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国家主义，就是一种把我的祖国的蠢蛋们，同侮辱我的生活方式的人，同亵渎了我的语言的人联系在一起的爱。——卡尔·克劳斯
中文世界里的读者，大都读过梭罗的《瓦尔登湖》（WaldenPond），认为梭罗是一个如同陶渊明那样独善其身的隐士。至多还知道梭罗是个环保主义者和素食主义者——这两个取向正是晚近以来十分时髦的、布尔乔亚（小资）味道十足的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然而，却极少有人知道梭罗还写过铿锵有力的政论《公民不服从》，并因为拒绝纳税而被捕入狱。
二○○三年，当我第一次访问美国的时候，专程去位于波士顿郊外的瓦尔登湖「朝圣」，并进入梭罗当年居住过的那个简陋小木屋中体验一番。湖边迎风而立的梭罗铜像，呈现出的是他那战士的那一面，严峻的神情，蓬乱的胡须，并没有常人想象的那么和蔼可亲。在其浪漫的表象之下，是严峻的性情和尖锐的批判，是怒发冲冠的公民抗命。
梭罗为何将自己送进监狱？
梭罗与好朋友爱默生等人，可以说是美国的第一代公共知识分子。与那些跟他们同时代的、高高在上、贵族气十足的欧洲知识分子不同，梭罗等人崛起于「陇亩」之中，具有草根特质，与普通民众水乳交融。英国历史学家保罗·约翰逊指出：「美国本身就是对不公正的旧秩序进行革命的产物。」美国的政府结构跟中央集权的欧陆国家迥然不同，美国是先有本地社群，继而有地方自治，再有联邦政府，难怪来自法国的思想家托克维尔大为感叹，并写下了《论美国的民主》这一经典巨著。
与普通的美国人一样，梭罗对于像霍布斯笔下「利维坦」（Leviathan，巨兽之意）一样的政府和国家权力，始终心怀警惕。虽然有宪法和三权分立的体制的保障，他们仍然担忧政府的权力过大，大到危害公民权利的地步。梭罗认为：「美国政府从前取得的所有成就，皆赖于美国人民的性格；如若政府不曾时时作梗，取得的成就还会更大。因政府乃是权宜之计，人们可以由此欣然做到不相往来。」换言之，政府并不具备上帝般的权威，政府仅仅是一种「必要之恶」而已。
当政府小心翼翼地行使民众之授权的时候，民众也就给予政府相应的尊重和支持；但是，即便是民选的政府，亦有可能出现「脱轨」。当政府失去「惩恶扬善」的天职之时，公民当何为？梭罗断然指出：「当政府沦为暴政，或它效力极低、无法忍受，有权拒绝向其效忠，且有权对其反抗。」梭罗虽非虔诚的教徒，但这一决断这与清教徒传统一脉相承。
在此一原则下，政府制订和实施的各项法律，需要公民逐一思考、甄别。如果法律违背正义，那么拒绝遵守法律就是「天赋人权」的一部分。这种极端状况，不是每时每刻都会遇到，但当它发生的时候，公民不能逃避和屈从。梭罗指出：「培养对正义的尊重尚不可取，对法律的尊重又何足论？我有权承担的惟一义务，乃是不论何时，都做我认为正当的事情。」
是故，当政府通过征税来发动战争，并对外推广奴隶制度的时候，梭罗便决定遵循良心的呼唤，拒绝纳税。他明明知道这一举动的结果是触犯法律，但他仍然主动将自己送进监狱——「在其监禁行为存在着不公正的政府下面，正义之人真得其所的地方便是监狱。」如果监狱是热爱自由的人惟一的去处，他有何妨「以狱为家」？虽然只是一天的监禁生涯，却足以让梭罗倍加珍惜自由与人权，并更加勇敢和坚定地为之吶喊与战斗。
梭罗启发了前仆后继的公民抗命运动
梭罗是近代公民抗命运动的第一人。他的生命实践启迪了后世的很多伟人，包括托尔斯泰、甘地、马丁路德．金恩和曼德拉；他的公民抗命思想更是开启了一个源远流长的政治哲学传统，成为此后两百年公民运动中宝贵的精神资源。
梭罗之于美国，犹如伯克之于英国、雨果之于法国、托尔斯泰之于俄国，他以一种特别的方式塑造着美国历史和美国精神。马丁路德．金恩在自传中披露，他在一九四四年首次阅读《公民不服从》，从而接触到非暴力反抗的概念。金恩指出：「当时，美国政府发动对墨西哥的战争，试图将奴隶制度的版图扩至墨西哥。梭罗因反对这场不义之战，拒绝缴税而入狱。我由此知道了非暴力反抗的原理。他提倡不和恶势力妥协的理念使我震撼不已，让我一读再读。」此后，梭罗的思想与圣经同为源头活水，滋养着金恩。
公民抗命，不是消极忍耐，乃是积极践行公民的基本权利与自由，乃是一种道德上的实现和伦理上的自足，正如金所言：「我开始相信，不向恶势力妥协是一种道德责任，就和行善一样。没有人比梭罗更传神、更热诚地表现这个想法。籍由他的文字，见证他的为人，我们传承了这一种具原创性的抗议方式。梭罗的教诲在公民运动中重燃，甚至比以前都还热烈。梭罗倡导一个正直的人不应忍耐不义之事，而是要坚持对抗邪恶，无论场合地点，在全国各地的抗争运动，其实都是梭罗理念的延续。」毫不夸张地说，在美国两百多年来的历次公民运动中，梭罗的影子都若隐若现。
梭罗的影响力不仅限于美国国内，而且逐渐拓展到全球范围。一九○六年，甘地在印度发起独立运动时，读到了梭罗的《瓦尔登湖》。甘地为反英国的殖民统治而入狱，在狱中又读到梭罗的《公民不服从》，并深受启发。甘地在一篇评论中赞美说，「梭罗为美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贤人」。甘地后来还说：「梭罗的理念对我影响很深，我采用了很多，而且向每一位争取印度独立的同胞推荐这本书。我甚至以《公民不服从》来为我们的运动命名。」
只要专制和暴政存在一天，公民抗命就会前仆后继、百折不挠。从曼德拉和杜图大主教领导的南非人民取消种族隔离制度的斗争，到推倒柏林墙的「苏（联）东（欧）波（兰）」；从席卷阿拉伯地区的茉莉花革命，到翁山苏姬领导的缅甸民主运动……尽管有压迫、苦难甚至流血，但好消息接踵而至：面对锲而不舍的公民抗命运动，一个个貌似固若金汤的独裁政权最终轰然倒下。在阿根廷，有失去孩子的「中央广场的母亲们」；在中国，有失去孩子的「天安门母亲」，真相、正义与和解是她们的愿景，而梭罗与这些如同压伤的芦苇的母亲同行。
如今，在两岸三地，公民抗命运动方兴未艾：香港的「占领中环」运动唤醒了沉睡多年的中产阶级群体的公民意识；台湾的反核、大埔、洪仲丘案等，亦激发出沉寂已久的公民自发维权运动；而在中国，从「零八宪章」到「新公民运动」，尽管受到中共当局的残酷打压，刘晓波、许志永、王功权等知识分子领袖、法学家、企业家等先后入狱，但地火已在燃烧，春雷已在萌动，即便中共党内再出现毛泽东式的冷血屠夫、独裁暴君，亦不能让十几亿人重新返回奴隶状态。
那些「以服从为天职」的人，快醒来吧！
梭罗倡导的公民抗命运动，不仅是鼓励同道、启发民众，更是对政府官员、普通公务员乃至执法部门、强力部门的成员喊话与传道。被马克思主义视为「阶级镇压工具」的军队和警察，通常是公民抗命运动的对立面。梭罗入狱的时候，看守对他彬彬有礼，将他介绍给同室狱友时特意说，「这是个一流的家伙，聪明得很」。但梭罗在面对「那两三尺厚的坚固石墙，那一尺厚的铁皮木门，以及那扭曲了灯光的铁栅」时，仍然感叹说，「我不禁震惊于如此待我的制度之愚蠢」。
所以，梭罗在《公民不服从》一文中严厉批评那些声称「服从就是天职」，从而回避良心判断的士兵和警察。他指出：「对法律不适当的尊重，会自然导致一个普遍的结果，便是一整队的士兵、校官、尉官、下士、二等兵、填弹手，雄赳赳气昂昂，翻山越岭，奔赴战场，而有悖于他们的常识与良心。他们算得上什么？算得上是人？还是会动的小堡垒、小弹药库，为一班不讲廉耻的掌权者做了奴才？」在这里，他的笔锋与《瓦尔登湖》中的飘逸与浪漫迥然不同，而是如匕首投枪般锋利：「这一些声称为国效力的人，简直就算不得人，而是带了躯壳的机器。是他们组成了常备军，组成了民兵、看守、警察、保安，以及诸如此类。他们多半没法自由运用自己的判断与道德感。……他们的价值，不过抵得上一匹马、一条狗。」
这些人固然是领取俸禄的士兵、警察和公务员，但他们首先也是公民的一部分。他们的俸禄不是政府赏赐的，乃是来自于纳税人和公民社会。如果政府命令他们从事剥夺公民的财产、基本人权乃至生命的时候，他们理所当然应当拒绝接受这样的命令，乃至脱下制服、投入公民抗命运动之中。比如，东德的边防军士兵接到上级向逃亡者开枪的命令时，难道要无条件服从吗？两德统一之后，有一名开枪打死已被抓获的逃亡者的士兵，被判处六年监禁。其律师申辩说，哨兵开枪没有错，他遵从了当时的法律。而法官则指出，人们不应当遵守邪恶的法律，尤其当它违背了普遍的人权原则。
在这个意义上，公民抗命运动也是对掌权者和执法者的教育和启蒙的过程。当所有公民都像梭罗那样生活的时候，这个世界就能恢复「弟兄和睦同居，何其美善」的状态。为了达致这样的状态，值得我们为此而不懈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