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劳教黑暗的一页：大堡小劳教

劳教制度相关的机构也开始转型，如果大家都知道劳教制度的话，可能很难想到在大学里有劳教管理系，据《新京报》讯报道， 劳动教养制度废止，高校劳教管理系也“寿终正寝”。近日，开设全国惟一一个劳教管理系的中央司法警官学院发布消息称，该校“劳教管理系“已正式更名为“矫正教育系”。
这是一个小插曲，另外，对于劳教制度突然被废除，尽管有不少人指出这是理所应该的事，也是多件来社会呼吁的结果。但对于一个存在了几十年的这个遍布全国的庞大体制的未来，却有不少网络上的评论持怀疑和质疑的态度。

在社交网站推特上，蔡淑芳 @sfchoi896416 发贴指出：中央电视台今年早些时候报道，中国有310个劳教所，劳教人数19万人，管理人员大约有10万人。

旅美法律学者王天成 ‏说，一些人注意到了中共宣布废除劳教，却没有在意同时也宣布了要建立“社区矫正制度”。什么是“社区矫正制度”？会比劳教好还是更坏？目前不知道。但是，根据中共近来一直加强打击的总趋势，不太可能比劳教更好，可能同样坏甚至更坏。王天成指出，不要忘记，刑法“危害国家安全罪”其实就比“反革命罪”更坏。

独立学者刘水 ‏@liushui198921 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指出既然官方宣布废止劳教，那么就该公布国家劳教档案：从1955年实施劳教制度到2013年11月取缔，58年间总共有多少无辜者被劳教？劳教死亡人数是多少？全国先后设立多少所劳教所？劳教经济收益去了哪里？一句废止，不能轻易一笔勾销、抹平58年间肆意剥夺、残害人权的黑暗历史。

另外，在有关劳教这个问题的讨论中，经常会提到纪录片《小鬼头上的女人》和《大堡小劳教》。

由杜斌拍摄的片子《小鬼头上的女人》揭秘中国辽宁马三家女子劳教所的内幕。内容由十二个曾在马三家女子劳教所遭受酷刑的女士亲身讲述自己的恐怖经历。这部片子在今年四月份放映之后，引发了媒体极大的反响。

另一部纪录片《大堡小劳教》似乎却似乎更鲜为人知，据网友介绍，这是中国50年代发生的一场惨剧。1957年为惩治右派、仿效苏联设置四川乐山峨边县大堡镇劳动教养作业区，数千10-18岁少儿被关押在此残害，惨绝人寰的大饥荒将他们无情地摧残，死人埋满了三个山头，只有少数人活了下来。

《南方周末》 上的一篇文章介绍了纪录片诞生的经过，以及在大堡劳教所里发生的一段被历史遗忘的这段中国历史上的悲剧。

南方周末写道，1958年，《四川日报》的青年记者曾伯炎被打成“右派”，开除公职，送到四川省乐山市峨边县的劳改农场建筑队强制劳动教养。几后天，他惊异地看见一群少年，衣衫褴褛，面黄肌瘦，举着比自己还高的锄头在开荒种地。有些孩子哭喊着：妈妈呀，我要回家……但曾伯炎其实本来也不知道这里后来发生的事情。直到2006年，他和当年一个姓蔡的组长相逢，送对方一本自己的书《幸存者手记》。那人翻了翻说：“大堡死了那么多娃娃你怎么不写呢？我当年一个一个登记的，死了2600多人”。听了这句话后，曾伯炎才开始寻访当年的那段历史。五十多年后，白发苍苍的曾伯炎再次行走在那条森森莽莽的路上。他带着同伴和摄像机，去寻找当年那些孩子。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去寻找他们的坟墓。

2013年5月，纪录片在香港、台湾公映，半个月后，在腾讯等门户网站上播出，这部纪录片的名字叫《大堡小劳教》。

据介绍，从1958年开始，来自全四川的数千名“小劳教”陆续出现在峨边县的原始森林。最大的十七岁，最小的九岁。这里的官方名字是：四川省地方国营沙坪农场大堡作业区。在这里，“小劳教和劳改的少年犯，全混在一起，惟一的区别是劳改有刑期，劳教没有。没有人想过这些孩子的个人卫生问题。没有牙刷牙膏，也没有人组织他们洗澡和剪指甲。每人发一件带编号的劳改服，小孩子不会补，没几天就形如乞丐。

而1959年的冬天，“大跃进”的恶果爆发。最突出的表现便是饥饿。

大堡的几千名“小劳教”，当然逃不脱这场灾难。当年的小劳教人员回忆说，因为肚子饿，他们什么都吃，在吃光了地里挖出来的种子后，也吃老鼠，蟋蟀，甚至蚯蚓也不放过。但死神还是很快就找到了机会，开始向孩子们下手。
1960年，从成都来了几个母亲。孩子给她们写信说肚子饿。她们要申请领儿子回家，自己管教。遭到管教干部的拒绝，理由是孩子还没改造好，到这里还在偷东西，不能领走。这些孩子几乎全部饿死在大堡。

四川省团校教师林宪君是管理小劳教犯的组长，据他介绍，自1960年起，一个人埋葬的孩子，累计有一百多人。刚开始还有棺材，后来就用炕席卷起来埋，最后死者身上的衣服都被扒下来跟当地农民换粮食，光身下葬。坟墓上也基本都没有任何标记，后来不少家长来找，只能对着茫茫林海放声号哭。但不断有孩子被送来，死去……

46岁的谢贻卉是一名民间历史爱好者。她因为看到曾伯炎写的一些文章，开始对这段历史产生追寻的望愿望，整整做了三年，《大堡小劳教》终于出炉，时长104分钟。谢贻卉最终没能查实大堡小劳教的总人数。从林宪君等当初的成年管理人员回忆中，估算出了五六千人这个数字。

《大堡小劳教》的最后，是2011年杨泽云等几个人去大堡旧地寻访时的镜头。他们寻找到一片树林，在树干系上白布，每一棵树上都写一个当年死去难友的名字，作为祭奠。几经变迁，当年的处处坟茔实在找不到了，只能确定这片树林里有。两年后，那片树林也已经不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