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建元
国立台湾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法学博士
中华大学行政管理学系副教授
国立台湾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兼任副教授暨客家研究中心特约副研究员
分歧社会与政治支持
台湾政治社会和公民社会的自由、多元性格，有其历史成因，简而言之，教育程度极高的中产阶级社会，由于并不依赖国家和财团的豢养，必然有其基于价值和权益的公共意识和政治判断，而难以受到左右和摆布；而台湾既有的多元族群社会生态，以及中国国民党政府及其对于战后中国大陆移民基于共同历史命运而来的特殊照顾和政治安排，则也为台湾型塑出大致以外省本省族群以及国族认同为切线的分歧社会，这种历史遗绪又因夹杂着个人或其亲族所坐落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坐标，而出现相当复杂的变相。
不过，历经民主化的历史演化过程，台湾的两党政治生态大抵已经定型，中国国民党和民主进步党成为中华民族主义和台湾民族主义政治光谱两端所依托的主要政治力量，尽管在两端之间尚存在着政治强度层次不同的政治立场，但是在两党对决的选举制度设计下，除非放弃投票，否则绝大多数选民在选举当中，都必须被迫选边，从而也相当程度压缩了第三党生存的空间。严格说来，台湾团结联盟、亲民党或新党皆不能叫做第三党，台联与民进党的社会支持基础重迭，亲民党和新党皆分裂自国民党，社会基础亦重迭，它们都是作为国、民两大党的对照组而存在者，是两党的支持者分别用来制衡两党的工具，事实上，由于两大党的政治支持力度相当，以致于两党相争短兵交接之际，中间选民就成了关键少数，而两党的基本教义派也因为具有对内进行政治议价的能力，可以发动支持者不投票或者将票投给小党，因而在选举中拥有较之散沙一盘的中间选民更为举足轻重的影响力。但吾人亦不可以过度化约地看待台湾政治，正由于存在两党制，两党又各有其政治版图，争取党内初选出线，乃往往比最后的正式选举，对于当选公职与否，还更为重要。如此一来，在蓝绿各自阵营内部，能够影响各自支持者投票意向的任何因素，都是政党选战成败的关键。
反国民党统一战线
民进党是党外运动的结晶，党外运动是反对国民党的各种社会与政治力量的统一战线，故而民进党至今还保留着此一色彩，只是在〈台独公投党纲〉通过后明确对台湾民族主义表态，因此民进党的党内派系或是党外的各种台湾民族主义社会团体，都是构成民进党这一政治集合体的重要成分，但是非政治性的社会倡议性公民团体，也是民进党的重要政治同盟，这可以说是源自国民党长期执政下霸占国家机器以及阶级立场倾向资本家而所形成的历史现象。由于这些社会力量相对独立于民进党的政治与经济利益共同体之外，有时则较之民进党或其党内派系在特定议题上更具有社会公信力，其又与民进党有长期的历史渊源，相互间交织着绵密而千丝万缕的人际与社会关系网络，对于民进党党内决策与人事自然也有一定的牵系，甚至成为政治资本和社会资本的提供者，而左右着民进党内外政治生态的消长，无怪乎这些亲绿智库或社团的动向，对于外界评估民进党的政治判断和行动而言，会始终具有相当的指标作用。
亲绿倡议性智库管窥
我们在此稍微作一下名词界定，所谓智库，主要为政策研究机构，当中汇聚了学者专家针对政治议题或公共政策进行研究和探讨，以提供政党或政府参考，我们所探讨的亲绿智库，则属于倡议性智库或行动型智库，也就是其所从事的战略或政策研究是与追求民进党执政或维护台湾民族主义立场的政治目的相结合者，研究的范围还包括和社会团体合作倡议和推动实践的策略。接受政府或政党委托研究的智库还有许多，如中华经济研究院、台湾经济研究院和台湾综合研究院皆十分具有规模和研究能量，与民进党关系亦良好，但则不在本文的讨论之列。
社团则是基于某种价值或宗旨的人的组合，社团虽然会对于公共议题表达立场，但比较是针对特定议题并从倡议的目的出发，本身未必需要具备对于不特定公共议题的充足研究人力和资源，尽管其成员中亦不乏有学者专家。
亲绿倡议性智库中，以国策研究院文教基金会最为老牌。国策研究院前身为张荣发基金会国家政策研究数据中心，创立于一九八九年，是台湾第一个民间智库，在理念上支持李登辉领导的宁静革命，是一九九七年李登辉当选民选总统后推动之国家发展会议和第四次修宪的幕后推手，一九九八年改组为现制。随着二零零零年第一次政党轮替，李登辉与连战分道扬镳，台湾民间智库生态出现重大变化，国立台湾大学政治学系教授蔡政文将国策经验带到连震东文教基金会捐助成立和扩大改组的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协助国民党主席连战以国政为基础为国民党建立智库；二零零一年十二月李登辉成立群策会，并设有李登辉学校，尊李的台湾团结联盟受其影响最深，另则辐射至民进党政府；同时成立的台湾智库，系由林佳龙所创立，而藉由其受知于陈水扁与游锡堃进入民进党政府与民进党中央任职、以及姻舅奇美实业公司创办人许文龙的支持为杠杆，邀请民进党政府官员、本土企业领袖和青壮学者共同参与，经济学者出身、于李登辉执政时代曾经出任政府财经首长的台大经济学系教授林钟雄、陈博志先后担任董事长，对于陈水扁和民进党政府拥有极大的影响力。陈水扁和吕秀莲皆拥有个人的基金会，陈水扁创办的福尔摩沙文教基金会在二零零三年成立凯达格兰学校，吕秀莲则在一九九八年九月成立国家展望文教基金会，在民进党执政期间，亦为民进党政府与知识界的重要交流平台。
二零零八年第二次政党轮替后，受到企业界捐助意愿的影响，亲绿智库的营运规模均有所萎缩，国策研究院因董事长田弘茂曾任民进党政府外交部长，在智库外交领域仍维持相当的活力；台湾智库在林佳龙于二零一二年当选第八届立法委员后，由林佳龙亲自出任董事长，已成为林佳龙在国会问政的主要智囊团；二零零八年七月成立的新台湾社会智库为民进党新潮流系在民进党派系解散后的化身；二零一零年辜宽敏成立新台湾国策智库，汇集了民进党政府时代的政务官和学者；二零一一年二月，民进党主席蔡英文捐资扩大改组由林义雄于一九九九年成立，例由民进党主席兼任董事长的新境界文教基金会为民进党智库，苏贞昌于二零一二年五月出任党主席后，聘请吴钊燮出任执行长，深入学界关系人脉，为民进党的东山再起累积了雄厚的人才库。
二零零四年夏天台湾智库扩大改组，笔者于当时受林佳龙邀请出任法政部副主任并代行主任职务，二零零六年底中央研究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徐永明出任主任进而改任法政组召集人，我则改聘为咨询委员。我在台湾智库任职期间，主要参与了第七次修宪和台湾新宪法的推动以及公民投票立法的倡议，在全国各地举办座谈搜集与分析民意。民进党宪法修正草案、二十一世纪宪改联盟宪法草案和世代论坛第三共和修宪说帖，都有我的精神劳动在其中。林佳龙是台大学生运动前辈，我在东吴大学参与创办时事研究社和担任第三十二届学生会执行秘书时，与台大自由之爱学运和学生代表联合会串联，即与他和罗文嘉、钟佳滨、陈英钤等人建立交情至今。二零一一年五月，在中国六四学运领袖王丹的号召下，结合了台湾、香港和中国民主运动三方力量的华人民主书院在香港注册成立，我便邀请林佳龙共同出任创院董事，董事主席即为王丹。
二零一零年三月李登辉民主协会成立，理事长为蔡焜灿，我则应张灿鍙之邀入会。张灿鍙为前台湾独立建国联盟主席，我曾经在独盟台湾国会办公室兼任助理，但他已不记得当年尚是学生的我，他说他纯粹是因为阅读了我的文章而希望邀请我加入。二零一一年三月民主协会成立政策研究小组，总召集人为国立东华大学民族发展与社会工作学系教授施正锋，我则担任社会组召集人，两年运作下来，小组已为民主协会出版了《国家政策展望》和《探讨中国》两本书。二零一二年夏天，我则获得当年在东吴大学教我《政治学》的老师游盈隆延揽为新境界文教基金会民主宪政小组咨询委员。游盈隆于二零零九年九月创办了台湾太平洋协会，我亦受邀为其会员。
经历亲绿政治社团
二零零七年到二零一一年是我在亲绿社团担任干部而较为活跃的期间，时值第二次政党轮替前后到马英九第一个总统任期届满前夕。
二零零五年我受台大国家发展研究所前所长陈春生之邀加入了他所创立的台湾公民社，公民社社员多为台大、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和国立政治大学的师生和媒体工作者，二零零七年至零八年期间，我曾担任第三届副社长，社长为我的政大学长政大国家发展研究所所长李酉潭。公民社与台教会关系密切，曾接受委托举办台湾政情观察直到二零零九年。在任社长明新科技大学通是教育中心教授吴芸娴的规划下，目前正为转型为台湾公民智库而努力。
我在二零零六年为北社秘书长国立台北艺术大学戏剧设计学系教授杨其文推荐入社，二零零七年七月，当选台湾北社第三届理事兼法政组副召集人，召集人为我的东吴大学《国父思想》老师陈仪深，他为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社长张学逸为行政院退除役官兵辅导委员会台北荣民总医院医师兼任国立阳明大学医学系教授，二零零九年我连任北社第四届理事并当选法政组召集人，时社长为和信医院药剂科主任陈昭姿。台湾北社成立于二零零一年六月，在创社精神上绍继日治时代的台湾文化协会，强调以社会运动方式进行台湾人的台湾意识启蒙，参加成员以台湾北部人士为主，在北社之后，台湾各部又有中社、南社、东社的成立，二零零六年六月，北社、中社、南社、东社共同成立台湾社，由北社创社社长吴树民出任社长。吴树民为台北仁济院附设仁济医院医师兼任台北医学大学和高雄医学大学临床医学教授。其后台湾社又发展出台湾角社、客社、原社等子社团。
我在二零零六年为公民社第二届社长台师大政治学研究所所长陈延辉推荐加入台湾教授协会，二零零八年一度出任台湾教授协会第十八届执行委员兼法政组召集人，时会长为台大土木工程学系教授蔡丁贵，二零零九年我又连任第十九届执委兼法政组召集人，新任会长陈仪深认为我同时身兼北社与台教会干部而恐有职务冲突，我即欣然接受老师建议辞去台教会职务。台教会成立于一九九零年十二月，是一个由大学专科校院专兼任教师组成的议政社团。蔡丁贵卸任后，则组织了公投护台湾联盟，长年守在立法院前抗争。
台湾北社和台教会这两个社团在台湾独派团体中都属于最具社会声望和政治影响力者，我追随张学逸、陈昭姿和蔡丁贵期间，在运动路线上相当关注国民党党国复辟和台湾主权流失的问题，也致力于促进独派团体对于中国民主化和中国民族问题的关怀，并通过座谈的安排，以便使来台访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台智库人员能全面提升对于台独问题的理解。
二零零五年，台湾图博之友会成立，二零零八年立案，我担任监事，会长为台联党发言人周美里，关怀西藏自由与人权问题。我曾为其主持翻译了丹真宗智的诗文集《达兰萨拉下雨的时候》。周美里夫婿凯度顿珠是前西藏流亡政府噶伦赤巴（内阁总理大臣）嘉乐顿珠的长公子，嘉乐顿珠则是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的长兄；二零一一年五月，我进一歩参与发起成立台湾关怀中国人权联盟，理事长为杨宪宏，我认为这一事件深具象征意义，显示台湾独派对于中国问题，已由漠不关心、视而不见转变为高度的人道关怀和从事声援和政策游说行动。昔年以关怀中国民主化为标榜的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及其理事长饶颖奇，现在每年往来两岸之间，久已不过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政」了，马英九总统则总是刻意淡化有关中国大陆人权问题的谈话，并多次拒绝达赖喇嘛访问台湾。也许有人为国民党人粉饰，辩称其虽仅系作风低调，但我看待这一务实的国民党，在重要时刻避免触怒共产党的谨慎心态，其实反映的是党魂早已堕落的残酷事实。
独派从普世价值而非民族主义立场关怀中国
亲绿智库或社团通常为外界视为台独基本教义派或铁杆台独，原因是他们关于台湾民族主义的立场旗帜鲜明，而坚持以台湾本土为优先的价值选择，所以他们通常也被称为独派或本土派。不过要留意的是，社团的参与者其实是需要通过一定门坎的，比如说金额中上的社费或获得信任而推荐，所以其成员以学者、专业技术人员和中小企业主为主，可以说具有相当的精英色彩。
这些精英社团在群众街头运动中有号召各阶层群众的社会能量，参加运动的人三教九流都有，但不可将之与社团成员混为一谈。虽然在从事街头运动或游行示威时，为鼓舞群众而难免会不当使用情绪语言，独派社团绝非极端排外的台湾民族主义者，纵使是立场看似最激进的九零八台湾国运动或台湾民政府亦然。诚然，在有关国家认同或两岸关系的问题上，亲绿智库或社团对于国民党持批判的立场，对于民进党则强力监督，对于中国共产党，无庸置疑，则毫无好感，而根本上是敌视的。然而，笔者确信，独派团体成员绝大多数都是普世价值的信仰者和捍卫者，他们对于人权受到国家不当侵害的任何弱势群体或个人无不充满了同情，特别是那些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压迫的人们，因为独派自认台湾人也是中国党国专制统治下的受害者，他们最能理解和体会中国人的心情，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们对于中国大陆的民主运动工作者或政治受难者总是表达出高度的敬意与关怀。而放在台湾的历史脉络里来理解为什么独派阵容壮大，我们则要指出当主张百分之百言论自由的郑南榕以台湾独立主张和肉身冲破国民党党国的政治言论网罗时，台独言论的自由就成了台湾言论自由的尺度，成为一个带有神圣性的符号。
台湾独立建国虽然是独派团体的终极理想，但公民投票的民主程序则更是独派团体所共同信奉的价值。只要对于民主的价值有所信仰和有所坚持的人，都会理解国家组成的目的是为了维护每个人的天赋人权，国家不是目的，人民不是工具，如果台湾人民以公投决定放弃台湾独立，独派会尊重这一结果，因为独派的台独理念既然由人本主义出发，则必然带有小区主义的精神，强调台湾共同体由家庭、邻里、小区、社会到国家的同心圆构造，台湾的价值自然优先于中国。反对台独的主张，如果是由民族主义或国家主义出发，强调民族与国家优先于个人的伦理性，则由于其政治哲学立场与自由主义台独不同，对话不在同一水平和范畴，自然无从开展。两岸关系如能摆脱民族主义或帝国主义的思维，从普世价值的反省重新建构民主的中国，使两岸人民能基于共同价值而在主观的认同意识上相互信任和以爱连结，共同利益的创造结果才不会出现分配的冲突，进而在两岸之间引发种族主义式的对立。
注：本文为二零一二年九月二十五日澳门两岸与澳台关系学会假澳门理工学院社会经济与公共政策研究所主办之《台湾绿营智库和政治社团情况研究》研讨会上宣读文稿
国立台湾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法学博士
中华大学行政管理学系副教授
国立台湾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兼任副教授暨客家研究中心特约副研究员
分歧社会与政治支持
台湾政治社会和公民社会的自由、多元性格，有其历史成因，简而言之，教育程度极高的中产阶级社会，由于并不依赖国家和财团的豢养，必然有其基于价值和权益的公共意识和政治判断，而难以受到左右和摆布；而台湾既有的多元族群社会生态，以及中国国民党政府及其对于战后中国大陆移民基于共同历史命运而来的特殊照顾和政治安排，则也为台湾型塑出大致以外省本省族群以及国族认同为切线的分歧社会，这种历史遗绪又因夹杂着个人或其亲族所坐落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坐标，而出现相当复杂的变相。
不过，历经民主化的历史演化过程，台湾的两党政治生态大抵已经定型，中国国民党和民主进步党成为中华民族主义和台湾民族主义政治光谱两端所依托的主要政治力量，尽管在两端之间尚存在着政治强度层次不同的政治立场，但是在两党对决的选举制度设计下，除非放弃投票，否则绝大多数选民在选举当中，都必须被迫选边，从而也相当程度压缩了第三党生存的空间。严格说来，台湾团结联盟、亲民党或新党皆不能叫做第三党，台联与民进党的社会支持基础重迭，亲民党和新党皆分裂自国民党，社会基础亦重迭，它们都是作为国、民两大党的对照组而存在者，是两党的支持者分别用来制衡两党的工具，事实上，由于两大党的政治支持力度相当，以致于两党相争短兵交接之际，中间选民就成了关键少数，而两党的基本教义派也因为具有对内进行政治议价的能力，可以发动支持者不投票或者将票投给小党，因而在选举中拥有较之散沙一盘的中间选民更为举足轻重的影响力。但吾人亦不可以过度化约地看待台湾政治，正由于存在两党制，两党又各有其政治版图，争取党内初选出线，乃往往比最后的正式选举，对于当选公职与否，还更为重要。如此一来，在蓝绿各自阵营内部，能够影响各自支持者投票意向的任何因素，都是政党选战成败的关键。
反国民党统一战线
民进党是党外运动的结晶，党外运动是反对国民党的各种社会与政治力量的统一战线，故而民进党至今还保留着此一色彩，只是在〈台独公投党纲〉通过后明确对台湾民族主义表态，因此民进党的党内派系或是党外的各种台湾民族主义社会团体，都是构成民进党这一政治集合体的重要成分，但是非政治性的社会倡议性公民团体，也是民进党的重要政治同盟，这可以说是源自国民党长期执政下霸占国家机器以及阶级立场倾向资本家而所形成的历史现象。由于这些社会力量相对独立于民进党的政治与经济利益共同体之外，有时则较之民进党或其党内派系在特定议题上更具有社会公信力，其又与民进党有长期的历史渊源，相互间交织着绵密而千丝万缕的人际与社会关系网络，对于民进党党内决策与人事自然也有一定的牵系，甚至成为政治资本和社会资本的提供者，而左右着民进党内外政治生态的消长，无怪乎这些亲绿智库或社团的动向，对于外界评估民进党的政治判断和行动而言，会始终具有相当的指标作用。
亲绿倡议性智库管窥
我们在此稍微作一下名词界定，所谓智库，主要为政策研究机构，当中汇聚了学者专家针对政治议题或公共政策进行研究和探讨，以提供政党或政府参考，我们所探讨的亲绿智库，则属于倡议性智库或行动型智库，也就是其所从事的战略或政策研究是与追求民进党执政或维护台湾民族主义立场的政治目的相结合者，研究的范围还包括和社会团体合作倡议和推动实践的策略。接受政府或政党委托研究的智库还有许多，如中华经济研究院、台湾经济研究院和台湾综合研究院皆十分具有规模和研究能量，与民进党关系亦良好，但则不在本文的讨论之列。
社团则是基于某种价值或宗旨的人的组合，社团虽然会对于公共议题表达立场，但比较是针对特定议题并从倡议的目的出发，本身未必需要具备对于不特定公共议题的充足研究人力和资源，尽管其成员中亦不乏有学者专家。
亲绿倡议性智库中，以国策研究院文教基金会最为老牌。国策研究院前身为张荣发基金会国家政策研究数据中心，创立于一九八九年，是台湾第一个民间智库，在理念上支持李登辉领导的宁静革命，是一九九七年李登辉当选民选总统后推动之国家发展会议和第四次修宪的幕后推手，一九九八年改组为现制。随着二零零零年第一次政党轮替，李登辉与连战分道扬镳，台湾民间智库生态出现重大变化，国立台湾大学政治学系教授蔡政文将国策经验带到连震东文教基金会捐助成立和扩大改组的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协助国民党主席连战以国政为基础为国民党建立智库；二零零一年十二月李登辉成立群策会，并设有李登辉学校，尊李的台湾团结联盟受其影响最深，另则辐射至民进党政府；同时成立的台湾智库，系由林佳龙所创立，而藉由其受知于陈水扁与游锡堃进入民进党政府与民进党中央任职、以及姻舅奇美实业公司创办人许文龙的支持为杠杆，邀请民进党政府官员、本土企业领袖和青壮学者共同参与，经济学者出身、于李登辉执政时代曾经出任政府财经首长的台大经济学系教授林钟雄、陈博志先后担任董事长，对于陈水扁和民进党政府拥有极大的影响力。陈水扁和吕秀莲皆拥有个人的基金会，陈水扁创办的福尔摩沙文教基金会在二零零三年成立凯达格兰学校，吕秀莲则在一九九八年九月成立国家展望文教基金会，在民进党执政期间，亦为民进党政府与知识界的重要交流平台。
二零零八年第二次政党轮替后，受到企业界捐助意愿的影响，亲绿智库的营运规模均有所萎缩，国策研究院因董事长田弘茂曾任民进党政府外交部长，在智库外交领域仍维持相当的活力；台湾智库在林佳龙于二零一二年当选第八届立法委员后，由林佳龙亲自出任董事长，已成为林佳龙在国会问政的主要智囊团；二零零八年七月成立的新台湾社会智库为民进党新潮流系在民进党派系解散后的化身；二零一零年辜宽敏成立新台湾国策智库，汇集了民进党政府时代的政务官和学者；二零一一年二月，民进党主席蔡英文捐资扩大改组由林义雄于一九九九年成立，例由民进党主席兼任董事长的新境界文教基金会为民进党智库，苏贞昌于二零一二年五月出任党主席后，聘请吴钊燮出任执行长，深入学界关系人脉，为民进党的东山再起累积了雄厚的人才库。
二零零四年夏天台湾智库扩大改组，笔者于当时受林佳龙邀请出任法政部副主任并代行主任职务，二零零六年底中央研究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徐永明出任主任进而改任法政组召集人，我则改聘为咨询委员。我在台湾智库任职期间，主要参与了第七次修宪和台湾新宪法的推动以及公民投票立法的倡议，在全国各地举办座谈搜集与分析民意。民进党宪法修正草案、二十一世纪宪改联盟宪法草案和世代论坛第三共和修宪说帖，都有我的精神劳动在其中。林佳龙是台大学生运动前辈，我在东吴大学参与创办时事研究社和担任第三十二届学生会执行秘书时，与台大自由之爱学运和学生代表联合会串联，即与他和罗文嘉、钟佳滨、陈英钤等人建立交情至今。二零一一年五月，在中国六四学运领袖王丹的号召下，结合了台湾、香港和中国民主运动三方力量的华人民主书院在香港注册成立，我便邀请林佳龙共同出任创院董事，董事主席即为王丹。
二零一零年三月李登辉民主协会成立，理事长为蔡焜灿，我则应张灿鍙之邀入会。张灿鍙为前台湾独立建国联盟主席，我曾经在独盟台湾国会办公室兼任助理，但他已不记得当年尚是学生的我，他说他纯粹是因为阅读了我的文章而希望邀请我加入。二零一一年三月民主协会成立政策研究小组，总召集人为国立东华大学民族发展与社会工作学系教授施正锋，我则担任社会组召集人，两年运作下来，小组已为民主协会出版了《国家政策展望》和《探讨中国》两本书。二零一二年夏天，我则获得当年在东吴大学教我《政治学》的老师游盈隆延揽为新境界文教基金会民主宪政小组咨询委员。游盈隆于二零零九年九月创办了台湾太平洋协会，我亦受邀为其会员。
经历亲绿政治社团
二零零七年到二零一一年是我在亲绿社团担任干部而较为活跃的期间，时值第二次政党轮替前后到马英九第一个总统任期届满前夕。
二零零五年我受台大国家发展研究所前所长陈春生之邀加入了他所创立的台湾公民社，公民社社员多为台大、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和国立政治大学的师生和媒体工作者，二零零七年至零八年期间，我曾担任第三届副社长，社长为我的政大学长政大国家发展研究所所长李酉潭。公民社与台教会关系密切，曾接受委托举办台湾政情观察直到二零零九年。在任社长明新科技大学通是教育中心教授吴芸娴的规划下，目前正为转型为台湾公民智库而努力。
我在二零零六年为北社秘书长国立台北艺术大学戏剧设计学系教授杨其文推荐入社，二零零七年七月，当选台湾北社第三届理事兼法政组副召集人，召集人为我的东吴大学《国父思想》老师陈仪深，他为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社长张学逸为行政院退除役官兵辅导委员会台北荣民总医院医师兼任国立阳明大学医学系教授，二零零九年我连任北社第四届理事并当选法政组召集人，时社长为和信医院药剂科主任陈昭姿。台湾北社成立于二零零一年六月，在创社精神上绍继日治时代的台湾文化协会，强调以社会运动方式进行台湾人的台湾意识启蒙，参加成员以台湾北部人士为主，在北社之后，台湾各部又有中社、南社、东社的成立，二零零六年六月，北社、中社、南社、东社共同成立台湾社，由北社创社社长吴树民出任社长。吴树民为台北仁济院附设仁济医院医师兼任台北医学大学和高雄医学大学临床医学教授。其后台湾社又发展出台湾角社、客社、原社等子社团。
我在二零零六年为公民社第二届社长台师大政治学研究所所长陈延辉推荐加入台湾教授协会，二零零八年一度出任台湾教授协会第十八届执行委员兼法政组召集人，时会长为台大土木工程学系教授蔡丁贵，二零零九年我又连任第十九届执委兼法政组召集人，新任会长陈仪深认为我同时身兼北社与台教会干部而恐有职务冲突，我即欣然接受老师建议辞去台教会职务。台教会成立于一九九零年十二月，是一个由大学专科校院专兼任教师组成的议政社团。蔡丁贵卸任后，则组织了公投护台湾联盟，长年守在立法院前抗争。
台湾北社和台教会这两个社团在台湾独派团体中都属于最具社会声望和政治影响力者，我追随张学逸、陈昭姿和蔡丁贵期间，在运动路线上相当关注国民党党国复辟和台湾主权流失的问题，也致力于促进独派团体对于中国民主化和中国民族问题的关怀，并通过座谈的安排，以便使来台访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台智库人员能全面提升对于台独问题的理解。
二零零五年，台湾图博之友会成立，二零零八年立案，我担任监事，会长为台联党发言人周美里，关怀西藏自由与人权问题。我曾为其主持翻译了丹真宗智的诗文集《达兰萨拉下雨的时候》。周美里夫婿凯度顿珠是前西藏流亡政府噶伦赤巴（内阁总理大臣）嘉乐顿珠的长公子，嘉乐顿珠则是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的长兄；二零一一年五月，我进一歩参与发起成立台湾关怀中国人权联盟，理事长为杨宪宏，我认为这一事件深具象征意义，显示台湾独派对于中国问题，已由漠不关心、视而不见转变为高度的人道关怀和从事声援和政策游说行动。昔年以关怀中国民主化为标榜的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及其理事长饶颖奇，现在每年往来两岸之间，久已不过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政」了，马英九总统则总是刻意淡化有关中国大陆人权问题的谈话，并多次拒绝达赖喇嘛访问台湾。也许有人为国民党人粉饰，辩称其虽仅系作风低调，但我看待这一务实的国民党，在重要时刻避免触怒共产党的谨慎心态，其实反映的是党魂早已堕落的残酷事实。
独派从普世价值而非民族主义立场关怀中国
亲绿智库或社团通常为外界视为台独基本教义派或铁杆台独，原因是他们关于台湾民族主义的立场旗帜鲜明，而坚持以台湾本土为优先的价值选择，所以他们通常也被称为独派或本土派。不过要留意的是，社团的参与者其实是需要通过一定门坎的，比如说金额中上的社费或获得信任而推荐，所以其成员以学者、专业技术人员和中小企业主为主，可以说具有相当的精英色彩。
这些精英社团在群众街头运动中有号召各阶层群众的社会能量，参加运动的人三教九流都有，但不可将之与社团成员混为一谈。虽然在从事街头运动或游行示威时，为鼓舞群众而难免会不当使用情绪语言，独派社团绝非极端排外的台湾民族主义者，纵使是立场看似最激进的九零八台湾国运动或台湾民政府亦然。诚然，在有关国家认同或两岸关系的问题上，亲绿智库或社团对于国民党持批判的立场，对于民进党则强力监督，对于中国共产党，无庸置疑，则毫无好感，而根本上是敌视的。然而，笔者确信，独派团体成员绝大多数都是普世价值的信仰者和捍卫者，他们对于人权受到国家不当侵害的任何弱势群体或个人无不充满了同情，特别是那些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压迫的人们，因为独派自认台湾人也是中国党国专制统治下的受害者，他们最能理解和体会中国人的心情，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们对于中国大陆的民主运动工作者或政治受难者总是表达出高度的敬意与关怀。而放在台湾的历史脉络里来理解为什么独派阵容壮大，我们则要指出当主张百分之百言论自由的郑南榕以台湾独立主张和肉身冲破国民党党国的政治言论网罗时，台独言论的自由就成了台湾言论自由的尺度，成为一个带有神圣性的符号。
台湾独立建国虽然是独派团体的终极理想，但公民投票的民主程序则更是独派团体所共同信奉的价值。只要对于民主的价值有所信仰和有所坚持的人，都会理解国家组成的目的是为了维护每个人的天赋人权，国家不是目的，人民不是工具，如果台湾人民以公投决定放弃台湾独立，独派会尊重这一结果，因为独派的台独理念既然由人本主义出发，则必然带有小区主义的精神，强调台湾共同体由家庭、邻里、小区、社会到国家的同心圆构造，台湾的价值自然优先于中国。反对台独的主张，如果是由民族主义或国家主义出发，强调民族与国家优先于个人的伦理性，则由于其政治哲学立场与自由主义台独不同，对话不在同一水平和范畴，自然无从开展。两岸关系如能摆脱民族主义或帝国主义的思维，从普世价值的反省重新建构民主的中国，使两岸人民能基于共同价值而在主观的认同意识上相互信任和以爱连结，共同利益的创造结果才不会出现分配的冲突，进而在两岸之间引发种族主义式的对立。
注：本文为二零一二年九月二十五日澳门两岸与澳台关系学会假澳门理工学院社会经济与公共政策研究所主办之《台湾绿营智库和政治社团情况研究》研讨会上宣读文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