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最大敌人不是共产主义，不是社会主义，也不是资本主义，而是人的心灵、人的想象力的庸俗化。
————布罗茨基
习近平在十八大闭幕式上作了一篇简短的“就职演说”，被民间惊为天人，连字正腔圆的北京官话都被赞不绝口——中共建政以来，确实还没有出现过说得一口纯正北京话的最高领导：毛泽东说湖南话，邓小平说四川话，江泽民说江苏话，胡锦涛说安徽话。唯有在北京长大的习近平，满口是“代表先进文化”的京片子。
习近平上台之初，说了一些“恪守宪法原则、弘扬宪法精神、履行宪法使命”、“把权力关进笼子里”等貌似开明的话，南下深圳重走邓小平一九九二年的“南巡”路，让海内外对他推动改革抱有无限希望。一时间，习近平刚刚坐上聚义厅第一把交椅，虽然还未大赦天下，就出现万民欢腾的景象，谄媚之词铺天盖地而来，他的荣誉比奥巴马的诺贝尔和平奖还要来得容易。
人类的愚蠢就在于：总是在曾经跌倒过的地方第二次甚至第三次重重地跌倒。许多“奴在心者”的“公知”，对“新一届领导班子”产生海市蜃楼般的奢望，如同十年前对“胡温新政”的憧憬。如果说十年前人们对胡温的期待，是“很傻很天真”；那么今天对习李的期待，则是“很无耻很卑贱”，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大爆发。
不到半年时间，一切化为水月镜花。当年的胡温新政，还吹出了一串肥皂泡；如今，习近平龙椅还没有坐稳，便急不可耐地撕破温文尔雅的面纱，露出“习近毛”的真面目。那些捧习臭脚的公知们，还有什么春秋大梦可做呢？
习近平不曾画饼充饥，公知们自动望梅止渴
习近平在“胜选演说”中，自吹自擂说，中国共产党“把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变成日益走向繁荣富强的新中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我们的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党。党领导人民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我们完全有理由因此而自豪。”如果这是奥巴马的胜选演说，一定会被听众嘘下台去；可是，习近平如是说，却获得满堂喝彩。可见，中国的“贱民”比“公民”多得多。
且看“公知”们的心声：
——著名媒体人钱钢认为，习近平的讲话“很正面、很亲切、很实在”。他说：“我觉得这里面释放出来的信号是非常重要的。在中国的语境里面就是说人话还是说神话，他是说人话。我觉得中国的变革要从说人话开始，朴素的，常识性的话开始。”
——专栏作家郭宇宽说：“说实话，我觉得习说话入耳的多，至少什么高举，紧跟之类的恶心词少一些。”
——自称“民主小贩”的杨恒均说在微博中说：“本人刚刚连线香港、美国、澳洲的洋人与华人观察家，大家对习的讲话一致有好感，这是非常难得的。当然也许是与会议相比，有一丝清风，但不排除习讲话中透出的积极信息。”
——《新周刊》执行总编封新城说：“说话比较正常。这个国家的目标无非是：正常起来。”
这些人，被人们认为是今日中国多少有点头脑、有点良心的“公知”。然而，不知是他们的感觉系统出了问题，还是我的感觉系统出了问题——我丝毫没有觉得习近平说了什么“人话”，更不认为这些说法有多么“正常”。习近平并没有一句话提及政改和民主化，他说的是跟胡锦涛差不多的空话、套话，只是表达方式更让人“喜闻乐见”罢了。
虽然不能拿习近平跟演讲出口成章、滔滔不绝的奥巴马相比——人家奥巴马是常青藤名校毕业的执业律师，而习近平的法学博士是通过“以权谋私”拿到的，两者含金量相差太大；但是，如果拿习近平与中共十三大时的赵紫阳一比，亦高下立现：赵紫阳出任总书记之后的讲话，那才是真正的务实和开明。赵紫阳敢于回答中外记者的自由提问，还端着酒杯自信地绕场一周。中国共产党的改革也曾走到那一步，为什么人们全都忘得干干净净了呢？是谁把人们的记忆消除掉了？
十年前，热烈吹捧“胡温新政”的，是一群名声不小的“公知”——我因为“凭爱心、说诚实话”地指出胡温都不是改革派的事实，打碎了他们美不胜收的梦想，便遭到他们一致的围剿，将我定位为“破坏胡温改革大业的千古罪人”。可是，十年后，事实证明，胡温十年是“胡作非为”的十年，是“温水煮青蛙”的十年。当年那些忽悠民众相信“胡温新政”的“公知”们，没有一个人站出来为昔日的错误判断道歉。
如今，声嘶力竭地吹捧习近平为“旷代明主”的，又是一群名声更大的“公知”。待到习近平张牙舞爪、挥起屠刀时，他们会忘记起初自己一厢情愿的恋慕，以及五体投地的献媚吗？
吴稼祥：习近平的“真身”是个“改革者”吗？
中国知识分子人格最卑贱之处，即缺乏独立精神，永远以皇帝的是非为自己的是非。他们最高的人生目标，是成为“帝王师”，成为“南书房行走”。他们以为可以指导皇帝如何治理天下，殊不知，在皇帝看来，只不过将他们“倡优畜之”而已。
吴稼祥在八十年代曾经任职于中央办公厅，因反对“六四”屠杀曾被囚于秦城监狱。近年来，他又活跃于公共领域，时不时透露些许“大内”的消息，故而成为海外媒体追捧的对象。
日前，吴氏在香港接受《亚洲周刊》、《明报》等媒体专访，大肆赞扬习近平英明神武。他说，他对习近平改革的信心很大，相信习近平是一个“合格的改革者”。习近期释放部分左倾政治信号只是“假动作”，这些动作仅仅是追求党内政治平衡的手段，“千万不要把假动作看成他的真身”。他认为，中共十八大以后，习近平过于锋芒毕露，改革的动作过猛，用力过猛，引起反弹。这也是习近平突然转向左倾的主要原因。他甚至认为习的左倾形象是反对他的人伪造的。
吴稼祥指出，目前的习李组合是“迄今最好的组合”，并建议民众要有信心和耐心。自邓小平时代以来，唯一两份把政改作为一个大部分来写的党代会报告，除了十三大，就是十八大，足见政改受重视程度。他强调，改革者需具备三个特点：菩萨心肠、霹雳手段、如来智慧，而习近平就具备这三个特点。
以上言论让吴氏的身份扑朔迷离：他究竟是政治反对派，还是“独立公知”，还是帮闲文人？若说是政治反对派，同样在“六四”后坐牢的、地位比吴稼祥高得多的、作为赵紫阳秘书的鲍彤，至今仍受秘密警察的严密监控，既不能在中国的媒体上发表只言片语，也不能去香港探望儿子。而同样有着“不可抹煞的历史污点”的吴稼祥，却能一本一本地出版著作，并跑到香港“打书”，当局为何对这个“六四分子”网开一面？是不是觉得这个昔日的新权威主义者还有发挥余热的“剩余价值”？
若说是“独立公知”，吴氏又老是喜欢搬出当年“中南海工作人员”的“尊贵身份”，仿佛当过一天的“南书房行走”，就是他一辈子的光荣和资本，就能永远有一个获得上层信息的特殊渠道。言谈之下，仿佛自己并没有“出局”。这种“曾经阔过”的身份的刻意标榜，可一点也不“独立”。
那么，剩下的便只有“帮闲文人”这一种身份定位了。吴氏的一系列言论，既缺乏基本的政治学和经济学的训练，又不符合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他说习近平改革“用力过猛”，但习近平上台后究竟搞过什么改革呢？习近平没有搞过任何一点改革，既然没有在改革上花过力气，“过猛”何从谈起？吴氏又说，习近平的左倾言行是“假动作”，那么那些被捕入狱的民主人士，难道是被“误伤”的“炮灰”？吴大智囊可以谏言习近平，将他们全都释放出狱吗？
关于习近平的本质，跟太子党关系密切的政治观察家李伟东如实指出：习近平的梦想是“从毛泽东到习近平百年一个圈”，这一百年只要实现了高水平的小康，达到了民族复兴的初步目标，就可以一俊遮百丑。“习近平就是要画完这个圈，借着民族复兴一百年这个梦捎带把共产党变成一百年都是光荣正确的，重新树立共产党的合法性。”
李伟东透露，这个思路是太子党接班之前就策划好的。六、七年之前，中共宣传部门就拍了一部音乐舞蹈史诗，叫《复兴之路》，是为建党九十周年而作。其中，有两个跟习近平密切相关的人，一个是曾庆红的弟弟曾庆淮，是出品人；另一个是习近平妻子彭丽媛，是主唱。李伟东认为，“中国梦”的思维逻辑那时候就形成了，绝不是习上台之后临时一会左、一会右拼凑出来的，这是一条深思熟虑的路。可惜，精通权谋术的吴稼祥没有读懂习近平的心思意念，最终落得个“多情却被无情恼”的结局。
杨恒钧：习近平在下一盘怎样的“大棋局”？
当习近平的种种倒行逆施的举措明明白白之时，网络上名气很大的写手杨恒均突然抛出一篇题为《习近平在下一盘很大的棋？》的评论。我跟杨恒均有过几面之缘，也赞赏他写过的若干传播民主理念的文章，但对这篇评论无法苟同。
杨恒均说：“新任领导人上台，会做什么呢？首先要巩固权力，维护政局与社会稳定。”他认为，“推崇‘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的习近平是在下一盘很大的棋”。习近平首先处理中美关系，要“搞定美国”。“历史上几乎所有的老牌大国与新兴大国之间都不可避免地要打上一仗，非得打到你死我活才善罢罢休。”所以，“搞不定美国，国内很多事就做不下去，而等到美国要起来搞定你的时候，就悔之晚矣。”他是学国际关系出身的，对这个领域似乎最有发言权。
然而，杨恒均刚一下笔就错了。第一，并非所有的大国权力更替都要经过你死我活的战斗，美国崛起与英国衰落，就是自然演进的，英国心甘情愿地交班，美国当仁不让地接班，共同维护民主自由的普世价值以及根植其上的国际关系。第二，目前，中国远远没有达到挑战乃至取代美国的地步，十三亿中国人拥有的财富不足三亿美国人的四分之一。无论是“硬实力”还是“软实力”，中国都没有多少拿得出手的东西。中国更没有能力取代美国“世界警察”的地位。中国家门口的邻国，个个都是“敌国”，都未能被中国“搞定”，中国又如何“搞定”美国？第三，中美关系的症结，不是国家利益的冲突，而是制度文明的碰撞，是民主与专制、自由与独裁的兼容。战后，日本经济迅速崛起，美国的公路上跑的大半都是日本车，美国并不在意，因为日本是民主国家，不会挑战美国。所以，中国要成为美国的盟友，就得学习日本，走上民主道路。中国不民主，就永远“搞不定”美国。如今，中美外交，双方都是虚以委蛇，习近平不会真把奥巴马当作朋友，美国也不会真将独裁中国当作伙伴。
接着，杨恒均认为，习近平的第二步棋是“清党整风”，他指出：“习近平是唯一一个上台没几天，就敢拿执政党与干部队伍开刀的最高领导人。”这个看法之幼稚，让人喷饭。习近平拿哪个高官显贵“开刀”了呢？薄熙来是自我爆炸、自我毁灭的，薄的垮台不是习近平的成就。薄熙来之外，没有一个政治局常委和委员被习近平拉下马。习近平号召学习延安整风，重提“枫桥经验”，让官员在电视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些做法不过是刻舟求剑、自欺欺人罢了。习近平对“本党”的整治，连喜剧都算不上，只能算闹剧。另一方面，习近平悍然抓捕数十名要求官员公布财产的公民，残酷镇压新公民运动，整肃媒体，清理网络，拒绝民间反腐和舆论监督，足以证明他的反腐是“关起门来的假动作”。
习近平上台之后的作为，并非如杨恒均美言的那样，是胸有成竹地下一盘老百姓期盼的“好棋”；反之，习近平除了回头路，不敢走任何一条新路。正如政治评论员梁京在《习近平的危机来的很快》一文中指出的那样：“尽管习近平的身世和经历与多数红二代不同，与多数官僚也不同，他还是不能超越中央集权和一党专制的系统逻辑，他是这个系统生产出来的，具有复制这个系统的基因和本能。”如此看来，习近平已然无棋可下，只能坐以待毙。
习近平不敢作任何政治改革，他允许李克强推行的经济改革也是一场“朝三暮四”的骗术。其骗术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麻省理工学员教授彼得•戴蒙德所说：“中国百姓三十年积累的六十万亿人民币财富，在短短几年内已经或将要通过房地产转入政府手中，这是人类历史上最疯狂财富大转移！”习近平就是这个骗局的操盘手。可惜，那么多中国人，包括杨恒均这样似乎很聪明的中国人，都自欺欺人地将骗子当救星来崇拜。
萧功秦：习近平代表谁的“黄金时代”？
有一次，大名鼎鼎的新威权主义者萧功秦访问美国，一位友人请他吃饭，邀我也参加。我婉言谢绝了。我不单单是反对萧功秦的新权威主义学说，更是厌恶他的“腐鼠功名侏儒泪”，我担心我会忍不住当面斥责他，让主人下不了台。
台湾作家尉天聪记载了前辈学者逯耀东的一些有趣的故事。有一次，他们被邀请去一家大饭店参加宴会，礼也送了，位子也坐定了，但一看同桌的某些人，逯耀东就拉着尉天聪出去：“走，吃牛肉面去！”尉天聪说：“酒宴就要开始了！”逯耀东说：“这种饭你也吃得下去？你也不看看同桌的是什么货色？”
那么，萧功秦是个什么货色呢？日前，萧功秦接受《纽约时报》采访，声称习近平的出现是件极大的好事，习近平是他概念中的模范领导人邓小平的新化身。他说：“习近平代表着中国新威权主义黄金时代的到来。现在集中权力很重要。这个时期需要一个强人，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人，这个强有力的领导人必须既具有声望，又具有得到制度保障的权力。”对于习近平的一些极左言行，萧功秦解释说：“他采用了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不是为了回到老列宁主义的老路上去，而是要抑制政治参与的爆发，从而为改革创造一个健康、稳定的政治环境。”那么，习近平会欣赏和重用这样的马屁精吗？
其实，萧功秦本来是薄熙来的“编外马仔”。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萧功秦在一次由薄熙来资助的研讨会上高调发言，其发言稿整理成长文《超越左右两翼，重新审视重庆模式》四处流传。这是一份迫不及待的卖身契，这是一张争先恐后的投名状。眼看薄熙来行情上涨，学霸文痞纷纷投靠，再不行动，可就分不到一杯羹了。
可惜，长期郁郁不得志的萧功秦，对薄熙来集团内部的权力纷争一无所知。那时的重庆已山雨欲来风满楼，有人要弃船而逃了，他却还闷头加盟。那时，海伍德被杀已经一个多月，王立军与谷开来濒临决裂的边缘。萧功秦在公开发言中，高度赞扬重庆的“唱红打黑”，以及所谓的“警务改革”，他说：“重庆的警察沙龙和警察文化就是要把警察这个事业，从专制工具的功能转变为维护现代国家的文明秩序的功能，在文明建设中力求增强警察的荣誉感与责任感。我觉得他们有一种理想追求的。”他还特别提及一个细节：“我注意到警署内部接待我们参观团的警官都是穿西装，不穿警服，我问他们为什么，他说我们就希望给大众一种亲和的印象。”西装革履、文质彬彬背后的杀人越货、刑讯逼供，难道他真的一无所知吗？那时，李庄案已经激起全国律师和舆论的公愤，他为何充耳不闻呢？
这就是所谓的“利令智昏”吧。萧功秦万万没有想到，两个多月之后，重庆“警察文化”的始作俑者王立军就遁入美国领事馆，成了中共建政以来级别最高的“叛国者”。萧功秦本来期望“学得屠龙术，卖与帝王家”，没有想到，意气风发的薄熙来不仅没有成为黄袍加身的帝王，反倒成了不名一文的阶下囚。这一次的买卖没有做成，萧大教授只好退而求其次，将重整山河的希望寄托在习近平身上。原来，在他眼中，习大大是个扶不起来的刘阿斗，没有想到居然有魄力成立江泽民和胡锦涛都没有搞成的国家安全委员会。那么，萧功秦的新权威主义学说，不正是一张献给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浓妆重彩的面具吗？
习近平的黄金时代到来了，萧功秦的黄金时代到来了。可是，想要成为公民的中国人啊，又陷入了更加黑暗的奴隶生涯。
————布罗茨基
习近平在十八大闭幕式上作了一篇简短的“就职演说”，被民间惊为天人，连字正腔圆的北京官话都被赞不绝口——中共建政以来，确实还没有出现过说得一口纯正北京话的最高领导：毛泽东说湖南话，邓小平说四川话，江泽民说江苏话，胡锦涛说安徽话。唯有在北京长大的习近平，满口是“代表先进文化”的京片子。
习近平上台之初，说了一些“恪守宪法原则、弘扬宪法精神、履行宪法使命”、“把权力关进笼子里”等貌似开明的话，南下深圳重走邓小平一九九二年的“南巡”路，让海内外对他推动改革抱有无限希望。一时间，习近平刚刚坐上聚义厅第一把交椅，虽然还未大赦天下，就出现万民欢腾的景象，谄媚之词铺天盖地而来，他的荣誉比奥巴马的诺贝尔和平奖还要来得容易。
人类的愚蠢就在于：总是在曾经跌倒过的地方第二次甚至第三次重重地跌倒。许多“奴在心者”的“公知”，对“新一届领导班子”产生海市蜃楼般的奢望，如同十年前对“胡温新政”的憧憬。如果说十年前人们对胡温的期待，是“很傻很天真”；那么今天对习李的期待，则是“很无耻很卑贱”，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大爆发。
不到半年时间，一切化为水月镜花。当年的胡温新政，还吹出了一串肥皂泡；如今，习近平龙椅还没有坐稳，便急不可耐地撕破温文尔雅的面纱，露出“习近毛”的真面目。那些捧习臭脚的公知们，还有什么春秋大梦可做呢？
习近平不曾画饼充饥，公知们自动望梅止渴
习近平在“胜选演说”中，自吹自擂说，中国共产党“把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变成日益走向繁荣富强的新中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我们的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党。党领导人民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我们完全有理由因此而自豪。”如果这是奥巴马的胜选演说，一定会被听众嘘下台去；可是，习近平如是说，却获得满堂喝彩。可见，中国的“贱民”比“公民”多得多。
且看“公知”们的心声：
——著名媒体人钱钢认为，习近平的讲话“很正面、很亲切、很实在”。他说：“我觉得这里面释放出来的信号是非常重要的。在中国的语境里面就是说人话还是说神话，他是说人话。我觉得中国的变革要从说人话开始，朴素的，常识性的话开始。”
——专栏作家郭宇宽说：“说实话，我觉得习说话入耳的多，至少什么高举，紧跟之类的恶心词少一些。”
——自称“民主小贩”的杨恒均说在微博中说：“本人刚刚连线香港、美国、澳洲的洋人与华人观察家，大家对习的讲话一致有好感，这是非常难得的。当然也许是与会议相比，有一丝清风，但不排除习讲话中透出的积极信息。”
——《新周刊》执行总编封新城说：“说话比较正常。这个国家的目标无非是：正常起来。”
这些人，被人们认为是今日中国多少有点头脑、有点良心的“公知”。然而，不知是他们的感觉系统出了问题，还是我的感觉系统出了问题——我丝毫没有觉得习近平说了什么“人话”，更不认为这些说法有多么“正常”。习近平并没有一句话提及政改和民主化，他说的是跟胡锦涛差不多的空话、套话，只是表达方式更让人“喜闻乐见”罢了。
虽然不能拿习近平跟演讲出口成章、滔滔不绝的奥巴马相比——人家奥巴马是常青藤名校毕业的执业律师，而习近平的法学博士是通过“以权谋私”拿到的，两者含金量相差太大；但是，如果拿习近平与中共十三大时的赵紫阳一比，亦高下立现：赵紫阳出任总书记之后的讲话，那才是真正的务实和开明。赵紫阳敢于回答中外记者的自由提问，还端着酒杯自信地绕场一周。中国共产党的改革也曾走到那一步，为什么人们全都忘得干干净净了呢？是谁把人们的记忆消除掉了？
十年前，热烈吹捧“胡温新政”的，是一群名声不小的“公知”——我因为“凭爱心、说诚实话”地指出胡温都不是改革派的事实，打碎了他们美不胜收的梦想，便遭到他们一致的围剿，将我定位为“破坏胡温改革大业的千古罪人”。可是，十年后，事实证明，胡温十年是“胡作非为”的十年，是“温水煮青蛙”的十年。当年那些忽悠民众相信“胡温新政”的“公知”们，没有一个人站出来为昔日的错误判断道歉。
如今，声嘶力竭地吹捧习近平为“旷代明主”的，又是一群名声更大的“公知”。待到习近平张牙舞爪、挥起屠刀时，他们会忘记起初自己一厢情愿的恋慕，以及五体投地的献媚吗？
吴稼祥：习近平的“真身”是个“改革者”吗？
中国知识分子人格最卑贱之处，即缺乏独立精神，永远以皇帝的是非为自己的是非。他们最高的人生目标，是成为“帝王师”，成为“南书房行走”。他们以为可以指导皇帝如何治理天下，殊不知，在皇帝看来，只不过将他们“倡优畜之”而已。
吴稼祥在八十年代曾经任职于中央办公厅，因反对“六四”屠杀曾被囚于秦城监狱。近年来，他又活跃于公共领域，时不时透露些许“大内”的消息，故而成为海外媒体追捧的对象。
日前，吴氏在香港接受《亚洲周刊》、《明报》等媒体专访，大肆赞扬习近平英明神武。他说，他对习近平改革的信心很大，相信习近平是一个“合格的改革者”。习近期释放部分左倾政治信号只是“假动作”，这些动作仅仅是追求党内政治平衡的手段，“千万不要把假动作看成他的真身”。他认为，中共十八大以后，习近平过于锋芒毕露，改革的动作过猛，用力过猛，引起反弹。这也是习近平突然转向左倾的主要原因。他甚至认为习的左倾形象是反对他的人伪造的。
吴稼祥指出，目前的习李组合是“迄今最好的组合”，并建议民众要有信心和耐心。自邓小平时代以来，唯一两份把政改作为一个大部分来写的党代会报告，除了十三大，就是十八大，足见政改受重视程度。他强调，改革者需具备三个特点：菩萨心肠、霹雳手段、如来智慧，而习近平就具备这三个特点。
以上言论让吴氏的身份扑朔迷离：他究竟是政治反对派，还是“独立公知”，还是帮闲文人？若说是政治反对派，同样在“六四”后坐牢的、地位比吴稼祥高得多的、作为赵紫阳秘书的鲍彤，至今仍受秘密警察的严密监控，既不能在中国的媒体上发表只言片语，也不能去香港探望儿子。而同样有着“不可抹煞的历史污点”的吴稼祥，却能一本一本地出版著作，并跑到香港“打书”，当局为何对这个“六四分子”网开一面？是不是觉得这个昔日的新权威主义者还有发挥余热的“剩余价值”？
若说是“独立公知”，吴氏又老是喜欢搬出当年“中南海工作人员”的“尊贵身份”，仿佛当过一天的“南书房行走”，就是他一辈子的光荣和资本，就能永远有一个获得上层信息的特殊渠道。言谈之下，仿佛自己并没有“出局”。这种“曾经阔过”的身份的刻意标榜，可一点也不“独立”。
那么，剩下的便只有“帮闲文人”这一种身份定位了。吴氏的一系列言论，既缺乏基本的政治学和经济学的训练，又不符合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他说习近平改革“用力过猛”，但习近平上台后究竟搞过什么改革呢？习近平没有搞过任何一点改革，既然没有在改革上花过力气，“过猛”何从谈起？吴氏又说，习近平的左倾言行是“假动作”，那么那些被捕入狱的民主人士，难道是被“误伤”的“炮灰”？吴大智囊可以谏言习近平，将他们全都释放出狱吗？
关于习近平的本质，跟太子党关系密切的政治观察家李伟东如实指出：习近平的梦想是“从毛泽东到习近平百年一个圈”，这一百年只要实现了高水平的小康，达到了民族复兴的初步目标，就可以一俊遮百丑。“习近平就是要画完这个圈，借着民族复兴一百年这个梦捎带把共产党变成一百年都是光荣正确的，重新树立共产党的合法性。”
李伟东透露，这个思路是太子党接班之前就策划好的。六、七年之前，中共宣传部门就拍了一部音乐舞蹈史诗，叫《复兴之路》，是为建党九十周年而作。其中，有两个跟习近平密切相关的人，一个是曾庆红的弟弟曾庆淮，是出品人；另一个是习近平妻子彭丽媛，是主唱。李伟东认为，“中国梦”的思维逻辑那时候就形成了，绝不是习上台之后临时一会左、一会右拼凑出来的，这是一条深思熟虑的路。可惜，精通权谋术的吴稼祥没有读懂习近平的心思意念，最终落得个“多情却被无情恼”的结局。
杨恒钧：习近平在下一盘怎样的“大棋局”？
当习近平的种种倒行逆施的举措明明白白之时，网络上名气很大的写手杨恒均突然抛出一篇题为《习近平在下一盘很大的棋？》的评论。我跟杨恒均有过几面之缘，也赞赏他写过的若干传播民主理念的文章，但对这篇评论无法苟同。
杨恒均说：“新任领导人上台，会做什么呢？首先要巩固权力，维护政局与社会稳定。”他认为，“推崇‘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的习近平是在下一盘很大的棋”。习近平首先处理中美关系，要“搞定美国”。“历史上几乎所有的老牌大国与新兴大国之间都不可避免地要打上一仗，非得打到你死我活才善罢罢休。”所以，“搞不定美国，国内很多事就做不下去，而等到美国要起来搞定你的时候，就悔之晚矣。”他是学国际关系出身的，对这个领域似乎最有发言权。
然而，杨恒均刚一下笔就错了。第一，并非所有的大国权力更替都要经过你死我活的战斗，美国崛起与英国衰落，就是自然演进的，英国心甘情愿地交班，美国当仁不让地接班，共同维护民主自由的普世价值以及根植其上的国际关系。第二，目前，中国远远没有达到挑战乃至取代美国的地步，十三亿中国人拥有的财富不足三亿美国人的四分之一。无论是“硬实力”还是“软实力”，中国都没有多少拿得出手的东西。中国更没有能力取代美国“世界警察”的地位。中国家门口的邻国，个个都是“敌国”，都未能被中国“搞定”，中国又如何“搞定”美国？第三，中美关系的症结，不是国家利益的冲突，而是制度文明的碰撞，是民主与专制、自由与独裁的兼容。战后，日本经济迅速崛起，美国的公路上跑的大半都是日本车，美国并不在意，因为日本是民主国家，不会挑战美国。所以，中国要成为美国的盟友，就得学习日本，走上民主道路。中国不民主，就永远“搞不定”美国。如今，中美外交，双方都是虚以委蛇，习近平不会真把奥巴马当作朋友，美国也不会真将独裁中国当作伙伴。
接着，杨恒均认为，习近平的第二步棋是“清党整风”，他指出：“习近平是唯一一个上台没几天，就敢拿执政党与干部队伍开刀的最高领导人。”这个看法之幼稚，让人喷饭。习近平拿哪个高官显贵“开刀”了呢？薄熙来是自我爆炸、自我毁灭的，薄的垮台不是习近平的成就。薄熙来之外，没有一个政治局常委和委员被习近平拉下马。习近平号召学习延安整风，重提“枫桥经验”，让官员在电视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些做法不过是刻舟求剑、自欺欺人罢了。习近平对“本党”的整治，连喜剧都算不上，只能算闹剧。另一方面，习近平悍然抓捕数十名要求官员公布财产的公民，残酷镇压新公民运动，整肃媒体，清理网络，拒绝民间反腐和舆论监督，足以证明他的反腐是“关起门来的假动作”。
习近平上台之后的作为，并非如杨恒均美言的那样，是胸有成竹地下一盘老百姓期盼的“好棋”；反之，习近平除了回头路，不敢走任何一条新路。正如政治评论员梁京在《习近平的危机来的很快》一文中指出的那样：“尽管习近平的身世和经历与多数红二代不同，与多数官僚也不同，他还是不能超越中央集权和一党专制的系统逻辑，他是这个系统生产出来的，具有复制这个系统的基因和本能。”如此看来，习近平已然无棋可下，只能坐以待毙。
习近平不敢作任何政治改革，他允许李克强推行的经济改革也是一场“朝三暮四”的骗术。其骗术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麻省理工学员教授彼得•戴蒙德所说：“中国百姓三十年积累的六十万亿人民币财富，在短短几年内已经或将要通过房地产转入政府手中，这是人类历史上最疯狂财富大转移！”习近平就是这个骗局的操盘手。可惜，那么多中国人，包括杨恒均这样似乎很聪明的中国人，都自欺欺人地将骗子当救星来崇拜。
萧功秦：习近平代表谁的“黄金时代”？
有一次，大名鼎鼎的新威权主义者萧功秦访问美国，一位友人请他吃饭，邀我也参加。我婉言谢绝了。我不单单是反对萧功秦的新权威主义学说，更是厌恶他的“腐鼠功名侏儒泪”，我担心我会忍不住当面斥责他，让主人下不了台。
台湾作家尉天聪记载了前辈学者逯耀东的一些有趣的故事。有一次，他们被邀请去一家大饭店参加宴会，礼也送了，位子也坐定了，但一看同桌的某些人，逯耀东就拉着尉天聪出去：“走，吃牛肉面去！”尉天聪说：“酒宴就要开始了！”逯耀东说：“这种饭你也吃得下去？你也不看看同桌的是什么货色？”
那么，萧功秦是个什么货色呢？日前，萧功秦接受《纽约时报》采访，声称习近平的出现是件极大的好事，习近平是他概念中的模范领导人邓小平的新化身。他说：“习近平代表着中国新威权主义黄金时代的到来。现在集中权力很重要。这个时期需要一个强人，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人，这个强有力的领导人必须既具有声望，又具有得到制度保障的权力。”对于习近平的一些极左言行，萧功秦解释说：“他采用了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不是为了回到老列宁主义的老路上去，而是要抑制政治参与的爆发，从而为改革创造一个健康、稳定的政治环境。”那么，习近平会欣赏和重用这样的马屁精吗？
其实，萧功秦本来是薄熙来的“编外马仔”。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萧功秦在一次由薄熙来资助的研讨会上高调发言，其发言稿整理成长文《超越左右两翼，重新审视重庆模式》四处流传。这是一份迫不及待的卖身契，这是一张争先恐后的投名状。眼看薄熙来行情上涨，学霸文痞纷纷投靠，再不行动，可就分不到一杯羹了。
可惜，长期郁郁不得志的萧功秦，对薄熙来集团内部的权力纷争一无所知。那时的重庆已山雨欲来风满楼，有人要弃船而逃了，他却还闷头加盟。那时，海伍德被杀已经一个多月，王立军与谷开来濒临决裂的边缘。萧功秦在公开发言中，高度赞扬重庆的“唱红打黑”，以及所谓的“警务改革”，他说：“重庆的警察沙龙和警察文化就是要把警察这个事业，从专制工具的功能转变为维护现代国家的文明秩序的功能，在文明建设中力求增强警察的荣誉感与责任感。我觉得他们有一种理想追求的。”他还特别提及一个细节：“我注意到警署内部接待我们参观团的警官都是穿西装，不穿警服，我问他们为什么，他说我们就希望给大众一种亲和的印象。”西装革履、文质彬彬背后的杀人越货、刑讯逼供，难道他真的一无所知吗？那时，李庄案已经激起全国律师和舆论的公愤，他为何充耳不闻呢？
这就是所谓的“利令智昏”吧。萧功秦万万没有想到，两个多月之后，重庆“警察文化”的始作俑者王立军就遁入美国领事馆，成了中共建政以来级别最高的“叛国者”。萧功秦本来期望“学得屠龙术，卖与帝王家”，没有想到，意气风发的薄熙来不仅没有成为黄袍加身的帝王，反倒成了不名一文的阶下囚。这一次的买卖没有做成，萧大教授只好退而求其次，将重整山河的希望寄托在习近平身上。原来，在他眼中，习大大是个扶不起来的刘阿斗，没有想到居然有魄力成立江泽民和胡锦涛都没有搞成的国家安全委员会。那么，萧功秦的新权威主义学说，不正是一张献给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浓妆重彩的面具吗？
习近平的黄金时代到来了，萧功秦的黄金时代到来了。可是，想要成为公民的中国人啊，又陷入了更加黑暗的奴隶生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