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理论家的先锋”
成语有云：“人微言轻”。对於中共改革理论家张显扬成为第二批被整肃的知识份子中首当其冲者，大陆理论界的评论是：“人微言重”。
张显扬，江苏太仓浏河镇人氏，故乡青史垂名，是三宝太监郑和下西洋的出发地。他出生於一九三六年，父亲是码头工人，母亲是农民。一九六一年他毕业於中国人民人学哲学系哲学专业，同年继续在该校攻读欧洲哲学史研究生，一九六六年毕业，留校任哲学系教师。一九七九年五月，张显扬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帮助於光远筹建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所。该所最初情况是只有於光远一个所长和张显扬一个所员.张显扬被整肃之前的业务职称是副研究员，行政职务是马恩列斯研究室主任和全国马列主义研究会的常务理事。
张显扬在前后被整肃的知识份子中，年龄和职务都是最低的，但在一九七八年开始的思想解放运动中，他的名字已经彪炳显赫，香港和海外舆论早已称他是批判毛泽东传统左倾社会主义理论的先锋，有云：“每次非毛化升级，张显扬就要提出新问题.”一九八一年之后，张显扬是胡耀邦改革理论的探索者和鼓吹者，又被称为“改革理论家的先锋”。
腰斩先锋，自属常理。但是作为中国理论界承上启下的一代精英人物，张显扬功不可没.
批判“全面专政”振声发迹
作为专门研究马列主义的学者，张显扬对“四人帮”极左理论的研究批评，自七五年己开始。
七五年，毛泽东提出一个理论问题，指出马克思全部学说所讲的就是“无庭阶级专政和按劳分配的理论”。结果张春桥、姚文元二人各泡制出一篇重头文章，张文是《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姚文是《论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按劳分配产生资产阶级》。张显扬研究的结果认为张、姚之文实际都是毛泽东自己的理论，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左倾社会主义理论。
七六年十月，粉碎“四人帮”，结束了历时十一年的文化大革命，中国面临的现实是在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一切领域内拨乱反正。因为华国锋“凡是”观点的左右，全国上下对“四人帮”的批判只限於揭露罪行和阴谋诡计。理论界的观点还没有转变过来。极为典型的是汪东兴讲了这样一句话：“‘四人帮’有什么鸟理论？现在有人是借打‘四人帮’批判毛主席。”汪东兴的这句话是没有错的，他不允许从理论上批判“四人帮”，正是因为“四人帮”的理论全是毛泽东的，压制对毛晚年错误的批判，实际上也是保护“四人帮”。
为七七年八月的十一大做准备，中共清理出“文革”和“四人帮”的六个理论问题，其中五个都相应解决了，只有其中一个张春桥的“全面专政”解决不了。六月十一日新华社发佈通稿《无产阶级专政，还是法西斯专政？》作者即是张显扬.该文被认为是解决了第六个理论问题，见诸於中央地方各种报纸，在电台反复播放，被译成六种文字载於《北京周报》，一九七九年又被收入纽约和伦敦每月评论出版社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革命演变文献史》一书。中共十一大对“四人帮”定性，採用了张显扬的提法：“封建法西斯专政”。但是十一大并未能完成理论和指导方针上拨乱反正的任务，“文革”的一些理论、政策和口号继续被沿用，诸如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仍被当作宝贝。就连张春桥的“全面专政”还被一些人看作提法上是好的。张显扬又接连写出两篇文章《对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全面修正——批判张春桥的“全面专政”论》和《“全面专政”的提法是反科学的》才将张氏专政理论彻底搞臭。
务虚会上清算“继续革命”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中共召开第十一届三中全会，被看作是邓小平实现转折的会议，因为大会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停止使用“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决定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四个现代化。但是这个会议上提出了许多理论问题没有解决.中共一向认为理论是指南，因此在大会结束时叶剑英提出：“这些理论问题党内专门开一个理论务虚会解决”。叶旳提议得到其他领导人的支持，并决定这个会由中宣部长胡耀邦主持。
胡耀邦召集了北京的理论家：胡绩伟、於光远、黎树、阮铭、吴江、孙长江、郭罗基、苏绍智、冯兰瑞（中纪委副书记李昌夫人）、严家其、吴明瑜、王若水、张显扬、李洪林、于浩成等，各省各派一至二人，共二百人於一月十八日在京西宾馆举行务虚会，春节后又移到友谊宾馆，历时二个半月。
张显扬在理论务虚会上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清算了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个理论在毛泽东思想中曾被看作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第三个里程碑的主要标志，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最重大的贡献，也是文化大革命的指导理论思想。直到三中全会之前，华国锋们还在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十一大就是这个调子。“毛选五卷”，华国锋写的序言就是要把无产阶级革命继续到底。理论问题如果不触及这个问题，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四人帮”的罪行都无法清算。这个理论问题三中全会也没有解决.会前，张显扬曾为大会写了一个三千字的提纲式的材料，从①全面专政，②继续革命，③阶级斗争为纲三个方面批判了毛泽东的错误，被大会所接受。这从邓小平的报告中己经可以看得出来。
细剖析毛的错误根源
张显扬在务虚会上做了《关於“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长篇发言，并作为大会档往下发.张氏说：“像一切在实际生活中真正起过作用（不管这样作用具有何种性质）的理论一样，‘继续革命’理论也不是在某一个早晨突然出现的，它有一个形成和系统化的过程。毛泽东同志提出这个理论最早是在一九五七年《关於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一着作中，随后经过一九五九年的庐山会议，一九六二年的北戴河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一九六五年的《二十三条》，一九六六年的《五·一六通知》，以及文化大革命中所作的一系列指示，逐步发展成为一个完整的体系。”
张显扬这个发言有三个不得了。一是将这样重要的理论一下子推倒不得了。二是将毛的错误推到五七年不得了。细心者会记得在此之后的一九七九年下半年中共老牌理论家、前中宣部长陆定一，在《人民日报》发文，将毛泽东的错误从五八年算起，结果就挨了整。三是批判了毛泽东的经典《关於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不得了。结果在大会上引起轰动，赞成和反对者各一半。张氏与支持者召集沙龙，辩论一个下午，结果反对者顿减.但是还有人认为这个口号本身是好的，不能丢掉，赋予新的内容还可以用。
张显扬继而提出“无产阶级专政之后主要问题应该是建设问题”。此时这一重要理论问题才算基本解决，并被邓小平接受。
纠正“指左为右”的积习
张显扬在理论务虚会上做的第二件事，便是澄清林彪、“四人帮”错误的性质.七七年十二月十二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假左真右》的评论为“四人帮”定性，实际是不准确的，造成路线上的混乱，理论界争论几年也没有搞清。
七九年二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张显扬《论林彪、“四人帮”路线的性质》长文。张显扬说：“建国以来，我们不断地进行路线斗争，几乎每一次都是反右。到了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这种只反右不反‘左’的做法，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反右’、‘夺权’成了唯一的目标，今天批‘极右路线’，明天批‘极右回潮’，后天又批‘极右翻案风’。据说，这样做还是有理论根据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没有用‘左’的问题，右倾机会主义永远是主要危险.这样，在路线斗争的问题上就形成了一条戒律：只准反右，不准反‘左’。谁要是反‘左’，谁就犯了弥天大罪。这样不分青红皂白地、长时期地、一个劲儿地反右的结果怎样呢？结果是把党和国家推上了毁灭的边缘。”他还说：“粉碎‘四人帮’之后，这条戒律理应打破。但是，由於我们的思想受了长期的禁锢，不能很快解放，在批判林彪、‘四人帮’的时候，仍然沿用了‘极右路线’、‘右得不能再右’、‘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等等提法。其实再清楚不过的，林彪、‘四人帮’路线根本不是什么极右路线，而是彻头彻尾的左倾路线。”
在该文中张显扬还纠正了认为右就是反革命的错误路线斗争理论，提出好人也可能犯右的错误.
香港评论张氏的这篇文章“宣告了毛的路线斗争理论的破产”。
张显扬在二月十三日的小组会上．还提了一个建议，应该将文化大革命设一个专题让大家议一议.他提出的五条提纲，也就是两年之后十一届六中全会《关於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文革总结的基本点.
理论务虚会议上做出的第三件事，主角是李洪林和郭罗基，是解决毛泽东个人迷信问题，张显扬也敲了边鼓，作了一个《从东方红到交城山》的发言。他说：“我们有将民歌作为真理和国际歌连在一起宣传的传统，开会从来开始是《东方红》，结束是《国际歌》，但是《国际歌》唱的是从来没有救世主，也没有神仙和皇帝，《东方红》唱的都是毛泽东是人民的大救星，现在《交城山》里又出了人民的英明领袖。”
邓小平提出“四项基本原则”
三月三十日，邓小平到理论务虚会上做报告，提出了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即社会主义道路，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的领导，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使得大会维持两个半月的活跃气氛急转直下，参加大会的林默涵、刘白羽等人纷纷声明：“收回以前的发言”。胡绩伟是与会者中表明要继续反“左”的唯一的人。
当时全国的形势是这样，文化大革命遗留下的问题太多，冤假错案太多，令中央措手不及。当时上海发生群众沖市委，打出“无产阶级专政是万恶之源”的大标语.中共中央有人认为是理论界的思想倾向，助长了社会上右的情绪，思想右的人要出来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否定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因而促使邓小平提出“四项基本原则”。
三月三十一日，张显扬在小组发言，提出从左的方面反对“四项基本原则”将是今后的主要危险，如果把精力放在反右上将要吃大亏。张显扬的发言印成简报，与胡绩伟的声明相呼应。
批评“穷过渡”被打小报告
张显扬在理论务虚会议之后，继续清理传统的毛的社会主义理论。一九八○年十一月。他在马列着作研究会的通信上发表了《什么是社会主义道路》的文章，批判了毛泽东的“穷过渡”的理论。文中说：“所谓‘一穷二白’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其实，就是‘穷过渡’理论的最典型表现.这种观点和科学社会主义毫无共同之处。相反，同民粹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倒是很难区分得开的。”文中说：“这种‘穷过渡’的理论在实践上的表现，就是‘穷折腾’。服膺这种理论的同志，在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上老是图快，并且把是否同意这种‘快’，作为是否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标准。”张显扬进而分析：“农业社会主义是在小农经济基础上产生出来的一种粗鄙的平均主义.抱有这种思想的人们，用小农经济的标准来认识世界、改造世界。这种小农经济是以一家一户为基本经济单位的自然经济，这些单位内部，在家长领导下过着比较平等的俭朴生活。在这种小农的狭隘眼光中，政治上只能设想出一个家长制的集体领导制，经济上只能设想出由大大小小自足单位组成的自然经济体系。按照他们的想像，在此基础上建立一个两个人的饭三个人吃，三个人的活五个人干，从而谁也饿不着，谁也闲不着的社会，大概就是社会主义了；如果再要前进，那就是‘吃饭不要钱，干活不记工’，这便是共产主义了。这种农业社会主义，除了它的平均主义的理想而外，它的政治观点和经济观点总的说来都脱不出封建主义的窠臼；而它那平均主义的理想又是不能实现的空想。因此，在实践上，它不是以彻底破产告终，就是以这样那样的形式倒退到封建主义为归宿。”
张显扬如此尖刻的批评，大大触怒一些人，结果邓力群打小报告给邓小平和胡耀邦，说张反对搞社会主义，要搞新民主主义.
与此同时，张显扬还在报纸上批判“一大二公”，对社会主义所有制之不足从理论上点破。
鼓吹民主和自由的权利
理论务虚会议之后，张显扬做的另一件事，是鼓吹民主与自由。
七九年初，张显扬撰写了《言论自由》一文，该文经法制委员会审查一个星期后，发给《光明日报》，但《光明日报》不敢用，转给《读书》杂志，《读书》几经上版、拆版，直到年底最后一期才发出。张氏说：“言论自由作为公民的一项民主权利，说到底，就是人民群众有表达自己的意志和愿望的自由，有对国家大事发表意见的权利”，“包括发表不同意见，甚至是错误的意见。”
八〇年十月，《光明日报》编辑部开召理论界座谈会并发表了发言摘要。张显扬提出的克服官僚主义要改变“金字塔”式的集权制，对民主集中制要从理论上重新研究的见解，引起社会极大的反响。对於中共的一贯传统的说法“民主基础上的集中，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的两句话，他作了具体分析。他认为前一句是正确的，但是‘集中领导下的民主’这个说法，许多人百思不得其解，后来终於从我们过去那种选举办法上，找到了它的现实原型。那就是我把候选人提出来，名单已经圈定了，你们大家举手通过.除了这种根本违反民主的‘民主’，人们再也找不到别样的‘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了。“张显扬将传统的两句话批倒了一句，被十二大的党章採纳.
在此之前，张显扬还发表了《无产阶级民主和资产阶级民主》一文。文中针对某市委书记说过“讲民主就是向无产阶级要民主”的话，指出这种人实际是封建余孽，因为他连民主与专制还分不清，连资产阶级民主派都不如，还谈什么无产阶级民主与资产阶级民主之区别，这样的市委书记要补课.
张氏以上言论统统被记在账上，“清汙”时被作为污染所清理。
批评二权威被迫辞职
一九八一年七月一日，刚刚上台的胡耀邦作了庆祝建党六十年的讲话，被普遍认为很好。但是不久邓大人却批评理论界思想软弱涣散。
八一年的春天，胡乔木作了一个讲话，说什么“党犯错误，群众也犯错误，不能把党神化，也不能把群众神化”。张显扬在一个内部讲话中，对胡乔木进行长篇批评，认为这是“反人民”的观点.结果胡乔木对社科院下了“不准张显扬出访，不许评职称，不许提职务”的“三不准”命令。
八二年三月十六日开幕的全国第二次理论会议，张显扬也被取消了资格，后来因为还在中宣部担任理论局长的李洪林单独开了一个名单，才得以参加。这个会议是由中宣部长王任重致开幕词，王一向被认为是“左”的，但他这个讲话与胡耀邦商量过，讲得很好，所谈的是继续解放思想，探讨新问题，坚持双百方针，反对打棍子。结果二天之后，王任重被罢官。中宣部长换成邓力群。邓力群上台便向邓小平告状说理论会议鼓吹自由化，弄得大家不再发言，这次会议搞掉了郭罗基、马沛文，张显扬也被迫辞去马恩列斯研究室主任的职务。
默默苦斗与“最后一跳”
从此，张显扬退出了政论，他的名字从报章上消失。开始纯学术性研究，与於光远、苏绍智等主编大百科全书，“科学社会主义”一卷。八三年张参加主编的鼓吹胡耀邦十二大报告的一本书出版，该书被看作是对改革从理论上系统论证的权威书籍。
一九八五年九月，社科院党组对张显扬文革中参加群众组织一事作了历史性澄清，认为没有问题，准于党员登记。胡乔木“三不准”禁令被冲破，给以张副研究员职称，并恢复研究室主任的行政职务，同时担任马列所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杂志副主编。主编是苏绍智。
重新出来活动的张显扬所作的第一件事是八五年十一月一日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批评邓力群“继续在思想领域搞阶级斗争”。次年又在《人民日报》撰文批评胡乔木“实事求是不是马列主义观点”，并且在关於“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报告中批评胡乔木接受了国际极左派“马克思主义反人道主义”的观点.
理论界戏称张显扬“最后一跳”，是宣传十二届六中全会“关於精神文明的决议”，他在《解放军报》发表一篇重要文章，提出“双百方针也适用於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本身”。结果被认为是反对用马克思主义对双百方针进行指导。在《科技报》举行的有关会议上，张显扬作了着名的十五条发言，条条批极左，都是针对邓力群。
张显扬真正的“最后一跳”，是“反资”之后中顾委开会对於光远定出十条罪状传达到马列所，引起全体人员大哗时，张显扬代表全所对“十条”逐一批驳，并整理成文，上报中顾委。据说有的中顾委评价说：“马列所真不愧为是马列所”。
一段值得回味的插曲
张显扬曾有一段插曲，颇值得回味。一九八○年他到广州主持马克思主义年会，被安排住南湖宾馆.这座属於全国九十八处行宫式的豪华宾馆，当时鲜为人知，连机场的出租司机都不知在何处，只有一个司机愿意拉着张显扬去撞一撞。穿过一片荒无人烟之地，汽车真不知向何处开了，最后看到远远一片茂林，驱车而入，果见灯火辉煌，正是南湖宾馆.张显扬被安排在三号楼，日房租只有七元。这座楼实际是一处高达三层楼的平房，有三个房间，每间九十平方米，加上三十平方米盥洗室和一百平方米的走廊，共有四百平方米。这座房子一切设计都高大、笨重。床头、桌案、马桶，处处安着电铃，服务人员有二十余个，这里原来是毛泽东的一座行宫，但毛从来没有来过.张显扬一人住在这里，恰值电视台最后一次播放审判“四人帮”的实况，张显扬把开会的人都请来，搬开沙发，坐在地毯上看电视。江青在大萤幕上咆哮公堂：“我是毛主席一条狗，让我咬谁我咬谁，我有什么错！”结果被逐出法庭。能在毛的行宫，观看审判江青，实在是难得的机遇。张显扬等高兴得像孩子一样在地毯上翻了三个筋斗。
会议期间，张显扬晚上出来散步，在拐弯角道不慎摔了一跤，跌坏了腰，他自认是睡上三米宽的龙床，福份不够。同行者中有人则说：“是老人家显了灵，你是反毛的，老人家自然不放过你。”，此次被整肃是否又是老人家显灵了呢？
中国是一个政治化的国家，一切都逃脱不开政治。今天来看，张显扬一代知识份子，是自然地走过了一个历史程式。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的十年中，他们竭心尽智为政治斗争服务，为政策呐喊。此次被逐出政治漩涡，相对地会使他们保持更为独立的知识份子的人格。文革之后十年，中国历史呈现出一条十分明显的线，那就是间隔一段历史，知识份子总是要接上五四的传统，去寻找德先生和赛先生，去进行一场新的思想启蒙。
发表于香港《镜报》杂志1987年10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