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在新香港，没有人性，才最有资格为人师表，否则怎能教学生向五星红旗礼拜，把红旗之下冤死的千千万万中国人，完全抛诸脑后；怎能鼓励学生「学习毛主席的刻苦精神」，把骇人听闻的骄奢淫逸，都美称为「刻苦」；又怎能向学生讲历史，把六四屠杀轻描淡写，化作「出动军队，平息风波」八个小字。
————古德明
二零一三年七月二十一日，建制派的香港青年时事评论员协会举行「一切从普选开始」论坛，邀请不同意见团体同场交流。出席论坛的“爱护香港力量”再次在论坛中大搞破坏，令论坛被迫中途腰斩。其中爱港力支持者更袭击学民思潮成员黎汶洛，令他须送院治疗。爱港力及人民力量支持者在会场外也发生肢体冲突。
在论坛腰斩后，身为民建联成员的香港青年时事评论员协会主席周浩鼎表示，对爱港力的生事行为极失望，直言不会再邀请爱港力出席论坛。同为支持建制派的团体爱港之声召集人高达斌也指爱港力是「戏班小丑」，该会日后举办论坛，也会严禁爱港力支持者进场。
然而，香港警方在此事件中却选择性执法，对爱港力的暴力活动纵容庇护。香港素有法治社会之美誉，这些层出不穷的暴力事件足以让市民置疑港府：香港的法治何在？香港的安全何在？现实中的香港与杜琪峰的电影《黑社会》相比，究竟有何种差别？特首、保安局长、警务处长等拿着高薪却不能保护市民的要员们，为何还不停职反省乃至引咎辞职？
“爱港力”，名为“爱港”，实为“害港”。有网民称这种现象为「西环招安」，是北京当局利用一些一事无成的八零后去打击九零后为骨干的学民思潮。爱港并不意味着爱梁振英，爱国绝非爱习近平。无论是爱国者，还是爱港者，绝不是是以中共之是非为是非、以中共之好恶为好恶。恰恰相反，反对中共、弃绝西环，才正是爱国、爱港的最好方式。香港人当然要爱港，其具体表现就是捍卫香港的自由与法治，就是让维多利亚公园的烛光继续点燃。
爱火炬不爱人权，爱北京不爱香港
早在二零零八年北京奥运期间，中共就在香港投入大量的文宣和资金，组织所谓爱国群众团体，转移港人对民主自由的诉求和呼声。
当时，香港亲中媒体报道说，北京奥运圣火传递过程示威不断，激起部分港人的国家意识，一批网民组织“护炬团”。发起人之一张思晋在网上呼吁：“圣火踏入中国境内，身为中国人有责任确保圣火传递得以顺利进行，圣火在外国已经三番五次收到冲击，我不想同类事件再次发生！”
此人不知是土生土长的香港人，还是后来持单程证明到香港的共产党“特派员”。这种爱北京不爱香港、爱火炬不爱人权的人，不妨到北京去定居。虽然此人生活在作为“自由港”的香港，其话语中却充满了惟我独尊的霸气和戾气，仿佛是来自“文革”时代的幽灵。香港人为什么不能对所谓的圣火表达不同的意见？这难道不是言论自由的一部分？
此前，奥运会在美国、澳大利亚、西班牙等国举办时，这些国家内部也有若干人士通过各种方式表达不同意见。这些国家的政府和民众，不仅没有将表达不同意见的人士当作“卖国贼”口诛笔伐，反倒尊重并保护他们的言论自由，这正应了法国思想家伏尔泰的名言：“虽然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愿意用生命来捍卫你表达自己观点的权利。”一个不能够批评的国家，岂能以“大国”自居？一个不能批评的运动会，早已失去了现代奥运会多元和宽容的内在价值。
当时，有不少海外华人发起“挺奥”活动，不禁让我感慨万分：为什么华人只有到了海外，才拥有爱国的权利呢？为什么在中国的土地上却连爱国的权利都没有呢？如果说到爱国，最爱国的是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走上街头的学生。那群头发蓬乱、白衣飘飘的大学生，纯真地爱了一次国，却招来狰狞的坦克和机枪。那一天晚上，尸横遍野、血流成河。
如今，张思晋等港人跃跃欲试，盼望走上街头来一次挺火炬的“爱国秀”。他们当然知道，在香港演出这种“爱国秀”，是没有任何危险的——香港人何其幸运，香港有过一段美妙的殖民地岁月，英国人为香港建立起了一套完备的法治体系，让香港人的“爱国权”等基本人权都能得到充分保障。
香港的爱国者——我是指那些真正的爱国者，而不是抢着去挺圣火的梁振英、曾宪梓之流——不应当满足于在香港自由地爱国，还应当到北京去争取“爱国权”。北大和清华的学生，在网络上号召到法国连锁超市家乐福门口去游行，就被警察叔叔约谈、喝茶，警告他们不得“轻举妄动”，否则“后果很严重”。换言之，爱国必须听党的统一调度和指挥，党叫你什么时候爱国，你就什么时候爱国；党叫你如何爱国，你就如何爱国，不得越雷池半步。
想一想，港人真够可怜：反对西方的游行示威，还得依赖于西方的民主制度；而内地让更加可怜：反对西方的游行示威，居然不能独立自主地在北京等地举行。
所以，中国人在反对西方之前，首先要从党那里争取来实实在在的“爱国权”。张思晋等港人应当为此而奋斗。而内地民众一定欢迎香港同胞到北上支持，大家并肩争取本该属于自己、却被中共窃取的“爱国权”。
唱支粉歌给狗听
胡锦涛以“河蟹”（网络上对“和谐”的讽刺性说法）治国，已经中历史上定格为笑谈。习近平以“梦”治国，却让民众噩梦连连。倒台的薄熙来则试图以“红歌”治国，甚至一度将“红歌”唱到了香港。
一度牛气冲天的薄熙来，以“唱红打黑”为其主要政绩。数年间，“红歌”不仅响彻革命小说《红岩》的诞生地重庆，还席卷整个神州大地，甚至出现“五大宗教团体齐唱红歌”的“拍案惊奇”之景象。
就在薄熙来垮台前夕，“红歌”不仅风靡九州岛，而且输出海外：重庆市近日组织了十三支由在校大学生组成表演队，以所谓“唱读讲传”的形式，到香港展开为期三天的表演，演出地点为中环大会堂音乐厅、香港理工大学和昂船洲军营等处。红色中国一盘棋，香港自然不能置身事外。一国两制本来就是邓小平的一句诳语，既然中国是红色的，岂能容许香港是其他颜色？
这三个地点都是精心选择的：一为严肃音乐的殿堂、一为大学、一为军营，堪称香港之三大要穴。红歌可以进入中环大会堂音乐厅，显示红歌与西方经典音乐可以并驾齐驱；红歌可以进入大学，显示红歌可以征服学术机构和思想库；红歌可以进入军营，显示红歌可以与枪杆子并用。先占领了这三个地方，夺取香港就如同探取囊中之物般易如反掌。
从香港特首到中环大会堂音乐厅、香港理工大学和昂船洲军营的掌权者，本来想以此讨好薄熙来，等待薄熙来上位之后，此一功绩也可以用来向这位未来等党国领袖套近乎。至于红歌等内涵为何，他们才不会细细考虑。然而，薄熙来瞬间垮台之后，他们的盘算顿时成为水月镜花。不过，此后，中环大会堂音乐厅、香港理工大学和昂船洲军营之接待官员，似乎并未受到追究和查处。
耐人寻味的是，重庆表演队在香港的演出，其曲目却跟在重庆本地的演出有所差异。《社会主义好》、《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等最红的、“红得发紫”的“红歌”，偏偏不闻其声；而《红河谷》、《雪绒花》等柔性的，甚至源自“敌对势力”国家的“粉歌”，却成为演出中的主打歌曲。
换言之，“红歌”到了香港摇身一变成了“粉歌”。那么，为何“红歌”到了香港就变成了“粉歌”呢？
显然不是为了照顾香港市民的对共产党离心离德的情绪。重庆演出团的总指挥，本该聘请“三妈教授”孔庆东来担任。孔庆东妙语连珠，定能自圆其说。如果用孔庆东的逻辑来解释，那就是：你们香港人都是狗，你们奴性十足，只配被英国人殖民，不配听最红的红歌，不配参加我们伟大的革命。北京的“六四”，不就是解放军杀掉几个不听话的学生吗？这种事情古往今来多如牛毛。惟有你们这些小题大做的香港人，对此念念不忘、哭哭啼啼。既然你们不爱国、不爱党，给你们听几首“粉歌”，已经是北大人天大的恩赐了。等你们哪天觉悟了，忠党爱国了，再给你们听正宗的红得发紫的“红歌”。
孔教授的这段话，像是东北的“二人转”，说得太直率、太粗糙了。如果换了驻香港中联办发言人、或者新华香港分社发言人来作解释，则会顺耳得多：香港有香江，脂粉气太重，长期以来，香港人听惯了情啊爱啊之类的靡靡之音，耳朵根子都变软了。如果突然之间，听到我党黄钟大吕的“红歌”，可能会心惊肉跳、心脏病发。就如同吃惯了广东烧鹅的肠胃，突然吃重庆火锅，必定水土不服、上吐下泻。所以，要慢慢来，先易后难，先粉后红，如此才能一步步实现“中港一家亲”。
有香港人恍然大悟：原来这是温水煮青蛙的伎俩啊。
何谓文革，谁在搞香港文革？
“小圈子特首”曾荫权在电视节目上说：“当人民走到极端，就会出现文化大革命……当人民掌握所有东西时，你就无法管治那地方。”曾荫权借此批评香港泛民主派的政治诉求以及香港民众及早实现普选的呼声。这是一种典型的“因为无知所以无畏”的表达。
香港人确实对文革心有余悸。当年文革波及香港，是以炸弹袭击的恐怖主义的方式登陆的。曾特首希望以文革来恐吓香港百姓，没想到这番“曾子曰”却暴露出他对包括文革在内的中国近现代历史惊人的无知。曾荫权曾经在会见一批中学生时，披露当年自己应考时，世界历史和中国文学两科都是不合格。无知并不可怕，无知者如果持有一颗谦卑好学之心，便可将无知转化为有知。
作为特首的曾荫权，可以效法喜欢引经据典的中共前任党魁江泽民。当年，江泽民为提升古典文学修养，特意派遣专车到北大接中文系名教授袁行霈，每月到中南海讲授一次古典诗词。江因此学会了背诵《滕王阁序》，袁也以“南书房行走”的殊荣而获选为“全国政协委员”。香港不乏国学大师，如饶宗颐先生，曾特首不妨延之入特首府邸，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历史。
无知者最可怕之处，乃是强不知以为知，乃是利用自己的地位和话语权来传播谬误。当曾特首对文革的看法遭到主持人的否定时，他仍然强词夺理，无知而无畏，其人必病入膏肓。文革与民主无关，也与人民无关。文革从来就不是人民的文革，乃是毛泽东的文革。从一九六六年文革伊始直到一九七六年毛泽东在民众的诅咒中死去，文革始终没有脱离过毛的控制。即便在武斗肆虐、“全国大乱”的阶段，军队仍然绝对服从毛一个人的指挥，毛仍然可以使用军队做他想做的任何事情。文革中，人民从未实践过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也从未拥有过批评毛及文革的言论自由；文革中，人民没有宗教信仰自由，只有对毛顶礼膜拜的“自由”；文革中，人民甚至连“生存权”也得不到保障，所以才会有那么多的大陆客拼死也要偷渡到香港。
要了解什么是文革，曾特首不妨读一读历史学泰斗余英时先生在为《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所写的序言，这篇序言中指出：“中共官方今天把文革定性为毛泽东的‘晚年错误’，便是有意误导我们的思路。文革是有组织、有计划的暴力行动，而且是革命暴力的最高阶段。但这既不是‘意外’也不是‘偏差’，而是革命暴力落在一个绝对独裁者掌握之中的必然结局。列宁、斯大林、希特勒、墨索里尼都曾运用有组织的暴力，有系统地进行消灭所谓‘敌人’的运动，一波接着一波。正如俄国史名家派普思所指出的，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不但师法列宁、斯大林，而且也参考了希特勒的经验。”这套光盘资料，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有收藏，曾特首不妨屈尊去借阅。
用文革来妖魔化民主，是邓小平以来的中共统治者最喜欢使用的一种障眼法。在一九八九年天安门屠杀之后，邓小平便用文革来比附民主运动，仿佛谁对他的统治不满，谁就是要搞文革。如今，曾特首亦“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学会了邓大人的伟大理论。可是，聪明的香港市民能被他随心所欲地“倡优蓄之”吗？
重庆倒了个薄泽东，香港来了个梁泽东
薄熙来梦想当薄泽东，却功亏一篑，转眼成了阶下囚。正如《红楼梦》中“好了歌”所唱：“因嫌纱帽小，致使锁枷扛；昨怜破袄寒，今嫌紫蟒长。”
北京不断向国际媒体放料，将薄熙来妖魔化成万恶不赦的恶鬼，连策划民航飞机爆炸这样只有本拉登才干得出来的事情似乎薄熙来都有份。然而，看热闹的人们忘记了薄案的核心所在：薄为何能在短短数年间，便让践踏法治的打黑运动在重庆轰轰烈烈，处死数十人、下狱数千人，牵涉数万人？
根本原因，不是薄个人的品质问题，而是中共的制度问题：没有三权分立，没有司法独立，毛泽东便自诩为“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毛泽东凌辱国家主席刘少奇，刘少奇拿宪法出来自保，却被当作笑料。如今，经过三十年改革开放，中国在迈向法治国家的道路上仍举步维艰。在此土壤之下，一个薄熙来垮掉了，还会有千百个薄熙来式的野心家破土而出。
果然，重庆倒了个薄泽东，香港来了个梁泽东。近日，梁振英以候任特首之身份，先后发表三个骇人听闻的讲话，豺狼本色，暴露无遗。
梁的第一句话是：不保证“双非”婴儿拿到香港身份证。他在说这句话之前，不可能没有通读《基本法》。而《基本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在香港出生的中国人享有居港权。那么，在此法律未经修改之前，梁凭什么“不保证”《基本法》赋予这些婴儿的权利？尽管梁的这一表态赢得不少香港民众支持，但民意不能高于法律，否则“多数人的暴政”照样导致专制。正如有香港评论的质疑：“难道梁今天可以叫私院‘双非’零配额，明天又可否叫某企业不做某种生意，某大专院校停办某些学系？梁振英搏得全城掌声的‘零配额’，是否预视他的行政霸道百倍于曾荫权？”
梁的第二句话是：立法局“不要搞政治”。他俨然成了共产党的政法委书记，不仅将公安、法院、检察院全都一把抓，而且将立法机构视为私囊。以美国总统号令世界的权势，尚不敢对国会的制约说三道四，为何梁振英这个“西环国”的儿皇帝，居然敢于凌驾于立法会之上，像老子教训儿子那样，教议员什么事情该做、什么事情不该做？可见，在梁的眼中，立法会如同内地的人大，不过是摆摆样子的。
梁的第三句话是：对《苹果日报》的报道“深表遗憾”。香港的核心价值之一便是新闻自由，梁偏偏容不下新闻自由。是啊，同样是共产党官僚，若在内地为官，可以利用宣传部控制媒体，耳根清净；为何在香港为官，就不得不整天面对刺耳的批评？干脆把香港变成内地，特首就可以当得舒服了。
梁泽东治理香港，维园未尝不可能变成天安门。
————古德明
二零一三年七月二十一日，建制派的香港青年时事评论员协会举行「一切从普选开始」论坛，邀请不同意见团体同场交流。出席论坛的“爱护香港力量”再次在论坛中大搞破坏，令论坛被迫中途腰斩。其中爱港力支持者更袭击学民思潮成员黎汶洛，令他须送院治疗。爱港力及人民力量支持者在会场外也发生肢体冲突。
在论坛腰斩后，身为民建联成员的香港青年时事评论员协会主席周浩鼎表示，对爱港力的生事行为极失望，直言不会再邀请爱港力出席论坛。同为支持建制派的团体爱港之声召集人高达斌也指爱港力是「戏班小丑」，该会日后举办论坛，也会严禁爱港力支持者进场。
然而，香港警方在此事件中却选择性执法，对爱港力的暴力活动纵容庇护。香港素有法治社会之美誉，这些层出不穷的暴力事件足以让市民置疑港府：香港的法治何在？香港的安全何在？现实中的香港与杜琪峰的电影《黑社会》相比，究竟有何种差别？特首、保安局长、警务处长等拿着高薪却不能保护市民的要员们，为何还不停职反省乃至引咎辞职？
“爱港力”，名为“爱港”，实为“害港”。有网民称这种现象为「西环招安」，是北京当局利用一些一事无成的八零后去打击九零后为骨干的学民思潮。爱港并不意味着爱梁振英，爱国绝非爱习近平。无论是爱国者，还是爱港者，绝不是是以中共之是非为是非、以中共之好恶为好恶。恰恰相反，反对中共、弃绝西环，才正是爱国、爱港的最好方式。香港人当然要爱港，其具体表现就是捍卫香港的自由与法治，就是让维多利亚公园的烛光继续点燃。
爱火炬不爱人权，爱北京不爱香港
早在二零零八年北京奥运期间，中共就在香港投入大量的文宣和资金，组织所谓爱国群众团体，转移港人对民主自由的诉求和呼声。
当时，香港亲中媒体报道说，北京奥运圣火传递过程示威不断，激起部分港人的国家意识，一批网民组织“护炬团”。发起人之一张思晋在网上呼吁：“圣火踏入中国境内，身为中国人有责任确保圣火传递得以顺利进行，圣火在外国已经三番五次收到冲击，我不想同类事件再次发生！”
此人不知是土生土长的香港人，还是后来持单程证明到香港的共产党“特派员”。这种爱北京不爱香港、爱火炬不爱人权的人，不妨到北京去定居。虽然此人生活在作为“自由港”的香港，其话语中却充满了惟我独尊的霸气和戾气，仿佛是来自“文革”时代的幽灵。香港人为什么不能对所谓的圣火表达不同的意见？这难道不是言论自由的一部分？
此前，奥运会在美国、澳大利亚、西班牙等国举办时，这些国家内部也有若干人士通过各种方式表达不同意见。这些国家的政府和民众，不仅没有将表达不同意见的人士当作“卖国贼”口诛笔伐，反倒尊重并保护他们的言论自由，这正应了法国思想家伏尔泰的名言：“虽然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愿意用生命来捍卫你表达自己观点的权利。”一个不能够批评的国家，岂能以“大国”自居？一个不能批评的运动会，早已失去了现代奥运会多元和宽容的内在价值。
当时，有不少海外华人发起“挺奥”活动，不禁让我感慨万分：为什么华人只有到了海外，才拥有爱国的权利呢？为什么在中国的土地上却连爱国的权利都没有呢？如果说到爱国，最爱国的是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走上街头的学生。那群头发蓬乱、白衣飘飘的大学生，纯真地爱了一次国，却招来狰狞的坦克和机枪。那一天晚上，尸横遍野、血流成河。
如今，张思晋等港人跃跃欲试，盼望走上街头来一次挺火炬的“爱国秀”。他们当然知道，在香港演出这种“爱国秀”，是没有任何危险的——香港人何其幸运，香港有过一段美妙的殖民地岁月，英国人为香港建立起了一套完备的法治体系，让香港人的“爱国权”等基本人权都能得到充分保障。
香港的爱国者——我是指那些真正的爱国者，而不是抢着去挺圣火的梁振英、曾宪梓之流——不应当满足于在香港自由地爱国，还应当到北京去争取“爱国权”。北大和清华的学生，在网络上号召到法国连锁超市家乐福门口去游行，就被警察叔叔约谈、喝茶，警告他们不得“轻举妄动”，否则“后果很严重”。换言之，爱国必须听党的统一调度和指挥，党叫你什么时候爱国，你就什么时候爱国；党叫你如何爱国，你就如何爱国，不得越雷池半步。
想一想，港人真够可怜：反对西方的游行示威，还得依赖于西方的民主制度；而内地让更加可怜：反对西方的游行示威，居然不能独立自主地在北京等地举行。
所以，中国人在反对西方之前，首先要从党那里争取来实实在在的“爱国权”。张思晋等港人应当为此而奋斗。而内地民众一定欢迎香港同胞到北上支持，大家并肩争取本该属于自己、却被中共窃取的“爱国权”。
唱支粉歌给狗听
胡锦涛以“河蟹”（网络上对“和谐”的讽刺性说法）治国，已经中历史上定格为笑谈。习近平以“梦”治国，却让民众噩梦连连。倒台的薄熙来则试图以“红歌”治国，甚至一度将“红歌”唱到了香港。
一度牛气冲天的薄熙来，以“唱红打黑”为其主要政绩。数年间，“红歌”不仅响彻革命小说《红岩》的诞生地重庆，还席卷整个神州大地，甚至出现“五大宗教团体齐唱红歌”的“拍案惊奇”之景象。
就在薄熙来垮台前夕，“红歌”不仅风靡九州岛，而且输出海外：重庆市近日组织了十三支由在校大学生组成表演队，以所谓“唱读讲传”的形式，到香港展开为期三天的表演，演出地点为中环大会堂音乐厅、香港理工大学和昂船洲军营等处。红色中国一盘棋，香港自然不能置身事外。一国两制本来就是邓小平的一句诳语，既然中国是红色的，岂能容许香港是其他颜色？
这三个地点都是精心选择的：一为严肃音乐的殿堂、一为大学、一为军营，堪称香港之三大要穴。红歌可以进入中环大会堂音乐厅，显示红歌与西方经典音乐可以并驾齐驱；红歌可以进入大学，显示红歌可以征服学术机构和思想库；红歌可以进入军营，显示红歌可以与枪杆子并用。先占领了这三个地方，夺取香港就如同探取囊中之物般易如反掌。
从香港特首到中环大会堂音乐厅、香港理工大学和昂船洲军营的掌权者，本来想以此讨好薄熙来，等待薄熙来上位之后，此一功绩也可以用来向这位未来等党国领袖套近乎。至于红歌等内涵为何，他们才不会细细考虑。然而，薄熙来瞬间垮台之后，他们的盘算顿时成为水月镜花。不过，此后，中环大会堂音乐厅、香港理工大学和昂船洲军营之接待官员，似乎并未受到追究和查处。
耐人寻味的是，重庆表演队在香港的演出，其曲目却跟在重庆本地的演出有所差异。《社会主义好》、《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等最红的、“红得发紫”的“红歌”，偏偏不闻其声；而《红河谷》、《雪绒花》等柔性的，甚至源自“敌对势力”国家的“粉歌”，却成为演出中的主打歌曲。
换言之，“红歌”到了香港摇身一变成了“粉歌”。那么，为何“红歌”到了香港就变成了“粉歌”呢？
显然不是为了照顾香港市民的对共产党离心离德的情绪。重庆演出团的总指挥，本该聘请“三妈教授”孔庆东来担任。孔庆东妙语连珠，定能自圆其说。如果用孔庆东的逻辑来解释，那就是：你们香港人都是狗，你们奴性十足，只配被英国人殖民，不配听最红的红歌，不配参加我们伟大的革命。北京的“六四”，不就是解放军杀掉几个不听话的学生吗？这种事情古往今来多如牛毛。惟有你们这些小题大做的香港人，对此念念不忘、哭哭啼啼。既然你们不爱国、不爱党，给你们听几首“粉歌”，已经是北大人天大的恩赐了。等你们哪天觉悟了，忠党爱国了，再给你们听正宗的红得发紫的“红歌”。
孔教授的这段话，像是东北的“二人转”，说得太直率、太粗糙了。如果换了驻香港中联办发言人、或者新华香港分社发言人来作解释，则会顺耳得多：香港有香江，脂粉气太重，长期以来，香港人听惯了情啊爱啊之类的靡靡之音，耳朵根子都变软了。如果突然之间，听到我党黄钟大吕的“红歌”，可能会心惊肉跳、心脏病发。就如同吃惯了广东烧鹅的肠胃，突然吃重庆火锅，必定水土不服、上吐下泻。所以，要慢慢来，先易后难，先粉后红，如此才能一步步实现“中港一家亲”。
有香港人恍然大悟：原来这是温水煮青蛙的伎俩啊。
何谓文革，谁在搞香港文革？
“小圈子特首”曾荫权在电视节目上说：“当人民走到极端，就会出现文化大革命……当人民掌握所有东西时，你就无法管治那地方。”曾荫权借此批评香港泛民主派的政治诉求以及香港民众及早实现普选的呼声。这是一种典型的“因为无知所以无畏”的表达。
香港人确实对文革心有余悸。当年文革波及香港，是以炸弹袭击的恐怖主义的方式登陆的。曾特首希望以文革来恐吓香港百姓，没想到这番“曾子曰”却暴露出他对包括文革在内的中国近现代历史惊人的无知。曾荫权曾经在会见一批中学生时，披露当年自己应考时，世界历史和中国文学两科都是不合格。无知并不可怕，无知者如果持有一颗谦卑好学之心，便可将无知转化为有知。
作为特首的曾荫权，可以效法喜欢引经据典的中共前任党魁江泽民。当年，江泽民为提升古典文学修养，特意派遣专车到北大接中文系名教授袁行霈，每月到中南海讲授一次古典诗词。江因此学会了背诵《滕王阁序》，袁也以“南书房行走”的殊荣而获选为“全国政协委员”。香港不乏国学大师，如饶宗颐先生，曾特首不妨延之入特首府邸，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历史。
无知者最可怕之处，乃是强不知以为知，乃是利用自己的地位和话语权来传播谬误。当曾特首对文革的看法遭到主持人的否定时，他仍然强词夺理，无知而无畏，其人必病入膏肓。文革与民主无关，也与人民无关。文革从来就不是人民的文革，乃是毛泽东的文革。从一九六六年文革伊始直到一九七六年毛泽东在民众的诅咒中死去，文革始终没有脱离过毛的控制。即便在武斗肆虐、“全国大乱”的阶段，军队仍然绝对服从毛一个人的指挥，毛仍然可以使用军队做他想做的任何事情。文革中，人民从未实践过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也从未拥有过批评毛及文革的言论自由；文革中，人民没有宗教信仰自由，只有对毛顶礼膜拜的“自由”；文革中，人民甚至连“生存权”也得不到保障，所以才会有那么多的大陆客拼死也要偷渡到香港。
要了解什么是文革，曾特首不妨读一读历史学泰斗余英时先生在为《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所写的序言，这篇序言中指出：“中共官方今天把文革定性为毛泽东的‘晚年错误’，便是有意误导我们的思路。文革是有组织、有计划的暴力行动，而且是革命暴力的最高阶段。但这既不是‘意外’也不是‘偏差’，而是革命暴力落在一个绝对独裁者掌握之中的必然结局。列宁、斯大林、希特勒、墨索里尼都曾运用有组织的暴力，有系统地进行消灭所谓‘敌人’的运动，一波接着一波。正如俄国史名家派普思所指出的，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不但师法列宁、斯大林，而且也参考了希特勒的经验。”这套光盘资料，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有收藏，曾特首不妨屈尊去借阅。
用文革来妖魔化民主，是邓小平以来的中共统治者最喜欢使用的一种障眼法。在一九八九年天安门屠杀之后，邓小平便用文革来比附民主运动，仿佛谁对他的统治不满，谁就是要搞文革。如今，曾特首亦“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学会了邓大人的伟大理论。可是，聪明的香港市民能被他随心所欲地“倡优蓄之”吗？
重庆倒了个薄泽东，香港来了个梁泽东
薄熙来梦想当薄泽东，却功亏一篑，转眼成了阶下囚。正如《红楼梦》中“好了歌”所唱：“因嫌纱帽小，致使锁枷扛；昨怜破袄寒，今嫌紫蟒长。”
北京不断向国际媒体放料，将薄熙来妖魔化成万恶不赦的恶鬼，连策划民航飞机爆炸这样只有本拉登才干得出来的事情似乎薄熙来都有份。然而，看热闹的人们忘记了薄案的核心所在：薄为何能在短短数年间，便让践踏法治的打黑运动在重庆轰轰烈烈，处死数十人、下狱数千人，牵涉数万人？
根本原因，不是薄个人的品质问题，而是中共的制度问题：没有三权分立，没有司法独立，毛泽东便自诩为“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毛泽东凌辱国家主席刘少奇，刘少奇拿宪法出来自保，却被当作笑料。如今，经过三十年改革开放，中国在迈向法治国家的道路上仍举步维艰。在此土壤之下，一个薄熙来垮掉了，还会有千百个薄熙来式的野心家破土而出。
果然，重庆倒了个薄泽东，香港来了个梁泽东。近日，梁振英以候任特首之身份，先后发表三个骇人听闻的讲话，豺狼本色，暴露无遗。
梁的第一句话是：不保证“双非”婴儿拿到香港身份证。他在说这句话之前，不可能没有通读《基本法》。而《基本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在香港出生的中国人享有居港权。那么，在此法律未经修改之前，梁凭什么“不保证”《基本法》赋予这些婴儿的权利？尽管梁的这一表态赢得不少香港民众支持，但民意不能高于法律，否则“多数人的暴政”照样导致专制。正如有香港评论的质疑：“难道梁今天可以叫私院‘双非’零配额，明天又可否叫某企业不做某种生意，某大专院校停办某些学系？梁振英搏得全城掌声的‘零配额’，是否预视他的行政霸道百倍于曾荫权？”
梁的第二句话是：立法局“不要搞政治”。他俨然成了共产党的政法委书记，不仅将公安、法院、检察院全都一把抓，而且将立法机构视为私囊。以美国总统号令世界的权势，尚不敢对国会的制约说三道四，为何梁振英这个“西环国”的儿皇帝，居然敢于凌驾于立法会之上，像老子教训儿子那样，教议员什么事情该做、什么事情不该做？可见，在梁的眼中，立法会如同内地的人大，不过是摆摆样子的。
梁的第三句话是：对《苹果日报》的报道“深表遗憾”。香港的核心价值之一便是新闻自由，梁偏偏容不下新闻自由。是啊，同样是共产党官僚，若在内地为官，可以利用宣传部控制媒体，耳根清净；为何在香港为官，就不得不整天面对刺耳的批评？干脆把香港变成内地，特首就可以当得舒服了。
梁泽东治理香港，维园未尝不可能变成天安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