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
一
这句毛语录引自网上所传的文字，不管此话是否真出于毛泽东之口，它至少反映了被我们长期忽视的一些事实。以下便就与此相关的诸多问题从头说起。
1927年10月，毛泽东带领秋收暴动后溃败下来的残部窜入井冈山一带，在袁文才、王佐的土匪窝周边扎下了营盘。那时候，他的军队号称工农革命军，安顿下不久，就在11月攻占了防守薄弱的茶陵。但进城不久，旋即被反扑回来的湘军和地方武装驱赶出城。部队撤退到宁冈砻市，毛泽东就地处决了败退后图谋叛逃的团长陈浩等人，随即向部下提出三大任务：一是打仗消灭敌人；二是打土豪筹款子；三是做群众工作。应该清楚地看到，像红军这类暴乱中乌合起来的军队，经常得靠作战中缴获的武器补充其匮乏的枪支弹药，要生存和发展下去，就得频繁出击，伺机作乱，有所斩获，才能不断扩大地盘，好实现其赤色的军事割据。时下的批毛论述，多好在论战事议军功的层面上谈论毛泽东的决策指挥之得失，比较他与共军其他将领的优劣，却很少把历史的重述拉回当时的社会状况，着眼于本可能走向民主共和的历史虚线，去检讨中共这股乱暴势力如何掀起革命的逆流，如何将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进程一步步引向歧途。因此我在此必须强调指出，就当时国民革命的既定目标来说，有益于国家民族的军事行动，应该是尽快消除四面八方的军事割据，建立全中国对抗列强的统一战线。毛泽东及其一伙却反其道而行之，他们在莫斯科的策动下，打着打倒军阀和帝国主义的义旗四处武装暴动，反而更加剧了军阀混战的乱局。他们实质上也是军阀，是比旧军阀更具破坏力的新式军阀，是受苏俄赤帝操纵的苏维埃军阀。他们的“打仗消灭敌人”，在国计民生等方面造成的危害实际上更甚于军阀混战。
称他们为“共匪”，并不完全是蔑称，至少就“打土豪”这个二号任务来说，是名副其实的。那其实就是抢劫富裕人家的粮食和财物，不过换了个在当时算是理直气壮的叫法而已。此一暴行本为红军的生存方式，一直都被他们奉为重大的革命事功。因为他们这股革命逆流中崛起的乱暴势力自起事便无合法可靠的经济后援，只有在“打土豪”的旗号下不断掠取民间财富，才得以解决他们全部人马的吃穿问题。共产国际的领导人更明确地指示他们去过“吃完一个地方再换个地方去吃”的游击寄生性生活，布哈林如是教唆红军说：“到这个地方住一些时候，杀一杀土豪劣绅，吃一吃饭，喝一喝鸡汤，再到另一个地方，照样的杀土豪，吃鸡，过了相当时间之后再前进。” 1 曾志是这支武装力量中很资深的一员，在晚年所写的回忆录中，她就明确提到红军如何靠打土豪补给吃穿。她告诉读者，“前方打了土豪，弄到了粮食，就通知我们下山去背回来。……前方打了土豪，就给我们后方留守处送来一些穿的，有男人穿的长袍马褂，有女人穿的很宽很大还镶着花边的旧式女衫，什么颜色都有。”贼不打，三年自招：曾志还不无怀旧地回忆说，有一天他们在路边看到几头足有三百多斤的大猪，同行中便有人指出，穷人家哪会有这等肥猪，肯定是地主家所养。说话间众人便前去动手捕捉，将“地主的肥猪”没收回营，做成大碗红烧肉，叫来毛泽东一起会餐。第二天猪主人找上门告状，原来人家并非地主，只是个比较富裕的养猪专业户。2 包括毛泽东自己所写《井冈山的斗争》那篇报告，也毫不隐瞒地提到，每月发给士兵一万多现洋的油盐柴菜钱，“全靠打土豪供给”。由此可见，红军落草井冈山之后，日常的吃穿用度均取自那一带的商家和农户，受骚扰被劫掠的人家，显然远远超出所谓的“土豪劣绅”。
至于毛泽东特别重视的“发动群众”，按照官方版《毛泽东传》的叙述，在最初也多强调“在进行革命宣传工作的基础上带领群众打土豪，分浮财。”这就是说，红军不只抢劫为生，还力图鼓动更多的革命群众参与他们的抢劫活动，与群众分享部分盈余，好收买人心，拉更多的人入伙。比如在1928年1月，毛泽东带领红军攻占遂川，所公布的三十条《遂川工农政府临时政纲》便指令说，“凡地主、祠庙、公共机关的田地、山林和一切附属”，分给“贫苦人民和退伍兵士耕种使用”；“工农平民从前的欠债、欠租、欠税、欠捐，一律停止偿还和缴纳”等等。更有甚者，该法令公然纵容绑架和放火的暴行，其中有一条竟宣告，“凡土豪劣绅、奸商、反动派，准许工农平民就地自由捕捉，并烧毁他们的房屋”。毛传中缕述了这些恐怖的条文，同时也承认，这个临时政纲有极端偏左的缺陷。3 毛泽东独行其是的做法很快即引起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的疑虑，他们担忧毛这样搞下去，会把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的工运和农运导向“匪运”的歧途。4
毛泽东的“匪运”倾向与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原有的主导方向并不完全合拍，后者更偏重发动城市暴动，好在几个大城市率先夺取政权，试图在中国重演苏俄革命的模式。毛泽东带部队到井冈山啸聚后受到党内处分，显然与这一分歧有一定的关系。然而随着国内外形势发生变化，共产国际的指示总在朝令夕改，致使中共中央向下推行的路线也随之忽左忽右。等到城市暴动相继失败，蒋介石的白色恐怖捕杀得共产党人在城市无处立足，恶性互动的赤色恐怖随之爆发得更加恐怖，开始从大城市转向湘赣各县城村镇。中共中央发出的指令更加趋左，有些地方党委策动的暴乱甚至比毛泽东部所执行的任务还要残暴野蛮。毛泽东自着手开展农运，即瞄准中国底层群体可被利用的愚昧野蛮之一面，有目的地煽动他们对官府和“土豪劣绅”的仇恨。因此他竭力把国民革命的方向偏转向土地革命，人为制造出地主阶级这个激发暴力的靶子，好在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的运动中确立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从而为他们武装夺权的斗争索取尽可能多的财力和人力。
陈佑魁曾在毛泽东所办的湖南自修大学受过培训，他后来担任湘南特委书记，便曾露骨地指出发动群众的险恶用意。他说：“中国文化落后的是农民，要他们出来革命，只有一个赤色恐怖去刺激他们，使他们与豪绅资产阶级无妥协余地。”原来发动群众大干烧杀抢掠的暴行，是要他们从起步便欠下血债，迫使他们向共产党交出投名状，从此走上暴力革命的不归路。据黄克诚回忆，湘南暴动后，陈佑魁即“下令各县大烧大杀，不仅烧衙门机关、土豪劣绅的房子，还要把县城的整条街和所有的商店都烧掉，而且还要将沿衡阳至坪石公路两侧十五华里所有村庄统统烧掉，使敌人来进攻时无房可住……”5 如此过火的红色恐怖在湘南很不得人心，逼得老百姓群起反抗，回过头杀起了特委策动的烧杀暴徒。乡亲们“反水”的行动立即招致中共的武力镇压，正在配合农民暴动的朱德大军突然翻脸，公然屠杀起正义抗暴的良民。朱德本指望在湘南发展军力，建立他们落脚的根据地，结果却适得其反，完全失去了群众基础。他只好带上剩下的一万多人再次败退，1928年4月，逃到了井冈山与毛泽东部会合。
没有朱，哪有毛？诚哉斯言。就凭毛泽东当时不到二千人的兵力，再加上他师法“山大王”朱聋子那点打圈圈的作战经验，若不是朱德走投无路，带上大队人马到井冈山与他会合，他的井冈山寨在未来的进剿中恐怕不是被彻底摧毁，就是龟缩深山，消融到土匪群中。朱德率部到来，立即壮大了井冈山的实力，遂缓解了毛泽东面临的危局。然而，接下来在朱毛红军扬威的过程中，“朱在先”这个毛不能不面对的实际情况却让他不太舒服，心有芥蒂，尽管他口头上承认那个事实。朱毛会师后，两股人马合并成立红四军，毛泽东任党代表和军委书记，朱德任军长。军长朱德本来就拥有具体的指挥权，而毛在此前曾行使的前委书记之职已被湘南特委特派员周鲁宣布撤销，曾一度被降职为第一师师长。毛师长自知这军职与当书记不同，履任之初他即对部下讲话说：“军旅之事，未之学也。大家群策群力，不愁打不好仗。”6 这一番自谦多少流露了毛的心虚，同时也说明，就毛既有的军事素养和作战经验而言，他并不具备支配朱德和包揽阵地指挥的能力。但毛泽东一向处事偏执，惯于师心自用，如今他既担任红四军的军委书记，自然很想按照他三湾改编时立下的新规则办事。当初在秋收暴动败退途中，总指挥卢尔德铭阵亡，师长余洒度等军官相继离队而去，等部队撤退到永新县三湾村，原先带兵的职业军人已所剩无几。毛泽东随机应变，趁势对部队进行整顿和改编，开始实行在军队中建立各级党组织的制度。身为前敌委员会书记的他于是水到渠成，自然从上到下牢控了统一领导的大权，从此履行起他“党指挥枪”的职责。但朱毛会师后，新加入的职业军人明显增多，毛泽东曾在其“农民军”中独当一面的情形便再也难以为继。毛这个人，最大的问题是心胸狭隘，身边容不得比他更有本事的同僚，自己的气度明明是白衣秀士王伦的水平，却硬是要充当晁盖式的老大，每踫到军事决策问题，他总好坚持己见，动不动就直接插手，做起越俎代庖的事情。“朱在先”这个现实，由此就成了很别扭的问题。
二
如前所述，毛泽东原先的志向是教书或从事新闻工作，他的革命生涯始于他娴熟的文牍操作。只可惜他起步晚，学历低，又没出过国，与党内的国际派答不上碴，这一切拖累得他一直绊磕在中共的高层领导圈之外。武汉“八七会议”后，他不去上海坐办公室，偏要到湖南搞秋收暴动，明显是感到他在城市派圈子内居大不易，这才决意去农村另辟出路。按照《朱德别传》作者顾则徐的说法，毛泽东是被迫逃上井冈山的，朱德则与毛不同，他“是个自觉地准备进行游击战的人。”早在入伙红军之前，朱德已有六年的军旅生涯，在川滇一带的战事中摸索出他独特的游击战术。后来他游学欧洲近四年，考察了一战战场，研究德国和苏联的军事理论，再结合他在军阀队伍中带兵打仗的经验，及至1926年回国投奔中共，他已具备高水平的指挥能力，并能明确道出他打游击的方针。这就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必要时拖队伍上山”等等。由此可见，同样是上山打游击，毛泽东是卷进革命逆流后被抛入了眼前的存在境况，尚处于边打仗边学打仗的起步阶段，他纵有逞能的雄心，也难免比上不足的焦虑。朱德则已身经百战，指挥若定，就朱的资历而言，毛那时只有跟着朱做见习的份儿。
但那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朱毛在军事水平上尽管差距甚大，在带领红军打天下的目标上却是很明确且一致的。这一点乃是他们俩还能合作下去的坚实基础。几千年的帝制土崩瓦解，在当时不过是一、二十年前的事情 ，“打天下”这一传统口号叫起来依然顺口，且通俗易懂，最富有号召力。按照顾则徐的分析，它“可以把社会底层的野心和疯狂最大化地激发出来。……将人性的缺陷转化为行动的力量，充分发挥出愚昧、顽固、野蛮和残暴……”工农革命军这股乱暴势力之所以能够被共产党迅速动员起来，就因为他们倡导的阶级斗争被加冕了打天下的功业和使命。为达到此战略目的，朱德打起仗往往“不讲究方式规范性和不吝啬生命”，此外，他更善于“利用和制造社会冲突”，甚至不惜把打天下的斗争“演变为导致人类灾难的恐怖行动。”有了朱德这一“令人害怕”的战术和战略可供操作，朱毛连手后便在湘赣闽边区初步打开了局面。这些诡异野蛮的做法后来更“由毛泽东进一步演化为了一种进行革命的政治、社会战略，成为一种全方位的进行军事革命的战略思想。” 7 如果说蒋介石清党分共之后，中共最初的武装暴动还主要是出于反蒋介石及其国民党，等到朱毛红军在井冈山一带打开局面，进而建立起中央苏区的军事割据，其武装斗争所造成的破坏就越来越凶险，日益恶化为反国家反社会，乃至反民族反人类的恐怖主义暴力。
毛泽东也有他自己的难处，作为红四军的党代表，他在“党指挥枪”的问题上尚受到两方面的掣肘。首先是中共中央的党权从上面对他垂直发号司令，其次是地方党委的党权时不时从一边牵制他在军内的事务。身为“军党”的核心人物，毛泽东一方面力争在军内实施其党指挥枪的职权，另一方面，他掌握的枪杆子却常受到上一级党权的限制。比如在毛泽东部初到井冈山期间，他便受到湖南省委以及湘赣特委横加干涉的压力。毛与党权及军权的吊诡关系在于，他既乐于把党权抓到手中操纵职业军人，又苦于更高的党权妨碍他弄权的手脚；他既容不下职业军人在军事决策上的独立操作，又得依靠他们的军威抗衡外在于他的各方党权。
朱毛之外，红四军中的第三号人物名叫龚楚，他是广东乐昌人，大革命时期加入中国共产党，南昌暴动后一直随朱德参与红四军的创建工作。朱毛井冈山会师之前，就是他代表朱德部首先与毛泽东接洽的。他后来脱离中共，晚年写了一部回忆录，详叙了他随朱毛转战湘赣闽，建立中央苏区的经历。据他所述，那时候中央和地方的党领导多少都看出了毛泽东领袖欲强的根性，朱毛会师后，湖南省委的杜修经即奉中央之命，于5月中旬召集红四军诸领导在砻市开会。按照龚楚的记叙，杜修经传达中央指示说：“党为了加强军事领导，应组织前敌委员会负责指挥军事，领导党务，关于人选问题，中央指定朱德、毛泽东、龚楚三位同志为常务委员，另在红四军干部中遴选数人，实行集体领导；关于湘赣边区地方党的领导，现由湖南省委派杨开明同志来此成立边区特委，专负责边区党的工作，以配合军事斗争。关于红军编制问题，由前敌委员会按实际情形决定，并须注意与湖南省委经常保持联系。”在座的龚楚接着描述了杜修经讲完话的情景：这时候毛泽东立即接茬发言，他建议说， “我们常委三个人不可能经常在一起，因此我认为应该设一个书记以负责处理经常事务”。朱德身为军长，他实无意争此书记职位，听到毛如此建议，就顺水推舟说，那就让“毛泽东同志负责”好了。龚楚的回忆镜头紧接着捕捉到毛泽东那“近之则不逊”的快照：“毛泽东听到此言，面露笑容，接着他提出陈毅、王尔琢、何挺颖为前敌委员会委员，还问大家同意不同意？”面对毛这种“自告奋勇”的架势，在座各位“只好表示同意”。红四军前敌委员会于是成立，毛泽东遂获任前委书记。会后杜修经私下对龚楚说：“红军前敌委员会的组织，中央原拟以常务委员会集体领导，不设书记，目的是防止毛泽东操纵，现在又以毛泽东为书记，将来你们须要防止他操纵，否则的话，麻烦又多了……” 杜修经怅然离去，特委书记杨开明不久又调回湖南省委工作，毛泽东随即趁势兼任了杨留下的空缺。8 毛泽东的小动作接连得逞，从此他一面拿他前委和特委书记的党权僭越朱德的军权，一面又靠他掌控的军权抗衡地方党组织，反过来用枪指挥起党了。他这样两头通吃的行径不但导致他与朱德多次冲突，更引起地方党委对他强烈的不满。
毛泽东学生时代曾师从杨昌济研读过陆王心学，更崇拜过曾国藩、胡林翼等湖南先贤，启蒙之初，他未尝没下过“破心中贼”的功夫。可惜他后来受到章士钊、徐特立等半吊子师长的偏颇影响，自募得那二万大洋，即走上革命的不归路，最终干起“山中贼”全武行。毛的“心中贼”乃是他自卑又自大的根性，自学生时代起，他就强烈表现出好高骛远的倾向，这是他人格中卑下的那部分向外强势延伸而增生出来的某种扭曲状态，是他为包装内心的虚弱而特制的人格甲胄。他读的是师范，从未受过军校的训练，处理起军事问题，可参考能援引的文本资源不外乎《三国演义》等书上读到的那些谋略段子。但据张国焘所说，毛泽东不但不知在军事问题上谦虚藏拙，反“自负有过人的军事天才，常以德国近代军事家毛奇自比。”张进一步指出，毛实际上“缺乏组织才干，遇事不愿作精确的计算。他所表示的意见，有时是模糊不清的。他常用感情丰富的语气，为他的‘天才主张’辩护。……他推崇古代的军事理论，缺乏近代的军事常识。他鄙薄当时军事典籍所载的一切，认为都是陈词滥调，他要不受拘束的发挥他的游击天才。” 像毛泽东这种好像什么都懂，其实并不怎么懂的人，最让职业军人无奈的就是他偏要显得自己很懂。朱德并不反对党指挥枪的原则，但他实在不喜欢毛泽东乱干涉军队本身的管理和指挥，身为红四军军长，他必须保持军队相对的独立性。然而毛却如张国焘所说，“往往不让任何同志有建议的机会，就径行予以指示。”11 朱德也抱怨说，在某些军事决策事务上，毛有时候不给他打招呼就去另行一套。比如在毛任前委书记后不久，他就自作聪明，派兵去打茶陵，结果出师失利，损兵折将。是朱德随后奇袭永新，一举赶跑杨如轩，才幸而扭转了战局。接着朱德又打败杨池生，接连两场胜仗击退朱培德部的进剿，朱毛红军一时威震湘赣边区。朱德的战绩从此掺进了毛的功劳，在朱德有力的带动下，最终组合成“朱毛”并称的军事神话。包括著名的“十六字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根据龚楚回忆录所述，都是朱德在龚亲自出席的会议上初次口头讲述出来的。
我强调这“十六字诀”最早出于朱德之口，并非要在此替朱德争辩知识产权。其实朱德本人也从未标榜那是他自己的发明，只不过把它作为作战经验中摸索出来的速决战要点总结出来，认为照那样去做，有时候可以少胜多，以弱胜强。试问，敌方疲惫时我方不打，难道让他们恢复精力再打吗？敌方败退，我方不追，难道坐视他们逃之夭夭吗？面对敌方的这四种情况，我方需作的应有对策是明摆在那里的，即使打的不是游击战，任何适当的时候都可派上用场。因为那本来就是个普泛的军事常识，还非要死记什么特别的口诀？朱德说得很清楚，“在以少数兵力，劣势装备和人数众多装备优良的敌人作战”时，最好用此游击战术来配合运动战，但必须“灵活运用”，才“可以制敌致胜”。12 可笑的是，官方党史把朱德灵活运用的东西宣扬为毛泽东打游击战的法宝，吹得喧宾夺主，扬此抑彼，把以反教条主义自诩的毛泽东反弄成了发明教条的教主。毛泽东也丝毫不避这掠美之嫌，竟然听凭那教条张贴在他的名下。
三
对毛泽东的小动作，朱德基本上采取包容和努力合作下去的态度。但当时地方党委及军中做党组织工作的某些负责人则对毛意见很大，他们多少都看出毛的人格有问题，因而对他持警惕和疏远的态度。从以下几则议论毛泽东的言论中即可看出，毛专断好斗的心性在党的各级领导中已引起普遍的反感。朱毛会师不久，耒阳的党委负责人雷同志即告诉龚楚：“毛泽东是个阴险残忍的人物，湖南党的中上层同志对他素无好感。”雷同志觉得朱德坦白诚实，陈毅为人直爽，因此告诫龚楚，要他们与毛相处时务必小心慎重。包括毛部三十一团的党代表何挺颖也对毛持负面评价，陈毅曾致信龚楚转述何对他的告诫说 ，“毛是个工于心计的人，今后与他合作，要特别小心，切勿似对朱德那样坦白。” 13 何笃才曾在朱德部任党代表，他对毛泽东的组织路线很有意见，私下曾对黄克诚说：“毛泽东过于信用顺从自己的人，对持不同意见的人不能一视同仁；决心大，手也狠，不及朱老总宽厚坦诚。”何认为，“像李韶九这个人，质量很坏，就是因为会顺从，骗取了信任，因而受到重用，被赋予很大的权力。结果，干坏了事情也不被追究。”14 上述议论至少从侧面反映出毛泽东在革命队伍中口碑不佳的事实。毛一贯好做“发动群众”的工作，可惜在军队和党的各级领导层中，他从一开始便没能建立起良好的群众关系。
群众的意见逐渐从私下的议论发展到会上的公开批评。1929年5月底，在永定湖雷召开的红四军前委会议上，不少人在发言中便指责前委“管的太多”，“权力太集中”、“代替了群众组织”，是“书记专政”，有“家长制”的倾向。他们向前委提出这些指责，明显是针对毛泽东个人的工作作风而发的。部分与会者的批评之所以会如此激烈，是由于2月初在罗福嶂召开的红四军前委会议上，毛泽东一手操纵，成功取消了红四军军委的建制，将其改为政治部，而且由他自己兼任了政治部主任。15 须知，中共中央直接指挥红四军的机构也就是前委、湘赣特委和军委这三个分管党、政、军的领导单位。前两个均已由毛泽东担任书记，后一个先后由陈毅、朱德任书记。毛泽东现在独揽红四军党政军领导大权，朱德和陈毅纵可一时忍让，其他负责人怎能容许他如此霸道？朱毛不合的情况很快传到中央，五月中即有中央特派员刘安恭到红四军中指导工作。刘首先免去毛泽东的红四军政治部主任之职，更成立红四军临时军委，自任书记，并明确规定，毛泽东领导的前委仅负责红四军的军事行动。在6月8日的白砂会议上，刘安恭公开批评毛“以党代军，以党代政、以党代群”，并尖锐地指出，毛一贯“强调党的绝对领导”，就是为达到方便他“越权指挥，专权独断”的目的。刘安恭，四川人，云南讲武堂出身，他刚从苏联学习归来，多少是有些从莫斯科带回来的凌人盛气，因此他敢于当面对毛作毫不讲情面的挞伐。这一下激起毛泽东强烈的反弹。他指责刘安恭、朱德等人“与党争权”，给反对他的人全扣上“分权主义”的帽子，说他们动摇了三大组织原则，即反对党管一切，反对一切归支部，反对党员的个人自由受限制。毛最后把这三点归结为“个人自由主义与无产阶级组织性纪律性斗争的问题”，满怀委屈地抱怨说，他的职权 “陷于不死不生的状态”。会议上支持毛的人为数甚少，他于是采取以退为进的方式，向组织称病辞职。16
从三湾改编到白砂会议，毛泽东一贯用党管一切的政治修辞来包装他个人独裁的领导作风，至此已初步露其狰狞的面孔：他首先是要剥夺党员个人表达意见的自由，从而杜绝自下而上议决问题的通道，通过支部的管束压制党内军内的民主诉求。谁挑战了他的独裁，他就给谁扣上“极端民主化”的帽子。不但党员要由支部严管起来，军队的官兵也得统一接受他的政治规训。按照毛的说法，红军是“从旧式军队脱胎出来的” ，诸如“流寇思想”，“单纯军事观点”，“盲动主义”等源自军阀出身的倾向，均不合无产阶级的要求，应予严加批判，彻底矫正。毛给红军官兵戴上这些大帽子，就是要打消职业军人坦白、诚实、勇武等传统语境中的武德。因为他心里很清楚，只有把此类对比得他相形见绌的军人气质打垮和清除，他才能强势站出来树立威信，从上到下，全面贯彻其党指挥枪的原则。
在6月22日于龙岩举行的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没想到他强调的组织原则会遭到大多数与会者的抵制，结果陈毅当选为前委书记，他却当场落选。从龙岩会议的结果可看出，当时红四军内部的民主正气尚比较充沛，个人自由也未经太多的摧残，还足以抗拒毛泽东独霸一言堂的企图。会后，毛泽东携贺子珍离开红四军，以特派员身份前往闽西“养病”，朱德和陈毅成为红四军的最高领导。随后陈毅去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带回了周恩来定稿的“九月来信”。信中明确指出，“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这是正确的，绝对不能动摇。”毛泽东的组织原则基本上得到肯定，在12月底的古田会议上，他重新当选为前委书记。该会的决议指出，“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必须确立党对红军绝对领导的原则，并规定了红军中政治机关和政治工作的地位，强调在红军内部加强思想政治教育。17 至此，毛泽东在党权与军权的纠结中初战告捷。
当然，他占的这个上风，在很大的程度上来自周恩来、李立三等中央领导的支持。这些人的党权乃共产国际所授，连他们的活动经费都向苏联领取，他们是国际雇佣的中共领导，其职能主要是中转国际的指示，根据国际的决策调控中共的革命路线。18 莫斯科远在天边，正是靠了所指派的那几个中央领导，共产国际才得以遥控红军的武装活动，而前敌委员会这一机构，由于是中央把莫斯科的指令贯彻到军队的终端环节，当然要紧握在书记手中。是“党指挥枪”这一既定的原则决定了毛泽东所占的优势，同时，也只有毛泽东这类敌视民主要求的人物更适合掌控这种书记职权。红军从此正式被建制为“党军”，所以中共党史把古田会议的决议视为共产党和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件，认为它解决了无产阶级如何领导这支“农民军”的根本问题。像毛泽东这类擅长用政治修辞规训官兵的党政干部，从此在军内便有了可安插的位置，纷纷领衔了他们胜任的工作。正因为他们不是真正的军人，党才更信任他们监督军人。这一悖谬不只造成党权与军权的一系列纠结，在中共夺权后执政的年代，更导致党权与行政权一连串灾难性的冲突。
注：
1转引自杨奎松《中间地段的革命》，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页236。
2曾志《一个革命的幸存者》，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页72-73、93。
3参看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页167-177。
4“1928年2月，一份送到莫斯科的报告说，井冈山的红军既无根据地也无补给，他们给当地农民造成了很重的负担。因为这支部队中的毛泽东部原先是半土匪的，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会招致农民的反对。特别令人担忧的是，这些部队常常逃窜，撇下农民受围剿军队的报复性攻击。”见Alexander V. Panrtsov, Mao: the Real Story, p. 206.
5《黄克诚自述》，人民出版社，1994，页36。
6同注3，页171。
7参看顾则徐《朱德别传》，天行健出版社，2010，页118-119、142-143、151-152。
8龚楚《龚楚将军回忆录》，明报出版部，1978，页151-153。关于红四军军委扩大会议以及杜修经与会情况，《毛泽东年谱》（上卷），页242-243所记与龚楚的回忆录出入很大。
9参看毛着《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两文，见《毛泽东选集》第一卷，页41-87。
10同注8，页207。
11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三册，页252-253。
12同注8，页158。
13同注8，页150、143。
14同注5，页100-101。
15参看《毛泽东年谱》（上卷），页264、277。《毛泽东传》（1893-1949），页201。
16参看《追忆与思考：江华回忆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页88-89。
17参看《毛泽东传》（1893-1949），页206-210。
18从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苏联提供给中共的活动经费高达数百万卢布和美元。见Mao: the Real Story, p. 228.
一
这句毛语录引自网上所传的文字，不管此话是否真出于毛泽东之口，它至少反映了被我们长期忽视的一些事实。以下便就与此相关的诸多问题从头说起。
1927年10月，毛泽东带领秋收暴动后溃败下来的残部窜入井冈山一带，在袁文才、王佐的土匪窝周边扎下了营盘。那时候，他的军队号称工农革命军，安顿下不久，就在11月攻占了防守薄弱的茶陵。但进城不久，旋即被反扑回来的湘军和地方武装驱赶出城。部队撤退到宁冈砻市，毛泽东就地处决了败退后图谋叛逃的团长陈浩等人，随即向部下提出三大任务：一是打仗消灭敌人；二是打土豪筹款子；三是做群众工作。应该清楚地看到，像红军这类暴乱中乌合起来的军队，经常得靠作战中缴获的武器补充其匮乏的枪支弹药，要生存和发展下去，就得频繁出击，伺机作乱，有所斩获，才能不断扩大地盘，好实现其赤色的军事割据。时下的批毛论述，多好在论战事议军功的层面上谈论毛泽东的决策指挥之得失，比较他与共军其他将领的优劣，却很少把历史的重述拉回当时的社会状况，着眼于本可能走向民主共和的历史虚线，去检讨中共这股乱暴势力如何掀起革命的逆流，如何将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进程一步步引向歧途。因此我在此必须强调指出，就当时国民革命的既定目标来说，有益于国家民族的军事行动，应该是尽快消除四面八方的军事割据，建立全中国对抗列强的统一战线。毛泽东及其一伙却反其道而行之，他们在莫斯科的策动下，打着打倒军阀和帝国主义的义旗四处武装暴动，反而更加剧了军阀混战的乱局。他们实质上也是军阀，是比旧军阀更具破坏力的新式军阀，是受苏俄赤帝操纵的苏维埃军阀。他们的“打仗消灭敌人”，在国计民生等方面造成的危害实际上更甚于军阀混战。
称他们为“共匪”，并不完全是蔑称，至少就“打土豪”这个二号任务来说，是名副其实的。那其实就是抢劫富裕人家的粮食和财物，不过换了个在当时算是理直气壮的叫法而已。此一暴行本为红军的生存方式，一直都被他们奉为重大的革命事功。因为他们这股革命逆流中崛起的乱暴势力自起事便无合法可靠的经济后援，只有在“打土豪”的旗号下不断掠取民间财富，才得以解决他们全部人马的吃穿问题。共产国际的领导人更明确地指示他们去过“吃完一个地方再换个地方去吃”的游击寄生性生活，布哈林如是教唆红军说：“到这个地方住一些时候，杀一杀土豪劣绅，吃一吃饭，喝一喝鸡汤，再到另一个地方，照样的杀土豪，吃鸡，过了相当时间之后再前进。” 1 曾志是这支武装力量中很资深的一员，在晚年所写的回忆录中，她就明确提到红军如何靠打土豪补给吃穿。她告诉读者，“前方打了土豪，弄到了粮食，就通知我们下山去背回来。……前方打了土豪，就给我们后方留守处送来一些穿的，有男人穿的长袍马褂，有女人穿的很宽很大还镶着花边的旧式女衫，什么颜色都有。”贼不打，三年自招：曾志还不无怀旧地回忆说，有一天他们在路边看到几头足有三百多斤的大猪，同行中便有人指出，穷人家哪会有这等肥猪，肯定是地主家所养。说话间众人便前去动手捕捉，将“地主的肥猪”没收回营，做成大碗红烧肉，叫来毛泽东一起会餐。第二天猪主人找上门告状，原来人家并非地主，只是个比较富裕的养猪专业户。2 包括毛泽东自己所写《井冈山的斗争》那篇报告，也毫不隐瞒地提到，每月发给士兵一万多现洋的油盐柴菜钱，“全靠打土豪供给”。由此可见，红军落草井冈山之后，日常的吃穿用度均取自那一带的商家和农户，受骚扰被劫掠的人家，显然远远超出所谓的“土豪劣绅”。
至于毛泽东特别重视的“发动群众”，按照官方版《毛泽东传》的叙述，在最初也多强调“在进行革命宣传工作的基础上带领群众打土豪，分浮财。”这就是说，红军不只抢劫为生，还力图鼓动更多的革命群众参与他们的抢劫活动，与群众分享部分盈余，好收买人心，拉更多的人入伙。比如在1928年1月，毛泽东带领红军攻占遂川，所公布的三十条《遂川工农政府临时政纲》便指令说，“凡地主、祠庙、公共机关的田地、山林和一切附属”，分给“贫苦人民和退伍兵士耕种使用”；“工农平民从前的欠债、欠租、欠税、欠捐，一律停止偿还和缴纳”等等。更有甚者，该法令公然纵容绑架和放火的暴行，其中有一条竟宣告，“凡土豪劣绅、奸商、反动派，准许工农平民就地自由捕捉，并烧毁他们的房屋”。毛传中缕述了这些恐怖的条文，同时也承认，这个临时政纲有极端偏左的缺陷。3 毛泽东独行其是的做法很快即引起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的疑虑，他们担忧毛这样搞下去，会把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的工运和农运导向“匪运”的歧途。4
毛泽东的“匪运”倾向与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原有的主导方向并不完全合拍，后者更偏重发动城市暴动，好在几个大城市率先夺取政权，试图在中国重演苏俄革命的模式。毛泽东带部队到井冈山啸聚后受到党内处分，显然与这一分歧有一定的关系。然而随着国内外形势发生变化，共产国际的指示总在朝令夕改，致使中共中央向下推行的路线也随之忽左忽右。等到城市暴动相继失败，蒋介石的白色恐怖捕杀得共产党人在城市无处立足，恶性互动的赤色恐怖随之爆发得更加恐怖，开始从大城市转向湘赣各县城村镇。中共中央发出的指令更加趋左，有些地方党委策动的暴乱甚至比毛泽东部所执行的任务还要残暴野蛮。毛泽东自着手开展农运，即瞄准中国底层群体可被利用的愚昧野蛮之一面，有目的地煽动他们对官府和“土豪劣绅”的仇恨。因此他竭力把国民革命的方向偏转向土地革命，人为制造出地主阶级这个激发暴力的靶子，好在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的运动中确立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从而为他们武装夺权的斗争索取尽可能多的财力和人力。
陈佑魁曾在毛泽东所办的湖南自修大学受过培训，他后来担任湘南特委书记，便曾露骨地指出发动群众的险恶用意。他说：“中国文化落后的是农民，要他们出来革命，只有一个赤色恐怖去刺激他们，使他们与豪绅资产阶级无妥协余地。”原来发动群众大干烧杀抢掠的暴行，是要他们从起步便欠下血债，迫使他们向共产党交出投名状，从此走上暴力革命的不归路。据黄克诚回忆，湘南暴动后，陈佑魁即“下令各县大烧大杀，不仅烧衙门机关、土豪劣绅的房子，还要把县城的整条街和所有的商店都烧掉，而且还要将沿衡阳至坪石公路两侧十五华里所有村庄统统烧掉，使敌人来进攻时无房可住……”5 如此过火的红色恐怖在湘南很不得人心，逼得老百姓群起反抗，回过头杀起了特委策动的烧杀暴徒。乡亲们“反水”的行动立即招致中共的武力镇压，正在配合农民暴动的朱德大军突然翻脸，公然屠杀起正义抗暴的良民。朱德本指望在湘南发展军力，建立他们落脚的根据地，结果却适得其反，完全失去了群众基础。他只好带上剩下的一万多人再次败退，1928年4月，逃到了井冈山与毛泽东部会合。
没有朱，哪有毛？诚哉斯言。就凭毛泽东当时不到二千人的兵力，再加上他师法“山大王”朱聋子那点打圈圈的作战经验，若不是朱德走投无路，带上大队人马到井冈山与他会合，他的井冈山寨在未来的进剿中恐怕不是被彻底摧毁，就是龟缩深山，消融到土匪群中。朱德率部到来，立即壮大了井冈山的实力，遂缓解了毛泽东面临的危局。然而，接下来在朱毛红军扬威的过程中，“朱在先”这个毛不能不面对的实际情况却让他不太舒服，心有芥蒂，尽管他口头上承认那个事实。朱毛会师后，两股人马合并成立红四军，毛泽东任党代表和军委书记，朱德任军长。军长朱德本来就拥有具体的指挥权，而毛在此前曾行使的前委书记之职已被湘南特委特派员周鲁宣布撤销，曾一度被降职为第一师师长。毛师长自知这军职与当书记不同，履任之初他即对部下讲话说：“军旅之事，未之学也。大家群策群力，不愁打不好仗。”6 这一番自谦多少流露了毛的心虚，同时也说明，就毛既有的军事素养和作战经验而言，他并不具备支配朱德和包揽阵地指挥的能力。但毛泽东一向处事偏执，惯于师心自用，如今他既担任红四军的军委书记，自然很想按照他三湾改编时立下的新规则办事。当初在秋收暴动败退途中，总指挥卢尔德铭阵亡，师长余洒度等军官相继离队而去，等部队撤退到永新县三湾村，原先带兵的职业军人已所剩无几。毛泽东随机应变，趁势对部队进行整顿和改编，开始实行在军队中建立各级党组织的制度。身为前敌委员会书记的他于是水到渠成，自然从上到下牢控了统一领导的大权，从此履行起他“党指挥枪”的职责。但朱毛会师后，新加入的职业军人明显增多，毛泽东曾在其“农民军”中独当一面的情形便再也难以为继。毛这个人，最大的问题是心胸狭隘，身边容不得比他更有本事的同僚，自己的气度明明是白衣秀士王伦的水平，却硬是要充当晁盖式的老大，每踫到军事决策问题，他总好坚持己见，动不动就直接插手，做起越俎代庖的事情。“朱在先”这个现实，由此就成了很别扭的问题。
二
如前所述，毛泽东原先的志向是教书或从事新闻工作，他的革命生涯始于他娴熟的文牍操作。只可惜他起步晚，学历低，又没出过国，与党内的国际派答不上碴，这一切拖累得他一直绊磕在中共的高层领导圈之外。武汉“八七会议”后，他不去上海坐办公室，偏要到湖南搞秋收暴动，明显是感到他在城市派圈子内居大不易，这才决意去农村另辟出路。按照《朱德别传》作者顾则徐的说法，毛泽东是被迫逃上井冈山的，朱德则与毛不同，他“是个自觉地准备进行游击战的人。”早在入伙红军之前，朱德已有六年的军旅生涯，在川滇一带的战事中摸索出他独特的游击战术。后来他游学欧洲近四年，考察了一战战场，研究德国和苏联的军事理论，再结合他在军阀队伍中带兵打仗的经验，及至1926年回国投奔中共，他已具备高水平的指挥能力，并能明确道出他打游击的方针。这就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必要时拖队伍上山”等等。由此可见，同样是上山打游击，毛泽东是卷进革命逆流后被抛入了眼前的存在境况，尚处于边打仗边学打仗的起步阶段，他纵有逞能的雄心，也难免比上不足的焦虑。朱德则已身经百战，指挥若定，就朱的资历而言，毛那时只有跟着朱做见习的份儿。
但那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朱毛在军事水平上尽管差距甚大，在带领红军打天下的目标上却是很明确且一致的。这一点乃是他们俩还能合作下去的坚实基础。几千年的帝制土崩瓦解，在当时不过是一、二十年前的事情 ，“打天下”这一传统口号叫起来依然顺口，且通俗易懂，最富有号召力。按照顾则徐的分析，它“可以把社会底层的野心和疯狂最大化地激发出来。……将人性的缺陷转化为行动的力量，充分发挥出愚昧、顽固、野蛮和残暴……”工农革命军这股乱暴势力之所以能够被共产党迅速动员起来，就因为他们倡导的阶级斗争被加冕了打天下的功业和使命。为达到此战略目的，朱德打起仗往往“不讲究方式规范性和不吝啬生命”，此外，他更善于“利用和制造社会冲突”，甚至不惜把打天下的斗争“演变为导致人类灾难的恐怖行动。”有了朱德这一“令人害怕”的战术和战略可供操作，朱毛连手后便在湘赣闽边区初步打开了局面。这些诡异野蛮的做法后来更“由毛泽东进一步演化为了一种进行革命的政治、社会战略，成为一种全方位的进行军事革命的战略思想。” 7 如果说蒋介石清党分共之后，中共最初的武装暴动还主要是出于反蒋介石及其国民党，等到朱毛红军在井冈山一带打开局面，进而建立起中央苏区的军事割据，其武装斗争所造成的破坏就越来越凶险，日益恶化为反国家反社会，乃至反民族反人类的恐怖主义暴力。
毛泽东也有他自己的难处，作为红四军的党代表，他在“党指挥枪”的问题上尚受到两方面的掣肘。首先是中共中央的党权从上面对他垂直发号司令，其次是地方党委的党权时不时从一边牵制他在军内的事务。身为“军党”的核心人物，毛泽东一方面力争在军内实施其党指挥枪的职权，另一方面，他掌握的枪杆子却常受到上一级党权的限制。比如在毛泽东部初到井冈山期间，他便受到湖南省委以及湘赣特委横加干涉的压力。毛与党权及军权的吊诡关系在于，他既乐于把党权抓到手中操纵职业军人，又苦于更高的党权妨碍他弄权的手脚；他既容不下职业军人在军事决策上的独立操作，又得依靠他们的军威抗衡外在于他的各方党权。
朱毛之外，红四军中的第三号人物名叫龚楚，他是广东乐昌人，大革命时期加入中国共产党，南昌暴动后一直随朱德参与红四军的创建工作。朱毛井冈山会师之前，就是他代表朱德部首先与毛泽东接洽的。他后来脱离中共，晚年写了一部回忆录，详叙了他随朱毛转战湘赣闽，建立中央苏区的经历。据他所述，那时候中央和地方的党领导多少都看出了毛泽东领袖欲强的根性，朱毛会师后，湖南省委的杜修经即奉中央之命，于5月中旬召集红四军诸领导在砻市开会。按照龚楚的记叙，杜修经传达中央指示说：“党为了加强军事领导，应组织前敌委员会负责指挥军事，领导党务，关于人选问题，中央指定朱德、毛泽东、龚楚三位同志为常务委员，另在红四军干部中遴选数人，实行集体领导；关于湘赣边区地方党的领导，现由湖南省委派杨开明同志来此成立边区特委，专负责边区党的工作，以配合军事斗争。关于红军编制问题，由前敌委员会按实际情形决定，并须注意与湖南省委经常保持联系。”在座的龚楚接着描述了杜修经讲完话的情景：这时候毛泽东立即接茬发言，他建议说， “我们常委三个人不可能经常在一起，因此我认为应该设一个书记以负责处理经常事务”。朱德身为军长，他实无意争此书记职位，听到毛如此建议，就顺水推舟说，那就让“毛泽东同志负责”好了。龚楚的回忆镜头紧接着捕捉到毛泽东那“近之则不逊”的快照：“毛泽东听到此言，面露笑容，接着他提出陈毅、王尔琢、何挺颖为前敌委员会委员，还问大家同意不同意？”面对毛这种“自告奋勇”的架势，在座各位“只好表示同意”。红四军前敌委员会于是成立，毛泽东遂获任前委书记。会后杜修经私下对龚楚说：“红军前敌委员会的组织，中央原拟以常务委员会集体领导，不设书记，目的是防止毛泽东操纵，现在又以毛泽东为书记，将来你们须要防止他操纵，否则的话，麻烦又多了……” 杜修经怅然离去，特委书记杨开明不久又调回湖南省委工作，毛泽东随即趁势兼任了杨留下的空缺。8 毛泽东的小动作接连得逞，从此他一面拿他前委和特委书记的党权僭越朱德的军权，一面又靠他掌控的军权抗衡地方党组织，反过来用枪指挥起党了。他这样两头通吃的行径不但导致他与朱德多次冲突，更引起地方党委对他强烈的不满。
毛泽东指责起他人，动辄上纲上线，好给人戴那些国际派从苏俄贩卖回来的这主义那主义大帽子。比如：朱德麾下的 两团兵力作战中缴获了好武器，他们优先补充各自队伍的装备，毛泽东偏要让朱德从中抽调一部分匀给他麾下的三十一团。朱德觉得事已如此，不 好再去追缴，毛就批评朱是“本位主义”。朱毛会师后，毛一直在他“创造罗霄山脉中段政权”的主张上大做文章，一心要拖住朱德留守井冈山， 好让他军权稳拿后再伸手抓更多的党权，抽身去地方党委的领地上搞他“发动群众”的工作。他要带领“军队的党帮助地方党的发展，军队的武装 帮助地方武装的发展”，从而实现其党、政、军一体化的构想，把朱德的军队用做他扩大地盘，镇服地方党委的资本。毛因此一再强调罗霄山脉中 段有利的地理形势，自信在这一带割据“十分必要和十分正确”。9 毛的构想实际上是在用阶级斗争和土地革命的话语包装他占山为王的打算，好在他亲自开发出来的这块领地上因 循固守下去，却全不顾这一带地薄人稀，资源贫乏，根本养活不起那么多军队的实际情况。就朱德这一方来说，一是发觉自己很难与毛相处， 二是留守在井冈山，给养的补充实在困难，因此他打算带兵向更为开阔的赣南发展。后来湖南省委派朱德部攻打郴州，朱德便借机带兵下山而 去。不幸攻郴之战失利，朱德准备转战到赣南去打游击，却被因乍得贺子珍新欢而滞留在永新不思远徙的毛拖住了后腿。毛于是抓住朱德这一 次“八月失败”的过失，又给朱扣上“冒险主义”和“流寇思想”的帽子。这些日常决策上的纷争只是朱毛冲突的具体表现，按照龚楚的观 察，他们俩产生分歧的根源是由于“两人的个性相反”。在龚楚与朱毛二人的日常相处中，他发现：
毛泽东处事独裁，一切军政措施均由他个人决定，不想他 人干预，而且个性固执，不接纳他人的意见；朱德则有民主作风，凡事都和大家商 量决定，然后施行。
毛泽东处处以领袖自居，好似唯我独尊，个人英雄主义思想十分浓厚；朱德则处处谦让，只求将事做好，而不顾 个人利害得失。
毛泽东对人虚伪，凡事都转弯抹角，以达到目的；而朱德则凡事坦白，为人诚实，是则是，非则非，绝不假以辞 色。10
针对以上对比分明的评价，我们不难看出，很多被毛泽东上纲为路线分歧的政治斗争或思想交锋，均与“无产阶级” 或“资产阶级”立场之类的毛氏标签扯不上关系，实际上多源于人品的不同，属于同一革命队伍中不同的个人在价值阶序上高低有分别，质地有等 差所产生的冲突。须知在帝制初废的民国世代，传统的道德观念仍维系着人心，革命归革命，反蒋归反蒋，在革命与反革命的阵营中，品评起眼前 的人物，人们基本上还都有共同的价值尺度。君子小人之分，正邪高低之别，大家显然都心中有数。朱德、龚楚、陈毅和彭德怀诸人尽管都在参与 中共那“令人害怕”的战术战略，都在所卷入的革命逆流中激荡弄潮，但作为个人，他们还都能照常奉行诚实、宽容和谦让等做人的一般准则，并 未因参加革命而完全废弃这些传统语境中的普世价值。
毛泽东学生时代曾师从杨昌济研读过陆王心学，更崇拜过曾国藩、胡林翼等湖南先贤，启蒙之初，他未尝没下过“破心中贼”的功夫。可惜他后来受到章士钊、徐特立等半吊子师长的偏颇影响，自募得那二万大洋，即走上革命的不归路，最终干起“山中贼”全武行。毛的“心中贼”乃是他自卑又自大的根性，自学生时代起，他就强烈表现出好高骛远的倾向，这是他人格中卑下的那部分向外强势延伸而增生出来的某种扭曲状态，是他为包装内心的虚弱而特制的人格甲胄。他读的是师范，从未受过军校的训练，处理起军事问题，可参考能援引的文本资源不外乎《三国演义》等书上读到的那些谋略段子。但据张国焘所说，毛泽东不但不知在军事问题上谦虚藏拙，反“自负有过人的军事天才，常以德国近代军事家毛奇自比。”张进一步指出，毛实际上“缺乏组织才干，遇事不愿作精确的计算。他所表示的意见，有时是模糊不清的。他常用感情丰富的语气，为他的‘天才主张’辩护。……他推崇古代的军事理论，缺乏近代的军事常识。他鄙薄当时军事典籍所载的一切，认为都是陈词滥调，他要不受拘束的发挥他的游击天才。” 像毛泽东这种好像什么都懂，其实并不怎么懂的人，最让职业军人无奈的就是他偏要显得自己很懂。朱德并不反对党指挥枪的原则，但他实在不喜欢毛泽东乱干涉军队本身的管理和指挥，身为红四军军长，他必须保持军队相对的独立性。然而毛却如张国焘所说，“往往不让任何同志有建议的机会，就径行予以指示。”11 朱德也抱怨说，在某些军事决策事务上，毛有时候不给他打招呼就去另行一套。比如在毛任前委书记后不久，他就自作聪明，派兵去打茶陵，结果出师失利，损兵折将。是朱德随后奇袭永新，一举赶跑杨如轩，才幸而扭转了战局。接着朱德又打败杨池生，接连两场胜仗击退朱培德部的进剿，朱毛红军一时威震湘赣边区。朱德的战绩从此掺进了毛的功劳，在朱德有力的带动下，最终组合成“朱毛”并称的军事神话。包括著名的“十六字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根据龚楚回忆录所述，都是朱德在龚亲自出席的会议上初次口头讲述出来的。
我强调这“十六字诀”最早出于朱德之口，并非要在此替朱德争辩知识产权。其实朱德本人也从未标榜那是他自己的发明，只不过把它作为作战经验中摸索出来的速决战要点总结出来，认为照那样去做，有时候可以少胜多，以弱胜强。试问，敌方疲惫时我方不打，难道让他们恢复精力再打吗？敌方败退，我方不追，难道坐视他们逃之夭夭吗？面对敌方的这四种情况，我方需作的应有对策是明摆在那里的，即使打的不是游击战，任何适当的时候都可派上用场。因为那本来就是个普泛的军事常识，还非要死记什么特别的口诀？朱德说得很清楚，“在以少数兵力，劣势装备和人数众多装备优良的敌人作战”时，最好用此游击战术来配合运动战，但必须“灵活运用”，才“可以制敌致胜”。12 可笑的是，官方党史把朱德灵活运用的东西宣扬为毛泽东打游击战的法宝，吹得喧宾夺主，扬此抑彼，把以反教条主义自诩的毛泽东反弄成了发明教条的教主。毛泽东也丝毫不避这掠美之嫌，竟然听凭那教条张贴在他的名下。
三
对毛泽东的小动作，朱德基本上采取包容和努力合作下去的态度。但当时地方党委及军中做党组织工作的某些负责人则对毛意见很大，他们多少都看出毛的人格有问题，因而对他持警惕和疏远的态度。从以下几则议论毛泽东的言论中即可看出，毛专断好斗的心性在党的各级领导中已引起普遍的反感。朱毛会师不久，耒阳的党委负责人雷同志即告诉龚楚：“毛泽东是个阴险残忍的人物，湖南党的中上层同志对他素无好感。”雷同志觉得朱德坦白诚实，陈毅为人直爽，因此告诫龚楚，要他们与毛相处时务必小心慎重。包括毛部三十一团的党代表何挺颖也对毛持负面评价，陈毅曾致信龚楚转述何对他的告诫说 ，“毛是个工于心计的人，今后与他合作，要特别小心，切勿似对朱德那样坦白。” 13 何笃才曾在朱德部任党代表，他对毛泽东的组织路线很有意见，私下曾对黄克诚说：“毛泽东过于信用顺从自己的人，对持不同意见的人不能一视同仁；决心大，手也狠，不及朱老总宽厚坦诚。”何认为，“像李韶九这个人，质量很坏，就是因为会顺从，骗取了信任，因而受到重用，被赋予很大的权力。结果，干坏了事情也不被追究。”14 上述议论至少从侧面反映出毛泽东在革命队伍中口碑不佳的事实。毛一贯好做“发动群众”的工作，可惜在军队和党的各级领导层中，他从一开始便没能建立起良好的群众关系。
群众的意见逐渐从私下的议论发展到会上的公开批评。1929年5月底，在永定湖雷召开的红四军前委会议上，不少人在发言中便指责前委“管的太多”，“权力太集中”、“代替了群众组织”，是“书记专政”，有“家长制”的倾向。他们向前委提出这些指责，明显是针对毛泽东个人的工作作风而发的。部分与会者的批评之所以会如此激烈，是由于2月初在罗福嶂召开的红四军前委会议上，毛泽东一手操纵，成功取消了红四军军委的建制，将其改为政治部，而且由他自己兼任了政治部主任。15 须知，中共中央直接指挥红四军的机构也就是前委、湘赣特委和军委这三个分管党、政、军的领导单位。前两个均已由毛泽东担任书记，后一个先后由陈毅、朱德任书记。毛泽东现在独揽红四军党政军领导大权，朱德和陈毅纵可一时忍让，其他负责人怎能容许他如此霸道？朱毛不合的情况很快传到中央，五月中即有中央特派员刘安恭到红四军中指导工作。刘首先免去毛泽东的红四军政治部主任之职，更成立红四军临时军委，自任书记，并明确规定，毛泽东领导的前委仅负责红四军的军事行动。在6月8日的白砂会议上，刘安恭公开批评毛“以党代军，以党代政、以党代群”，并尖锐地指出，毛一贯“强调党的绝对领导”，就是为达到方便他“越权指挥，专权独断”的目的。刘安恭，四川人，云南讲武堂出身，他刚从苏联学习归来，多少是有些从莫斯科带回来的凌人盛气，因此他敢于当面对毛作毫不讲情面的挞伐。这一下激起毛泽东强烈的反弹。他指责刘安恭、朱德等人“与党争权”，给反对他的人全扣上“分权主义”的帽子，说他们动摇了三大组织原则，即反对党管一切，反对一切归支部，反对党员的个人自由受限制。毛最后把这三点归结为“个人自由主义与无产阶级组织性纪律性斗争的问题”，满怀委屈地抱怨说，他的职权 “陷于不死不生的状态”。会议上支持毛的人为数甚少，他于是采取以退为进的方式，向组织称病辞职。16
从三湾改编到白砂会议，毛泽东一贯用党管一切的政治修辞来包装他个人独裁的领导作风，至此已初步露其狰狞的面孔：他首先是要剥夺党员个人表达意见的自由，从而杜绝自下而上议决问题的通道，通过支部的管束压制党内军内的民主诉求。谁挑战了他的独裁，他就给谁扣上“极端民主化”的帽子。不但党员要由支部严管起来，军队的官兵也得统一接受他的政治规训。按照毛的说法，红军是“从旧式军队脱胎出来的” ，诸如“流寇思想”，“单纯军事观点”，“盲动主义”等源自军阀出身的倾向，均不合无产阶级的要求，应予严加批判，彻底矫正。毛给红军官兵戴上这些大帽子，就是要打消职业军人坦白、诚实、勇武等传统语境中的武德。因为他心里很清楚，只有把此类对比得他相形见绌的军人气质打垮和清除，他才能强势站出来树立威信，从上到下，全面贯彻其党指挥枪的原则。
在6月22日于龙岩举行的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没想到他强调的组织原则会遭到大多数与会者的抵制，结果陈毅当选为前委书记，他却当场落选。从龙岩会议的结果可看出，当时红四军内部的民主正气尚比较充沛，个人自由也未经太多的摧残，还足以抗拒毛泽东独霸一言堂的企图。会后，毛泽东携贺子珍离开红四军，以特派员身份前往闽西“养病”，朱德和陈毅成为红四军的最高领导。随后陈毅去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带回了周恩来定稿的“九月来信”。信中明确指出，“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这是正确的，绝对不能动摇。”毛泽东的组织原则基本上得到肯定，在12月底的古田会议上，他重新当选为前委书记。该会的决议指出，“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必须确立党对红军绝对领导的原则，并规定了红军中政治机关和政治工作的地位，强调在红军内部加强思想政治教育。17 至此，毛泽东在党权与军权的纠结中初战告捷。
当然，他占的这个上风，在很大的程度上来自周恩来、李立三等中央领导的支持。这些人的党权乃共产国际所授，连他们的活动经费都向苏联领取，他们是国际雇佣的中共领导，其职能主要是中转国际的指示，根据国际的决策调控中共的革命路线。18 莫斯科远在天边，正是靠了所指派的那几个中央领导，共产国际才得以遥控红军的武装活动，而前敌委员会这一机构，由于是中央把莫斯科的指令贯彻到军队的终端环节，当然要紧握在书记手中。是“党指挥枪”这一既定的原则决定了毛泽东所占的优势，同时，也只有毛泽东这类敌视民主要求的人物更适合掌控这种书记职权。红军从此正式被建制为“党军”，所以中共党史把古田会议的决议视为共产党和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件，认为它解决了无产阶级如何领导这支“农民军”的根本问题。像毛泽东这类擅长用政治修辞规训官兵的党政干部，从此在军内便有了可安插的位置，纷纷领衔了他们胜任的工作。正因为他们不是真正的军人，党才更信任他们监督军人。这一悖谬不只造成党权与军权的一系列纠结，在中共夺权后执政的年代，更导致党权与行政权一连串灾难性的冲突。
注：
1转引自杨奎松《中间地段的革命》，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页236。
2曾志《一个革命的幸存者》，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页72-73、93。
3参看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页167-177。
4“1928年2月，一份送到莫斯科的报告说，井冈山的红军既无根据地也无补给，他们给当地农民造成了很重的负担。因为这支部队中的毛泽东部原先是半土匪的，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会招致农民的反对。特别令人担忧的是，这些部队常常逃窜，撇下农民受围剿军队的报复性攻击。”见Alexander V. Panrtsov, Mao: the Real Story, p. 206.
5《黄克诚自述》，人民出版社，1994，页36。
6同注3，页171。
7参看顾则徐《朱德别传》，天行健出版社，2010，页118-119、142-143、151-152。
8龚楚《龚楚将军回忆录》，明报出版部，1978，页151-153。关于红四军军委扩大会议以及杜修经与会情况，《毛泽东年谱》（上卷），页242-243所记与龚楚的回忆录出入很大。
9参看毛着《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两文，见《毛泽东选集》第一卷，页41-87。
10同注8，页207。
11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三册，页252-253。
12同注8，页158。
13同注8，页150、143。
14同注5，页100-101。
15参看《毛泽东年谱》（上卷），页264、277。《毛泽东传》（1893-1949），页201。
16参看《追忆与思考：江华回忆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页88-89。
17参看《毛泽东传》（1893-1949），页206-210。
18从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苏联提供给中共的活动经费高达数百万卢布和美元。见Mao: the Real Story, p. 2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