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1月中共召开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习近平说,它回答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问题”。这个以16条、60款合成的改革决定,包含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囯防、军队、党的领导,共8大方靣,改革的时间延伸到2020年――广度和深度,前所未有。习氏认为,改革决定中所列的各项举措都是重要的、关键的,因为“一般性举措不写,重复性举措不写,纯属发展性举措不写”。这是习近平打出的一张新牌,是他出示的王牌。

这张王牌引起社会各界密切关注,加以大肆张扬的舆论造势,媒体从各种角度对这个决定进行估价,中共中央还组成若干宣讲团分赴各地鼓吹这个“深化改革”的内容及其重要意义,令举囯沸腾,以致美国官方也伸出触角,欲探听这个决定的虚实。总统奥巴马委任财政部长雅各布•卢为特使,匆匆赴华,以探究竟。11月15日,雅各布•卢告诉习近平,他的目的是“深入了解中国雄心勃勃的改革方略”,他认为中国改革的进展会持续,问题是“进展有多快,有多大”,美国总统要摸这个问题的底蕴。

习近平这张王牌引起如此巨大反响促使人们对这个改革决定认真思索,看看它究竟想干什么。兹以如下几点略作分析。

(一)决定说:“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是习近平王牌的总纲。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该如何理解呢?这个概念是邓小平1982年在中共十二大致开幕词时提出的,他表示“中囯特色”就是“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就是说,“社会主义”的一般教义不应生搬硬套,只有符合“中国情况”的措施才能首肯。比如,民主国家的社会主义政党要靠选票赢得执政权力,而在中国,中共是靠自我吹嘘而自命为管辖中国人民的领导党、执政党,这就是“中国特色”。再如,民主国家的军事武装只负责国家安全,不参与政党活动,而在中国,军队由中共绝对控制,成为中共的权力后盾,指挥枪的党是枪所支持的党,这种局面就是“中国特色”。又如,民主国家保障民权,以宪政治国,实行多党竞争,以权力制衡权力,而在中国,民权是空的,宪政是假的,权力高度垄断,极端专制,这就是“中国特色”。

习近平的改革决定要“完善和发展”这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就是要“完善和发展”不具备执政合法性的中共组织,就是要“完善和发展”中共党、军合一的暴力统治,就是要“完善和发展”中共专制主义的种种特权。决定第30款说:“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法律的特权,一切违反宪法法律的行为都必领予以追究”,照这样说,必须追究毛像何以悬挂天安门上、毛尸何以摆在纪念堂内,这种特权没有宪法法律条文予以支持。不撤毛像、不迁毛尸,习近平的第30款条文就属空谈。

(二)中共自命为“领导党”,从上到下实行集权制,大事小事由它说了算,可它不愿承担“专制”的恶名,因而推出“人民当家作主”为护身符,说什么“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呀(第4款)、“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呀(第27款),把“专制”用“民主”包裹起来。它编造一个公式:“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统一。既有“党的领导”,大事小事由它说了算,还有什么“人民当家作主”,这两者如何“有机统一”?至于“依法治囯”中的“法”,除了那些涉及全社会利益的立法以外,法不过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是“党的领导”说了算的。所以,这个编造的用以忽悠大众的公式中,实际起作用的只是“党的领导”,即党的控制,“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不过是囯王身上的外衣、长裤而已。

(三)决定的第3条说:“反对垄断和不正当竞争。”它倡言:“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立意虽好,可惜它面对的现实却是垄断已经形成庞大的、无法抗拒的势力。翻开历史可以知道,2003年3月成立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主持国资委工作的党政领导干部由党中央直接任免。根据国资委的部署,国有经济占领了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包括军工、电网电力、石油石化、电信、煤炭、民航、航运等七大行业,拥有对它们的绝对控制力,同时,国有经济占领了基础性和支柱产业领域的重要骨干企业,包括装备制造、汽车、电子信息、建筑、纲铁、有色金属、化工、勘测设计、科技等行业,拥有对它们的较强控制力。

国资委2008年8月25日宣布,它领导的中央企业承担几乎全部原油、天然气和乙烯生产,提供全部基础电信服务和大部分增值服务,发电量约占全国的55%,民航运输总周转量占全国的82%,水运货物周转量占全国的89%,汽车产量占全国的48%,生产的高附加值钢材约占全国的60%,生产的水电设备占全国的70%,生产的火电设备占75%。在国民经济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的中央企业户数占全部中央企业的25%,资产总额却占75%,实现利润所占比重高达80%。这样的国有企业形成名符其实的官僚垄断资本,它们赢得的是高额垄断利润。

据报,中国的“三桶油”(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2010年净利润总和为2651亿元。石油是中国的紧缺能源,挖一点少一点,“三桶油”的成本中没有计入石油资源的市场价格,后来征收资源税则是微乎其微。同时,“三桶油”取得的垄断利润,最初没有上缴国家红利的任务,净利润全部留在企业内消化,后来按不同比例上缴红利并不能动摇其垄断的本质。而且,由于上市,股价波动,危及“三桶油”的股市利益时还需要国家财政补贴。简言之,这样的官僚垄断资本是由中共中央直接撮合而成,从干部到资金输入,对其百般照顾和支持,使之不断发展、壮大,成为中共政权的经济基础。这样的经济垄断与中共的权力垄断形成合力,决定着囯家走向。这就是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大陆基来态势。习近平要“反对垄断和不正当竞争”,应当先问问提供源源不断的巨量资金以支持他的政权运行的那些官僚垄断资本的代表们是否同意,他要求“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也需要问问那些官僚垄断资本的代表们是否支持。如果不顾他们是否同意和支持而一意孤行,那么,就需要习近平及其追随者掂量掂量是否有足够能量取代这些官僚垄断资本。

(四)决定第11款称:“在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前提下,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赁、入股,实行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这与以前的做法大相径庭。农村土地为集体所有,但这个“集体”一直悬浮不定,从公社所有退而为大队所有,再退而为小队所有,分给农户承包经营后,土地名为集体所有,却更加虚幻。土地对农民的重要性是毋庸质疑的,但归属不明,农民就缺乏保护土地的基本动力。这是国家对农村土地实行强制征收的重要前提。国家规定,征收农村土地的补偿费按每亩前3年平均产值的6至10倍计算,对农民的安置补偿费按每亩前3年平均产值的4至6倍计算,最多不超过15倍,两费合计不得超过每亩前3年平均产值的30倍。农产品的平均亩产量本来就低,其价格又被压下,这种按30倍计算的政策等于强制低价没收农民的命根子。

国家还规定,征收的土地按市场原则竞价出售,其收入归地方政府所有,作为地方财政收入,不上缴中央,这当然极大地激起地方政府的积极性。据报,2012年各地卖地收入2•69万亿元,占地方政府财政收入1/3以上。这样的卖地政策带动了建筑业的发展,推动了铁路建设投资加速,各地的经济开发区竞相开业。这些成果归根结柢是靠强制征收农民土地、极大地损害农民权益而来的。如今习近平似乎很为农民鸣不平,希望农民的经营性用地“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可是这等于把地方政府的1/3财政收入堵住,把他们靠这些真金白银维持生存的路截断。这些地方诸侯可不是好惹的,他们的既得利益已经固化,中央政权对此一向是迁就、默许以换取地方诸侯对中央权威的拥戴。如果习近平没有构架好对付这些诸侯的适当对策,恐怕他的“同等入市,同权同价”是行不通的。

(五)在金融方面,这个决定面对全国物价飞涨的现实,竟无一字着墨,令人不解。连老百姓都知道菜价天天上涨,食品价格迅速跟进,哀叹日子不好过,CPI的统计对此也有反映,与此相关的是,工业品出厂价格高企,从PPI的数据中得到证实。这些现象说明流通中的货币超过现实社会经济运转的需要,流动性过量形成的通货膨胀使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的市场价格不断攀升,使其实际价值不断贬低。这必然导致M2与GDP的比值差距拉大。研究者认为这种比值M2/GDP的差距增大是通货膨胀的重要指标。他们列举了M2/GDP比值上升的趋势:1990年为82.5%(货币供应略显不足),1993年突破100%(开始脱轨),2000年突破150%(M2超供应50%),2011年172%(M2超供应72%),2012年190%(M2超供应90%。该年的实际数值是:M297万亿元/GDP51万亿元,货币超供应46万亿元,46万亿元!)。通货膨胀使资产贬值,使租金高涨,使价格剧烈动荡,使衣食住行成本上升。这为中共当政者提供了借助通货膨胀大肆掠夺会财富的机遇。习近平在改革决定中避开了通货膨胀的现实,难道这样就可以推拖他放任通货不断膨胀的责任吗?

(六)习近平这张王牌提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八大方面改革命题,涉及众多社会关系的变化,都有待落实后检验它们的效果。如:“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是把权力关于制度笼子的根本之策”,“推进决策公开、管理公开、服务公开、结果公开”,“推进水、石油、天然气、电力、交通、电信等领域价格改革”。这4款决策如何付诸实践,社会在拭目以待。

2013年11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