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杀人，不需要亲自出手。中共政权每杀害一个人，习近平都不可能置身事外。但是，我说夏俊峰是习近平手上沾的第一滴血，是基于夏俊峰一案的象征意义：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贩被虐杀，是依靠“群众运动”起家的中共政权与“群众”决裂的重要标志。
夏俊峰在被执行死刑前说：“我是正当防卫，不是故意杀人，我就是死了，我也不服。”他没有在执行书及判决书上签字，以抗议司法不公。夏俊峰不是“颠覆国家政权”的异议人士，也不是揭竿而起的陈胜、吴广，他只是一个在街边卖羊肉串的，艰难地讨生活的小贩。除了偶尔在口头上埋怨几句社会的不公，他不会主动挑衅那些威风凛凛“代表”党和国家力量的城管。夏俊峰之所以手刃两名城管恶徒，是因为那些城管要将他置于死地。
而习近平一定要处死夏俊峰，是欲以夏俊峰的死来换取全国数百万城管的忠心。殊不知，杀了夏俊峰，将激起如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般的“匹夫之怒”。
在传统中国，城市的繁荣来自于小贩的勤劳
夏俊峰所求，不过是粗茶淡饭、养家糊口。然而，偌大的天朝，偏偏容不下他那三尺之窄的摊位。我知道流动小贩“风里来、雨里去”的日子的艰辛，因为我的奶奶和外公都当过多年的小贩。爷爷早逝，奶奶一手拉扯大三个孩子，每天天还不亮就磨好豆腐，挑着担子沿街叫卖；外公本来是医生，却因为地主的出身，被禁止行医，只好在巷子口摆一张卖酸辣萝卜条的小摊。
传统中国，在君主专制之下，王权对民众生活的控制可谓“吞舟是漏”，小贩大都安居乐业、其乐融融。历史学家王笛在《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一八七零—一九三零》一书中，栩栩如生地描述了一个传统城市的日常生活与大众文化，那些在邻里穿梭的小贩和工匠，几乎从未受到朝廷的干扰。晚清的成都，小贩是街头最抢眼的人群，他们为城市生活带来了极大的生机。在当时的成都街头，大约有一百五十种贩卖不同物品的小贩。以饮食而言，卖各种小吃、点心、水果的摊贩，在街角、人行道、寺庙、茶馆甚至官府前比比皆是，外国游客称之为“流动厨房”。无论是酷暑还是严冬，小贩们都游走于大街小巷，竭尽全力、不分昼夜地谋生。对此，王笛评论说：“无数的街头小贩与固定的商店将街道连接起来，极大地扩展了城市的商业空间，对形成城市活跃的街头文化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这一传统在台湾得以保留下来。我在台湾逛过大大小小的夜市，尤其青睐那些没有店铺的小贩们的摊位上琳琅满目的食品和货物。我有一位远房的姨妈嫁到台湾，在基隆庙口摆设了一个小小的鲜榨果汁的摊位。她告诉我，政府除了定期检查卫生之外，不会征收苛捐杂税，也从来不会有城管这样一个穷凶极恶的部门前来骚扰乃至取缔他们。台湾社会的民主与温情，从对小贩的宽厚与容纳上就可见一斑。那么，同为华人社会，为什么隔岸的天朝，小贩们却要被迫生活在城管的淫威下？城管动辄“叫嚣乎东西，隳突乎南北”，赶得小贩们不得不东躲西藏，乃至抱头鼠窜。
为什么城管非要将小贩斩尽杀绝？
夏俊峰被“合法”地杀害之后，有网友评论说：“城管不管，他们就没有饭碗；城管去管，小贩们就没了活路。这个案子中，三个死者以及家庭都是受害人，城管也多出身贫寒的家庭。归根结底，是城管制度之恶。”还可以继续追问下去：城管制度又是如何形成的？当局为什么要纵容城管作恶？如果说作为中国的盖世太保的国保警察的设立和膨胀，是因为中共当局要利用这支队伍来确保一党垄断权力，消灭所有潜在的挑战者；那么，城管逐渐成为一支恶行昭彰的“准军事力量”，其对立面却只是那些并非政治反对派的、挣扎在生存边缘的小贩群体，中共当局为何不给小贩一条活路？
当局对小贩施行空前的强力管制，必然有经济方面的原因。就城管而言，这一机构中的大部分成员，都不是从国家财政领取固定薪水的公务员，而是“名不正、言不顺”的“临时雇员”。所以，他们的收入多半都是来自从小贩那里捞取的“油水”。这一畸形的“激励机制”，使得许多城管在扫荡、敲诈、掠夺小贩的时候，争先恐后、冲锋陷阵，乐此不疲。城管因而成为倦怠而低效的中国执法部门中兢兢业业、雷厉风行的“特种部队”。
而在我看来，中共当局驱使城管打压小贩，其首要的考量并非经济方面的因素，而是政治方面的因素。目前，中国政府是全球最有钱的政府。通过大肆卖地，以及若干有形和隐形的重税，中共早已是“多财善贾，长袖善舞”，不会太过在乎从小贩阶层那里榨取微不足道的“小钱”。中共不允许小贩阶层自由经营和发展，乃是基于这个文化最落后的“农民党”天生对城市文明的仇恨，以及极权主义对公民社会和公共空间的莫名的恐惧——小贩是不稳定的“小资产阶级”的一部分。
毛时代的中国，党掌控一切时间和空间。那时的中国没有任何一个小贩，所有自发的、自由的经济模式，都被共产党政权消灭殆尽；每个人都必须隶属于单位、街道，每个人被改造成国家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正如汉娜?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中所指出的，极权主义相信权力只存在于通过组织而产生的力量。希特勒早在1929年就发现，纳粹运动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将十万人变成了一种类型”，“这些人不仅思想统一，而且面部表情几乎也一样”。秦始皇的兵马俑是如此，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检阅的百万红卫兵亦是如此。反之，小贩拥有相对的经济自由，其人身也就疏离于体制之外，有可能成为极权主义潜在的“不合作者”。习近平无比向往毛时代，企图让中国回到毛时代全国山河整齐划一、中央对地方如臂使指的状态。故而，杂乱无章的小贩群体是其眼中钉，成为必须取缔的对象。
当司法变成独裁者的屠刀之时，法西斯体制便呼之欲出
这一次，最高法院罔顾民间和法学界的呼声，执意处死夏俊峰，中共建政以来第一位拥有法学博士学位的最高法院大法官周强可谓“功不可没”。法学家贺卫方叹息说，没有想到那位法学博士的决定居然如此“不专业”。其实，这个杀人的决定跟专业无关，而只跟权力有关。早在任湖南省委书记期间，周强就主导了那场对“六四义士”李旺阳的虐杀，人们又怎能指望他升迁为大法官之后，就洗心革面、金盆洗手了呢？
司法界是如何成为极权体制的帮凶的？德国学者英戈?穆勒在《恐怖的法官：纳粹时期的司法》一书中，研究了第三帝国时期德国司法系统对纳粹罪行所应承担的责任，进而从反面论证了司法独立、法官独立、罪刑法定、无罪推定等基本司法原则和正当司法程序对一个法治国家的必要性。当时，纳粹政权重用了一批法学家为其涂脂抹粉。希特勒欣赏的最高大法官爱德华?博姆克拥有法学博士学位，在兴登堡时代曾经任副总统，希特勒上台后，他奉命主持所谓的“元首法庭”。而作为希特勒“御用法学家”的施密特，是法学博士和法学教授，挖空心思为杀人如麻的《紧急状态法》提供理论支持，故而被纳粹奉为“新帝国的国家法理论家”——基于臭味相投的道理，迷恋施密特的中国学者刘小枫，提出要将杀人魔王毛泽东奉为“国父”。穆勒发现，在纳粹设立的让人谈虎色变的国民法庭、特别法庭等冠冕堂皇的司法机构中，像爱德华?博姆克和施密特这样学富五车却杀人不眨眼的人物多如牛毛。而司法的沉沦，是法西斯征服全社会的最后一步。
今天中国司法的败坏，与纳粹时代的德国相比，何尝不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习近平、李克强、周强等人都拥有真真假假的博士头衔，比起半文盲的毛泽东来似乎“专业化”和“知识化”了。但是，中共的统治并没有因此蒙上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从匆忙杀害夏俊峰的过程就可以看出，这个政权已不惮于暴露出其狰狞的面目。庚子年间，慈禧太后志得意满地发出“向万国宣战”的诏书；2013年的今天，习近平则借夏俊峰案发出“向万民宣战”的“伟大指示”。这就是“习胖”学“金胖”的最佳心得。
然而，我深信，夏俊峰如野草，春风吹又生；习近平如骄阳，再毒的日头也有下山的时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