为联共（布）中央对外联络部，1949年3月改名为对外政策委员会。
[3]弗拉吉米尔·杰吉耶尔著/叶周等译：《铁托传》下册，三联书店1977年中文版，第88页。
[4]Долгийпуть，СовещанияКоминформа，л.ⅩⅩⅩⅤ。
[5]这份来自匈牙利的档案文件是布达佩斯历史研究所贝克什提供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冷战项目的，见Csaba Békés，SovietPlans to Establish the Cominform in Early 1946： New Evidence fromthe Hungarian Archives，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Bulletin，Issue10，March 1998，pp.135-138.
[6]据克里姆林宫斯大林办公室的访问者登记簿记载，4月1日22时30分至24时50分，斯大林与拉科西进行了交谈。ИсторическийАрхив，1996，№4，л.121.
[7]《铁托传》，下册，第88-89页；Гибианский，Проблемы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огоструктурированияВосточнойЕвропывпериодформированиясоветскогоблокав40-егоды，ИнститутвсеобщейисторииРАН，Холоднаявойна：новыеподходыиновыедокументы，Москва，1995，лл.113-114.
[8]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政策档案馆，全宗1，目录5，A.e.3，第138页。转引自ИсторическийАрхив，1993，№2，лл.33-34.
[9]РЦХИДНИ，ф.17，оп.128 ，д.903，л.75.
[10]РЦХИДНИ，ф.17，оп.128 ，д.903，лл.89-95.
[11]上述问题在俄国档案文献中均有详细的反映，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1、22、23、24和26卷。
[12]Бьяджо前引文22页。
[13]КоминформипослевоеннаяЕвропа，лл.14-15.
[14]Проблемы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лл.113-114.
[15] Scott D. Parrish，The Turn Toward Confrontation： The SovietReaction to the Marshall Plan，Working Paper CWIHP，No.9，1994，pp.5-6.
[16]只是在这一概念的范围内，才可以理解为什么有人把冷战根源追溯到20世纪初。
[17]关于冷战的概念，冷战形成的主要因素和标志，冷战历史的发展阶段及其特征，笔者拟专文论述。
[18]全文见《斯大林文选（1943-1952）》下册，人民出版社1962年中文版，第441-454页。
[19]关于丘吉尔1946年3月5日演说的最新研究见Злобин，Н.В.，НеизвестныеамериканскиеархивныематериалыовыступленииУ.Черчилля5марта1946г.，Новаяиновейшаяистрия， 2000，№2[20]ДНЕВНИК，535.
[21]《斯大林文选》，第478页。
[22]是年夏天，苏联驻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代表都努力制止共产党的左倾激进主义（АВПРФ，ф.0125，оп.34，п.11，д.130，л.38；ф.074，оп.34，п.10，д.115，лл.13-14）。在与捷共和英国工党代表团谈话时，斯大林也要他们相信有可能通过议会道路和平进入社会主义。见Мурашко和Носкова前引文90页。
[23] 1946年9月27日，苏联驻美大使诺维科夫在莫洛托夫的授意下提交了一份分析苏美关系的长篇报告，美国《外交史》很早就公布了这个文件，并展开讨论。见DiplomaticHistory，1991，V.15，№4.
[24]这里应插一句，霍罗维茨的看法是有道理的：”所谓苏联扩张的压力只能是（美国）采用遏制政策的一个借口而不是决定这种政策的原因”.霍罗威茨著/上海市”五七干校”翻译组译：《美国冷战时期的外交政策：从雅尔塔到越南》，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中文版，第9页。
[25]斯大林得到的信息是多数美国人反对杜鲁门宣言。苏联驻纽约领事洛马金在向莫斯科报告：杜鲁门主义”在公众中激起了强烈的反对浪潮”，”毫不夸张地说，70-80%的美国人反对为了杜鲁门所说的理由而向希腊和土耳其提供援助”，这些人担心杜鲁门计划”会导致苏联与美国之间的战争”.洛马金致苏联外交部，1947年4月19日。АВПРФ，ф.0129，оп.31，п.192，д.12，л.19.转引自Parrish前引文11-12页。
[26]盖迪斯对杜鲁门主义有一个准确的判断：”就其对苏联政策所产生的影响而言，它并不像后来所渲染的那样起到了转折点的作用”.JohnGaddis，Was the Truman Doctrine a Real Turning Point？ Foreign Affairs52 （1973-74），pp386-402.转引自Mastny前引书26页。
[27]霍罗威茨前引书52页。
[28]《斯大林文选》下册，第492-493页。
[29]马歇尔与斯大林会谈备忘录，1947年4月15日。Foreign Relations of UNITEDStates，1947，Vol.2，pp.343-344.
[30]转引自Parrish前引文10-11页。据帕里什考察，《新时代》杂志表面上是由一个苏联工会组织出版，实际上出自莫洛托夫的办公室，这位外交部长常常亲自编写重要社论。
三、召开情报会议的初衷和苏共构想的变化
四、情报局的建立和苏联冷战政策的形成
[1]参加会见的还有莫洛托夫以下十几位苏联领导人，可见此次谈话之重要。见ИсторическийАрхив，1996，№5-6，л.14.
[2]Долгийпуть，СовещанияКоминформа，лл.ⅩⅩⅩⅨ-ⅩＬⅠ；Проблемы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лл.114-115.
[3]以上参见卡尔沃科雷西编著/徐先麟等译：《国际事务概览（1947-1948）》，上海译文出版社1990中文版，第130-131、156-157、499-501页；AbrahamBoxhorn， The Cold War and the Rift in the Governments of NationalUnity： Belgium， France and Italy in the Spring of 1947， AComparison. Amsterdam， 1993， pp. 248-49.
[4]РЦХИДНИ，ф.77，оп.3，д.89，лл.1-13.参见СталиниТорез，л.25；Мурашко和Носкова前引文91-92页。
[5]Бьяджо前引文23页。
[6]莫洛托夫对演说文本所做的圈点和批注见АВПРФ，ф.06，оп.9，п.18，д.209；诺维科夫6月9日和24日致莫洛托夫电见АВПРФ，ф.059，оп.18，п.39，д.250；瓦尔加关于”马歇尔计划与美国经济形势”的备忘录（6月24日）见АВПРФ，ф.06，оп.9，п.18，д.213.参见Parrish前引文13-15页；M.
M.Narinsky，The Sovet Union and the Marshall Plan，WorkingPaper，CWIHP，№9，1994，p.43.
[7]英国外交大臣贝文和法国外长皮杜尔表面上宣称欢迎苏联参与马歇尔计划的实施，暗地里却分别向美国驻巴黎大使卡弗里保证，”他们希望苏联拒绝合作，在任何情况下他们都准备’全力以赴，即使遭到苏联的拒绝'”.见卡弗里致国务卿，1947年6月18日，ForeignRelations of UNITED States，1947，Vol.3，pp.343-344.
[8] 1947年7月4日道格拉斯给马歇尔的信提到了莫洛托夫代表团的人数，Foreign Relations of UNITEDStates，1947，Vol.3，p.310.
[9]АПРФ，ф.03，оп.63，，д.270，л.12.Narinsky前引文42页。
[10]АВПРФ，ф.06，оп.9，п.18，д.214，лл.1-13.参见Parrish前引文22-24页；Narinsky前引文44-46页。
[11]依据新的档案对会议情况所做的描述，见Parrish前引文24-25页；Geoffrey Roberts，Moscow andthe Marshall Plan： Politics， Ideology and the Onset of the ColdWar，1947，Europe-Asia
Studies，1994，V.46，№8，pp.1375-1376；Narinsky前引文46页；Zubok和Pleshakov前引书105页。
[12]АПРФ，ф.03，оп.63，д.270，лл.70-71.转引自Narinsky前引文46页。
[13]Мурашко和Носкова前引文71-72页。
[14]在1945年波兰的外贸中，苏联占出口额的93%，进口额的91%，1946年则分别降为50%和70%.在捷克斯洛伐克，从1946年第三季度到1947年第一季度，从苏联的进口额减少一半，对苏出口额下跌了三分之一，而同期从美国的进口额增加了两倍，对美国的出口额增加了50%.克劳丁前引书，第二卷，178-179页。
[15] Foreign Relations of UNITED States，1947，Vol.3，pp.261、268.
[16] Parrish前引文27页；克劳丁前引书，第二卷，178-179页。
[17]基尔萨诺夫致莫斯科电，1947年7月6日，АПРФ，ф.03，оп.63，，д.270，л.118.转引自Narinsky前引文48页。
[18]莫洛托夫致彼得罗夫转哥特瓦尔德电，1947年7月5日，АВПРФ，ф.059，оп.18，п.22，д.151，л.87；莫洛托夫致苏联驻华沙大使电，1947年7月5日，АПРФ，ф.03，оп.63，，д.270，лл.93-94.莫洛托夫致苏联驻贝尔格莱德大使电，1947年7月5日，АПРФ，ф.03，оп.63，，д.270，л.96.参见Roberts前引文1377页；Parrish前引文26页；Narinsky前引文48页。
[19]莫洛托夫致列别杰夫电，1947年7月6日，АПРФ，ф.03，оп.63，д.270，л.135.转引自Narinsky前引文48-49页。
[20]莫洛托夫致列别杰夫电，1947年7月6日，АПРФ，ф.03，оп.63，д.270，л.135.转引自Narinsky前引文48-49页。
[21]莫洛托夫致列别杰夫电，1947年7月8日，АПРФ，ф.03，оп.63，д.270，л.158.转引自Narinsky前引文49-50页。
[22] Parrish前引文26页。苏联驻法国大使博戈莫洛夫认为：诺塞克在国内政策上以保守、在对外政策上以倡导亲西方而著称。博戈莫洛夫致莫斯科电，1947年7月10日，АПРФ，ф.03，оп.63，д.270，л.201.转引自Narinsky前引文50页。
[23]斯坦哈特致国务卿，1947年7月7日，基思致国务卿，1947年7月7日，Foreign Relations of UNITEDStates，1947，Vol.3，pp. 13-14、313.
[24]彼得罗夫致莫洛托夫电，1947年7月9日，АПРФ，ф.03，оп.63，，д.270，лл.183-184.转引自Narinsky前引文50页。
[25]斯大林与哥特瓦尔德谈话记录，1947年7月9日。АПРФ，ф.45，оп.1，д.393，лл.101-105.更为详细的情况可参见Parrish前引文27-31页；Narinsky前引文50页。
[26]格里菲斯致国务卿，1947年7月10日，Foreign Relations of UNITEDStates，1947，Vol.3，pp.320-322.尽管有当事人回忆说，波兰不是被强迫拒绝马歇尔计划的（SheldonAnderson，Poland and the Marshall Plan， 1947-1949，DiplomaticHistory，1990，V.15，№4，p.476），但目前尚无相关的波兰档案文献可以证实。
[27]有关巴尔干联盟的最新研究见Н.Д.Смирнова，СталиниБалканыв1948г.ПроблемынациональнойбезопасностиСССР，И.В.Гайдук，Н.И.Егорова，А.О.Чубарьн，Сталинскоедесятилетиехолоднойвойны：фактыигипотезы，Москва，1999，лл.36-44；R.C. Nation，A Balkan Union？ Southeastern Europein Soviet Security Policy， 1944-8，The Soviet Union and Europe in theCold War，，pp.125-143.
[28]Проблемы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лл.106-107；Гибианский，Коминформвдействии1947-1948гг.Поархивнымдокументам，Новаяиновейшаяистрия，1996，№1，л.168.
[29]克利索德前引书109-110页。
[30]ДНЕВНИК，556；Проблемы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лл.106-107；Коминформвдействии，л.168.
[31]Какготовилось，лл.4-5；Бьяджо前引文23页。
[32]Проблемы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л.115.
[33]РЦХИДНИ，ф.77，оп.3，д.90，
лл.10-11；Проблемы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лл.115-117.；КаквозникКоминформ，лл.141-142.
[34]РЦХИДНИ，ф.575，оп.1，д.3，лл.1-13.
[35]报告初稿的写法是：”对于某些共产党（法国共产党、意大利共产党、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以及其他国家的共产党）所犯的错误进行批评，其中包括各党之间缺乏相互联系以及行动协调一致方面的错误”.РЦХИДНИ，ф.77，оп.3，д.90，л.10.
[36]РЦХИДНИ，ф.77，оп.3，д.90，лл.1-15.转引自Бьяджо前引文，第27-28页；Какготовилось，лл.9-10.
[37]РЦХИДНИ，ф.575，оп.1，д.3，лл.17-24.转引自Какготовилось，л.10-12；Бьяджо前引文29页。
[38]在此期间，对外政策部准备了有关欧洲主要共产党的详细材料，并对所有这些党（包括南共）提出了批评意见（РЦХИДНИ，ф.575，оп.1，д.3）。详见Коминформвдействии，лл.167-168；Бьяджо前引文，第30-33页。
[39]报告全文见РЦХИДНИ，ф.77，оп.3，д.94，лл.1-49.
[40]Проблемы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лл.118-119；Бьяджо前引文38页。
[41]帕里什的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见Parrish前引文36-37页。
[42]Бьяджо前引文39-41页。
[43]РЦХИДНИ，ф.575，оп.1，д.1，л.54-55；又见СовещанияКоминформа，лл.155-156.
[44]谢尔盖耶夫（日丹诺夫）、鲍里索夫（马林科夫）致菲利波夫（斯大林）电，1947年9月24日。РЦХИДНИ，ф.77，оп.4，д.57，лл.37-38.
[45] Zubok和Pleshakov前引书133页；Проблемы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лл.120-121.
[46]谢尔盖耶夫、鲍里索夫致菲利波夫电，1947年9月25日。РЦХИДНИ，ф.77，оп.3，д.92，л.54.
[47]谢尔盖耶夫、鲍里索夫致菲利波夫电，1947年9月27日。РЦХИДНИ，ф.77，оп.3，д.96，л.2.
[48]РЦХИДНИ，ф.575，оп.1，д.1，лл.276-279.这个”自愿原则”，在定稿时被日丹诺夫换成了一种模糊的提法——”按照相互协商的原则”.РЦХИДНИ，ф.77，оп.3，д.96，л.14；ф.575，оп.1，д.1，л.304.转引自Проблемы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лл.122-123.
[49]谢尔盖耶夫、鲍里索夫致菲利波夫电，1947年9月28日。РЦХИДНИ，ф.77，оп.3，д.96，лл.10-11.
[50]笔者提出”集团对抗”的概念（沈志华、张盛发：《从大国合作到集团对抗——论战后斯大林对外政策的转变》，载《东欧中亚研究》1996年第6期），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1947年开始的斗争仅局限于以美苏为首并有部分欧洲国家参加的两个集团之间，直到1950年中苏同盟条约签订，尤其是朝鲜战争的进展，才真正形成了世界性的”社会主义阵营”.
[51]Какготовилось，лл.5-6、3.
[52]见СовещанияКоминформа，лл.152-170.
[53]详见拙文：《对1948年苏南冲突起因的历史考察》，载《历史研究》1999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