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转型与制度变革”征文
第一部分：一人一票的迷思
事实上在涉及到中国民主的进程时，因为对于一些基础性的功课缺乏必要的探讨和梳理，因此数十年来始终处于一个异常复杂的死结之中，是因为我们无法通过一个具体的过程去走向一个确定了的称作希望的民主体系，尽管在此之前有关于民主、宪政的论题已经获得了较为多样的和视野广泛的讨论，然而构成民主主体的一个部分，却始终因为要面对到必须正视的现实时，缺乏必要的事实通道和途径而难以继续，而之所以要通过对于一种具体路径的寻求和开拓，而不是就结果而结果的呈现，这样的一种论述，是在于首先要唤起的是确认我们正存在于当下的全球语境之中，并且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看到，中国大陆已经演变成为了一个全球最大的独裁体系，由此格外严重的状况下所带来的一系列重要问题，确认这种严峻的状况是为了以更充分、有效的速度去走向民主，而不是相反，不是去为了得到一个和我们的预期完全不同的结果。
而探讨具有中国制度因素的现状，要比仅仅只是去简单地参照西方体系更能够获得进行民主革命的前提和契机，这是因为尽管身处在全球化的民主语境的浪潮之中，但必须承认中国作为封建皇权体系的继承者所特有的野蛮帝国状态，同时也要明确的另外一个前提是，对于底层民众而言，能够从他们的思想和意识当中提炼到的仅仅是一部分具有平等的觉醒概念，而我们要成就的却不是在精英层面上的推进，因此必然，以民众视角作为确切的参照，这样的构成对于要准备实现真实民主的中国大陆而言，是不可或缺的同时也是必须要面对和不能逃避的选择。
从一般性民主过程向前推进到具体的制度性宪政之时，我们极容易陷进“一人一票”的简单迷思之中。这是因为作为一种分类法，一人一票并不能说明民主所具有的包含在广泛性中的真实含义，是因为中国地区处于一个复杂形态的陷阱之中，一方面由于长时间段落的专制体系，在垄断一切资源之后所形成的特别低下的社会资源效应，但在另外一方面，由于民众阶层因长期被剥削而处于连基本的日常生活都难以得到保障的匮乏之中，因此，这种极端分化的状况决定了一人一票另一个层次的含义，是在于民众如何成为并实现公民身份的直接诉求和转变。也就是在维系到具体状况时，要回答一人一票之后的结果并不是受制于某一党派的思维，或者由某一党派的代言来作为基础民主的体现，而要获取初步含义上的一人一票，则又首先要取决并落实于在对待何谓宪政及何谓宪法的层面上。
这也就是为什么要反复强调什么是中国大陆民主的真实性所在的原因，是在于专制体系的毁灭以及在毁灭之后进行民主建设时，要首先明确作为第一步的民主建设才刚刚开始，不可能因为“一人一票”就获得解决一切问题和争议的途径和方法（要破除过于理想化的倾向），并且作为基础，重要的不是过于庞大的主体性建设，而是相反，一人一票要面对的将首先是取消社会阶层的不平等以及实现人人作为公民的权利和权力的保障。
有很多人认为一人一票能够解决所有问题，而这种迷思如果不加以破除，那么民主进程的推进就一定会陷入到无止境的僵局之中，并且由此所引出的另外一个问题则是，要重申民主宪政的主要对象是对底层民众而不是少部分精英阶层，我们不可能去实行一个只对少部分精英阶层有利的民主的原因在于，当民众成为公民的时候，也就是消除无产阶级或工人阶级这样一种已经极其陈旧甚至是歧视性的阶级分类之时。我注意到在底层民众中有一部分人之所以对民主抱有不信任倾向的主要原因是，我们长期以来忽视了什么才是公民权利的构成主体，不但在理论上同时也在实际状况中将他们忽视了，或者说，在面对这一群体的时候，出于某种不为人所知的状况，含糊了其中应该明确的重要部分，并且，又由此推导出的问题则是，时代是在向前推进的，不论是处于何种体系及制度之中，任何一种折返和试图回到过去的举动都不会再具有现实的真实意义。
因而在“一人一票”的前提下所要放弃的就是，关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虚构而愚昧的争议，还要放弃的是，一党专政和多党轮流之间本质无差别的交锋，同时还要放弃的是阶级对立和对抗之间的虚幻性分类，这是因为如果不具备超越性的视野，我们就不可能在面对全球最为庞大的专政体系时，作出最为精确的分析和判断，要明白并且理解民主是一个过程而尚不是一个最终的结果，只针对结果也就是民主以后怎么做可以做什么而不是先针对过程也就是怎样获取民主，那么，我们所做的一切毫无疑问都不会在历史中出现，因而，这也就涉及到民主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而不是最高原则，乃是在于缺乏对“一人一票”前提的明确构想和细腻阐述，也就必然缺乏并丧失了由此而来的一切准则，而这种缺乏，也会必然导致来自各种不同阶层的群体他们对于民主的疑惑、张望、回避和抗拒，实在来说，我们要承认，他们已经被欺骗得太多了。
要扭转这种僵局，要扭转民众（包含了极为复杂的中国社会的群体形态）中那种既对于专制的不信任又对于民主的恐惧感，并担心民主是会带来混乱的这样一种心理阴影，就必须要针对何谓一人一票的真实情景作出明确的呈现，一人一票并不是一种看上去好象没有尽头、场面混乱的中国场景，并且不但并非如此还要给出怎样获得一人一票的有效途径，而不是仅仅告诉民众一人一票的未来结果，须知将结果泛滥使用，从而导致了数十年的中国民主进程过于艰难又异常曲折的状况应该到此结束，并且同时也要澄清在一人一票的场景中对于资本权力体系的恐惧和误解，重申我们要进行的是一种建立在全部国民的基础上的民主行动，而不是去通过某种手段反而强化了国民的等级歧视并导致社会不平等的持续扩大，恰恰相反，我们要确立的是国民全部平等，并使他们拥有全部合法的权利和权力的主张，以保障不受由任何因素来干扰到一人一票所获得的民主结果，要警惕并排除资本超纵民主果实的可能。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将一人一票从所造成的普遍性的含糊认识的过程中拯救出来的重要原因，不仅仅是因为在一个简单的层面上诉求民主进程的推动或实现，已经不再是我们现在主要的任务，而是如何确立一人一票的实践前提，并使得塑造一人一票前提等同并应用于对专制进行实质性的瓦解，以从本质上消除中国现实社会的等级差别和由此而造成的巨大的不平等和不信任，并且最终抛弃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人为操控的陈旧的方法论、概念论的思维误区，确定国民民主及公民权利的内涵和边界，既是在当前的转型瓶颈中，我们所要致力于开拓的实际性框架。
在一个没有中国政府只有执政党政府的现实中，我们已经知道，我们的目标不是建立一个地上的乌托邦（毛就是这么干的，也是这么欺骗民众的），而是恰恰相反，必须回到具体而不是抽象的人间社会中来，并且以这个“一人一票”的明确目标来对抗党政府所笼罩下的强大的权力资本及经济权贵扫荡一切的局面，并促使多个反对派团体的成长和独立，为了在新的政府确立之后，以有序的方式进行社会建设。
第二部分：反思“红二代”崇拜
对于一个始终无法逃避、至今仍然建立在皇权意识形态之中的中国来说，我们的确不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消除对于皇权的崇拜，但是，这并不是说就可以用它来作为一种巧妙的借口，来掩饰民主转型的进程中那些对于革命恐惧论的宿命论者的一种旧式维稳思维的悲观理论，长期以来我们总是深陷在改良和革命的陷阱中不能自拔，仿佛一谈到具体问题就可以把这一套特殊国情论拿出来辩论一番就能够解决并掩盖所要直接切入的针对性问题，并且在这一个过程中，或多或少、不可避免地惟红色二代为最大的思想和情感的来源并加以膜拜，以红色二代或相仿的红色二代的权贵人物为言论主导的最佳途径，漠视社会现实中具有深度、具有高度的一般思想人物，这种潜伏在思想深处的对红二代的狂热崇拜，已经成为一种蔓延在中国的疾病，其最大的原因则是因为经验主义的和因为不会导致混乱的臆想性病症的爆发。究其本质，毫无疑问在这种极端危害的现状背后，其实恰恰说明了，人格自我矮化的奴隶性格和对等级制度根深蒂固的恐惧。
在人类文明发展的任何一种历程中，杰出人物所具有的推进作用并不意味着能够在最大的程度上体现人性，因而，反思对红二代的崇拜，反思自上一个世纪以来在中国大地上所发生过的有关于崇拜的恶劣、残酷及荒唐的历程，我们会发现，如何消除崇拜，就意味着可以如何恢复人性，这是一个在相等的状况中我们都要共同面对的论题，以任何一种借口回避它都将毫无意义，是因为在革命的中国式的道路上轮回的就是这种来源于古老的东方传统的恶习，要想超越这种历史的无力感，就必须回归到一个基本的和常态的人性立场及层面上，制度建设同样如此，只有通过反思并抛弃对红二代的崇拜意识和惟红二代为唯一为正统的奴性意识，才有可能建造一个不沦陷于起义、革命、再起义的这样一个无休无止的中国性状态，是因为我们必须要看到，正是由于无法摆脱对红二代的极度狂热，才诱发并臆造了对党内民主、对顶层设计，甚至是对在大地上建立一个子虚乌有的乌托邦的变态幻想，而这种幻想所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社会固化并且一步步走向僵死和毁灭，走向贫富极端对立并且分裂的落差和人权的不平等，并最终造成了我们所处的大陆，变成了一个全球背景下的最大的也是最为荒淫的超级独裁体系。
与此同时，我们也需要看到，在红二代崇拜思维的背后，所体现的不仅仅是皇权政治的影响，它同时也是对影响力的一种曲解和误读，在一个缺乏独立思想的年代，常识就会变成异端，而对于思想的暴力统一和摧残所导致的必然是过度神化的结果，它同时也导致了批判性思想的消亡，并反过来使得其积极的力量成为了极端专制意志的附庸，“红色江山论”即是在此种狂热崇拜之后所形成的一种让人难以抵抗的洗脑，它明目张胆一次性地将国家变成了红色家族的私有财产，以“执政”掩盖并且置换其赤裸裸的统治和侵占，将国民划分等级、阶级，给予不同的待遇，并且又从根源上，直接控制并加强了对红色权贵的无限膜拜，在这种不间断的造神行为的背后，以“伟大个人”替代司法，以个人意志取消民众在场的实质，既是对人类民主、自由及平等的掠夺，并且是以高高在上统治者的身份，要求其民众无限度的膜拜、屈服和忍受。
并且在事实上，这种对红二代的崇拜以及由此而来的各种病态表现，体现于一方面对如重庆薄熙来的无限吹捧和膜拜，而在其内部斗争失败后又经由所谓新政的掩饰变成了对习近平的鼓吹和崇拜，要知道，这种完全漠视人性基本准则的行为中，既包含了由共产主义病毒所传染的思想瘟疫，同时，对于红二代主体，其实也更是一种巨大无比的病毒，它以麻醉的方式削弱着人性中正常的和清醒的部分，当人以自己或者他人为神时，它一定就是偏离人类状态而走向毁灭与癫狂的开始，除此之外，不可能有更多的选择，因而，要正视并反思对红二代的崇拜的积极意义在于，它能够使民主回归到一个常态的人类社会和范畴中来，并且就当下的中国现实而言，首先就是对人权的肯定和保障，如果还有人会认为在一个专政的体系中能够建立关于人类的新政治，那么，我们就要问，这样的新政治是如何成为可能的以及又是如何运转的，除非我们是在谈论一件和我们完全不相关的事情，而这就是我们思想的一个新的起点，也就是，不是在一个和专制谈正义的立场，而是要解散专制才能够获得人权的立场，尽管极权体系是多么强烈地正在鼓吹他们所谓的中国特色，但是，我们已经知道的是，他们不仅在思想上已经破产，同时，在精神上也已经崩溃了。
然而，正是通过这种建立在皇权崇拜基础上的红二代狂热，又正好反过来印证了红色家族对于中国国家的红色江山的言论，不仅是一种立场卑鄙、猥琐的贪婪意识，同时也是背离人类文明并且是反社会的一个象征，而所有的这一切根源正是由于大多数人误解了这样的一种思想，那就是极权并不是现代文明的产物，从极权而来的红色江山论也不是现代文明的必然，而是恰恰相反，红二代的红色江山是封建皇权体系思维的恶性延续，是以马克思主义的阴谋怪胎所产生的一种人类病毒，它扬言以群众路线、以为人民服务为主旨的诉求，仅仅是为了掩盖其内在贫乏、空虚堕落的实质，而正是由于崇拜皇权的思维和行为，又进而导致了在人性及人权的层面上对基本信仰的迷失，红二崇拜同时也更是对自然秩序中政治秩序的背叛，并且这种背叛又通过塑造一个实际上并不存在的时代明君而最终沦落为制度及法律的帮凶。现在，我们已经知道，神化某一个或某一层面的个人，就是对民主及自由秩序的背叛，而这样的状况，必然是对民主进程中制度开拓及背景的伤害。
一个粗暴地建立在红色家族化层面上的政权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已经不可能再次获得其政权的合法性和政治伦理，因此，红二代及其附庸们以红色江山永不变色的论调，所强调的不过就是对中国大陆及其民众的一种统治，而这正是我们要彻底批判并放弃红二代崇拜的重要原因所在，是因为国家的命运和具体的个人之间已经建立了一种新的契约关系，每一个个人都需要并且正在对红二代的统治作出批判、反抗和否定，是因为契约决定了这种行动的合法依据，就象我们也已经知道，公民意识的觉醒将会有效地去塑造一种包含在秩序之中的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任何一种以国民性和民族性作为借口的中国特色论都不足以与之相抗衡，国家是公民所存在的家园之所在，而不是红色江山者们的私有产权，而反思红二代崇拜的最后一道防线正是因为，我们要拯救的是一个国家的命运而不是任其在极权专制的统治中走向消亡，这正如国民是国家的主体一样，具有着明了而深重的历史高度和时代含义。
第三部分：立场晦涩的旧式民主
对于一个业已步入现代文明的社会形态而言，我们所遭遇到的挫折印证了民主道路的艰难曲折，要想摆脱一种深重的无力感，就不仅要面对日益复杂的极权景观所带来的一系列恶劣的影响，并且也要同时正视一种陈旧的和愚昧的思维对于当代社会所产生的虚无的幻觉，而这就是为什么要来探讨此一命题的重要原因所在，是因为任何一种希求或者试图通过对极权形态的部分改造而获得良好的社会前景的幻想已经不再存在，同时，也正好说明了，在封建皇权体系的延续和现代文明的民主道路之间，所存在的将永远是不可融合的特征，由此，反省立场暧昧的旧式民主思维，也就是通过重申对那些仍然寄希望通过对极权的呼求这样的一种“为民请命”式的要求的无效性，以真实的心态应对事实中的社会现实，才是我们对所置身于此的这一个时代最为确切的回应。
而且依然要对民主或者革命能够带来混乱、中国大陆民众只能依靠独裁、民众素质太低这样一些非常奇怪的、肆意捏造的思维作出严厉的批判，是在于混乱的形态早已经被民众的具体行动所超越，更是因为并不是说当你作为个体，在尚且还能够拥有在日常的秩序中生活时就叫做与混乱、动荡相反的和谐，更不是在此时此刻，社会与时代在巨大而暴力化的专制阴影下的一点可怜的个人安全感，因为我们首先要明白，当你并没有获得基本的人权时，你就不会属于一个完整的个体，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直面这种晦涩立场中的貌似精英的堕落意识，不是在极权下通过妥协来获取点滴的权利的空间，而是相反，告别暧昧立场，瓦解专制形态，就必须要从旧式民主的思维中解脱出来，以现代性立场来反证极权的无效和不合法的反人性格局，争取民主转型的空间，挤压被滥用的旧式民主泡沫，塑造一个与世界同步的，在人类世界范畴内的民主体系。
旧式民主的另外一个特征是，他们希望通过大量的对腐败现象的斗争来促使公权力的回归，这诚然是一种觉醒的表现，然而事实告诉我们，反腐败的前提实际上并不存在，尤其是在司法缺席、人权丧失、超大型体量的家族统治依然笼罩着中国大陆的现在，同时也正是他们在构成着对现代文明的粗暴拒绝，这是一种建立在反人性和反文化基础上的没落体系，它试图以主权及党与国家的关联这样一些模棱两可的概念，混淆个人作为公民自身合法性的权力及权利，尤其是长期以来一系列的建立在旧式民主思维方式中的行为及言论和主张，在经过政治格局的诡异空间时，我们会发觉这些说法毫无例外的变成了对专制合法性的辩护，并且更可怕的是，这种立场退却并且暧昧的旧式民主思维，正在一而再的拖延着进行瓦解专制的时机，同时又因为这种逃避，而付出了难以估量的沉重代价。
而另外一种倾向又同时在提醒着我们，也就是在回避极权体系的同时，却纠缠于对一般性现象的攻击，这样的一种只在表面上运行反对，却在本质上掩盖根本罪恶的行为，不但无益于对民主及自由的推动，却常常一定会反过来成为对极权的巩固力量，是因为在大多数的状况中，他们所回避的正是如何在具体的方法及路径上去进行对专制的瓦解，而一味地高调并宣称民主的华丽前景，要知道我们面对的并不只是一个已经进入现代文明的现实状况，除非你只是站在少数人的立场上，而这种脱离当下现实的目光是不可能有益于中国民主的实际推动的。
对孔孟之道的大力宣扬则又从人性奴化论的基础上剥夺了中国民众进行反抗专制的权利，它以试图欺骗的实质使得大多数人只针对社会现实中某些人性和道德的缺失，而忘记了在一个不平等的、没有丝毫人身保障的专制景观中，应该重申的不是对道德的拯救而是对制度和极权的批判，只有通过瓦解专制，才能在确立了基础民主的社会范畴内，在获得平等权利和空间的基础上，道德与人性才能够成为一个真实的话题，而综上所述的一切，也仅仅只是立场暧昧的旧式民主思维中一小部分的体现，它使大多数民众在接受了此类的灌输以后，往往将和自己一样的民众视为敌人的开始，而忽视了其中重要的一点，也就是，我们并不是要去建立一个所谓的强大的只和某个党有关系而不和民众有关联的中国，并且要使之成为一个真实的中国，这是因为极权的中国越强大，对民众的伤害就会越深。
要重申在现代文明的视野下，在我们进行民主转型及制度变革的浪潮中，对于立场暧昧的旧式民主思潮的告别所具有的重要意义，是在于人的权利将高于一切，而人的权利将首先包含的不是最高意义上的而是最基础含义上的对于生命、财产、人格、自由、社会身份、资源、言论等一切平等权利的反映。而这种反思的立场将进一步反映为，对于任何一种在极权统治下所进行的屠杀行为要进行的是控诉而不是宽恕，并且明确并反复强调任何一种极权都是不合法的存在，批判并站起来反抗专制极权是民主和自由的具体反映和自然权利，没有谁可以剥夺他人对极权进行反抗的权力。
而这就是在如何认识到我们当下的事实困境时所要面对的一个重要的思路，它可以帮助我们从假设和虚拟的希望中解脱出来，不仅仅是要去塑造反对性的力量，同时也是为了对极权的统治予以最终意义上的反抗和瓦解，以确保民主时代的开创和到来，这同时也是对如何进行制度建设的一种提醒，是因为我们已经非常明确，无论是从人的基本权利，还是到公民社会的有序形成，以及经济与文化的发展、创造，只要还是在一个缺乏自由的前提下，这所有的一切都将首先不可能具有真实的保障和进行建设的意义及力量，而在此之中所包含的另一个层面在于，中国大陆因为极权的极速膨胀和恶性存在，在已经成为这个全球化时代中一个沉重的病毒与肿瘤之后，也已经开始影响并危及到了世界文明向前持续推进的动力，尤其是以共产党为首的红色家族所代表的极权体系所具有的反人类倾向，也已经毫无疑问的构成了一个与普世价值截然相反的破坏性力量，而极权统治下的中国民众，所丧失的就不再仅仅是应当享有的作为国家公民的权利，也同时丧失了参与世界文明进程发展的可能，这样的现状，已经成为了一个刻不容缓、无法回避的难题。
由此，告别立场晦涩并日益退却的旧式民主，需要的就不仅仅是个人本能的觉醒，更需要时代之中每一个人的作为，我们作为具体的个人每一个都在场，需要为进入民主时代提供应有的力量。同样，仅仅希望通过建立反对派以期望达到对极权的制衡，这样的可能，这样的时代，实际上早已经不再存在。这是因为，我们没有谁会去与形同纳粹的专制共舞。
第四部分：从言论批评到行动维权
作为对极权专制的反对，言论批评赋予了在一个相对狭窄的空间里的一种来自意见式的立场，但是，要致力于进行对极权的有效瓦解，仅仅从言论上进行激烈反对，不可能达到我们最终战胜极权、开创民主时代的目的，并且，在维权格局和维稳模式的双向对峙中，我们看到的一般并不是红色专制的松动，而是恰恰相反，极权以异常顽固的态度和倒退的性质，以决不实行真正的民主、以彻底谢绝普世价值为姿态的方式，使得言论式的维权和行动式的维权陷入到了难以破解的僵局之中。
并且同时，尽管言论批评也由于的确过多地使用了体制内改变的立场，从而使得民主的道路离我们越来越遥远，维权之后怎么办，这样的难题，无论是从理论还是从行动上都需要寻求到一个崭新的接点，甚而至于对反对派的确立也因为其要协同共产党来进行轮流执政的诉求也并不占有理论上的优势，是因为这种姿态反而在证明着极权的不可瓦解，而这样的时局将会越来越限制在对“一般公权力”进行批评和嘲笑的低纬度之上和貌似激烈反对的表象之下，却始终无法超越其批评的限度，毫无疑问，我们正身处于一个旧式民主时代的末期与现代宪政框架的开始的分界之中，要区别这一点，并理解这种本质性的具有明确立场的变化的到来。
曹顺利女士所带领的访民群体在外交部门口进行的有关中国人权状况的行动，以坚持要求让访民群体参与编写“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参加“国家人权报告”的草拟、编撰的新颖诉求，打破了这种“维权之后怎么办”的怪圈并创造了一个新的理论性接点，并且具有着高度与极权进行抗衡的行动力，这是以这样的方式，以积极要求参与的姿态，避开了一般层面上局限于日常行动的挑战，而是以直接切入的方式，既起到了对极权进行正面反抗的目的，又迫使其所面对的对象难以回避其参与的正当性，这种针对性极强的维权行动，为复杂形态的中国困境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窗口，甚而至于，这种行动的积极意义，巧妙地衔接起了从乌坎运动以来，发生在中国大陆上的一系列维权的过程中我们所要面对的各种困难和障碍，并以有力的姿态回应了对普世价值观体系进行逃避、指责、非难的理由，也因为此，维权行动作为一种理论上的框架已经通过这种行动纳入到了现代民主及宪政的格局之中，它所具有的深刻的启示，既是作为对旧式民主历程的告别，亦同时是现代宪政、民主的一种制度创新的具体案例。
而这种对制度转型的正义性所作出的明确行动，也就理所当然地赋予了瓦解极权统治的正当性质，制度转型并不一定意味着是对原有制度的妥协，制度也更不是对书面用语的机械理解，好比如极权体系在思想上已经接近崩溃，那我们就可以从思想上瓦解极权，极权体系从理论、制度和行动上接近崩溃，那我们就以明确的理论、有效的制度和丰富的行动赋予民主本质性的和时代性的阐述，这是一种最接近中国现实的选择，它不再是一种仅仅建立在单薄观念上的行动，同时，也正是由于参与人权计划这样的行动，方才有可能越过现时代之中一些遥不可及的朦胧和暧昧的立场，从而进入到民主的道路，这样的可能，已经变得十分清晰可见了。
但是，这并不是说，这就是我们已经具有的姿态的全部，在一个全部国民均被视为弱视群体中的敌对势力看待的今天，极权与暴政在很大的程度上具有着非常隐蔽、不易察觉的特征，它通过直接取消人的权利，混淆国家与个人的关系，并且同时掩盖了党与国家政权的本质，而这所有的一切都通过制度的缺乏导致了法律的混乱和由此而来的正义的缺失，这就是中国式的极权与其他专制有所不同的地方，而这种不同，正是共产党集团所宣称的所谓中国特色和中国国情，它是以藐视基础平等，捏造华丽谎言，编造虚假繁荣为其统治的手段，其危害的根源在于，缺乏并排斥正义，视一切法律和制度为掌中玩物。
言论批评毫无疑问已经给予了专制体系以重要的打击，尤其是对于一个要去塑造公民社会的中国现实而言，并同时又通过不间断的公民维权行动，赋予了民主转型在制度层面上得以呈现的多样可能性，并直接跨入到现代文明的序列之中，这种对抽象民主的中国实践，区别于上层精英所营造的对顶层设计的渴望和膜拜，尤其是对于社会固化下的各种老人政治，予以了重要的挫败，要知道，苦心经营数十年的专制体系隐蔽在数千年的封建洪流之中，所具有的冷酷性和暴力手段不会通过一朝一夕就能攻破，因而，参与人权计划的诉求，不仅在理论上成为了一种新的通道，它也同时是继思想层面的第一次胜利后，给予了专制者所自吹自擂的红色江山论以有力的瓦解，既然你宣称为人民服务，那么，参与人权计划的诉求便具有天然的秩序和制度层面的正当性质，否则，便是自毁承诺。
就是在我们身处二十一世纪的景观社会下，对于如何以更有效的行动参加到瓦解专制极权的斗争中去的重要事例，它不仅表明了维权行动的多样灵活性，也同时表明了在任意一个节点下我们可能达到的最大可能性，这种阐述性和高密度的力量以精确的力度表明了民主并不会带来社会混乱和动荡的理由及途径，也正是由此，具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和深刻的现实变化。
当我们最终超越改革还是革命的时候，也就同时超越了一般表层上与极权体系进行谈判的必要性，我们并不是仅仅作为极权的反对派的形象开始出现的，也无意于在此专制之下进行局部的变革以求得个人或者团体、或某一时间段落中的和谐平静，更不是致力于一种理论或口头上的对普世价值观念之中对于制度、宪政，以及各类要素进行反复讨论的意图，如果不能明确是要将极权瓦解，并由此进入到现代文明的民主体系之中，那么，无论从哪一方面，这样的要求都不会再有历史的真实含义，除非目前以红色家族为主的专制体系能够自动瓦解，并实行真正的民主体制，而这种可能性，已经不再是我们所要考虑的范畴了。因而，从言论批评到维权行动的过程，也就是一个从被洗脑、被奴役的状况中行进到站起来对合法权利及权力进行维护和争取的过程，这样的过程丰富了中国民主进程的历史，体现了处于世界的语境及框架和脉络中一个国家的民众的觉醒，如果这种觉醒不会给极权体系以任何一次启示，我们也不会就此罢休不会垂头丧气，这是因为，瓦解专制极权，进入民主时代，将是最终的和不可避免的时代事实。
第五部分：分界：民主的定义、转变和构建
相比于一个格局宽广的现代民主进程，中国民主的道路充满了十分特殊而迥异的变化，并且由于地理上的历史困境，始终无法超越东方和西方的长久性的冷战意识形态的壁垒，因而，要重申普世价值的重要性，也就必须要面对这样一个基本的前提，那就是，无论身处何方、无论何时何地，人的基本权利不会因为种族和社会地位的差别而受到不同甚至羞辱的对待，只有通过对制度的重建，和对于基本命题的涵盖，探讨中国当下的现实问题，才会具有明确的含义，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也就同时意味着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启，并且更重要的是，要面对这种与旧式民主思维截然不同的分界，以确立对民主的含义的拓展和深入实践。
因而，也就要重申在一个既是要辨别红色家族所宣扬的红色江山的统治权术，又是要通过一个官民对立、社会等级恶性化的现实状况，来了解并区别民主在此一时间段落中的确切含义，并将致力于一个试图通过对旧有秩序的改造而获得合法性的社会发展的可能，这样的做法，已经不再具有时代的特征，一如制度并不是制度本身，是因为制度是人性和文明的产物与反映，因此，如何拓展并分界出一个进入到真实平等的民主时代，就必然要通过其相对应的转换和深入递进，才能够达到并明确民主的详细诉求和达成的方式、步骤及对变化的预期。
公民维权所反映的通过具体个人对命运及生存现状的主动诉求，是我们所要面对的第一层意义，也即，在法制缺失的状况下既不能够保证极权的运行，也不可能使得其所统治的民众获得必然的保障，并且又正好证明了旧式民主思维既保守又落后的思想方式，而现代民主则必须要通过对制度的确立来使其达到最基本的诉求，也就是说我们不会再承认独裁体系的合法性，并且在此基础上，要求参与对现有政权的剥离和抛弃，要求政权所对应的各项权力的独立性归属，和通过一人一票的普遍性选举来确立一个与全球同步的具有实质民主内容的政府，并且同时构建在取消、更新当前被共产党所窃取的国家权力的基础上，改变司法及法律体系和经济格局，取消民族和地域歧视，推动社会团体的养成，并且取消一切以党派为名义的政治阵营，从制度入手而不是从党的私有利益入手，进行民主社会的创新和发展。
要讨论如何实现民主转型的具体方式，则又要注重青年力量的培养和孕育，但与旧式民主不同的是，在具有基础共识的平台上，我们不再建议运用某些或某个具有影响力的“个体领袖”人物来作为参照和主体意愿，而是致力于通过恢复对真实民主的民众诉求来达到其根本主张，这是因为真实的个体民众，要比打造一个领袖要更具有明确的力量和动人的含义，摆脱唯有“我”才可以民主惟有“我”才是民主的代言人这样一种奇怪的思维，则要比形成空谈民主更具有思想的完整性和实践性。要知道，如何争取实质性的民主转型，也即同时意味着我们对极权的瓦解所要形成的强大力量，而这就是新一轮的对于民主力量的构建和主动形式的参与。
民主在当下的定义，则主要体现为民众的自主觉醒，并由此参与到社会性事务的运动中来，由呼唤改革更变为取消独裁，要求实现具有基本平等的法治运动，即是当下的在本质上区别于其它含义的民主定义，它主要体现为，民众已经将自身超越于一党专制的框架之上，民众即是国家权力的实际拥有者。但与此同时，我们仍然要澄清两条重要的纠正原则，那就是，不能够将民主以后可能存在或者发生的状况来取消或逃离对民主的积极开拓，其二，我们并不是仅仅追求民主而是要实现民主。因此，只有具体的过程才会具有创造性的力量，并将带动中国民众从被迫维权走向主动争取的前景，而这就是在当前状况下，在还未能进入到民主时代的重要时期，我们所要遵循的一般性发展原则，并且争取在最大的程度上进行正义的及和平的民主转型，将不仅意味着对旧世界的彻底抛弃，同时也应该思考使民众免于遭受战火的伤害，我们知道，再强大的集权，也必将被一个正在觉醒并且站起来反抗的民众所抛弃。
同时，仍然需要警惕的是，试图通过对极权内部进行改造而获得归属的可能性，这样的诉求，在强大的恶性制度的循环之中，也一定会很快受到无情的打击和戕害，特别是在缺乏基本保障的今天，人的权利的终极意义还不是我们所要考量的最高道路，而这就是民主定义的第二层次的含义，它的区别是在于，这已经不再是仅仅是一般性的而是历史性的转变，同时这种建立在新的格局和框架之上的民主定义，必将带来一种新的视野，也更能够预示着一个趋向于人类文明的社会范畴的构建和确立，要开拓出新的具有人性的社会空间，并以此作为契机，赋予民主转型尤其是实现和平转型的重要内涵，也即，正义将不再是需要将暴力排除在外的行动，而这种新的层次和可能，也将同时影响到行动包括讨论方式的改变，从单一的推动、反抗、批评，走向具体的具有民众坚实基础的路径，以孕育并培养民主体系的建设，而和旧式民主有所区别的，则是我们仍然需要重申，我们要面对的是现代文明框架下社会及政治格局转变的不同要素，而只有通过目标清晰、行动积极、思想明确的诉求，才能够有益于当代民主的充分展开和发展。
构建真实的个人及公民权利，维护人的基本主张和社会身份、地位及需求，即是作为一种明确的分界，也同时包含了不同理念下的转变和构建，保持对城市居民及平民阶层的关注，并配合、参与他们对于当下迷茫于现实时的转变，关注并扶持农村进城工作人员，同时尽可能深入农村普通居民，占领并关注城市、郊区社区管理服务中心，争取城管队伍中有一定觉悟的队员，这种细节化行动的展开，相对于理论性的创建，也将同时赋予民主如何转型的充分状态和必要性，以便能够争取到通过每一个个体、民众都在场的包含了思想、行为和言论的社会空间，以实现瓦解专制的可能。而途径的存在不一定需要通过历史的借鉴才会获得可能，这是因为既然中国是这个世界构成的一个部分，那么，也同时表明了我们并不缺乏外援，孤立的大陆只展示于极权体系而不会展示于一个向往民主的民众社会，这就是我们和极权之间的明确分界。
而民主的定义也将同时由简接性转变为直接性和同时性，它将在更新之后赋予消除阶级歧视的无限可能和活力，一个追求人人平等的社会无论对于谁都将意味着这是一种重要的改变。而以积极的姿态所进行的对于维护基础性经济格局的策略，则会由于我们的推动而免遭极权体系的破坏，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在步入到民主转型的时期时实现有序自然的社会发展。
第六部分：现代宪政的起与始
我们确知，中国大陆正处于一个聚变为全球最大独裁体的状况之中，它正在以令人惊讶的高速度远离现代文明的进程，在此旋涡中充满了罪恶和不公，尤其是在以红色家族为主要政治权力集团的统治下，通过一系列的、长期的反人权和反人性的扩张，使得中国大陆的民众毫无人的基本尊严，思想急剧倒退，荒唐离奇的各种论调却又在反复表明着独裁体系的野心和邪恶，从反宪政开始的一系列所谓的国父论、宇宙真理论、禅让论、集中民主制论以及民主会带来混乱、宪政会带来动荡、人民社会优于公民社会……这样的种种明确无误的视国家民众为奴隶的言论，不但再次表明了统治者决不愿意融入到现代文明的趋势之中，也同时表明了民主进程在中国所要遭遇到的是什么样的艰难曲折的路程，然而，同时我们也已经看到，进入民主时代，实现普世价值，确立现代宪政的呼求，将不会因为独裁的表面强势而就此罢休。
因而，对于何谓宪政尤其是对于一个已经绝无可能逃离全球趋势的中国来说，就必须要作好一个进入民主时代的资源及理论应用的准备工作，并且要确立现代宪政的重要内涵，必须要建立在人人平等的社会框架和范畴中，我们必须要有勇气和过去的陈旧思维进行告别，以促进并推动民主进程的有效发展，毫无疑问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我们相对于独裁体系而言，尽管力量薄弱、资源极度匮乏，但是在思想创造这一层面的纬度上，已经占据了绝对性的优势。然而，尽管如此，我们同时又必须要梳理并呈现出一个重要的基本理论，那就是，现代宪政的起始是要确定在对专制进行瓦解，并且展开在民主行动的体系之中，而这就是和旧式民主明确的分界，惟有不再承认专制的合法性，不再试图通过对专制制度内部的改造而获得民主的正义性，也就当然会将中国的民主运动，明确地建立在现代宪政的框架和结构之中，告别延续数千年的无论优劣的皇权封建体系，是中国大陆所能够进行的唯一的一条融入到世界文明进程的民主道路。
现代宪政建立的基础，是要确立在公民立场之上，而不是权贵集团的立场上。现代宪政不再是旧有秩序的牺牲品，也就必然会在理论上瓦解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形态的这样一种臆造出来的对立和对抗之中，同时，现代宪政将主要侧重于对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所造成的在思想和行为上的毒素进行驱除，并致力于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的人权建设，民众由奴隶而走向公民社会的自主式变革，即为现代宪政的起始。由此，才能够将公民社会确立为现代宪政唯一的体系架构，取消阶级的矛盾和冲突状态，不再存在谁专政谁的这样一种反人类的统治，政府是民众的政府，任何党派和社会团体都不得对政权拥有自主变更的权力，并将党派驱逐于宪法、宪政之外，这样的一种框架，将必然有利于加速推动中国从独裁体系走向民主的现代宪政时代，解散并宣布共产党为反人类的非法组织，并要重申在民主转型的和平路线中，并不表示就意味着放弃对犯有重大错误的个人和团体进行惩罚和制裁的权力。
宪法是一个国家实行宪政的基础性的制度性条款，对已有宪法不同类型的比较和参照，可以通过修改、修正和重新编写来进行宪法文本的实施纲要，要明确现代宪政并不是就某一宪法照搬照抄的这样的的一种理解和行为，只有切合民众基本权利，取消一切歧视，符合人性和时代发展的宪法才是现代宪政的明确法典，因而，修订甚至重写宪法是现代宪政起始的另一个标志。
与此同时，确保民众个体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及权力是现代宪政之下公民社会的首要元素。缺乏平等，或者继续分裂城乡差别、贫富差别的社会形态，已经不再属于现代文明的序列之中，中国大陆要明确宪政并不是保护少数人的利益而是要随时保护每一个公民的权利的状况，创建服务型政府而不是执政和统治型政府，将毫无疑问是在极权瓦解之后，所要赋予民主和平转型的重要原则，但与此同时也仍然要做好局部震荡的应对方案，以明确民主作为一个过程的起点和发展的脉络，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就踏入到现代宪政的社会形态中的准备，也就是说，民主的过程不是建立在最高的目标之上，而是通过有秩序的变动而推行的基础性的社会变化。同时，我们会将革命和暴力纳入到和平转型的理论和行动之中，以求得现代宪政的制度性实现。
修订或者重写宪法的原则是建立在以反映和维护真实社会下公民诉求的状况之中，同时，现代宪政是一种中性色彩的制度条文，不应该存在任何一种歧视和区别性质的选择性对待，同时又要明确，对反对派的建设是要确立在瓦解共产党的专制之后才可能形成的政治性力量，而不是和共产党进行轮流执政，何况，执政性质的党派和团体已经不会再存在，服务于民众是任何一个派别唯一要面对的事务。
人类文明的任何一点细小的推动，都将依赖于人自身在所在世界语境中的觉悟和觉醒，作为一种必要和必然的文明趋势，我们将会和世界上的其他国家、民族一样，致力于对家园的建设和发展，致力于对理想和梦想的努力实现，然而，我们也同样深知，只有在一个健康、常态和平等的原则之下，关于人类和社会的发展才会有可能获得本质性的推进，思想的崩溃说明了无论是哪一种独裁体系还是哪一种党派团体，都已经不再具有合法的和有效的进行并持续政权的基础。因此，与其坐视自身的消亡，不如明确并否定自身难以为继的非法政权，这是今天，在仍然存在着人格歧视的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中，已经显然不容回避的问题和事实。我们不会排斥非法的独裁者和集团，以及屠杀民众的红色家族主动放下政权、回归民主，进入民主时代并实行现代宪政的可能。就象我们同样会依仗我们自己的血和肉与专制反抗到底一样，这是因为这一切不仅是作为人必须要有的觉醒，同时也是因为，无论是在制度还是在现实的状况中，人性中正义和阳光的一面一定会战胜一切邪恶和反常的人类发展趋势，而一切错误的和恶劣的行为必然会付出沉重的代价，不论是抱有侥幸的心理，还是通过向我们继续灌输欺骗，民主的潮流不会因为某一种力量的存在和某一种专制霸权的暴烈而就此退却，相反，我们会更为强大，以进入到一个新的格局之中，争取作为民众的权利，反抗并瓦解一切毫无道理、泯灭人性的压制。这是因为，正义的力量将必然会站在民主和宪政的一边，并且将世代永存、连绵不息！
2013年8月20日定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