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遂宁作为巴蜀中心地带，古来多反叛人士。较出名的有贤斌、陈卫及欧阳懿。而我出生于一个异议人士家庭，上两代人皆党国的敌人，特殊的家庭总有特别的故事。我也在众多反叛人士的影响下走上政治反对的道路。
蜀中多豪杰，遂宁地处四川中心，人较叛逆，远的有旷继勋蓬溪起义，1929年建立四川第一个红色县级政权，近的有著名异议人士遂宁三杰，刘贤斌，陈卫，欧阳懿，前两个仍在狱中。中学时，常常一夜之间全城都是反共标语，甚至高压电线上都有，同学大多为县城官员富商之子，我现在仍记得他们那副如临大敌的表情。我常怀疑这是贤斌的杰作，只可惜不能亲口问他。
法轮功也很“猖獗”，也曾全城贴满反共标语和大法口号，我初中体育老师也是，还是当地的负责人。他面色苍白，清瘦，沉默寡言，有一个小巧玲珑的女朋友，带着我班同学们练，我读高中时与他再见时却是在对轮子的公审大会上，他胡子有十厘米那么长，更瘦了，眼里多了份坚韧和决绝。后来听说他放出来后又去了天安门，再后来就失踪了，尸骨无存，也许成了哈根斯，也许被活摘了器官。
即使是匪徒，也比其他地方更匪。在我出生的小镇，就有黑帮为救同伙攻陷派出所，抢走枪支，后来那个黑帮的老大被抓，在转运过程中又越狱了，在遂宁火车站抢漂亮的女人逼娼。我的那些官二代同学在说起此匪徒时眉飞色舞，露出英雄崇拜的神色，与提起全城尽反共标语完全是两个表情，也许他们在精神上是相通的，他们的祖辈就干过同样的事。
我就是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长大。出生于书香门第——可惜家族的藏书在文革中毁于一旦。爷爷是太祖爷的独子，家境又好，自然受尽宠爱，以至于自我中心，但人极聪明，爱读书。后来家道中落，自立白手起家，还做了民国校长。57年后再度跌倒，78年平反，晚景安乐。人们总是把原本由大环境造就的事与风水联系起来，他们的说法是爷爷及整个家族的倒霉是由于迁了太太祖的坟。太太祖高寿，活到100多岁，原本埋在一个离家10多里路的“风水宝地”，但埋后村庄里鸡不叫狗不咬，于是村民要爷爷将坟迁走，家族在那里势力不强，只好把坟迁回了家，几年后爷爷就丢了公职，成了57年后各类运动的活靶子，直到20年后才平反。一坟管三代，而我的父辈里三个最优秀的知识分子因为搞反党组织被判刑，一个干部，一个医生，一个高中生，放出来后干部残了，医生傻了，高中生打了一辈子的光棍，医生是我的大伯。这几乎成为家乡人的谈资，以至于我在离家几公里的地方还和妈妈在路人那听到这个故事，以用来证明风水真正的在起作用。
爷爷中年被整也有不同的说法，他们说是在大鸣大放期间批评太多，爷爷自己说是因为是国民党员，是天然的右派。即使爷爷在解放前夕投了共产党，还被民国政府通缉而逃到重庆，这也只保证了一家老小8年的平安。57年后搞了伙食团，同吃同住同干活，因为一间屋子睡满了男女老少，像牲口一样排成一排，他们在提起时嘴角露出一丝戏谑——谁说共产党没有共妻的，至少在形式上。
家族的历史中57年是一个很重要的年份，那年年爸爸出生，已经是家里的第6个孩子。家里再也负担不起，奶奶曾采用机械式打胎方法，跳崖，利用重力和惯性将孩子从子宫里排出来，可爸爸还是顽强的活下来了。爸爸的童年是悲惨的，小学没毕业，第一份工作是捡狗粪，后来又生病得奄奄一息，父亲是右派分子臭老九，大哥是反党反革命，出狱后还傻了。爸爸总说他的人生是先难后易，而在我看来这不过是一个自我安慰的说法。后来爷爷平反后按胡耀邦的政策组织给爸爸安排了工作，爸爸去读了书做了老师，可靠老师微薄的薪水供养我和姐姐上大学也不容易，爸爸又安慰自己说有老福，因为我和姐姐的工作都不错，可他如果知道我是一名异议人士而且随时可能丢工作就不会那么乐观了。
爸爸的三兄弟中，最有钱的是二伯，其次是爸爸，最后是大伯。爸爸常从命理学上解释，二伯的命最好，大伯命中水太多，土少所以命不好。在我看不过是跟体制的关系越亲密，得到的营养越多。因为子女太多养不活，二伯十几岁的时候就跟着出嫁的大姨一起到离家100公里的一个村庄，过继给一个无子的大队书记，吃了不少苦头，后来做了几十年的村主任，算是一个有实权的人。爸爸是一名不入党的教师。大伯傻后没办法给安排工作就只能做农民，跟体制的关系最为疏远。大伯娶的妻子凶悍无比，也许是跟着一个傻子没意思没前途，对大伯动辄叫骂不说，还把怨气发泄到我家和爷爷那，连我都常受其诅咒。她唯一温柔的时刻就是看电视，她常常需要大伯给她解释剧情，表现的像是一个听话的小学生，大伯那时也是极高兴的。大妈不在家时他就戴着老花镜坐在门边翻书看。
我跟大伯交流极少，因为大妈把他当牲口一样使唤不能有空闲的时间，他让我写字给他看说能看出一个人的性格，结果我字写的极难看他笑笑没说什么，又出了智力测验题考我，那年我还在读初中，这件事给我留下极大地印象，因为其他长辈没人跟你这样说话，其他长辈问的最多是成绩。村里另外一名高中生异议人士我叫他宝爷，宝爷白白净净，身材矮小，文质彬彬，宝爷坐牢放出来后已经快30岁了，在那个年代已经过了婚配的年龄，还没有房子，所以娶不了媳妇。宝爷后来在祖基地上修了一座小木屋，还在屋子周围栽了很多不同种类的树，有桃树，李树，皂角树，杏树，香蕉树等，倒也十分温馨。村里原本都是土胚房，人们大多栽种柏树，果树大多的是桔树，十分单调，所以他的木屋和树就显得鹤立鸡群。栽种桃树是取风水学上的桃花主女人缘，是想娶妻的缘故，也有一帮朋友帮他出主意，让他追哪个女的——多半是邻村的寡妇或大龄女人，但是未成功。我一直很想去他的小木屋看看，可他总不在家，我也没能跟他有多少交流——那时我还是一个常去他家偷吃各类果子的小屁孩。有时看他穿得十分干净的从外地回来，还戴一顶白色的帽子，就像一个士绅，然后就看他的小木屋冒出一缕炊烟——显得更温馨了。
他们搞的反党组织叫什么名字我已经忘了。领头的那个干部丢了工作，被打残了一条腿，耳朵也不好使，眼里常常流露出惊恐，眼神仿佛雾罩一般的浑浊不清。他常来看傻了的大伯，聊上一阵。常来看大伯的还有一位镇里的干部，不是本家，他们原本是同道，后来被朝廷招安了。他当上干部后曾给大伯谋了个教职，因为大伯只是有间歇性的精神病（抑郁症之类的），并没真傻，大伯说那可以，但首先要给我平反，伟大光荣正确宇宙真理的党怎么可能认错呢，此事就作罢。还有一些人来找大伯开中药方，因为大伯在医治肠胃病方面是极行的，还有些人来找大伯算命。家人也曾考虑让大伯去做赤脚医生，可鉴于他的精神状况就作罢。
中共在对付异议人士方面还真有一套，意志顽强者，就折磨得让你心中充满恐惧；聪明的，就把你搞成精神病；年轻长得帅的，就多关几年让你找不到老婆；软弱贪恋荣华富贵的，就招安为我所用。他们曾有一段时间固执地活在属于他们的年代，比如大伯常常翻书看，拒绝做共党的老师；宝爷浪漫的栽了各种树和造小木屋；领头的也常常一瘸一拐的走家串户。后来他们老了，大伯几乎不翻书，来找他看病和算命的也没了；宝爷卖了他的皂角树，还把杏树给砍了，搬到了另一个地方；领头的也不串门了，遇见人也不像以前那样聊很长时间。
他们老了，我却在慢慢长大，家人从不在我面前刻意渲染家族的仇恨，磨灭我反叛的个性，送我读好大学，考难考的公务员，是想让我走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28岁前我人生是成功的，有房有车有漂亮的女朋友。28岁那年一切都变了，住所变化，感情变化，和女朋友分了，事业变了，从体制内变为异议人士。命书上写着，28，岁行印堂，为命宫，观察愿望实现的难易。如果我因为异议而被劳教被判刑，那个关于迁坟而带来三代人的霉运的理论会得到事实进一步的验证，这个故事也会继续流传下去。然而我选择异议，是因为我知道无论我在体制内多么有钱，有权，有地位，我的内心依然是弱小的，精神上是孱弱的，所以在喝醉的夜晚会难眠，因为无法给自己的内心和这片土地上的异议人士一个交代。我没与练法轮功的体育老师私下交流过，他也没带我练功，但在看到他受审的那天起，我和他在精神上就相通了。我们都是脸色苍白，文弱书生，都有一个乖巧的女朋友，都因为异议而分手。我希望的，是能拥有他那样坚定而决绝的眼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