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发布后,中国政局也在不断发生变动。海外媒体继续关注中国政治动向,分析中共当局如何一方面加强专制统治力度,另一方面如何开放市场,稳定中国社会秩序。

事实上,在没有政治改革下三中全会制定的经济改革的实现是很矛盾的。废除劳教制度虽然鼓舞人心,但各方仍担心劳教制度变种的出现;反腐败方面,不能或不敢公示官员财产,显示反腐是无能为力的,“官邸制”解决不了腐败问题;言论和媒体、网络的严控比江胡时代更有过之而无不及,万马齐喑时代来临了,因言治罪将更为普遍;虽然鼓吹开放市场,但国有企业的垄断真的就结束了,人们大都持怀疑态度,谁能相信利益集团能让利民企?!“支部建在连上”是要党控制军队,那么支部建在企业也是党要控制企业,市场经济需要党的领导吗?司法独立就更是在开玩笑,“无法无天”才是党的本质。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RFI)11月19日报道:中共号召干部看“苏联亡党亡国”纪录片吸取教训

早前有传媒披露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8.19讲话中担心互联网将导致大陆“亡党亡国”,中共原来已经号召党员观看一出由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以及属下的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共同制作的《苏联亡党亡国20年祭》DVD的纪录片,一套4辑。

苏共20多年前的垮台和苏联解体的阴霾,至今在中共领导人的心中仍然挥之不去,这出有关苏联的纪录片,已因应习近平最新的呼吁而再度成为党员的学习教材。纪录片的主体思想是告诉观众,一个一度是全球超强为何会摔倒成为如今一个二流或三流的国家。

纪录片归咎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两人是苏共倒台和苏联解体的主因,前者急进地采取西方式的民主改革,从而放松了对意识形态的管制,后者则草率地将国企私有化。

由国防大学协助制作的另一套电影,则指控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正在处心积累策划类似的阴谋照搬到中国大陆。此片的内容早前已经曝光,部分内容指英美两国的特务渗入香港,并且策划香港多次的反政府游行,包括每年一次的7.1回归大游行。

分析认为,中共再度警惕苏联解体之可能在大陆发生,反映了领导层自去年11月换届之后,普遍对经济放缓增长、社会矛盾加深以及要求政治改革的呼声转趋高涨而感到忧虑。

分析又相信,中国新一代的领导人会不会在未来数年进行改革,有赖于他们如何解读苏共的垮台,而习近平似乎对苏共意识形态的崩溃,又比之前的领导人更为惋惜。

习近平今年初在一次内部讲话说:“苏联为什么会解体?苏共为什么会垮台?一个重要原因是理想信念动摇了。”习近平的这次讲话,广泛在干部之间流传,但仍未被传媒报导。习近平又说:“为什么我们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党对军队的领导?就是从苏联解体汲取的教训。”

南华早报引述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的曾瑞生教授指出,习近平已明确提出他的政策路线,要求党跟紧现有的制度,抗拒西方式的民主。澳洲悉尼大学中国研究中心的主任布朗表示,中国的智囊已经花了不少时间和精力研究苏共的垮台,但至今仍然缺乏一个共识。

美国内华达大学政治学助理教授蒲晓宇说,中共一直以经济增长以及国家动员力量作为其管治的合法基础。但却仍然面对很多挑战,因此中共领导曾最主要的考虑,并不是国家的安全,而是政权的安全。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RFI)11月19日报道:港媒称三中全会后习近平成毛邓之后最具实权的领导人

香港经济日报今天评论说,在中共18届三中全会后,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将成为毛泽东和邓小平之后,中国最具实权的一代领袖。该报在报导中指出,三中全会开啟习近平强人时代,习近平集党政军、经济和人事五大职权於一身,成为最大赢家。

报导表示,在刚落幕的中共18届三中全会上,习近平展示了权力手腕和强势形象。在三中全会一系列改革措施中,最显眼的当属中央新设立的“一文一武”两大机构─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外界预期,这两个机构都将由习近平亲自掛帅。

报导说,如果一如猜测,习近平除了担任中共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外,也将掌管国安会和改革领导小组,五大职权集於一身,掌控全局之势远超过前领导人江泽民和胡锦涛。报导认为,习近平的权力得到进一步集中和强化,成為三中全会最大赢家。

据分析,从三中全会主基调可以看出,巩固中共政权是首要任务,而平衡党内派系、平息左右路线之争,都需要一个能统领全局、一锤定音的强人领导。而全面深化改革也必须加强中央权威,高层必须有强大的控制力,避免「政令不出中南海」,防止地方当局各自為政。

▲自由亚洲电台(RFA)11月19日报道:法新社称习近平在改革领域继承了邓小平衣钵

法新社19号的一篇报道说,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改革方面继承了邓小平的衣钵。曾经会见过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的美国著名学者杨力宇表示,习近平的确是把经济改革放在首位,但看来并没有放弃政治改革。

法新社在报道舆论界对中共三中全会的改革方案正反两个方面的评论时,较多着墨于习近平个人在中国改革中的领导作用。报道说,习近平在一再发表保守表态之后,和盘托出了邓小平的衣钵。所谓邓小平衣钵,其特点是把经济改革放在首位。报道援引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教授诺顿的话说,“看来习近平实际上认为,他可以沿用现行政治制度,但辅以较强的纪律性、较多的群众监督,以及强势反腐—我猜想他的用意是将这种政治制度与经济改革结合起来…… 这实际上可以说比邓小平更邓小平了,因为这就较多地触碰到改革的政治层面。”

也有对中共这次三中全会宣布的改革提出质疑的。美国加州大学河滨分校的林培瑞教授认为,中国终止劳教制度不过是“为了让中国人和全世界对中共的感觉好一些,从而给中共带来较多的‘合法性’。”

曾经会见过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并与他们讨论过中国的制度与改革的美国西东大学教授杨力宇表示,习近平所推动的改革的确是把经济放在首位,但是他认为习近平的改革已经走得相当远了:

“虽然他没有推动政治改革,他推动了行政改革;但是我觉得他没有放弃政治改革…… 我觉得习近平真的是走得很远很远—— 受他父亲的影响。”

美国威克森林大学政治学教授李伟钦表示,习近平必须触碰一些过去不敢触碰的问题:

“他如果不触碰一些大的政策,就很难在以后十年中做一些基本改革。”

李教授指出,在社会政治层面,习近平的领导班子还没有脱离维稳心态:

“他现在还在维稳状态。”

西东大学的杨力宇教授称习近平是邓小平之后中国的又一个强人:

“邓小平不在了,毛泽东也不在了,他(习近平)变成一个强人了…… 他现在强调‘稳中求进’,暂时不动政治改革。”

杨教授说,“内外压力”使习近平感到有必要强化自己的领导权:

“习近平看的很清楚,他需要强化他的leadership 来应付压力。”

法新社援引香港大学林和立教授的话说,现在习近平手中握有的权力,大于江泽民在其第二任期处于权力顶峰时的权力—— 这是违背邓小平推行集体领导这一重大改革的初衷的。

▲德国之声(DW)11月19日报道:劳教所摘牌,“黑监狱”尚在

11月15日,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废止劳教制度,这项实施已超半个世纪广受批评的制度宣告终结。近日中国多位律师联合发出声明,呼吁对劳教人员善后,及取缔变相“劳教”的“黑监狱”、“法律学习班”等。

(德国之声中文网)11月15日,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出台,其中“废止劳教制度”成为亮点,中国各媒体也开始发力披露劳教案件及劳教中的黑幕,还邀请曾被劳教的人员讲述被劳教过程中,参加高强度的工作及获得微薄的报酬的经历,以前代理此类案件的“敏感律师”也被邀请谈废止劳教的意义;与此同时,北京大兴区“团河劳教所”的牌匾悄然摘下,取而代之的是“北京市监狱团河二监区”和“戒毒所”。中国各地的劳教所也在忙着摘牌和释放劳教人员。在中国实施已经有56年、一直饱受批评的劳教制度几乎一夜间成为历史。这一天,重庆曾被劳教的大学生村官任建宇与另一位“因言获罪”被劳教的重庆公民黄成城通过短信宣告“劳教寿终正寝。”

回溯劳教历史:1957年8月,中国人大常委会批准颁布《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1979年,中国国务院颁布《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明确劳动教养制度可限制和剥夺公民人身自由长达一到三年,必要时可延长一年;1982年,国务院颁布《劳动教养试行办法》,更多人员被纳入劳教范畴;2013年11月,《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废止劳动教养制度,完善对违法犯罪行为的惩治和矫正法律,健全社区矫正制度。

但香港《南华早报》在报道中表示“回顾过去,劳教制度混乱、使用随意、异化为打压工具,’恶而不倒’;放眼将来,根除劳教有待人大以新法代旧法,司法体制深入改革,利益博弈不容松懈”;文章引述中国知名律师浦志强观点表示“劳教虽废除,但替代品已出现,特别是近期官方开始用’非法集会’、’寻衅滋事’、’非法经营’、’损害商业信誉罪’等对言论及其他活动进行打压”;另一位知名律师迟夙生也“对政府找到劳教所的替代机构,或者劳教所是否只是换个名字而继续存在”表示担心。

“执政党在压力下废止劳教制度”

11月19日,包括江天勇、唐吉田、滕彪、王成等数十位中国律师,联合发表中国当局“废止劳教相关问题”的声明,认为从1957年开始实施的劳教制度,是特定时空环境下的非法治产物,在中国的多个特定历史阶段,均不同程度的成为践踏人权、破坏法治的工具。尤其是1999年以后,为打压某一特定群体,劳教措施更加泛滥。针对劳教制度废止,律师们建议中国人大常委会明文废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对劳教人员提出的国家赔偿等依法办理;及对一些法律制度之外运行的法制教育中心、法制学习班、训诫所、各类“黑监狱”等变相劳教,进行取缔和清理,并追究责任人的法律责任等。

中国知名维权律师梁小军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表示,中共当局废止劳教制度的背后,有着中国民间、很多劳教制度受害者、人权律师、国际社会一直以来的努力,中国官方是在压力下“因势回应”,废止了这一制度,而这一制度引发的中国法治和人权的讨论还远未停止:“这是大家这么多年努力的结果,并不是执政党自己想要废除的,而在压力之下废除的,当然现在的废除只是执政党的提案,还需要人大和国务院来批。”

“呼吁大家关注’劳教’的’变种’”

梁小军也表示,本次声明重点在于提出“1999年以后,为打压某一特定群体,劳教措施更加泛滥”;据国际特赦组织报告,中共当局自1999年7月后对法轮功学员进行打压,其中既包括对该群体的劳教措施。

正如前文浦志强和迟夙生的担忧一样,梁小军也指出,此次参与声明的律师也关注到中国各地不断建起的“法制教育中心”、“法制教育基地”等,很多“黑监狱”依然存在,律师们认为这是劳教废止后,公权力依然可以不受约束任意限制公民自由的“变种”形式:“这些法律教育中心虽然现在主要针对的是法轮功,我们担心将来会针对更多的公民,我们提醒大家注意’劳教’的变种,就是像’法制教育中心’的地方。”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RFI)11月20日报道:传习近平亲任国安会主席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任副主席

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最令人关注的焦点之一,就是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总书记习近平在全会的《决定》中提到,国安会的主要职责在于“制定和实施国家安全战略,推进国家安全法治建设,制定国家安全工作方针政策,研究解决国家安全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全会闭幕多天以来,官方并无进一步的消息。

不过根据明报报导,北京对国安会的人事组成传出不同的版本,消息纷纭。该报引述京城消息透露,习近平将亲任国安委主席,包括全国人大委员长张德江、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和中央书记处书记刘云山等3名政治局常委将担任副主席。

而委员会的委员则包括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王沪宁、副总理汪洋、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两名军委副主席范长龙和许其亮、国防部长常万全、公安部长郭声琨、国务委员杨洁篪和总参谋长房峰辉等。国安部长耿惠昌可能担任秘书长,而两名副秘书长分别是现任政法委秘书长汪永清及武警司令王建平。

该报指出,消息若属实,则意味国安会将一统最少7个在不同领域拥有最高决策权力的中共中央常设小组,包括习近平任组长、俞正声任副组长的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张德江领导的中央港澳工作协调小组、俞正声领导的中央新疆工作协调小组、中央西藏工作协调小组和刘云山为组长的中央宣传思想工作领导小组、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

报导继续指出,习近平此举将会凌驾于其余六常委之上,同时又总揽了中央政法委的辖权,政法委亦名存实亡。此外,一旦上述小组的最高负责人都变成了国安会的属下单位,则这些本来在不同领域做决策的中共中央的领导或协调小组,其存在的必要性将势必受到考验,而国安会到底属于党的系统,还是国家系统,则亦成为一个焦点。

▲英国广播公司(BBC)11月20日分析:中纪委增权能否遏制腐败之风?

来自中国的消息说,从人事和调动来看,中共开始了新一轮纪委改革。

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共启动了新一轮的纪委改革与人事调动,其中包括了审计署副审计长侯凯调任上海纪委书记,这被认为是三中全会后纪委加强垂直领导的一步。

垂直领导是这次纪委改革最为重要的部分,简单地说,就是“上级纪委监督下级政府”。

中国有媒体在报道时引述专家的话说,现行的同级监督制度“不利于有效发挥监督作用”。

对所谓的“垂直领导”,中纪委副书记吴玉良则在中纪委监察部网站上表示,他认为这将加强上级纪委对下级纪委的领导。

但是香港时事评论员黄忠清向BBC中文网表示,这只是摆脱了地方党委对查办腐败的干扰。

音频:黄忠清谈中共纪委改革与反腐

香港时事评论员黄忠清认为,中共十八届三中之后的纪委改革,仍然是以党纪打击腐败。

黄忠清表示,自改革开放的邓小平以来,中共都是以党纪来打击贪污腐败,但是无法解决根本问题,这是因为如果让有民意的机构、或者是人民选出来的机关来监督,中共就会无法继续一党专政。

他认为,虽然纪委改革能够摆脱党委对查案的干扰、而且中纪委由“有好名声”的王岐山出掌,多少会有点效果,但是根本解决的办法是政治改革,而习近平并未表现出有此意愿甚至反对进行政治改革。

先前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主任姜明安、清华大学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主任程文浩两位学者向中国媒体表示,他们认为中共常用的“双规”将退出历史舞台。

他们指出,纪检监察部门移送到司法机关的案件,已经投入了大量调查工作、掌握了大量证据,大约已确认涉案干部的犯罪行为。但检察机关接手之后,须依法办案,再次进行查案程序,是种“重复劳动”。

而结合司法检察与纪委的工作,不但能消除这种“重复劳动”,更能够确保检察权与审判权独立、体现法律精神。

对此,黄忠清认为,只要有纪委存在,中共就不会如同部分媒体所报道的“取消双规”,因为纪委就是党纪,而双规则是党的处理方式。

他不否认这次纪委改革显示习近平打击腐败的决心,但是每个中共领导人上台,都会表现出这种决心,从江泽民、胡锦涛下来,腐败的情况并未改善。

中国官员的腐败问题一直为人民所诟病,以往各级纪委是在各级党委的指挥之下,而许多时候党委就是被查的对象,导致查案不了了之,或者是“官官相护”。

黄忠清认为,纪委制度改为直接领导,可以说是在不影响共产党执政的前提之下的一个可行方案。

▲自由亚洲电台(RFA)11月20日报道:中共将取消对调查对象的“双规”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 健全反腐倡廉法规制度体系, 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根据《决定》精神,中共将取消“双规”这一不规范程序,由检察院直接介入官员所犯案子的调查。法律界人士认为这是对正常司法程序的回归。

“双规”是一种对调查对象类似软禁的非司法程序。虽然文革和文革前就已经有这种做法,但是“双规”一词却是近20年来才流行的,而外国人则发现无法将“双规”翻译成适于行文的语汇。法律界、人权观察界并不反对惩治腐败的人士,一直对“双规”制度提出质疑和批评。现在中国当局决定取消“双规”,这是一个值得谨慎欢迎的举措。

美国克莱姆森大学中国中心主任胡晓波教授表示,取消“双规”,由检察部门直接介入腐败案的调查,有利于实现司法独立,而取消“双规”能否有效地惩治腐败,还要看当政者惩治腐败的决心:

“关键问题是一个司法独立性的问题。”

北京知名律师李仁兵表示,取消“双规”,表明中国司法向正确方向迈出了一步:

“中纪委是党的一个机构,从某种意义上它不是一个国家机关…… 按照刑事诉讼法它没有侦查(罪案)的权利。”

李律师说,即使是腐败分子,也有享有正常的司法程序的权利:

“我们一定要讲究程序。不能因为他是腐败分子,他应有的法律程序权就给他剥夺。”

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精神,为了对纪委系统实行双重领导,各级纪委负责人的任命提名以上级纪委和组织部门为主;办案的审批程序也会发生变化。李律师说,

“(实行新的法规以后)同级党委和组织部门就不能对同级纪委(负责人的任命)提名了……  纪委不需要经过同级党委同意,就可以(将案子)直接上报。”

对于中央政府向一些省份“空降”纪委书记的做法,李仁兵律师表示“有可取之处”,因为“人在一个地方呆久了,就容易形成利益纽带”。

▲美国之音(VOA)11月21日报道:美国专家:三中全会决定关键在能否实施

纽约 — 十八届三中全会闭幕后,各界人士反应和解读不一。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方采访了两位美国的美中问题专家,我们来看看他们是如何看待这次三中全会及其出台的决定的。

欧伦斯(Stephen Orlins)是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主席。这个委员会是美国在推动美中关系方面最有影响力的非官方组织之一。

他说:“三中全会结束后发表《公报》,令我感到有些失望。我觉得基本没有什么具体内容。然后《决定》就出来了,我一看说,啊,这真不可思议,让我想起了78年、79年开始改革开放的那个决定。结束劳教制度、取消一胎化政策、经济改革、打破国有企业垄断、解放利率,这些都预计要在2020年完成。这并不遥远,离现在不过7年而已。所以,我觉得《决定》非常令人鼓舞,让我相信习近平主席掌控全局,他也致力于加深改革开放。”

欧伦斯说,三中全会通过的每项具体措施都会影响到十几亿中国人每一天的日常生活,对每个人来说都意义重大。

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会长欧伦斯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美国之音方方拍摄)x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会长欧伦斯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美国之音方方拍摄)

他说:“如果你仔细阅读这份文件,每一段都描述了一个巨大的变革。现在关键就是看中国怎么实施这些变革。”

三中全会后,中国开始放松一胎化政策,但批评人士认为,从一胎化变为两胎化并不能消除强制堕胎等侵犯人权的现象。

欧伦斯说:“两胎化政策仍会遇到难题。像中国这么大的国家,地方政府使用中央政府不同意的方式执法是无法避免的事。”

纽约大学亚美法学研究所的资深教授孔杰荣 (Jerome Cohen)最近刚刚出版了新书《迈向法治:两岸司法改革 – 台湾“流氓”制度走入历史,中国大陆“劳动教养”该何去何从?》。

他说,这本书出版的时机再好不过:“这本书出来的正是时候,因为中国现在正在考虑该怎么解决劳教制度问题。说废除劳教制度不难,难的是怎么废除。我们的书就介绍了台湾是怎么废除他们类似的制度的。”

纽约大学亚美法学研究所的资深教授孔杰荣接受美国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美国之音方方拍摄)x纽约大学亚美法学研究所的资深教授孔杰荣接受美国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美国之音方方拍摄)

孔杰荣说,废除劳教制度之后,现有的劳教人员何去何从目前还不清楚。

他说:“我们现在知道,情节严重者将被移交刑事法庭审判后处理。中国最高法院院长周强已经明确表示过这一点。但其他那些情节较轻的人怎么处理?比方说吸毒人员。我觉得他们可能会继续在戒毒中心接受训练。对性工作者的处理方式也差不多。最难的问题可能是他们会怎样处理法轮功学员?怎么处理其他政治和宗教异议人士?”

孔杰荣教授说,三中全会在法制改革方面还讨论到减少死刑、削弱地方法院权力等想法,但这些话题早已争论许久。

他说:“我们仍在等候。如何施行这些变革是最困难的部分,许诺容易,但实施起来难。”

对于三中全会既保障国有企业又鼓励市场经济的做法,孔杰荣认为这只是一种安抚手段。

他说:“他们试图给每个哭闹的宝宝一颗糖吃。他们给国有企业 扔块骨头,但又告诉私人投资人他们扮演着决定性的角色。每个人都有所得,但最后结果怎样,大家都拭目以待。”

此外,孔杰荣说,他不清楚新建立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将如何与现有的机构并存。但他说, 从三中全会出台的《决定》总体来看:“很多细节我们还不清楚,但我觉得是更乐观,而不是更悲观。”

▲美国之音(VOA)11月21日报道:十八届三中全会改革方案的未解之题

华盛顿 — 中共在十八届三中全会闭幕后公布的60点改革方案提出深化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承认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承诺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和政府干预过多等问题。

和全会闭幕后公布的较为空泛的公报相比,《决定》全文以较为详细的措辞公布了若干具体改革措施。例如,文件提出2020年前将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的比例由目前的百分之5到百分之20提高到百分之30,要求推进水、石油、天然气、电力和交通等领域的价格改革,放开竞争性环节价格。

*60点体现中共改革共识*

美国大西洋理事会高级研究员、中国经济问题专家盖保德对美国之音表示,这份文件显示出,中共高层已经就深化经济改革的方向和力度达成了共识。

他说:“这些措施代表了中国经济下一个五年计划可能包括的内容。这表明当局已经达成共识,因为其中的很多措施将成为习近平执政期间的标志性成就。”

这份名为《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纲领性文件以较大篇幅触及中国经济体制和市场角色。文件在强调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制度的同时,提出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并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由此前的“基础性”提高到“决定性”地位。

中国官方媒体报道说,三中全会对市场的重新定位回答了中国改革是走向市场化还是继续维持政府管控的关键问题,显示出北京坚持市场化改革的坚定态度。

*强化市场承诺难以兑现*

不过,旅居美国的中国经济和社会学者、独立观察人士何清涟对此有不同看法。她说: “中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一直是三位一体的角色。市场规则的制定者,又是下场参赛的一方,同时又是最后的裁判者。这种情况下,资源如何配置一直由政府主导。就这么改了两个字没有用,一定要说明以后市场和政府到底是什么关系。而这份文件并未就此说明。”

《商业周刊》在本星期的评论文章中指出,十八届三中全会的会议文件有关经济制度和市场体系的措辞反映出中共在推进改革过程中面临的两难局面。文章说,一方面中共意识到,推迟改革将产生巨大的经济和社会风险,但另一方面,推进改革将削弱中共对经济决策的掌控。

大西洋理事会高级研究员盖保德也认为,会议文件有关市场地位的字面调整并不意味着中国将减少政府对经济活动的控制。

他说:“我认为文件的意思是,市场将在政府认为市场可以发挥有效作用的经济领域扮演决定性角色,但这并不意味着钢铁、铁路、能源等战略性经济部门会看到政府职能的削弱。”

本星期在北京举行的《财经》年会上,与会的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高级研究院吴敬琏表示,中国目前市场经济体系存在市场碎片化、行政干预和发展失衡等主要缺陷。十八届三中全会会议文件关于市场经济提出的改革设想将有助于弥合这些缺陷。

在备受瞩目的农村土地改革问题上,十八届三中全会文件使用了较为谨慎的措施,提出建立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合理提高个人收益。文件同时还提出缩小征地范围,完善对征地农民的多元保障机制。

*地方政府掣肘土地改革*

但是,中国独立观察人士何清涟预计,上述措施一旦实施,将导致地方政府卖地收入急剧下降。如果没有地方财税的配套改革措施,土地所有权改革在执行中将遇到来自地方政府和相关既得利益集团的巨大阻力。

她说:“未来十年中国发展的主线是新城镇化。新城镇化泛言之就是要发展房地产。那么如何保证中国房地产泡沫不破,同时又要继续保证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我认为中央政府几乎做不到。”

在涉及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问题上,三中全会的改革方案提出完善一般性转移支付增长机制,并建立财政转移支付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挂钩机制。

《商业周刊》的评论文章认为,这些举措触及中国推进土地和户籍制度改革的核心问题。但是,60点改革方案并没有详细地说明,新的财政转移机制如何运作,以及中国怎样才能在推进这些改革的同时,缓解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

▲英国广播公司(BBC)11月21日报道:三中全会后中共开始新一轮人事调整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新一轮人事调整已经开始。政协主席全部“退出”同级党委常委,同时强化纪委领导。

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报道,在今年初各地方举行的人大政协“两会”上,新换届产生31位省级政协主席。他们当中有8人由省(区、市)委常委兼任。

他们包括北京市委副书记、市政协主席吉林;天津市委副书记、市政协主席何立峰;广东省委副书记、省政协主席、省委政法委书记朱明国等。

近日,经中央批准,马兴瑞任广东省委委员、常委、副书记,朱明国不再担任广东省委副书记、常委职务。

新华社说,至此,“全国31位省级政协主席全部‘退出’了同级党委常委班子”,4位省级党委专职副书记均不再兼任政协主席。

强化纪委领导与此同时,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后,中共调整并强化上级纪委领导,中央审计署副审计长侯凯“空降”上海,引起外界关注。

中纪委常委、审计署副审计长侯凯已被任命为上海市委常委、纪委书记,接替现年60岁的中纪委委员杨晓渡。

侯凯在此前公布的第二轮中央巡视组组长名单中,是唯一一位以中纪委常委身份执掌巡视组的组长。

新加坡联合早报引述清华大学学者任建明说,上海市纪委书记的人事变动,可以说是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公布后,强化上级纪委对下级纪委领导的首个案例。

该报署名文章亦认为,该决定公布的相关规定和措施一旦实施,中国反腐方式将发生根本性变化,将从运动反腐阶段转向制度反腐阶段。

中新网引述分析说,对于侯凯来说,担任第二巡视组组长的经验,将为其未来在上海“打老虎、拍苍蝇”的反腐工作提供强大的助力。

▲美国之音(VOA)11月21日报道:火墙内外: 当局探索行官邸制 网民敦促财产公示

华盛顿 — 导语:在中国的贪官当中,许多人都有以权谋房的恶习。例如前铁道部长刘志军以及大大小小的房叔、房婶们,他们利用手中的特权,巧取豪夺了许多套房产。由于官员财产公示制度千呼万唤不出来,因此,迄今为止,中国政府无法从制度上有效地遏制官员以权谋房的做法。不过,刚刚结束的中共十八大三中全会提出,要探索一种遏制官员以权谋房的新措施。

正文:备受外界关注的中共第十八届三中全会不久前刚刚闭幕。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份洋洋两万余言的文件中包括一批相当具体的改革措施,例如放松一胎化政策和废除劳教制度。

然而,无论是三中全会公报还是“决定”,都没有就官员公示财产这一中国老百姓呼声最高、最具代表意义的改革措施做出任何回应。网民“燕山之石”在人民网“强国社区”论坛发帖称:三中全会仍然不提“公示财产”,让中国百姓很受伤!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中共当局另辟蹊径,在“决定”中提出“探索实行官邸制”的设想,似乎想通过此举遏制官员以权谋房的腐败行为。这一举措引发网民的热议。

所谓官邸是指国家为重要官员在任期内提供的住所。这些官员在任时,可以使用官邸。一旦卸任,就要把房子交还给政府。套用一句俗话来说,这就叫“铁打的官邸,流水的官。”

“中国特色官邸制研究”课题负责人汪玉凯,最近披露了一份上报中央的建议方案。建议称,领导干部到某地任职,地方大都为其准备好“住所”,这个住所往往就成了其个人的资产,还可留给后代。汪玉凯称:实行“官邸制”是遏制领导干部“以权谋房”的根本途径。

这个研究“中国特色官邸制”的班子提出把实行官邸制的范围限制在四类人群之内,这包括数量相当可观的中央及地方高官。另外,该课题组人员还通过英美等国不同形式的官邸制试图说明实行中国特色的官邸制是在与国际社会接轨。但是许多网民却不以为然。

美国肯恩大学校长助理徐艇在腾讯微博称:“但愿不是中国特色,所有领导都配官邸,美国只有总统、州长才有官邸。”

网民“漫画厅2”对官邸制所做的评论是:“虽属国际惯例,但中国官多,四套班子就需四套,资金何来?加税? ……官员财产未见公开,对官员有利的倒先和国际接轨了?选票、宪政、司法独立、财产公开不去接轨是本末倒置。”

南都评论指出:“官邸制可以视为对当前公务人员住房制度的一个补充,但从历史及国际惯例看,其实施对象理应控制在较小范围内。事实上,住房腐败主要体现于大量官员利用职权通过各种形式侵占政府房产,而法律无法有效制约,此问题不解决,实施官邸制的意义就很有限了。”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刘胜军对中共深化改革的“决定”表明了八点遗憾,其中一个是“官员财产公开没提”,另一个是“将‘官邸制’作为吏治改革突破口,缺乏实质性意义。”

网民“沃利赵”提出质疑说:“明明有财产公开的阳光正途不走,却非要摸着石头过河,不会淹死吗?”

网民“水均衡”在跟帖中称,实行官邸制是“避开官员财产公开之捷径。”

网民“孙国栋-大圣”说:“以后,总理府、部长府、将军府、总督府、知州府、太爷府……很快就会卷土重来了,立帖为证。”

网民“长空飞剑”在北美中文网站文学城发帖称:“土共对好的、真正对人民有利的东西它死活不学,比如财产公开、政府预算透明等,它怎么也不愿意做。那些花样子的东西、对自己有利的东西,比如官邸制,却恬不知耻地要去学,美其名为为了反腐败。”

网民“blackbenz”说:“露馅儿了吧,口口声声喊干部是公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现在说官邸制,公仆原来还是官老爷呀!应该继续忽悠呀,叫公仆楼呀。”“康无为”讽刺道:“改革要配套,下一步还需要‘官妓制’。”网民“夫子”则说:“终极官邸:秦城!”

作家天佑在新浪微博说:“有网友创造了个新的名词‘捂产阶级’:这个词的意思就是官员把自己的财产捂得死死的,不对外公开,所以就叫‘捂财产阶级’。”

早在二十多年前,中国就已提出官员公示财产的立法动议。但时至今日仍然没有明文法律出台。尽管目前对这一制度的意义并不存在多大争议,但在推出时机和实施举措方面仍然缺少共识。独立学者刘植荣在他的博文中说:“看政府是不是有反腐决心和廉政诚意,看公务员是不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能否建立公务员财产公示制度就是最好的试金石。”

湖南律师曹博在他的博文中指出,单纯从追求反腐的效果来讲,推出“官员财产公示”制度要远比不痛不痒的“官邸制”来的更实际、震慑作用更大、效果也会更理想。他认为,推出“官邸制”以后,如果“官员财产公示制”没有跟踵而来,那么在“官邸”的头上加上“反腐”的光环其实就是一个伪命题。

最后,我们就用网民根据杨钰莹演唱的电视剧《外来妹》主题歌《我不想说》改编的同名歌曲结束这期的火墙内外。

视频歌曲:《我不想说》 “我不想说,我很清白;我不想说,我很廉洁。可是我不能拒绝心中的感觉,看看可爱的脸,摸摸真实的钱,我的心情你能理解。豪宅大院,滚滚财源,贪婪的我生怕财产露馅。一样的贪,一样的敛,我不能没有你的理解。”

▲美国之音(VOA)11月22日报道:中国媒体改革 重在收紧控制

北京 — 在最近宣布的中国共产党改革报告中,中共披露了在经济方面的一些重大改革,出台了旨在逐渐缓解其长期受到批评的社会政策的方案。不过,中共对国家媒体改革的意图告诉外界,中国没打算放松对记者的严格控制,也不会在近期结束严控信息的做法。

中国本月初纪念国际记者日的时候,新闻媒体正在经历着陷入历来最严重的低谷时期。

一名撰写措辞严厉报道的记者被监禁。这些报道跟一家国企有关。他后来在国家电视节目上承认,接受贿赂编造跟对这家国企不利的有关报道。

过去一年来,中国公布了新法律,把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诽谤他人的帖子归类于犯罪。一些知名博主因为在网上发布涉及比较政治性的话题,也遭到官方打击。

在中国有关改革的新报告中,重点仍旧是控制媒体。报告谈到需要指导舆论导向和处理互联网突发事件的必要性,以此完善其舆论体系。

报告还谈到新闻舆论监督的重要性,以及舆论监督对清除腐败政府官员的作用。上海复旦大学新闻学副教授道格拉斯.扬说,改革报告中提到的目标凸显了中共插手社交媒体的意图。

他说:“这有点双管齐下的意思,他们要控制媒体,但是有希望通过媒体来揭露腐败和政府的管理上出现的问题。”

报告还谈到,不仅要鼓励融合和发展传统和新媒体,也要对新媒体介入更多控制。

李大同,原官方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编辑,因观点问题被报社除名。他说在文件中,他没有看到任何新的东西。

他说:“党要永远掌握一切媒体总编辑的任命权,就这一条就够了。因为所有媒体总编,自己就是检查官。它想压制信息不容易做到,让人们不了解信息这是不太容易做到的了。社会上发生的事情你想隐瞒是很难做到了。但政府机关若想隐瞒还是可以隐瞒得了的。人民要求公布政务信息,它不公布你怎么办呢,没有办法。 ”

最近,中国宣布计划将培训25万名记者,培训他们如何报道民族问题,如何避免谣言传播以及向记者介绍马克思主义观点等。

记者还被要求学习两套课本并观看录像。政府说,这些培训是免费的,但是新闻工作者在更新记者证前,要参加官方的考核。

▲德国之声(DW)11月22日援引德媒:“同政治开放之间的距离扩大了”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制定的深化改革决定在中国国内外引来不少赞扬。《法兰克福汇报》11月22日的一篇署名评论文章则强调,对中国是否能全面深化改革,不仅要听其言,更须观其行。

(德国之声中文网)曾一度因“语焉不详”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而失望的中外不少专家们在全会“决定”文本发表后,陡然振奋,赞扬之声迭起。一些国际投资银行称改革计划不失为一种“革命”,是人民中国历史上迄今最具雄心、最全面的改革大纲。《法兰克福汇报》发表驻北京记者的一篇评论警告说,现在唱赞歌为时过早,因为,三中全会之后,中国同政治开放之间的距离不仅未缩小,而且还有所增加:

“这个现代化纲领令人印象深刻。中、外改革家们多年来要求的所有改革几乎都提到了,有些地方还令人吃惊地相当精细。就此而言,此次全会完全可以同1978和1993年的全会相比较。那两次全会被视为中国经济奇迹的诞生时辰。若将这三次会议的决定作一比较,上周公布的决议文本就其范围和细节来说,还超越了它的那两个广受赞誉的前辈。……

“然而,在改革热情的背后,更多的不是对自由和市场经济的承诺,而是党的明哲保身的冲动。它知道,在这个数量庞大的民众面前,只有在使财富增加和更公平分配的前提下,自己才有合法性。但是,中国的增长模式已难以为继。它建立在大量投资的基础上,以环境为代价,以愿意创新的私人企业家为代价,以亿万低薪民工为代价,以找不到合适工作的大学毕业生为代价。改变这一状况所需要的不仅是正确的方案,而且要同党内、省里、国有银行和企业内的利益集团相抗衡,迄今的体制使它们富有、令它们强大。

“对改革的承诺上届政府并不缺少,只不过,阻力导致了承诺的难以兑现。现在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因此强调更多的中央集权和自主权。计划中的两个新委员会便是其具体体现。……假手所称的国安委,习未来将同时控制军方、警察和情报机构。自更多地是在(国家)机器之外非正式掌权的邓小平以降,还从未有过一个中国领导人集中掌握过这么多的权力。对中国这个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核国家,对实现更多民主和多元化,这是一种倒退。”

文章以法治问题为例指出,中国的改革目标能否实现尚在未定之数:

“以为经济自由化必将伴随政治自由化,这是一种自欺欺人的愿望。……只要法律程序的所有参与者(辩护人也包括在内)都还要对党作宣誓,那么,中国就不会是法治国家,不会有独立的立法机构,不会有自由的法院,不会有公正的和公开的审判。只要是一个唯一的和不经选举的政治阶层掌控政治、经济、社会的全部领域,中国就不会是一个自由的国度。三中全会进一步巩固而不是松动了这一对权力的独占要求。”

▲德国之声(DW)11月22日报道:圈内人士:中国政坛面临大洗牌

根据三个不同的,与中国领导层接近的消息来源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计划在共产党、政府以及军队内“大换血”,其中的部分举措包括在未来几个月内提拔多名亲信。

(德国之声中文网)消息人士表示,这次权力洗牌将会使得共产党和军队首领习近平能够进一步加深权力基础。

推出包括放宽“计划生育”,让金融市场在经济中发挥更大作用的改革措施,这被视为习近平上台短短一年内能够巩固自己权力的标志。

一个消息来源表示:“随着三中全会的结束,习近平将敦促周围官员着手实施他的政策改革。”

63岁的栗战书是习的心腹要员之一。消息来源说,栗将会接替59岁的韩正入主上海,成为上海市委书记。

另外一个消息来源告诉路透社:“韩正未来一定会进入北京。”这位消息人士还表示,韩到北京后将会在“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担任高级角色。该小组的职能是监督改革进程。不过来源补充道,栗和韩的任命还并没有“铁板定钉”。

栗战书和韩正都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两人都有很大希望在2017年的中国十九大上跻身政治局常委之列。

路透社致电联系上海市政府的一位新闻发言人,此人拒绝对此事进行置评。

上海自贸区

韩正去年11月份才被委任上海市委书记一职。第三个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消息来源表示,“江泽民希望韩正能够留守上海,照顾其家人和盟友的利益。”

2003年到2012年,韩正曾担任上海市市长,在此期间,习近平曾担任过上海市委书记。

栗战书在去年7月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该职务相当于西方国家的内阁秘书。

栗战书如果接替韩正,他在上海的工作重点则包括监督上海自贸区的发展。

占地近29平方公里、位于上海东郊的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在9月底正式挂牌。此举被看成是中国几十年以来最大胆的改革举措。

国务院称,将在自贸区内扩大服务业开放,让外国企业在区域内参与竞争。中国服务行业是中国政府重点保护扶植行业。国务院还表示,要把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作为一个金融改革的试验场。上海自贸区内,人民币将可以自由兑换,也实验性的推行利率市场化。

上海历来是中国领导人的“孕育地”。

除了习近平曾担任过上海市委书记之外,江泽民、朱镕基也曾在上海任过职。前人大常委会主席吴邦国以及现政治局常委俞正声也是如此。

政治评论人士章立凡(音)表示,“如果栗战书被派到上海,这个动作可能是为了让他进入政治局常委做准备。”

▲德国之声(DW)11月22日报道:挥别“维稳”,政法委缩回权力之手?

昨日中国高法公布《关于建立健全防范刑事冤假错案工作机制的意见》之后,官媒《人民日报》海外版援引权威人士消息,称“除涉及外交、国防等特殊领域外,政法委今后将不会介入个案。”

(德国之声中文网)昨日(11月21)中国高法公布了《关于建立健全防范刑事冤假错案工作机制的意见》,以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为基调,作出一系列司法措施的调整;11月22日,中国官媒《人民日报》海外版援引权威人士透露:“除涉及外交、国防等特殊领域外,政法委今后将不会介入个案。”

但据官媒新华网11月21日报道中,中共政法委书记孟建柱20日在京主持召开中央政法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表示要落实三中全会“决定”确定的改革任务,但未对“政法委不介入个案”表态。

早在今年七月,中国媒体《南方都市报》就曾以“中共政法委自我改革之路”为题进行报道,指在今年1月召开的中国政法工作会议上,孟建柱在讲话中曾提及政法权力体制改革,他表示:“在我们这样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要实现政治清明、社会公平、民心稳定、长治久安,最根本的还是要靠法治”;该报道称中央政法委调整职能的重大步骤即是不干涉个案。

中共政法委于1980年正式设立,规定其职能为“法律中政治方向的把握,不干预具体的司法工作”,首任政法委书记、中共元老之一的彭真将政法委比喻为“参谋、组织干事和秘书”;第三任书记乔石亦曾强调“宏观领导,反对干预个案,以保证法院、检察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但政法委权力不断扩大,至江泽民时代的1995年政法委职能扩大至十项,其中包括“研究和讨论有争议的重大疑难案件”;2007年周永康主掌政法委后,政法委成为胡锦涛“维稳时代”的核心部门;周永康也有“维稳沙皇”之称号。中国知名的民主人士吕耿松曾撰文,指政法委的存在违宪;“八九民运”前学生领袖王丹也曾表示“政法委就是党大于法、党干涉法的代表”;2013年4月,旅美的盲人维权律师陈光诚访德期间表示“中国当局为了维稳,政法委控制着整个司法系统。”

“政法委根本没必要存在”

中国知名大律师张思之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表示三中全会公报中虽然提出:“建设法治中国,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等”,包括其后中共当局一系列的司法措施的调整,但这并不代表中国在不久的未来,能够拥有“司法独立。”

张思之也表示近期要求官员财产公示的多位公民被捕等事件,其后都有政法委的影子,让一个维护中共政权、有着膨胀权力的部门突然收手,他对此表示质疑:“司法不独立,审判权怎么能独立?好些问题过去不是没有讲过,但是都没有执行。政法委不再干涉个案不太可能,我不太相信。能涉及的案子他们都涉及,无一例外,最近发生的一系列案子,哪一个他们不曾干涉,也都是他们干涉的结果。”

张思之也坦言很多法律人都认为,政法委根本没有存在的必要,中国当局表示“政法委不再干预个案”倒不如直接取消政法委:“本来就是应该取消的机构。允许有独立的审判权、检察权,要政法委干嘛?”

“把维稳换个说法”

政法委成为“江胡时代”维稳的象征部门,在今天《人民日报》海外版的报道中,还引述评论人士观点指出:“这也就意味着各级政法委将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因’维稳’而干扰个案的传统做法”;对此张思之认为维稳时代并未过去, “把人民的权力赋予人民,自然就稳了,不把人民的权利还给人民还剥夺人民的权利,维稳和争权是有矛盾的,而这个矛盾在这个时期很不好解决。”

2013年11月12日推出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设立成为焦点,张思之认为这有可能是习近平置换“维稳”的关键词:“他们不提没用,仅仅是不提了,还是要维稳,改个说法而已。我还是坚持一条,听其言、观其行。”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RFI)11月22日报道:路透社称:习近平为巩固权力将大举提拔心腹

路透社引述与中国领导班子有关系的三名消息人士透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计划在未来数月党政军全面人事变动中,提拔自己的人马。

消息指,同时兼任党总书记和中央军委主席的习近平通过这一人事变动,将得以获得权力巩固,以对抗反对本月18届3中全会所通过的大刀阔斧改革计划的势力。外界认为,包括放松一胎化政策和扩大金融市场经济角色在内的这一改革计划,显示习近平在接任总书记仅仅一年后,已有效巩固了自己的权位。

路透社引述上述消息人士说:随著3中全会结束,习近平将提拔自己的人马加入工作队伍,以贯彻他的政策与改革。

此人还表示,相关人士调动将在明年3月全国人大会议召开前、会议期间和会后不久出现,现年63岁的习近平铁杆心腹栗战书成为取代59岁韩正出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最热门人选。

第二名消息人士告诉记者,“韩正肯定交班进京”,并说,韩正可能会在3中全会成立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位居担任要职。然而这些消息人士也指出,栗、韩2人的出路并非没有变数。

栗战书和韩正2人都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很有机会在2017年19大晋升权力最高层,也就是政治局常委会。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RFI)11月22日采访程晓农:十八届三中全会避实就虚,以虚代实

为期4天的18届3中全会结束后,11月15日公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全文。其中,包括废除劳教制度和“单独二胎”政策要在全国推广等突破性措施,另外,引起一些海外媒体注意到是中国经济上的改革,但是政治上被收紧,具体地说是3中全会结束后,宣布成立“工作小组”推动改进,同时成了“国家安全委员会”也非常引入注目,请听法广对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博士程晓农先生的采访。

法广:那么此次18届3中全会开会前为什么如此引起世界媒体的关注?

程晓农:因为在过去几年中,中国问题层出不穷,世界媒体对中国经济,政治和高层权力斗争层面报道不少,这些报道让媒体对中国有个共同的看法,就是中国面临一个转折点,有大量的问题连续地涌现出来,中国政府需要解决这些问题。既然问题多,而且相当严重,连外国媒体都报道,中国政府总应该有一些基本的措施来解决这些问题,不改呢,情况会恶化。 中国政府在18大换届完成后,总会采取一些措施,在今后10年里想办法,逐步解决中国存在的问题。同时,中国政府为了迎合中国老百姓期待变化的希望, 三中全会前,中国媒体做足了报道,中央政府释放了各种信号,给老百姓一些希望,18届3中全会如同11届3中全会那样,达到一种振奋人心的效果。所以,在国外媒体期待,中国媒体奉命制造18届3中全会的气氛的时候,很容易让人产生一种感觉,国内,国外媒体都在谈18届3中全会会做什么。现在各国媒体做出的结论是18届3中全会没有亮点。

法广:您认为18届3中全会的主要看点是什么?

程晓农:从18届3中全会的公布和习近平在全会上的讲话来看,8个字来概括公布特点:避实就虚,以虚代实。

中国重要的关于改革决定历史上有过多次,按照中共党章和宪法的特点,中共全会主要出台对中国大方向,方针指导,而不是具体行政措施的指导。回顾以往的三中全会,11届3中全会是走向了经济改革,以后的三中全会没有给人留下重要记忆。此次3中全会做足了宣传,给人一种达到11届3中全会的效果,但是看了公布内容我们就会发现,其实是避实就虚,回避了大的政治方向和路线方针的讨论。中国在3中全会前主要存在的问题可以归纳成3点:经济泡沫化;党政腐败化;镇压全面化。中国经济泡沫化就是靠房地产和政府工程来支持经济,这和党政腐败化直接挂钩,是党政腐败化的产物。因为腐败官员越来越多,他们很多人捞到了许多钱后,去海外洗钱,洗完后,再拿回中国炒房地产。现在中国经济不是靠老百姓的消费而增长,而是靠政府官员炒房地产来增长,所以经济泡沫化。此次三中全会一再讲过去历届三中全会对改革的提法的不断调整, 这些都是虚的说法,比如,把市场从基础性的改为决定性的,改了一个形容词,这是很典型的避实就虚的说法。事实上中国的所有问题都产生在政治体制问题上,中国对那么多官员腐败,而且情况越来越严重,中国政治体制上出了什么问题?经济体制出了什么问题?三中全会一个字都没有提。在对知识分子全方面的镇压,表明了一点,中国政府需要依靠镇压维持社会稳定,继续下去,中国专制是否会进一步强化?中国社会不会走向和谐,缓解官民对立的现象。官民对立的问题也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拒绝讨论。三中全会对大方向不讨论,但是又要给大家解决问题的印象,因此拿出了一个长长的清单,里面有许多具体的措施,其实这些措施是各个部门以前提过的措施。

法广:法国媒体评论说公布的三中全会《决定》有很多许诺,这篇《决定》的全文有2万多字,涉及了15个领域,总共有60点,是中国20年来最有雄心的改革方案,特别是还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您怎么看?

程晓农:关于“计划生育”等,其实是行政部门的事情,不涉及党的方针路线,只是一个政策的变化,中国有句俗话改革是个筐什么都往里装。

法广:三中全会一方面宣布要推进放松金融和投资管制,另一方面又要维持以国有企业为中心的体制。那么未来的中国经济是会让市场在这个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发挥“决定性作用”吗?

程晓农:中国政府试图回避一个问题,所谓吸引外商投资,表明上看好像是对外开放,但是掩盖着一个事实,从1997年中国从外面引入的投资70%到80%大部分是假的,都是中国贪官的钱的回流,来自于世界上的逃税天堂,如巴哈马群岛等地黑钱的回流,在中国现在讲引进外资,其实就是引进贪官的黑钱。问题在于这些钱是怎么出去的,为什么这些钱洗完了后以合法外商身份进入中国?这些假外商操纵着中国的金融命脉,对中国经济安全是巨大威胁。中国贪官洗黑钱,让黑钱流进流出是在中国政府的控制之外,威胁中国经济安全。

法广:三中全会公报宣布还将新的旨在强化社会控制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您怎么看?

程晓农: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不是针对贪官,只要让各级官员公布财产,实现阳光法案,但是,中国政府没有这么做。从相关文件我们可以感到,中国政府是要加强对内镇压和对外渗透。新成立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是把军队的情报系统,政府的情报系统,从公检法到网络控制,把涉外,对内,党政各方面整合在一起,形成对外渗透和对内镇压更有效的力量。我认为中国政府的重点不是对内的整合和监控,因为现在中国国内已经做得面面俱到了,以前没有整合的是对外外交,对外文化交流,对外的情报,中国政府把这些活动整合在一起。

法广:大家对中国十八届三中全会前希望很高,开会完后,大家又如此失望,您怎么看?

程晓农:我觉得中国十八届三中全会是高起低落,国际社会失落后也就过去了,十八届三中全会是个新闻亮点。对于中国老百姓而言,会有一种很强的压抑感,中国问题的解决看了在新的领导层的未来10年内,希望又不大了。

法广:中国政府把劳教制度废除是否是个进步?

程晓农:劳教制度中国政府已经讨论了许多年了。但是关押访民措施还存在,只是不叫劳教而已,还有关押法轮功成员,也不叫劳教。我相信中国政府需要镇压的时候他可以不用劳教这两个字。最简单的例子是薛蛮子已经被关押几个月了,从8月到现在,没有对他起诉,也没有审判,按照中国的刑法,中国政府已经违法了,现在把薛蛮子关押起来就完了,没有什么说法,也不叫劳教,中国政府不在乎叫名字,反正被关押,也没有人追究薛蛮子的现在的状态是否违法,连人权团体也不关心。

▲美国之音(VOA)11月23日报道:中共党校教授:中国绝不会有多党制、三权分立

台北 — 中共18届三中全会闭幕之后,中共当局透过党务系统、官方媒体等,大力宣扬三中全会的决定。 “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11月22号在北京召开“新闻茶座”,宣扬三中全会成果。中共党校学者在会中大力赞扬三中全会所要进行的改革,并否定中国实施多党制以及三权分立的可能性。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同时也是中央党校报刊社社长谢春涛针对舆论认为三中全会是“打着左灯向右转”、“政左经右”,发出了反驳。谢春涛认为当前中国的任何改革都是在坚持社会主义的前提下进行的。他认为“搞西方的多党竞争、三权分立”,就是犯了中共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所说的“颠覆性错误”,会导致中国陷入混乱,对世界也将是灾难。

此前,习近平在出席亚太经济合作会议(APEC)时表示,“中国是一个大国,绝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一但出现就无法挽回、无法弥补”。

谢春涛也说,中国制度的优越性经历了实践的检验,越来越受到国际认可。他说西方政治家从2008年的金融危机处理过程发现,中国应对危机的反应比其他国家快速,而且证次有稳定性和连续性,领导人考虑长远利益,一个接一个的五年计划,在“中央一声令下,马上就得到贯彻落实”。他并且说三中全会掀起的改革范围之广、力度之大是空前的,中央对改革有高度重视和强烈决心。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RFI)11月23日报道:习近平下令全军学习胡锦涛思想分析指是巩固本身权力

中国解放军报22日头版报导,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和中央军委审定批准,由总政治部组织编写的《胡锦涛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学习纲要》近日出版印发全军。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印发〈胡锦涛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学习纲要〉的通知》,对全军组织学习提出要求。

分析认为,全军学习胡锦涛思想,目的是巩固习近平对军方的领导权力。

习近平去年接替胡锦涛出任中央军委主席,而这个月初,中共高层会议决定将继续对军方进行改革,包括减少非作战人员的数目,并且对解放军的领导系统进行全面调整。

曾任华东理工大学战争文化研究所所长的倪乐雄教授指出,全军学习胡锦涛思想,目的是加强习近平在军方的政治认受性,有利他消除军方内部对他的改革所设下的障碍。

倪说,习近平进行军方改革,无可避免会遇到抗拒,因为总有某些人的利益受到牺牲,包括那些被胡锦涛或甚至江泽民提拔的人,现在全军被下令学习军委印发的胡锦涛思想小书,其实是宣示习近平对军方的改革,是与胡、江和邓小平一脉相承的。

解放军报呼吁全军,要把学习胡锦涛的《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学习纲要》,同学习毛泽东军事思想、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江泽民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结合起来,同学习习主席系列讲话精神特别是关于国防和军队建设重要论述结合起来,切实掌握推进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强大思想武器。

▲美国之音(VOA)11月24日报道:中国自由派网站遭封 言论自由空间再收紧

香港 — 在中共十八大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当局进一步收紧言论自由,封杀自由派网站和自由派人士的微博。

据报道,经常刊登自由派学者文章的中国综合性文化门户网站“影响力中国网”,星期六被彻底封网,已经无法登陆。消息称,该网站管理人员仍在与有关部门进行沟通。

号称以“理性、宽容、建构”为旗帜,以思想、文化、观点为媒介,集聚全球华人文化意见领袖的影响力中国网,由作家兼媒体人苏小玲等创办,2011年开网,特邀有社会影响力的专家、学者、作家、诗人、艺术家等主持专题论坛,包括宪政专家曹思源、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崔卫平、知名学者吴祚来等人。

另外,主张宪政民主的中国独立学者、被称为六四“幕后黑手”之一的陈子明的新浪微博,星期六也被封杀,无法打开,而“陈子明”已被列为敏感词,无法搜获任何信息。

近期,包括人大政治系教授张鸣、中国近代史学家章立凡和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千帆在内的一些自由派学者的微博,都相继被当局销号。

▲美国之音(VOA)11月24日报道:美专家: 中共三中全会《决定》或带来意外效果

华盛顿 —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经结束,对会议的纲领性文件《决定》的解读却还在继续。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说,如果得到贯彻设施,《决定》中有关经济和军事领域的改革措施有可能带来“革命性”的效果,社会与民生方面的改革或带来意外的效果。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政府公布《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称决定),《决定》共包括16个部分、60条、300多项改革措施,包罗了经济、社会、民生、法治、军事、教育等几乎所有重要领域。

美国智库彼得森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中国经济问题专家尼古拉斯•拉迪(Nicholas Lard) 认为, 如果得到贯彻实施,经济领域的一些改革措施可能是“革命性的”。

他说: “他们一再强调,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改变。这提升了市场的地位,这在以前党的文件中,我们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的情况, 以前他们总是说,市场是计划经济的补充等等。现在市场被提到了前面和中心的位置,市场将决定一切可以通过市场来解决的事情。”

拉迪是在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举办的题为“解读中国三中全会:政治、政策和前景”的研讨会上发表上述看法的。

十八届三中全会确认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而在以前党的会议中,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所起的作用只是“基础性的”。

中国国有企业的改革被认为是中国经济市场化发展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决定》受诟病较多的是,关于国企改革《决定》并没有太多的陈述,但是,拉迪认为,价格自由化和市场竞争机制的引进将会大大影响到国有企业的发展。

他说: “国有企业一直是低价资本、低价能源等的主要受益者。如果他们能够实施这些改革措施,如果他们暗示更多竞争,这表示私营企业将在国有企业一直占有垄断的地位领域发挥更大的作用,这将对未来经济发展的方向产生巨大的影响。”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问题专家克里斯托弗?约翰逊(Christopher K. Johnson)说,《决定》中有关军队改革的部署也可能会产生革命性的结果。他说:“关于人民解放军,我认为,也有可能产生革命性的结果。我们会看到很多措施的实施。我的感觉是这是最为公开的一次讨论。关于改变解放军的指挥结构的讨论也进行了很多年,主要是改变以前以地面部队、保卫国土为主的模式。

他说,按照改革的部署,中国未来的军队将更加注重外部防御,特别强调各个兵种之间的联合指挥。 他说,这是一种根本的变化,这将导致军队的缩编,特别是陆军的缩小,但是会加强中国部队的整体作战能力。

国防方面,设立国家安全委员是最新的一个变化。 约翰逊说,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成立显示,习近平已经成为十多年来中国最有权力的领导人。他已经控制了共产党组织中权力最大的组成部分:军队、情报和安全部门。

《决定》的很大一部分是关于民生、环境和社会问题的:包括放开单独二胎、废除劳教制度,甚至高考制度的改革,不过,这一切都有一个前提,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所长戴博(Robert Daly)说,似乎民众关心的每一个问题,《决定》都给出了答案。但是,习近平的方式却有两大弱点。他说: “习近平很明显在听到了民众关于社会公正、贫富差距、环境污染、犯罪和腐败的担忧,但是,他好像并没有听到中国人要求更多信息和更多参与的心声, 这对习近平来说,将是非常危险的。”

他补充说,这些意图上的改革可能在实际上带来中国共产党预料不到的结果。

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当局进一步收紧言论自由,封杀自由派网站和自由派人士的微博。

专家们说,《决定》体现了共产党的自信,但同时也暴露了中国共产党对执政地位的担忧。

对于《决定》,美国智库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副总裁包道格(Douglas H. Paal)评论认为,“这是一个’重大’的改革,但并非是’革命性’的。”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RFI)11月24日报道:中国劳教黑暗的一页:大堡小劳教

2013年11月15日,根据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的第34条,劳动教养制度将被废止。这个决定被认为是十八姐三中全会最重要的决定之一,意味着在中国执行了56年,备受争议的一种处罚方式的终结。劳教制度的废除在网络上出现叫好声的同时,也有不少质疑的声音,同时,两部有关劳教的纪录片《小鬼头上的女人》和《大堡小劳教》也再次引起大家的关注。

劳教制度相关的机构也开始转型,如果大家都知道劳教制度的话,可能很难想到在大学里有劳教管理系,据《新京报》讯报道, 劳动教养制度废止,高校劳教管理系也“寿终正寝”。近日,开设全国惟一一个劳教管理系的中央司法警官学院发布消息称,该校“劳教管理系”已正式更名为“矫正教育系”。

这是一个小插曲,另外,对于劳教制度突然被废除,尽管有不少人指出这是理所应该的事,也是多件来社会呼吁的结果。但对于一个存在了几十年的这个遍布全国的庞大体制的未来,却有不少网络上的评论持怀疑和质疑的态度。

在社交网站推特上,蔡淑芳 @sfchoi896416 发贴指出:中央电视台今年早些时候报道,中国有310个劳教所,劳教人数19万人,管理人员大约有10万人。

旅美法律学者王天成 ?说,一些人注意到了中共宣布废除劳教,却没有在意同时也宣布了要建立“社区矫正制度”。什么是“社区矫正制度”?会比劳教好还是更坏?目前不知道。但是,根据中共近来一直加强打击的总趋势,不太可能比劳教更好,可能同样坏甚至更坏。王天成指出,不要忘记,刑法“危害国家安全罪”其实就比“反革命罪”更坏。

独立学者刘水 ?@liushui198921 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指出既然官方宣布废止劳教,那么就该公布国家劳教档案:从1955年实施劳教制度到2013年11月取缔,58年间总共有多少无辜者被劳教?劳教死亡人数是多少?全国先后设立多少所劳教所?劳教经济收益去了哪里?一句废止,不能轻易一笔勾销、抹平58年间肆意剥夺、残害人权的黑暗历史。

另外,在有关劳教这个问题的讨论中,经常会提到纪录片《小鬼头上的女人》和《大堡小劳教》。

由杜斌拍摄的片子《小鬼头上的女人》揭秘中国辽宁马三家女子劳教所的内幕。内容由十二个曾在马三家女子劳教所遭受酷刑的女士亲身讲述自己的恐怖经历。这部片子在今年四月份放映之后,引发了媒体极大的反响。

另一部纪录片《大堡小劳教》似乎却似乎更鲜为人知,据网友介绍,这是中国50年代发生的一场惨剧。1957年为惩治右派、仿效苏联设置四川乐山峨边县大堡镇劳动教养作业区,数千10-18岁少儿被关押在此残害,惨绝人寰的大饥荒将他们无情地摧残,死人埋满了三个山头,只有少数人活了下来。

《南方周末》 上的一篇文章介绍了纪录片诞生的经过,以及在大堡劳教所里发生的一段被历史遗忘的这段中国历史上的悲剧。

南方周末写道,1958年,《四川日报》的青年记者曾伯炎被打成“右派”,开除公职,送到四川省乐山市峨边县的劳改农场建筑队强制劳动教养。几后天,他惊异地看见一群少年,衣衫褴褛,面黄肌瘦,举着比自己还高的锄头在开荒种地。有些孩子哭喊着:妈妈呀,我要回家……但曾伯炎其实本来也不知道这里后来发生的事情。直到2006年,他和当年一个姓蔡的组长相逢,送对方一本自己的书《幸存者手记》。那人翻了翻说:“大堡死了那么多娃娃你怎么不写呢?我当年一个一个登记的,死了2600多人”。听了这句话后,曾伯炎才开始寻访当年的那段历史。五十多年后,白发苍苍的曾伯炎再次行走在那条森森莽莽的路上。他带着同伴和摄像机,去寻找当年那些孩子。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去寻找他们的坟墓。

2013年5月,纪录片在香港、台湾公映,半个月后,在腾讯等门户网站上播出,这部纪录片的名字叫《大堡小劳教》。

据介绍,从1958年开始,来自全四川的数千名“小劳教”陆续出现在峨边县的原始森林。最大的十七岁,最小的九岁。这里的官方名字是:四川省地方国营沙坪农场大堡作业区。在这里,“小劳教和劳改的少年犯,全混在一起,惟一的区别是劳改有刑期,劳教没有。没有人想过这些孩子的个人卫生问题。没有牙刷牙膏,也没有人组织他们洗澡和剪指甲。每人发一件带编号的劳改服,小孩子不会补,没几天就形如乞丐。

而1959年的冬天,“大跃进”的恶果爆发。最突出的表现便是饥饿。

大堡的几千名“小劳教”,当然逃不脱这场灾难。当年的小劳教人员回忆说,因为肚子饿,他们什么都吃,在吃光了地里挖出来的种子后,也吃老鼠,蟋蟀,甚至蚯蚓也不放过。但死神还是很快就找到了机会,开始向孩子们下手。

1960年,从成都来了几个母亲。孩子给她们写信说肚子饿。她们要申请领儿子回家,自己管教。遭到管教干部的拒绝,理由是孩子还没改造好,到这里还在偷东西,不能领走。这些孩子几乎全部饿死在大堡。

四川省团校教师林宪君是管理小劳教犯的组长,据他介绍,自1960年起,一个人埋葬的孩子,累计有一百多人。刚开始还有棺材,后来就用炕席卷起来埋,最后死者身上的衣服都被扒下来跟当地农民换粮食,光身下葬。坟墓上也基本都没有任何标记,后来不少家长来找,只能对着茫茫林海放声号哭。但不断有孩子被送来,死去……

46岁的谢贻卉是一名民间历史爱好者。她因为看到曾伯炎写的一些文章,开始对这段历史产生追寻的望愿望,整整做了三年,《大堡小劳教》终于出炉,时长104分钟。谢贻卉最终没能查实大堡小劳教的总人数。从林宪君等当初的成年管理人员回忆中,估算出了五六千人这个数字。

《大堡小劳教》的最后,是2011年杨泽云等几个人去大堡旧地寻访时的镜头。他们寻找到一片树林,在树干系上白布,每一棵树上都写一个当年死去难友的名字,作为祭奠。几经变迁,当年的处处坟茔实在找不到了,只能确定这片树林里有。两年后,那片树林也已经不在了。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RFI)11月25日报道:从三中全会看未来中国政治格局的走向

谈到刚刚结束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有分析人士认为,其首要的一个意图就是集权。两个层面的集权:从地方集权到中央,再集权到个人。我们今天的话题就从这里说起。三中全会新设立的两大超级机构,也就是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主要职能就是这两个层面的集权。他们不仅是政治设计院,垄断重大决策,更负有督战之责,即监督地方和部门的执行情况,保证决策落实到位,让官僚集团很难像过去那样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很难再打折扣。

知名时评人笑蜀的文章说,除了上述两大超级机构之外,再加上中纪委严格执行党纪。三管齐下,力图从根本上改变以往那种“政令不出中南海”的尴尬格局。这种两层集权一旦实现,十八大之前那种所谓的“集体总统制”便宣告寿终正寝,转向个人绝对权威,确立领袖体制或称之为元首体制。从前中共高层尤其重大会议几乎无密可保,千根针万条线争相向外媒放风,再出口转内销。

以致几次换届,新班子的人选总被外媒精确“预言”,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对官僚集团的失控。但是此次三中,四天会议都是滴水不漏,保密之成功为二十年来所仅见。再从事后的电视镜头来看,习近平此次出席三中全会的小组会议,会议室所用的陈设极其简朴,也折射出新政“八不准”的效力,可见官僚集团之噤若寒蝉,也可见此种集权措施,一定程度上的成功。

三中全会的第二个意图则是如何固“体”,即巩固政权,巩固共产党的统治,这也是所谓“两层集权”的初衷所在。两层集权的首要防范对象,就是官僚集团,就是说,在最高层看来,官僚集团不仅不等于共产党,而且其对于共产党的政治忠诚,也是要打个问号的。他们一方面把共产党当成了垃圾桶,利益都是自己的,骂名却是共产党的,最大限度败坏了共产党的形象,导致了空前的信用危机,并进而导致了空前的统治危机。

不久前习近平在中南海党外人士座谈会上,大谈“问题倒逼”,就是对这种巨大压力的委婉表述。一句话,不做末代王朝,在最高层已是共识。他们必须代表共产党,对官僚集团严加管束,严加整顿,绝不允许他们把共产党的江山真的给糟蹋了。也就是说,危机深重,在这一点上,最高层跟社会的主流判断并没有太大分歧。分歧则在于,他们至今仍然不服气,不服输。他们不认为所有的问题和危机,都来自共产党自已和制度本身,而认为共产党本质上还是好的,制度的本质还是先进的。

问题只是出在党不管党,没有把共产党搞好,以至涌入了大量的投机分子乃至坏分子,解决的办法就是党要管党。他们坚信,只要真正把共产党管起来,通过洗脑,通过整肃,通过吐故纳新,给共产党换血。并把整个官僚集团置于三大首脑机构无处不在的严厉监控之下,不给他们违法乱纪、监守自盗的空间,那么共产党就不难重新赢得人民的信任,共产党就还有前途。

网友荒岛英男和不懈陈辞转载的这篇文章又说,三中全会的最后一个意图,则是改“用”。所谓的“用”,是相对于“体”而言,即相对于巩固政权和共产党统治而言。在“体”的问题上,他们是绝对不松动,不谈判,不妥协。但除了“体”之外,其他统统都只能算作是“用”,可以让步,可以改,而且因为问题和危机之深重,也必须坚决改。相比于共产党统治这个最大的特殊利益,其它所有具体的特殊利益都可以而且必须让步,为此不惜杀出一条血路来。

共产党是彻底的实用主义者。为了维持生存和统治,体制以外的层面从来没有什么是不能改的。历史上已经有过两次大的改变,一次是,当年从红军改编到八路军新四军,一次是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到了穷途末路,就会实现转身。从三中全会公报来看,它甚至已经引入了本来属于北欧民主社会主义范畴的混合经济概念。包括经济改革、反腐败、限制官员特权等等三中全会承诺,今后都会努力兑现。

但问题在于,正如李克强所说,触动利益比触动灵魂还难。利益调整一旦动真格的,很可能真的就是血雨腥风,利益集团形形色色的反抗,则都在意料之中。而社会本来就已经陷于和平的乱世,到处干柴火星,一旦利益集团群起反抗的话,风险自不待言,随时都可能翻船。为此更加必须高度集权,以便随时应付不测。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高度集权体制也就是紧急保卫体制,要么统治溃败垮台,要么下最大决心突围,这就是三中全会所面临的十字路口。对此,三中全会给出的答案,则是确立所谓的元首体制,以此启动所谓“全面改革”,来挽救共产党保住其政权。最高层这方面的决心和胆魄都不用怀疑,但客观形势,却是不会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他们前进道路上的激流险滩,不是单凭决心和胆略就可以闯过去的。

究其原因,在认知上他们原本已经落后于时代,就是说,时代的需求已经不再是所谓改革,哪怕是全面改革,时代的需求已经只剩下转型——彻底转型,尤其是政治体制的转型了。救党保权的初衷无非是以所谓“全面改革” 来回避政治转型,这才是最大的矛盾和挑战所在,他们几乎无力应对。同样致命的另一个问题则是,他们可以重造高度集权的首脑机构,但是,他们的基本盘又在哪里?

君不见,反宪政得罪了知识阶层;杀曾成杰抓王功权得罪了企业家阶层;镇压新公民运动又得罪了中产阶层;杀夏俊峰得罪了底层;反腐败和节制官权又得罪了官僚集团;经济改革更是得罪了几乎整个的毛派。他们四面出击,几乎得罪了所有的人。已经没有基本盘可言,单靠首脑机构就可以包打天下,突围闯关?历史上还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奇迹。

笑蜀的文章最后强调说,但是无论如何,长期以来那种让人绝望、压抑和焦虑的沉闷期结束了,历史性的关口到了,至于究竟何去何从,且拭目以待。在此大变革的前夜,让我们一起等待暴风雨的来临和洗礼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