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 — 几十名失地农民和维权者连日来在杭州一些高级宾馆和涉外接待场所寻找在当地参加会议的世界知名媒体的负责人，希望他们的问题能获得关注，但是没能找到。有失地农民表示，由于国内媒体不报道他们反映的情况，他们不得不找境外媒体帮助讨公道。
独立中文网站参与10月16日发消息说，杭州访民10月10日以来四处寻找世界媒体峰会第二次主席团会议的会场，“希望能碰到这些顶级媒体的记者和负责人，向他们倾诉自己的冤情。”
据新华社报道，这次会议10月10日已经在浙江杭州举行，新华社社长李从军出席会议并发表了主旨演讲，浙江省委书记夏宝龙会见出席会议的外国媒体负责人。
但是，有关报道没有提及这次会议及相关活动的具体地点，世界媒体峰会的官网上也未出现杭州会议的会场地址或联系方式等信息。
在多日探寻未果之后，寻觅到杭州开会的国际媒体人士的维权者们在浙江省人民大会堂、浙江日报新闻大厦和杭州西湖国宾馆等地拉开一面红色横幅，上面写着：“世界媒体峰会在哪里？杭州冤民找你。”
杭州维权人士梁丽婉参加了这些天来的寻找世界媒体人员的活动。她对美国之音表示，世界媒体峰会在杭州举行的会议从10月10日开始，但是她和同伴们都找不到。
她说：“从10号开始找，我们就找不到。我们到浙江日报，香格里拉（饭店），还有我们杭州最高的宾馆，叫国际宾馆，全都是国家领导人来的宾馆，我们都找了，都找不到。”
这位失地农民指出，当地民众之所以要找外国媒体人士诉说，是因为当地媒体不敢报道她家和其他失地农民的真实遭遇。
她说：“因为我这里拆迁，他们不敢报。像我家旁边这块地，他们（拆迁者）没有任何手续，连建设工地许可证都没办出来，他们也正在造那个商品房。我们的这块地都是我们的承包地。他们什么手续都没有。而且我们当地媒体，浙江交通之声90.3，这个媒体到我们家门口来采访，说他们房地产怎么好，说这个地方交通怎么方便。但是就是没有说，我们这块地是拆迁的。有一个老人，63岁，挂在树上，说他自杀。我们的一个村民六根肋骨被打断。一个人被打成脑震荡。这些他们都不采访，都不报道。就只是说，这块地皮是多少，这个地方是黄金地段，什么什么，吹。”
近些年来，中国各地乡村城镇化的大趋势导致强拆和拆迁衍生的问题层出不穷，暴力拆迁常常在地方政府和当权官员的纵容和支持下进行。与此相关的上访和截访、殴打虐待、拘留、劳教、黑监狱和伤亡等事件频频发生。
梁丽婉自称无住房、无土地、无工作的“三无”人员。她在一封投诉书中叙述了她家一千多平方米的房屋2010年9月13日被当地政府被夷为平地的情景。她说： “政府出动公、检、法、城管等近千人，在没有跟我家协商、也没有签订任何协议的情况下，对我家实行了野蛮的、掠夺式的暴力强拆。”
梁丽婉说：“向新闻媒体求助，但媒体对这种政府行为噤若寒蝉；到杭州政府部门上访，无人理睬；去北京上访，又被当通缉犯抓回。真是叫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
虽然到杭州出席会议的国际媒体负责人可能早已离去，但是几天来到处寻找的失地农民和维权人士仍然在这个城市的一些高级宾馆和公共场所亮出大字横幅，希望得知消息的外国媒体和记者接触他们。
中国社会科学院2011年的一份研究报告说，当时中国失地农民的总量已经达到4000万－5000万人左右，而且仍以每年约300万人的速度递增，预估到2030年时将增至1.1亿人左右。
独立中文网站参与10月16日发消息说，杭州访民10月10日以来四处寻找世界媒体峰会第二次主席团会议的会场，“希望能碰到这些顶级媒体的记者和负责人，向他们倾诉自己的冤情。”
据新华社报道，这次会议10月10日已经在浙江杭州举行，新华社社长李从军出席会议并发表了主旨演讲，浙江省委书记夏宝龙会见出席会议的外国媒体负责人。
但是，有关报道没有提及这次会议及相关活动的具体地点，世界媒体峰会的官网上也未出现杭州会议的会场地址或联系方式等信息。
在多日探寻未果之后，寻觅到杭州开会的国际媒体人士的维权者们在浙江省人民大会堂、浙江日报新闻大厦和杭州西湖国宾馆等地拉开一面红色横幅，上面写着：“世界媒体峰会在哪里？杭州冤民找你。”
杭州维权人士梁丽婉参加了这些天来的寻找世界媒体人员的活动。她对美国之音表示，世界媒体峰会在杭州举行的会议从10月10日开始，但是她和同伴们都找不到。
她说：“从10号开始找，我们就找不到。我们到浙江日报，香格里拉（饭店），还有我们杭州最高的宾馆，叫国际宾馆，全都是国家领导人来的宾馆，我们都找了，都找不到。”
这位失地农民指出，当地民众之所以要找外国媒体人士诉说，是因为当地媒体不敢报道她家和其他失地农民的真实遭遇。
她说：“因为我这里拆迁，他们不敢报。像我家旁边这块地，他们（拆迁者）没有任何手续，连建设工地许可证都没办出来，他们也正在造那个商品房。我们的这块地都是我们的承包地。他们什么手续都没有。而且我们当地媒体，浙江交通之声90.3，这个媒体到我们家门口来采访，说他们房地产怎么好，说这个地方交通怎么方便。但是就是没有说，我们这块地是拆迁的。有一个老人，63岁，挂在树上，说他自杀。我们的一个村民六根肋骨被打断。一个人被打成脑震荡。这些他们都不采访，都不报道。就只是说，这块地皮是多少，这个地方是黄金地段，什么什么，吹。”
近些年来，中国各地乡村城镇化的大趋势导致强拆和拆迁衍生的问题层出不穷，暴力拆迁常常在地方政府和当权官员的纵容和支持下进行。与此相关的上访和截访、殴打虐待、拘留、劳教、黑监狱和伤亡等事件频频发生。
梁丽婉自称无住房、无土地、无工作的“三无”人员。她在一封投诉书中叙述了她家一千多平方米的房屋2010年9月13日被当地政府被夷为平地的情景。她说： “政府出动公、检、法、城管等近千人，在没有跟我家协商、也没有签订任何协议的情况下，对我家实行了野蛮的、掠夺式的暴力强拆。”
梁丽婉说：“向新闻媒体求助，但媒体对这种政府行为噤若寒蝉；到杭州政府部门上访，无人理睬；去北京上访，又被当通缉犯抓回。真是叫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
虽然到杭州出席会议的国际媒体负责人可能早已离去，但是几天来到处寻找的失地农民和维权人士仍然在这个城市的一些高级宾馆和公共场所亮出大字横幅，希望得知消息的外国媒体和记者接触他们。
中国社会科学院2011年的一份研究报告说，当时中国失地农民的总量已经达到4000万－5000万人左右，而且仍以每年约300万人的速度递增，预估到2030年时将增至1.1亿人左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