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后的头30年，政治运动接二连三。后30年以来，表面上没有了政治运动，但“运动”的模式并没有从政治生活中消失，它变成了大大小小、各种形式的“运动性执法”。从全国规模的“严打”，到当前的“打击网络谣言”，都属于这种“运动性执法”。
以“严打”为标志的“运动性执法”，并非偶然，它是现行体制本身固有的特征。司法不独立，就无法进入常态化的运行，“严打”表面上是对社会治安的整肃，背后则受政治逻辑的支配，其效果也适得其反。
“严打”背后的政治逻辑
每次“严打”都有充分的正大的理由，比如“为了民众的安全”，“加强社会治安”。但其逻辑起点，基本上是当局自身的政治需要。
综合来看，历次“严打”，都开始于当局的重大政治事件前夕，并贯穿其间。
第一次从1983年开始持续数年的“严打”，正是1984年中共国庆35周年阅兵的前夕，并一直持续到1987年中共十三大；第二次“严打”在1996—1997年，而1997年香港回归，中共十五大召开；第三次2001—2003年的“严打”，贯穿了中共十六大政治过渡；第四次发生在2010年下半年的“严打”，正值上海世博会，而在此之前有2008年西藏的“3•14”事件，2009年新疆的“7•5”事件，社会发生局部动荡，群体性事件急剧上升，当局面临深刻的社会危机。
“严打”的矛头所向是底层社会
“严打”是针对社会底层民众犯罪的。大量底层民众的犯罪，与制度环境、社会政策有极大的相关性。例如，上世纪90年代伴随着国企改制后的下岗潮，是社会犯罪率的高峰。而历次“严打”的矛头所向，只是底层民众，对于社会危害性大得多的官僚腐败，却是嘴硬手软，只拍苍蝇，不打老虎。不怕养虎为患，只恐老虎反噬，动摇自己的政权基础。
盗窃给社会造成的危害能与腐败相比吗？很多老百姓因为偷了几万块钱，甚至几百、几十块钱，就被判了重刑（83年“严打”时期偷几毛钱都会被判刑）甚至被处死；而一个腐败官员动辄就成百上千万，甚至几十、上百亿，却更容易得到庇护，逍遥法外，正所谓“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
“严打”是对法治的破坏
“严打”采取的方式，本身就是对法治的破坏。官僚治下的司法监督程序，本来就流于形式，而在“严打”中，这种虚设的程序也被完全抛开。
上世纪80年代的“严打”期间，公检法联席办公，警察抓人，检察院当场批捕、起诉，法庭立判，几分钟之内就能把一个人变成罪犯，然后送往新疆、青海的沙漠戈壁，有些人则被处决。“严打”中的许多案例，是现实版的“天方夜谭”。某青年因为醉酒在马路边撒尿，就被定为“现行流氓罪”判刑，送往新疆；某人把单位的旧电话机拿回家用，本来已被行政拘留15天，受了处罚，“严打”一来，一事两罚，又被逮捕判刑；某人因偷了5元钱，被判刑15年；某人因偷看女厕所两次被枪毙；一个男青年为其女友拍了几张穿着较为暴露的照片被判死刑，女友被判15年……这些都是“严打”中发生的真实故事。
更为荒唐的是，当局还下达“严打”指标，一个单位要完成百分之五的指标，完不成就随便抓人凑数，甚至翻旧账整人，或者把已判过刑的犯人，再次重判。至于“严打”时已服刑期满的犯人，则继续关押。
“严打”的后果是犯罪率的攀升
“严打”会减少犯罪吗？事实恰恰相反。“严打”不仅没有减少犯罪，而且造成了犯罪率的上升。
第一次从1983至1987年的“严打”，全国共逮捕177.2万人，判刑174.7万人，劳动教养32.1万人，而“严打”后的1988年，全国刑事案件立案数从1987年的57万件上升到83万件,1989年更上升到197万件；
第二次1996—1997年的“严打”，1996年全国刑事案件立案数160万件，1997年立案数161万件，之后的1998年，刑事案件立案数立即增至198万件，此后全国刑事案件立案数逐年上升，进入21世纪突破400万件；
第三次2001—2003年的“严打”，2002年全国刑事案件立案数439万件，而之后的2005年，全国刑事立案数增至464.8万件，此后全国刑事案件立案数就一直在每年四五百万的高位徘徊。
“严打”造成恶性循环
对于“严打”的后果，一些体制内人士是有清醒认识的。中共原云南省公安厅厅长江普生，曾在公安部主办的《公安研究》上发文反思，二十多年的“严打”历程，出现了一个怪圈：发案，破案，抓人；发案多，破案多，抓人多；发案更多，破案更多，抓人更多。周期性、过度性的“严打”，变成一项政治任务，产生渎职腐败。执法司法行为商品化，甚至蓄水养鱼，将平日该抓捕的犯罪分子放到一边养起来，等到“严打”时集中抓捕，既省力气，又见政绩。有些地方的司法人员，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严打”指标或者虚报政绩，扩大“严打”对象，或者借“严打”之名打击报复触犯自己利益和有矛盾的人。据一项“严打”后的调查统计，当时在狱的犯人，三分之一以上的不服，认为轻罪重判，对法律的公正性表示质疑和失望，以至于重新犯罪率高。
加重处罚、过度惩罚是否能真正威慑犯人，杜绝犯罪呢？深入透视犯人心理，你会发现，过度惩罚使其心理严重失衡，一点小事使他被判了那么重的刑，他会用更大的犯罪来补偿这种不平衡，这叫做“罪与刑的攀比”，罪与刑交替上升，结果就是犯的罪更多更大，刑罚自身贬值失效，进入恶性循环。最终导致打不胜打，防不胜防，社会畸态化——特权者即使罪恶滔天，也能逍遥法外，或大事化小、小事化无；而无权无势者却被冤枉，或小罪重判。
一个人一旦被冤枉判刑成为罪犯，就意味着他被打入了“另册”， 监狱里黑暗、恶劣的生存环境，会使人的心理严重失衡，犯人的人生因此而改变，往往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做出更多更大的破坏性事件。一些制造了特大案件的罪犯，往往有过在狱中被凌辱折磨的经历。
专制制造犯罪
维持专制，就要对社会严管。严打的目的是严管，这是维护专制的手段，但是，这种手段却会制造出更多的犯罪，并造成社会更加无序。
在宪政民主制度下，批评政府、结社组党，乃是公民权利，而在专制制度下，就成了“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和“颠覆国家政权”。专制制度把民主社会中正当的公民行为，变成了犯罪。另一方面，压制公民社会的自我组织、自由表达，使政府官僚失去监督，腐败犯罪就会加剧。公民自由被剥夺，民间社会的积极性被压制，公民的社会责任感减弱，人们不认为维护公序良俗是自己的责任，而是事不关己、明哲保身，压制犯罪行为的环境氛围、社会压力就相应减弱，一些犯罪分子甚至敢明火执仗，顶风作案。
所以，专制之下无道德，专制制度是罪恶之源，它对社会的严厉管制，造成的是越管越乱，越乱越是严管。消灭了公民社会的活力和积极性，势必耗费更大量的司法资源，常态性的司法不敷使用，就不得不依赖 “运动性执法”、“严打”来弥补，但按下葫芦起来瓢，狼烟四起，它要在层出不穷的社会矛盾中疲于奔命。一再反复的“严打”，本身就说明了这种“运动性执法”的效用。
传统思维的误区是“乱世用重典”。但专制制度下，“刑不上大夫”，统治阶级拥有特权，重典只适用于无权无势的小民。统治阶级自己立法，自己践踏，不公正、不透明的司法体制，不可能使人们心生敬畏。
执法之本在于公正透明。不公正的司法，并不会真正遏制或减少犯罪。司法公正、罪罚相当、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防止和减少犯罪的最好方法。但在暗箱操作的专制制度下，这是不可能做到的。因为，只要是专制，就会有特权，就会有司法腐败和黑暗，就不会实现平等公正。
运动性的“严打”解决不了社会问题，也最终维护不了专制。没有现代政治文明的制度安排，民无宁日，社稷无守。
以“严打”为标志的“运动性执法”，并非偶然，它是现行体制本身固有的特征。司法不独立，就无法进入常态化的运行，“严打”表面上是对社会治安的整肃，背后则受政治逻辑的支配，其效果也适得其反。
“严打”背后的政治逻辑
每次“严打”都有充分的正大的理由，比如“为了民众的安全”，“加强社会治安”。但其逻辑起点，基本上是当局自身的政治需要。
综合来看，历次“严打”，都开始于当局的重大政治事件前夕，并贯穿其间。
第一次从1983年开始持续数年的“严打”，正是1984年中共国庆35周年阅兵的前夕，并一直持续到1987年中共十三大；第二次“严打”在1996—1997年，而1997年香港回归，中共十五大召开；第三次2001—2003年的“严打”，贯穿了中共十六大政治过渡；第四次发生在2010年下半年的“严打”，正值上海世博会，而在此之前有2008年西藏的“3•14”事件，2009年新疆的“7•5”事件，社会发生局部动荡，群体性事件急剧上升，当局面临深刻的社会危机。
“严打”的矛头所向是底层社会
“严打”是针对社会底层民众犯罪的。大量底层民众的犯罪，与制度环境、社会政策有极大的相关性。例如，上世纪90年代伴随着国企改制后的下岗潮，是社会犯罪率的高峰。而历次“严打”的矛头所向，只是底层民众，对于社会危害性大得多的官僚腐败，却是嘴硬手软，只拍苍蝇，不打老虎。不怕养虎为患，只恐老虎反噬，动摇自己的政权基础。
盗窃给社会造成的危害能与腐败相比吗？很多老百姓因为偷了几万块钱，甚至几百、几十块钱，就被判了重刑（83年“严打”时期偷几毛钱都会被判刑）甚至被处死；而一个腐败官员动辄就成百上千万，甚至几十、上百亿，却更容易得到庇护，逍遥法外，正所谓“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
“严打”是对法治的破坏
“严打”采取的方式，本身就是对法治的破坏。官僚治下的司法监督程序，本来就流于形式，而在“严打”中，这种虚设的程序也被完全抛开。
上世纪80年代的“严打”期间，公检法联席办公，警察抓人，检察院当场批捕、起诉，法庭立判，几分钟之内就能把一个人变成罪犯，然后送往新疆、青海的沙漠戈壁，有些人则被处决。“严打”中的许多案例，是现实版的“天方夜谭”。某青年因为醉酒在马路边撒尿，就被定为“现行流氓罪”判刑，送往新疆；某人把单位的旧电话机拿回家用，本来已被行政拘留15天，受了处罚，“严打”一来，一事两罚，又被逮捕判刑；某人因偷了5元钱，被判刑15年；某人因偷看女厕所两次被枪毙；一个男青年为其女友拍了几张穿着较为暴露的照片被判死刑，女友被判15年……这些都是“严打”中发生的真实故事。
更为荒唐的是，当局还下达“严打”指标，一个单位要完成百分之五的指标，完不成就随便抓人凑数，甚至翻旧账整人，或者把已判过刑的犯人，再次重判。至于“严打”时已服刑期满的犯人，则继续关押。
“严打”的后果是犯罪率的攀升
“严打”会减少犯罪吗？事实恰恰相反。“严打”不仅没有减少犯罪，而且造成了犯罪率的上升。
第一次从1983至1987年的“严打”，全国共逮捕177.2万人，判刑174.7万人，劳动教养32.1万人，而“严打”后的1988年，全国刑事案件立案数从1987年的57万件上升到83万件,1989年更上升到197万件；
第二次1996—1997年的“严打”，1996年全国刑事案件立案数160万件，1997年立案数161万件，之后的1998年，刑事案件立案数立即增至198万件，此后全国刑事案件立案数逐年上升，进入21世纪突破400万件；
第三次2001—2003年的“严打”，2002年全国刑事案件立案数439万件，而之后的2005年，全国刑事立案数增至464.8万件，此后全国刑事案件立案数就一直在每年四五百万的高位徘徊。
“严打”造成恶性循环
对于“严打”的后果，一些体制内人士是有清醒认识的。中共原云南省公安厅厅长江普生，曾在公安部主办的《公安研究》上发文反思，二十多年的“严打”历程，出现了一个怪圈：发案，破案，抓人；发案多，破案多，抓人多；发案更多，破案更多，抓人更多。周期性、过度性的“严打”，变成一项政治任务，产生渎职腐败。执法司法行为商品化，甚至蓄水养鱼，将平日该抓捕的犯罪分子放到一边养起来，等到“严打”时集中抓捕，既省力气，又见政绩。有些地方的司法人员，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严打”指标或者虚报政绩，扩大“严打”对象，或者借“严打”之名打击报复触犯自己利益和有矛盾的人。据一项“严打”后的调查统计，当时在狱的犯人，三分之一以上的不服，认为轻罪重判，对法律的公正性表示质疑和失望，以至于重新犯罪率高。
加重处罚、过度惩罚是否能真正威慑犯人，杜绝犯罪呢？深入透视犯人心理，你会发现，过度惩罚使其心理严重失衡，一点小事使他被判了那么重的刑，他会用更大的犯罪来补偿这种不平衡，这叫做“罪与刑的攀比”，罪与刑交替上升，结果就是犯的罪更多更大，刑罚自身贬值失效，进入恶性循环。最终导致打不胜打，防不胜防，社会畸态化——特权者即使罪恶滔天，也能逍遥法外，或大事化小、小事化无；而无权无势者却被冤枉，或小罪重判。
一个人一旦被冤枉判刑成为罪犯，就意味着他被打入了“另册”， 监狱里黑暗、恶劣的生存环境，会使人的心理严重失衡，犯人的人生因此而改变，往往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做出更多更大的破坏性事件。一些制造了特大案件的罪犯，往往有过在狱中被凌辱折磨的经历。
专制制造犯罪
维持专制，就要对社会严管。严打的目的是严管，这是维护专制的手段，但是，这种手段却会制造出更多的犯罪，并造成社会更加无序。
在宪政民主制度下，批评政府、结社组党，乃是公民权利，而在专制制度下，就成了“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和“颠覆国家政权”。专制制度把民主社会中正当的公民行为，变成了犯罪。另一方面，压制公民社会的自我组织、自由表达，使政府官僚失去监督，腐败犯罪就会加剧。公民自由被剥夺，民间社会的积极性被压制，公民的社会责任感减弱，人们不认为维护公序良俗是自己的责任，而是事不关己、明哲保身，压制犯罪行为的环境氛围、社会压力就相应减弱，一些犯罪分子甚至敢明火执仗，顶风作案。
所以，专制之下无道德，专制制度是罪恶之源，它对社会的严厉管制，造成的是越管越乱，越乱越是严管。消灭了公民社会的活力和积极性，势必耗费更大量的司法资源，常态性的司法不敷使用，就不得不依赖 “运动性执法”、“严打”来弥补，但按下葫芦起来瓢，狼烟四起，它要在层出不穷的社会矛盾中疲于奔命。一再反复的“严打”，本身就说明了这种“运动性执法”的效用。
传统思维的误区是“乱世用重典”。但专制制度下，“刑不上大夫”，统治阶级拥有特权，重典只适用于无权无势的小民。统治阶级自己立法，自己践踏，不公正、不透明的司法体制，不可能使人们心生敬畏。
执法之本在于公正透明。不公正的司法，并不会真正遏制或减少犯罪。司法公正、罪罚相当、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防止和减少犯罪的最好方法。但在暗箱操作的专制制度下，这是不可能做到的。因为，只要是专制，就会有特权，就会有司法腐败和黑暗，就不会实现平等公正。
运动性的“严打”解决不了社会问题，也最终维护不了专制。没有现代政治文明的制度安排，民无宁日，社稷无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