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小丰是我在北京延庆监狱遇到的一个犯人。他年过不惑，中等身材，清瘦，文弱。延庆监狱关押的基本是老弱病残犯人。赵小丰患有精神病，他被判刑，正是因为精神受刺激，杀死了自己的母亲。
我遇到他的时候，他已在狱中度过十余年的铁窗岁月。
患精神病，而且杀母，这让人觉得很恐怖。实际上，赵小丰是受特定情境的刺激而精神失常的。日常生活中，赵小丰与常人无异。在精神病学上，这叫作心因性精神障碍，发病机制是当个体遇到巨大的压力或刺激时，心理崩溃而导致精神失常，当外界压力消失或经过治疗，即可恢复常态。
日常交往中，赵小丰随和隐忍、与人为善，遇人欺负，他也常常会自我克制，息事宁人。即使不以监狱里三教九流的标准，只按照通常的社会标准来看，赵小丰也是一个好人。
这样一个好人，怎么会杀母呢？
随着交往的深入，我逐渐了解到赵小丰的一些情况。
人格撕裂的生存状态
在出事前，赵小丰供职于新闻出版署下面的印刷科学技术研究所，通过钻研技术，从一名普通工人成为技术干部，后来担任副处长。
他是一个受共产党正统教育培养出来的干部，听党的话，钻研业务，按以前的说法是“又红又专”。在单位里，赵小丰为人随和，人缘好，他听领导的话，与同事关系融洽，上上下下都尊重他，信赖他，也喜欢他。在家里，赵小丰有妻儿母亲，温馨美满。从各方面看，赵小丰的生活状态都令人羡慕。
可是赵小丰说，当时他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这源于单位领导安排他兼任该单位的基建工程处副处长。本来，赵小丰喜欢做技术工作，他的性格也适合同技术打交道，他还向我津津乐道他曾经参加过的科技攻关项目。但是，基建工程处副处长却是一个具有巨大利害关系的职位。建筑公司要想获得该单位的基建工程项目，赵小丰是他们要通过的第一关。作为动辄数千万、上亿元工程项目的具体经办人，很多环节都要赵小丰经手审核、签字。
另一方面，基建工程处的处长职位，却被单位领导有意无意地长期空缺着。赵小丰只是副处长，根本没有工程项目的审批和决策权力，决定权掌握在单位的主要领导手中，他负责具体事务的经办，只能按照领导的意图来履行程序，好比一个橡皮图章。
可他毕竟不是一个麻木冷漠的橡皮图章。在经办这些工程项目的过程中，他发现其中存在着很多严重问题。但他不愿或者说不敢违背领导的意图，只能按照领导意图签字通过。对于要承担的巨大法律责任，他心中又极为担忧恐惧。赵小丰曾数次向领导请求辞去基建工程处的职位，但领导一直不同意。
从旁观者的角度，也能看出这位领导的“匠心”，他显然看准了赵小丰的性格特点。赵小丰既听话又能干事，还没有任何利益诉求，这样一个人，无疑十分安全可靠，符合领导的需要。领导让赵小丰以副处长的职位主管基建部门，却让处长一职长期空缺，而且，赵小丰作为另一部门的负责人，只是兼管基建处，不可能把全部精力投入其中。这就使他既没有决定权力，却要承担实际的工作和责任。实际上，赵小丰成了领导以权谋私的工具，他也知道自己的可悲角色，尽管他本人无意参与，可每一场灰色交易都在经他之手进行着。
赵小丰当然知道其中的利害关系，那些巨额标的的工程项目，在程序上都经过了他的审核签字，一旦出事，他不可能不承担责任。
这样，赵小丰无异于堕入了无间道，每天生活在官场潜规则和特定人格心理的剧烈冲突中，生活在对法律和未来的恐惧中，惶惶不可终日。
他说，当时心理压力太大了，处于极度焦虑状态。而就在这个当口，他与母亲又在其职位去留问题上发生了矛盾。赵小丰想坚决不干了，他的母亲却强烈反对。终于有一次，在与母亲发生激烈冲突时，赵小丰精神失常，竟然失手杀死了自己的母亲。
官僚专制制度是悲剧根源
从赵小丰的案例中，我们能看出什么？
表面上看，这是一个家庭悲剧，但它的根源却在于体制。正是体制环境造成了赵小丰的人格撕裂和冲突，由此产生巨大的心理压力和道德焦虑。这种心理压力和道德焦虑，如果长期无法消解或释放，就会积聚成心理上的巨大负面能量，一旦失控，冲破人的正常心理防御机制，就会导致精神失常，发生破坏性行为。赵小丰在工作中产生的心理压力无法消解，终于在家庭矛盾中找到出口，积郁的负能量被尽数释放出来，造成惨绝人寰的家庭悲剧。
那么，又是什么造成了赵小丰的人格撕裂和冲突呢？
赵小丰接受的是共产党正统教育培养，并且是从做技术进入干部行列，性格单纯，为人正派，要他同流合污，也参与以权谋私分一杯羹，他做不出来，也根本应付不了那种复杂的利益关系。尽管共产党的话语体系和道德系统里，有正面的倡导，比如大公无私、廉洁奉公等等，但在官僚体制下，官僚权力主宰一切，它要求人们奉行的首要原则是服从，是听“党”的话，服从领导的安排。于是，赵小丰的人格特点与他置身的体制现实，发生了荒诞的背离。如果按照共产党宣传的道德标准行事，只会遭受排挤、寸步难行；如果闭目塞听，完全听从“党”和“领导”的摆布，他又极为矛盾、痛苦。何况服从型的人格和多年的党化教育惯性，也使得他根本不敢违背领导的意图。
官僚专制体制的本质是把人作为权力的工具，压迫人服从专制权力，按照官僚意志行事，而不能本着自己的良心和真实意愿做人做事。一个人要想在官僚体制下生存和发展，就不得不扭曲自己的人格，乃至恶化或者同罪化，直至突破道德底线走向深渊。这也是汉娜•阿伦特所谓“平庸的恶”的滋生机制。二战中，那个签发处死数万犹太人命令的阿道夫•艾克曼，就曾像机器一般顺从、麻木和不负责任，直至陷入罪恶的深渊无法自拔。阿伦特冷眼观察被告席上的艾克曼，发现他并不是人们想象中“十恶不赦的恶魔”，他不过是一个平凡无趣、近乎乏味、个人素质极为肤浅的人。然而，“平庸的恶”也许是人类最本质的现实。底线越是降低，人格越是污化，越能够适应坏的体制，甚至如鱼得水。然而对于那些良知未泯、责任感重的人，比如赵小丰，既不愿扭曲人格，又要适应官僚体制，内心必然是天人交战，冲突不断。从这个角度上来看，赵小丰是在对抗“平庸的恶”的过程中，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一个原本正常的良善之人，就这样被“逼成”了精神病；一个原本祥和的家庭，就这样砰然破碎。
官僚专制体制和悖乱的意识形态，正是赵小丰人生悲剧的根源和罪魁祸首。
弱者何以安身立命
有人也许会质疑，赵小丰的悲剧也有其性格因素，他为什么就不能顺应官僚体制，同流合污呢？
那么，当坏制度与好品格发生冲突时，我们是应该否定好品格，去为坏制度辩护，还是应该否定坏制度，从而努力改变坏制度，来维护好品格呢？为什么好品格就不能有一个好的制度环境来维护，使好人一生平安呢？
还有人也许会说，赵小丰心理太脆弱了，他为什么就不能坚强点甚至决绝点呢？他可以据理力争，也可以坚决请辞啊！
的确，当瘟疫流行的时候，体质虚弱的人会患病死亡，但总有体质强壮的人能够幸存。那么，我们是应该指责那些死者为什么体质虚弱，抵抗不了瘟疫呢，还是应该消灭瘟疫，让体质虚弱的人也不得病呢？我们为什么非要为坏制度辩护，让这种邪恶、黑暗、严酷的官僚专制体制来考验和锻炼人的心理品质呢？我们为什么不去努力实现一种好的社会制度，让弱者也能有活路，也能安身立命呢？
诚然，“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可是当邪气已经占据绝对优势，已经制度化，我们又怎能苛责赵小丰这样一个平凡的好人不能挺身而出，像英雄那样只身对抗这样的生存环境？
当然，专制体制本来也有自己的道德系统，但可能保证它不腐化变质吗？在奉行儒家伦理的中国封建社会，“仁义礼智信”几乎提点着一个民族的价值观，但数千年来历经无数个朝代，哪个朝代以此维持住了官僚队伍的廉洁，避免了系统性制度化的腐败？结果不都是沦为“满嘴的仁义道德，满肚子男盗女娼”？
令人尤其深感惨痛的是，赵小丰至今都不能明白导致其人生悲剧的社会制度根源，因为杀死了自己的母亲，他有着强烈的负罪感，他努力改造，对每一个犯人都尽力帮助，想以此来赎罪。
赵小丰的悲剧，并非个案或者孤例。
在专制制度下，社会的精神病状况与政治环境密切相关。
每当政治环境黑暗、社会氛围严酷时，比如历次政治运动、文革时期，社会上发生精神病的人数就大大增多。良知本乎人性，自由乃是天赋，而专制制度恰恰要压抑人的良知，扼杀人的自由，这必然会在人的精神心理上造成巨大的压力和无处申诉、无从解脱的冲突。惟有能够守护我们的良知，确保我们的自由的宪政民主制度，可期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
我遇到他的时候，他已在狱中度过十余年的铁窗岁月。
患精神病，而且杀母，这让人觉得很恐怖。实际上，赵小丰是受特定情境的刺激而精神失常的。日常生活中，赵小丰与常人无异。在精神病学上，这叫作心因性精神障碍，发病机制是当个体遇到巨大的压力或刺激时，心理崩溃而导致精神失常，当外界压力消失或经过治疗，即可恢复常态。
日常交往中，赵小丰随和隐忍、与人为善，遇人欺负，他也常常会自我克制，息事宁人。即使不以监狱里三教九流的标准，只按照通常的社会标准来看，赵小丰也是一个好人。
这样一个好人，怎么会杀母呢？
随着交往的深入，我逐渐了解到赵小丰的一些情况。
人格撕裂的生存状态
在出事前，赵小丰供职于新闻出版署下面的印刷科学技术研究所，通过钻研技术，从一名普通工人成为技术干部，后来担任副处长。
他是一个受共产党正统教育培养出来的干部，听党的话，钻研业务，按以前的说法是“又红又专”。在单位里，赵小丰为人随和，人缘好，他听领导的话，与同事关系融洽，上上下下都尊重他，信赖他，也喜欢他。在家里，赵小丰有妻儿母亲，温馨美满。从各方面看，赵小丰的生活状态都令人羡慕。
可是赵小丰说，当时他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这源于单位领导安排他兼任该单位的基建工程处副处长。本来，赵小丰喜欢做技术工作，他的性格也适合同技术打交道，他还向我津津乐道他曾经参加过的科技攻关项目。但是，基建工程处副处长却是一个具有巨大利害关系的职位。建筑公司要想获得该单位的基建工程项目，赵小丰是他们要通过的第一关。作为动辄数千万、上亿元工程项目的具体经办人，很多环节都要赵小丰经手审核、签字。
另一方面，基建工程处的处长职位，却被单位领导有意无意地长期空缺着。赵小丰只是副处长，根本没有工程项目的审批和决策权力，决定权掌握在单位的主要领导手中，他负责具体事务的经办，只能按照领导的意图来履行程序，好比一个橡皮图章。
可他毕竟不是一个麻木冷漠的橡皮图章。在经办这些工程项目的过程中，他发现其中存在着很多严重问题。但他不愿或者说不敢违背领导的意图，只能按照领导意图签字通过。对于要承担的巨大法律责任，他心中又极为担忧恐惧。赵小丰曾数次向领导请求辞去基建工程处的职位，但领导一直不同意。
从旁观者的角度，也能看出这位领导的“匠心”，他显然看准了赵小丰的性格特点。赵小丰既听话又能干事，还没有任何利益诉求，这样一个人，无疑十分安全可靠，符合领导的需要。领导让赵小丰以副处长的职位主管基建部门，却让处长一职长期空缺，而且，赵小丰作为另一部门的负责人，只是兼管基建处，不可能把全部精力投入其中。这就使他既没有决定权力，却要承担实际的工作和责任。实际上，赵小丰成了领导以权谋私的工具，他也知道自己的可悲角色，尽管他本人无意参与，可每一场灰色交易都在经他之手进行着。
赵小丰当然知道其中的利害关系，那些巨额标的的工程项目，在程序上都经过了他的审核签字，一旦出事，他不可能不承担责任。
这样，赵小丰无异于堕入了无间道，每天生活在官场潜规则和特定人格心理的剧烈冲突中，生活在对法律和未来的恐惧中，惶惶不可终日。
他说，当时心理压力太大了，处于极度焦虑状态。而就在这个当口，他与母亲又在其职位去留问题上发生了矛盾。赵小丰想坚决不干了，他的母亲却强烈反对。终于有一次，在与母亲发生激烈冲突时，赵小丰精神失常，竟然失手杀死了自己的母亲。
官僚专制制度是悲剧根源
从赵小丰的案例中，我们能看出什么？
表面上看，这是一个家庭悲剧，但它的根源却在于体制。正是体制环境造成了赵小丰的人格撕裂和冲突，由此产生巨大的心理压力和道德焦虑。这种心理压力和道德焦虑，如果长期无法消解或释放，就会积聚成心理上的巨大负面能量，一旦失控，冲破人的正常心理防御机制，就会导致精神失常，发生破坏性行为。赵小丰在工作中产生的心理压力无法消解，终于在家庭矛盾中找到出口，积郁的负能量被尽数释放出来，造成惨绝人寰的家庭悲剧。
那么，又是什么造成了赵小丰的人格撕裂和冲突呢？
赵小丰接受的是共产党正统教育培养，并且是从做技术进入干部行列，性格单纯，为人正派，要他同流合污，也参与以权谋私分一杯羹，他做不出来，也根本应付不了那种复杂的利益关系。尽管共产党的话语体系和道德系统里，有正面的倡导，比如大公无私、廉洁奉公等等，但在官僚体制下，官僚权力主宰一切，它要求人们奉行的首要原则是服从，是听“党”的话，服从领导的安排。于是，赵小丰的人格特点与他置身的体制现实，发生了荒诞的背离。如果按照共产党宣传的道德标准行事，只会遭受排挤、寸步难行；如果闭目塞听，完全听从“党”和“领导”的摆布，他又极为矛盾、痛苦。何况服从型的人格和多年的党化教育惯性，也使得他根本不敢违背领导的意图。
官僚专制体制的本质是把人作为权力的工具，压迫人服从专制权力，按照官僚意志行事，而不能本着自己的良心和真实意愿做人做事。一个人要想在官僚体制下生存和发展，就不得不扭曲自己的人格，乃至恶化或者同罪化，直至突破道德底线走向深渊。这也是汉娜•阿伦特所谓“平庸的恶”的滋生机制。二战中，那个签发处死数万犹太人命令的阿道夫•艾克曼，就曾像机器一般顺从、麻木和不负责任，直至陷入罪恶的深渊无法自拔。阿伦特冷眼观察被告席上的艾克曼，发现他并不是人们想象中“十恶不赦的恶魔”，他不过是一个平凡无趣、近乎乏味、个人素质极为肤浅的人。然而，“平庸的恶”也许是人类最本质的现实。底线越是降低，人格越是污化，越能够适应坏的体制，甚至如鱼得水。然而对于那些良知未泯、责任感重的人，比如赵小丰，既不愿扭曲人格，又要适应官僚体制，内心必然是天人交战，冲突不断。从这个角度上来看，赵小丰是在对抗“平庸的恶”的过程中，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一个原本正常的良善之人，就这样被“逼成”了精神病；一个原本祥和的家庭，就这样砰然破碎。
官僚专制体制和悖乱的意识形态，正是赵小丰人生悲剧的根源和罪魁祸首。
弱者何以安身立命
有人也许会质疑，赵小丰的悲剧也有其性格因素，他为什么就不能顺应官僚体制，同流合污呢？
那么，当坏制度与好品格发生冲突时，我们是应该否定好品格，去为坏制度辩护，还是应该否定坏制度，从而努力改变坏制度，来维护好品格呢？为什么好品格就不能有一个好的制度环境来维护，使好人一生平安呢？
还有人也许会说，赵小丰心理太脆弱了，他为什么就不能坚强点甚至决绝点呢？他可以据理力争，也可以坚决请辞啊！
的确，当瘟疫流行的时候，体质虚弱的人会患病死亡，但总有体质强壮的人能够幸存。那么，我们是应该指责那些死者为什么体质虚弱，抵抗不了瘟疫呢，还是应该消灭瘟疫，让体质虚弱的人也不得病呢？我们为什么非要为坏制度辩护，让这种邪恶、黑暗、严酷的官僚专制体制来考验和锻炼人的心理品质呢？我们为什么不去努力实现一种好的社会制度，让弱者也能有活路，也能安身立命呢？
诚然，“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可是当邪气已经占据绝对优势，已经制度化，我们又怎能苛责赵小丰这样一个平凡的好人不能挺身而出，像英雄那样只身对抗这样的生存环境？
当然，专制体制本来也有自己的道德系统，但可能保证它不腐化变质吗？在奉行儒家伦理的中国封建社会，“仁义礼智信”几乎提点着一个民族的价值观，但数千年来历经无数个朝代，哪个朝代以此维持住了官僚队伍的廉洁，避免了系统性制度化的腐败？结果不都是沦为“满嘴的仁义道德，满肚子男盗女娼”？
令人尤其深感惨痛的是，赵小丰至今都不能明白导致其人生悲剧的社会制度根源，因为杀死了自己的母亲，他有着强烈的负罪感，他努力改造，对每一个犯人都尽力帮助，想以此来赎罪。
赵小丰的悲剧，并非个案或者孤例。
在专制制度下，社会的精神病状况与政治环境密切相关。
每当政治环境黑暗、社会氛围严酷时，比如历次政治运动、文革时期，社会上发生精神病的人数就大大增多。良知本乎人性，自由乃是天赋，而专制制度恰恰要压抑人的良知，扼杀人的自由，这必然会在人的精神心理上造成巨大的压力和无处申诉、无从解脱的冲突。惟有能够守护我们的良知，确保我们的自由的宪政民主制度，可期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