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办公厅2013年九号文件下发之后，一场反宪政风潮骤然而起，时闹时寂。在这一风潮之中，出现了一桩引人瞩目的公案，那就是，两位忧党忧社暨护党挺社之士掐到了不可开交、不容并存的地步。掐架的双方是：汪亭友与华炳啸。前者是反宪派阵营中以真名实姓拍马出战的悍将、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后者为社宪派营垒的中坚学人，西北大学政治传播研究所所长、副研究员。
先请看汪亭友给华炳啸扣上的丑陋帽子：“‘宪社派’的实质是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试图给宪政穿上‘马克思主义’的马甲，包裹上‘社会主义’的外衣，以便迷惑群众，瞒天过海，招摇撞骗。”（见汪亭友《马克思主义同宪政究竟是什么关系？》）
再请瞧华炳啸还敬给汪亭友的吓人头衔：“倒行逆施、破坏新政、阻挠改革、糟蹋马克思主义、搞乱党内思想的反宪分子”，“在内部搞垮执政党的致命杀手。”（见华炳啸《反宪政岂容绑架歪曲马克思思想？》）
兄弟阋于墙，相煎何太急？读者诸君，想必你们已然感知，一股似曾相识的浓烈的路线斗争火药味，跃出纸面，扑鼻而来！
哥俩相掐，谁是始作俑者？是汪亭友；是他发难在先，华炳啸反击在后。
今年6月12日，汪亭友在《红旗文稿》发表文章，题目是：对宪政问题的一些看法。汪亭友率先向“宪政社会主义”开炮，认定这一提法不能成立，并且高调指出“西方国家恰恰是寄希望于中国宣布实行宪政，从而以之作为突破口，逐步取消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这是需要我们警惕和注意的。”
7月3日，憋了一肚子气的华炳啸首度作出回应，在他的《反宪派的理论贫困及其死穴》一文中，言辞尖刻地抨击汪亭友“不顾学术底线和最基本的学品师德，故意以歪曲手段来肆意糟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内核及其活的灵魂”；满腔义愤地指控汪亭友等人“通过夸大敌情、挑起对立、渲染意识形态斗争等手段蒙蔽、欺骗党和国家的高层领导干部，离间党和知识分子以及广大人民群众的关系，制造思想混乱，掏空执政党的执政基础，动摇人民共和国的宪政根基，干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推进，破坏‘新政’舆论氛围，达到其打倒一大片、拖死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
7月30日，汪亭友在《红色文化网》发三万字长文，题目是：马克思主义同宪政究竟是什么关系？，副标题是：评华炳啸拙劣“宪政秀”。遭受华炳啸一顿臭骂的他，言词尖酸刻薄起来了。汪亭友反诘道：“你这种肆意篡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原意、严重违背学术规范和学术道德的人，居然还屡获有关部门颁发的人文社科奖，这岂不是当今学术界的一大咄咄怪事？”8月5日，汪亭友在《中国社会科学报》上再发一文，题目是：旗帜鲜明坚持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汪不点名地锤击华炳啸“完全抛弃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完全不顾宪政特有的资本主义内涵，想当然地把宪政同社会主义生拉硬拽在一起，以为在西方宪政头上套上‘社会主义’这顶帽子就万事大吉了，宪政就可以在中国通行无阻了。殊不知，这种‘拉郎配’式的手法是极其拙劣的。”
10月10日，华炳啸发表长达三万多字的《反宪政岂容绑架歪曲马克思思想？》（上篇）一文，全面批驳和讥讽汪亭友的“反宪政秀”。
四个多月来，当事双方铆劲角力，这桩公案持续发酵，其源首先出于汪亭友对华炳啸的发难和冤枉；其次在于：华炳啸反应过度，防卫过当，逆袭过猛（本文对这一条点到为止，不再展开叙说）。
平心而论，作为自愿冲锋在前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卫道士，和每个毛孔都在散发原教旨马列主义气味的人大副教授，汪亭友对“宪政社会主义”敏感警觉、心存疑窦，担心它是一匹会导致一党专政垮台的特洛伊木马，应属事出有因，情有可原。这位汪先生，一定对人大原副校长谢韬先生力挺“民主社会主义”记忆犹新。而实话实说，民主社会主义与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乃是两股道上跑的车，不是一码事。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它虽有社会主义之名，但无社会主义之实，不过是改良版的资本主义而已。谢韬先生在世时，我在自己的《与“左派”过招，和谢老商榷》一文中，就明确表达过类似的看法：“西欧民主社会主义的闪亮崛起，雄辩地表明了马克思主义的失败。”不用说，在典型的“左派”汪亭友的心目中，“民主社会主义”铁定就是一匹可恶的特洛伊木马；而对华炳啸力推的十分貌似“民主社会主义”的“宪政社会主义”，汪亭友确有理由怀疑，八成会是另一匹居心叵测的木马。
此外我认为，汪亭友论证宪政与科学社会主义没半毛钱关系，在学术上也的确站得住脚，并不是像华炳啸所指控的那样，是汪“反马克思主义本质及其栽赃马克思主义的流氓本性”之大暴露。
然而，在这桩掐架公案中，汪亭友问题多多，同样是不争的事实。以我之见，汪亭友的问题起码有三。
汪亭友的第一个问题是，他武断地认定“宪政社会主义”在实践中只能对“特色社会主义”造成破坏和祸害，并导致中国滑向宪政资本主义。他没有想到还存在别的可能性，即“宪政社会主义”可在事实上搞成照样没有宪政的、另一版本的专政社会主义，如同科学社会主义在实践中一点也不科学一样。
汪亭友的第二个问题是，他把主张搞“宪政社会主义”的人全都看成了“登台表演的小丑们”，他用阶级分析的照妖镜对准他们后，“那些鼓吹‘普世价值’、宪政民主的人就会现出原形，显露其反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本质和目的。”于是，对他们实行打压和围剿，也就呼之欲出了。在这件事情上，汪亭友的眼光、胸襟和做派都不靠谱——事实上，社宪派中有不少人与他的抱负是一致的，即都想努力使社会主义在看似山穷水尽之际，能够柳暗花明浴火重生，并最终引领全球万世永续。看不到这一点的汪，遂汗水涔涔干起为渊驱鱼、为丛驱雀的傻事来。
汪亭友的第三个问题，也是尤为不该出现的问题是，他居然睁眼无视证据确凿的客观事实，即无视“宪政社会主义”的举牌人华炳啸对科学社会主义的无比忠诚，无视华炳啸为此不惜对宪政动用宫刑，无视华炳啸品牌之“宪政”对多党竞争、三权分立的干净剔除，无视华炳啸维护一党垄断执政特权的殚精竭虑，而一口咬定华炳啸“所谓的分权宪政、治权竞争、多元治理，无非是暗指西方的三权分立、议会民主和多党制。只不过惧怕党章国法的有关规定”，“不敢公开说出来而已”。紧接着，汪亭友又以臭名昭著的1989年四·二六社论之口径，悍然对“宪政社会主义”作出宣判：“对这样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宪政改革，我们当然不能接受。”
士可杀而不可辱。含冤受屈至这般田地的华炳啸，其怒火中烧，忍无可忍，也就毫不奇怪了。他拍案痛斥汪亭友“居心险恶地造谣、构陷于我”，“恶意造谣、诬陷我主张‘三权分立’、‘多党竞选’，这就是这个所谓的‘马克思主义者’汪亭友的杀手锏！”（见华炳啸《反宪派的弥天谎言还能走多远》）。
顺便说一句，《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也不咸不淡地冤枉了华炳啸。9月17日，胡锡进在接受凤凰卫视记者采访时说：“但现在一些人又提出宪政这个说法，它背后有一些东西。大家都知道提宪政的是一些什么人”，“提宪政的这些人，他们的政治意图，实际上是在否定中国目前的发展道路”，“所以我觉得他们提出宪政的动机是存在问题的，我不接受这样的动机。”
胡锡进不加区分地说现在提宪政的人怀着一肚子坏水，这就一杆子把华炳啸也捎带进去了。
我认为，在任何掐架公案中，无论观点分歧有多严重，搞诛心、冤枉人，都是最不可取的。就此而言，我反感和鄙视汪亭友，同情和理解华炳啸。事实上，在通读掐架双方的全部文字后，我已能认定：华炳啸不是汪亭友所指责的包藏祸心之人，也并非胡锡进所认为的居心险恶之人。但是，这么说并不意味着，我对“宪政社会主义”就会有什么恭维之词。相反，我要直言不讳地说，华炳啸所钟情心仪的“宪政社会主义”，和汪亭友誓死捍卫的“特色社会主义”，上演的乃是同门“人类政治绝技”——都是在世界民主化浪潮之中，还想一根筋地卖好社会主义的花江狗肉。不同的是，“特色社会主义”是坚拒宪政的羊头，专卖社会主义的狗肉；而“宪政社会主义”，则是高悬“宪政”的狗头，大卖社会主义的狗肉。为什么给这里的宪政加上了引号？这是因为，在“宪政社会主义”中，一切都必须臣服于共产党一党垄断执政的硬道理，因而被归于“宪政”名下的东西，只能是宪政经宫刑伺候去势殆尽后的残躯一具而已。
尽管我对“宪政社会主义”下手不轻，但我可以确认，“宪政社会主义”者最感痛苦的，并不是遭到汪亭友们的撕咬和民主宪政派的针砭，而是他们的忠谏情怀和苦心孤诣不被“党和国家领导人”所体察和认可。说真的，在“三个自信”被当成符咒念的今天，“宪政社会主义”想要取“特色社会主义”而代之，真是谈何容易！“特色社会主义”出笼多年，历练有加，已被好几代“党和国家领导人”捧成了宝贝疙瘩，轻易岂会被改名换姓、悠然扬弃？再加上这一回，“宪政”又被旗帜鲜明地大反了一通，“党和国家领导人”变脸纳谏、改宗“宪政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就更是大大渺茫了。
本着恻隐之心，我想劝一劝华炳啸先生：你出师未捷，南墙已高耸，是否还有必要一心“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开拓创新，旨在以宪政发展社会主义、以宪政规制社会主义、以宪政保障社会主义”，虽千万人，吾往矣？
最后我想说，无论是拒宪政的羊头、卖社会主义狗肉的“特色社会主义”，还是挂阉宦型宪政的狗头、卖开明版社会主义狗肉的“宪政社会主义”，都不是中国的出路所在。中国的出路是：像马克思的故乡——德国，和列宁的故乡——俄国那样，决然挥别一党专政的各种人类政治绝技，淡定回归质朴的普世文明进化大道。
2013年10月16日于北京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