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78年至今，三十五年来自下而上的经济改革，使一贫如洗的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一结果并非是中共“计划”出来的，而是中共对经济放权的结果。一个国家，无论有没有改革动力和市场资源，有没有生产和市场经济经验，只要政府减少对市场的干预，只要果断放权，只要开放市场，就能使整个国家的生产活力调动起来，就能使市场经济快速发展，就能使民众自救，养活自己，同时又养活了政府。
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其实是中共经济放权的过程，不是放权葬送中共，而是放权拯救了中共，这点中共自己也承认。中共官方的说法是，到了1976年，“文革”已经历时十年，“使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1976年之后，中共并没有垮台，是因为始于安徽凤阳县小岗村农村的土地大包干得到了中共的支持，并在全国推广，结果救了中共，但中共当时并没有想到改革开放有如此这般神奇的力量，邓小平的原话是“摸着石头过河”。这样一摸，就是三十五年，使一个国民经济近乎崩溃的国家，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共产党国家，而且有庞大的经济实力，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所以我们今天称中共为“共产帝国”并不夸张。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是全民自下而上实干出来的，中共只是“摸着石头过河”顺势而已，这说明改革开放并非归功于中共，而是中共搭了农民冒险土地革命的“便车”。土地革命，解放了生产力，也使数亿饥寒交迫的农民吃饱了肚子，也使国民经济有了突飞猛进的方向，如今城市化的出现，也应该归功于最早农民自发启动的自下而上的土地改革。没有那一次的土地改革，就没有后来的改革开放。如今，经济改革三十五年过去了，中共再一次强调“深化改革”，却毫无新花样，因为这次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深化改革的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其中所提到的“顶层设计”、“摸着石头过河”以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将长期存在”，核心还是“摸着石头过河”。在“深水区”继续“摸着石头过河”是有风险的，而且这一次深化改革是自上而下的，突出的是“党的领导”，遇到的风险更大，因为靠“党的领导”这样自上而下的改革是很难获得成功的。
下面具体谈“党的领导”的实际问题。如果是“党的领导”靠得住的话，那么为什么1976年中国国民经济近乎崩溃？如果“党的领导”深得民心的话，今天何须“深化改革”？而且“深化改革”为什么还要继续“摸着石头过河”？既然社会主义制度优越，为什么还“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切问题的核心并不是改革开放的错，也不是不应该深化改革，而是一切的问题出现，都是“党的领导”的错，只要是“党的领导”，都不会有什么好的结果。
问题是，中共是不会抛弃“党的领导”的，一旦抛弃“党的领导”，中共就不复存在。所有说，今天所有的改革，以及各种美誉的改革开放成绩，都是为了保中共江山“永远不倒”，至于什么“解放生产力”、“发展经济”、“深化改革”，不外乎是一个个好听的口号而已，在中共掌权之下，只要中共不垮台，什么政治口号都可以喊出来的，从“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实现四个现代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到今天的“科学发展”、“和谐社会”、“中国梦”，口号的内容越强大，越鼓舞人心，就越有欺骗性，就越利于中共的统治——其实也是为了掩盖中共治国的无能真相。
邓小平掌权之后，喊得最多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但所谓四项基本原则并无多少实际意义，不过其中真正核心的只是其中一条“必须坚持中共的领导”。笔者查了资料，这话是邓小平最早提出的，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中共“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讲话，题目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分别是：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马列主义及毛泽东思想、共产党领导、无产阶级专政，目的是为了搞现代化建设。1980年1月1日，邓小平在新年茶话会上再次强调党的领导是四项基本原则中根本的一条。1981年7月17日，邓小平又一次讲话，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就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其他三条已经成为过气的“政治摆设”了。
之后，我们再看1989年“六四”事件，以及到1997年邓小平去世，邓小平掌权时所强调的核心就是必须坚持党的领导。自邓小平去世至今，中共所坚持的也都是“党的领导”。这里我们看到，中共是不会放弃党的领导的，无论是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到的“深化改革”，还是未来三十五年实现“中国梦”，中共之举都是为了保卫红色江山，政治口号可以一变再变，但“必须坚持中共领导”是永远不会改变的。
我们仔细看看深化改革的真正之意，改革本来就是改掉中共的领导，深化改革就应该深化改掉中共的领导，如果是真的改革，那么就真正能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但这样就会使中共的权力越来越少，恰恰是中共是最不愿意看到的。基于这一点，我认为中共的这次深化改革之路是注定会走向失败的。
这次，中共基于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深化改革决定，会很快成立中央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全国也会有大大小小的“深化改革小组”遍地开花，这使我想起中共本身常设的多个领导小组，诸如国家安全及外事领导小组、对台工作领导小组、财经领导小组、群众运动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等等，“小组治国”怪现象，全世界只有中共特有，既没有制度上的合法性，又不符合既定的组织原则，除了集中权力，进一步干预和干涉市场，它还能有什么用呢？“深化改革”和“党的领导”注定是不能兼顾的，一条腿长，一条腿短，让它快步奔跑，它能够取得成功吗？
再看深化改革的细节，说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但实际上中共一党领导之下，中国是一个“大政府、小社会”。如果是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就必须打造一个符合市场经济的服务型小政府，又必须要建立一个以公民为主体的自治性大社会。这点中国是不存在的，也就是说中共根本不会允许在党的领导之下建立一个“大社会、小政府”。“小政府”必须是服务型政府，必须财政公开、权力公开和受监督，必须有官员的个人收入和财产公开，权力必须接受民众及舆论的监督和批评，也就是说政府是中共领导的，中共也必须接受来自民众的监督和批评，中共及权力部门的所有财政收入和支出，都要公开、透明，还必须容忍政治反对派，以及选票等民主制度的制衡，以及法治和新闻自由的制衡。
还有，按照目前中国的现实而言，中共深化改革，最应该改革的是政治制度改革，实行宪政，通过建立民主与法治的制度来解决改革与发展过程中的重大问题，通过全民分享改革成果来发展经济，保障人权和公民自由，建立一个真正的公民社会，才是真正的改革，但是真正的改革，肯定是要改掉中共“党的领导”，也就是说“坚持党的领导”是与“深化改革”相互反对和矛盾的，只要中共不放弃“坚持党的领导”，任何深化改革都会以失败告终的。本文之意正在于此，简而言之，只要中共继续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一党专政，拒斥政治改革和宪政民主，“共产帝国”推行的所谓“深化改革”就必然会以最终大失败而告终，这是由中共自身坚持“党的领导”所决定的，这一铁的规律，中共断无可能超越。
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其实是中共经济放权的过程，不是放权葬送中共，而是放权拯救了中共，这点中共自己也承认。中共官方的说法是，到了1976年，“文革”已经历时十年，“使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1976年之后，中共并没有垮台，是因为始于安徽凤阳县小岗村农村的土地大包干得到了中共的支持，并在全国推广，结果救了中共，但中共当时并没有想到改革开放有如此这般神奇的力量，邓小平的原话是“摸着石头过河”。这样一摸，就是三十五年，使一个国民经济近乎崩溃的国家，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共产党国家，而且有庞大的经济实力，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所以我们今天称中共为“共产帝国”并不夸张。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是全民自下而上实干出来的，中共只是“摸着石头过河”顺势而已，这说明改革开放并非归功于中共，而是中共搭了农民冒险土地革命的“便车”。土地革命，解放了生产力，也使数亿饥寒交迫的农民吃饱了肚子，也使国民经济有了突飞猛进的方向，如今城市化的出现，也应该归功于最早农民自发启动的自下而上的土地改革。没有那一次的土地改革，就没有后来的改革开放。如今，经济改革三十五年过去了，中共再一次强调“深化改革”，却毫无新花样，因为这次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深化改革的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其中所提到的“顶层设计”、“摸着石头过河”以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将长期存在”，核心还是“摸着石头过河”。在“深水区”继续“摸着石头过河”是有风险的，而且这一次深化改革是自上而下的，突出的是“党的领导”，遇到的风险更大，因为靠“党的领导”这样自上而下的改革是很难获得成功的。
下面具体谈“党的领导”的实际问题。如果是“党的领导”靠得住的话，那么为什么1976年中国国民经济近乎崩溃？如果“党的领导”深得民心的话，今天何须“深化改革”？而且“深化改革”为什么还要继续“摸着石头过河”？既然社会主义制度优越，为什么还“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切问题的核心并不是改革开放的错，也不是不应该深化改革，而是一切的问题出现，都是“党的领导”的错，只要是“党的领导”，都不会有什么好的结果。
问题是，中共是不会抛弃“党的领导”的，一旦抛弃“党的领导”，中共就不复存在。所有说，今天所有的改革，以及各种美誉的改革开放成绩，都是为了保中共江山“永远不倒”，至于什么“解放生产力”、“发展经济”、“深化改革”，不外乎是一个个好听的口号而已，在中共掌权之下，只要中共不垮台，什么政治口号都可以喊出来的，从“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实现四个现代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到今天的“科学发展”、“和谐社会”、“中国梦”，口号的内容越强大，越鼓舞人心，就越有欺骗性，就越利于中共的统治——其实也是为了掩盖中共治国的无能真相。
邓小平掌权之后，喊得最多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但所谓四项基本原则并无多少实际意义，不过其中真正核心的只是其中一条“必须坚持中共的领导”。笔者查了资料，这话是邓小平最早提出的，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中共“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讲话，题目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分别是：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马列主义及毛泽东思想、共产党领导、无产阶级专政，目的是为了搞现代化建设。1980年1月1日，邓小平在新年茶话会上再次强调党的领导是四项基本原则中根本的一条。1981年7月17日，邓小平又一次讲话，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就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其他三条已经成为过气的“政治摆设”了。
之后，我们再看1989年“六四”事件，以及到1997年邓小平去世，邓小平掌权时所强调的核心就是必须坚持党的领导。自邓小平去世至今，中共所坚持的也都是“党的领导”。这里我们看到，中共是不会放弃党的领导的，无论是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到的“深化改革”，还是未来三十五年实现“中国梦”，中共之举都是为了保卫红色江山，政治口号可以一变再变，但“必须坚持中共领导”是永远不会改变的。
我们仔细看看深化改革的真正之意，改革本来就是改掉中共的领导，深化改革就应该深化改掉中共的领导，如果是真的改革，那么就真正能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但这样就会使中共的权力越来越少，恰恰是中共是最不愿意看到的。基于这一点，我认为中共的这次深化改革之路是注定会走向失败的。
这次，中共基于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深化改革决定，会很快成立中央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全国也会有大大小小的“深化改革小组”遍地开花，这使我想起中共本身常设的多个领导小组，诸如国家安全及外事领导小组、对台工作领导小组、财经领导小组、群众运动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等等，“小组治国”怪现象，全世界只有中共特有，既没有制度上的合法性，又不符合既定的组织原则，除了集中权力，进一步干预和干涉市场，它还能有什么用呢？“深化改革”和“党的领导”注定是不能兼顾的，一条腿长，一条腿短，让它快步奔跑，它能够取得成功吗？
再看深化改革的细节，说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但实际上中共一党领导之下，中国是一个“大政府、小社会”。如果是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就必须打造一个符合市场经济的服务型小政府，又必须要建立一个以公民为主体的自治性大社会。这点中国是不存在的，也就是说中共根本不会允许在党的领导之下建立一个“大社会、小政府”。“小政府”必须是服务型政府，必须财政公开、权力公开和受监督，必须有官员的个人收入和财产公开，权力必须接受民众及舆论的监督和批评，也就是说政府是中共领导的，中共也必须接受来自民众的监督和批评，中共及权力部门的所有财政收入和支出，都要公开、透明，还必须容忍政治反对派，以及选票等民主制度的制衡，以及法治和新闻自由的制衡。
还有，按照目前中国的现实而言，中共深化改革，最应该改革的是政治制度改革，实行宪政，通过建立民主与法治的制度来解决改革与发展过程中的重大问题，通过全民分享改革成果来发展经济，保障人权和公民自由，建立一个真正的公民社会，才是真正的改革，但是真正的改革，肯定是要改掉中共“党的领导”，也就是说“坚持党的领导”是与“深化改革”相互反对和矛盾的，只要中共不放弃“坚持党的领导”，任何深化改革都会以失败告终的。本文之意正在于此，简而言之，只要中共继续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一党专政，拒斥政治改革和宪政民主，“共产帝国”推行的所谓“深化改革”就必然会以最终大失败而告终，这是由中共自身坚持“党的领导”所决定的，这一铁的规律，中共断无可能超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