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自2012年11月15日出任中共总书记，到2013年11月15日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公布“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决定”全文，正好是一周年。随后，中国各官媒及商业门户网络媒体“步调一致”地做出了各个套红专题，最突出的一个专题是：“从邓小平到习近平”，卖力地为习近平的所谓改革举措摇旗呐喊。还有媒体把习近平与IT行业的领袖人物李彦宏、雷军、柳传志等的会见作为“新改革”的一个标志，试图传递出习近平将比前任胡锦涛、江泽民更具改革家的实力和勇气；11月25日，美国《纽约时报》发表美国耶鲁大学杰克逊全球事务研究所高级研究研究员斯蒂芬.罗奇的文章《中国改革，美国停滞》，称一年前走马上任的习近平有非常牢固的执政基础，对党、政府和中国军队的掌控不成问题。他认为习近平的改革承诺是可靠的，改革也将是大刀阔斧的，并且也和邓小平在35年前的改革开放作了类比。
邓小平说，中国的改革是“第二次革命”，至今已过35年。中共的“第一次革命”是1949年夺取江山，把曾统治中国数十年的蒋介石及国民党政权赶到大陆之外的台湾海岛。1976年，毛泽东去世，“第一次革命”在没有胜利果实和国民经济到了崩溃边缘的极端情况下，不得不终止。1978年开始的“第二次革命”结果如何呢？他终结了阶级斗争，启动了经济改革，但是，结果并非一定是美好的，这次改革稳定了中共的统治，又加剧了中央对政治、经济及地方政治、经济领域的集权，包括财权、人事权、对经济的控制权，以及加大对维稳的控制，用前中共中央委员鲍彤的话说就是“集权本身不是改革”，“政治上、文化上、思想上、社会上的集权也不是改革”，所谓改革也只是在经济上改革，如今习近平的全面深化改革也是一样，和邓小平时代的经济改革没有什么两样，突出的都是经济上放权，政治上集权，中央权威更大。这样的改革是不彻底的，也很难彻底。
中共在经济上改革突出的是放权，但整个放权过程却是反反复复的，基本是这样一个怪圈：放权——然后就乱——收权——然后就死——再放权——再乱——再收权——再收权，结果反反复复35年，邓小平把改革的余路都走完了，轮到习近平走的时候，就是集权本是需要改革了，但这样的改革是很难进行的，所谓改革就是割肉，一是把政府嘴里的肉夺下来还给民生，还要割政府身上的肉，机构改革就是这一刀；二是割权贵及其既得利益集团身上的肉，包括把国企和垄断行业的利润全民共享，把改革成果由全民来分享，解决民生问题和社会矛盾，这是第二刀；三是财政收支透明和官员家庭财产公开，政府决策及执政信息全面公开，这是第三刀；四是省及省一下地区政府实行自治，由所在辖区居民及有居住权的居民投票选举产生地区行政长官，中央最高行政长官公开选举，政党可以推荐两名候选人，实行高层领导差额选举，由选举制逐步推行竞选制，这是第四刀；五是司法独立，由立法机关决定拨付司法经费，不受政府财政的控制；跨地区法庭由中央财政全额支付经费，这是第五刀；六是放开民营资本投资办报、办刊、办出版社等文化传媒行业的准入限制，放开社会公益性社团及慈善基金会组织的准入限制，使权力成为公权力，建立公信力，把不属于权力干涉的经济、文化、社会公益等领域的限制还给市场，还给社会，真正实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建立小政府、大社会，这是第六刀；七是政府尽快制定全面取消户口制度时间表，尽快制定全民十二年义务教育时间表、全民免费大病医疗时间表、国家承担贫困人口的社会养老制度时间表，真正实现住有所居、老有所养、少有所学、病有所医，真正实现居民迁徙自由，这是第七刀；八是把农民世世代代、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土地所有权还给农民，实行农村土地私有化，真正实现农村土地的流转、租赁和买卖，这是第八刀。就割肉一样的改革，大致有这八刀，可以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动力。但是针对习近平而言，恐怕每一刀也举不起来，为什么呢？因为他不是邓小平，肯定也不如邓小平。
邓小平在35年前，趁着局势不稳，仓促决定走实用主义的“吃饱肚子”路线，“摸着石头过河”，也就有了支持自下而上、已经挡不住的农村土地改革，把农民的土地使用权还给农民，结果后来就成了“改革开放”的第一步。接下来，邓小平支持发展商品经济，这使他看到资本主义的活力必须是发展市场经济，他到美国、日本亲眼看到了资本主义的变化，也看到深圳对面的资本主义香港的繁荣，更知道台湾资本主义制度的新生，他深知经济发展必须走市场开放，结果就实现了经济自主的商品经济建设。邓小平时代的赵紫阳担任总理和总书记期间，也深知邓小平对商品经济的认识，他知道商品经济就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不过碍于意识形态的限制，邓小平、赵紫阳都只能提到商品经济，不敢提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说明，邓小平的改革也是实用主义、试验性质和跛脚的，“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算一步，没有长远的规划和打算，没有真正为国计民生着想，更没有真正实现市场经济的改革时间表。随着1997年邓小平的去世，所有的经济发展都是搭以前改革的便车，维持而已，不再有真正的改革。看看邓小平时代及邓小平之后的三中全会主题就知道，“全面改革”都是修修补补，不会有真正的实效：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农业发展和经济工作为中心（提出全党工作从1979年起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没提改革开放）；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1988年9月，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以及经济环境秩序治理整顿的决定；1993年11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1998年10月，中共十五届三中全会：关于农村改革和农村工作的若干重大问题决定；2003年10月，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2008年10月，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3年11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从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2013年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正好是35年。35年来，我们看到所谓改革并没有真正触及改革的核心区域，改革不过是农村和经济体制改革，深化改革实际上应该是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但无论是邓小平，还是江泽民、胡锦涛，以及现在的习近平都无法真正敢触及，也不可能真正推动，邓小平为了维持党的领导，避免经济崩溃或经济增长衰退，以及防止社会动荡，才决定走“改革开放”这一非政治化的实用改革之路，一旦实用改革不危及党的统治，这样的改革就能维持，否则就要停止或对源头进行斩草除根。
比如在邓小平时代提出“民主是第五个现代化”的北京异见领袖魏京生，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之后，于1979年11月6日被北京市高级法院终审维持判刑十五年的原判。此前的1979年10月16日，北京中级法院以反革命罪判处魏京生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魏京生被判刑前，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提出加快农业发展的若干问题决定，提出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两天后，中共迎来了取得政权的30周年国庆纪念日，半月后，就向全世界宣布对魏京生判刑十五年的决定，这就是邓小平自己为中共今后尝试政治体制改革的可能性关上了大门。虽然此后中共有多次的政治体制改革声音，甚至还会有更大的声调，但实际上不过是“雷声大雨点小”而已。
1986年9月28日，中共召开十二届六中全会，在“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中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定不移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核心还是以经济精神为中心，同时强化“党的领导”，精神文明的背后就是“党的领导权”，邓小平在这次会议之前以中顾委主任身份与日本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会见时说，1980年中共提出改革（真正的改革是开始于1978年，但提出改革要晚两年，那时邓小平并没有找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改革开放”这两大概念），其中也包括了政治体制的改革，他说明不搞政治体制改革，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也阻碍四个现代化的成功，但考虑到政治体制改革，确定改革内容，要弄清从哪里着手，邓小平最后仅仅说了两点，一是党要善于领导，党政要分开；二是消除官僚主义。当竹入义胜问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会不会讨论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时，邓小平果断地说来不及了，“我们决策要慎重，每走一步，看看成功的可能性较大后再下决定”。由邓小平的这段话可以判断，邓小平是不会轻易启动政治体制改革的，尤其是随着1989年民主运动的风起云涌，反官倒反倒邓小平头上，要民主开始质疑中共的合法性，结果邓小平下令全面镇压，从此停止一切政治改革的试验，一直到如今也不再有任何启动政治体制改革的可能性。
通过中共所谓深化改革的历史反复进程，我们可以看到，政治改革必然要解除党的一元化领导，这恰恰是党不会准许的。因此，邓小平不会真正触及政治改革，习近平也不会触及，前中央委员鲍彤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接受《纽约时报》记者储百亮先生的采访，认为习是“以毛风格走邓小平路线”，这也是基于习近平所确认的“不走毛泽东僵化封闭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习近平不会接受西方普世文明，依然是步邓小平的老路，只抓经济增长和继续对经济体制改革进行修修补补。他对于真正利于国计民生的触及政治体制改革的都会远远避开，所以邓小平怎么做，习近平也会怎么做：步子最大也不过是“市场在资源和资本配置中起决定性因素”，所表现出来的不过是保障起码的经济领域的人权（财产权），但不会是全面地保障政治领域的人权（选举权、宪法权、言论和出版自由权、宗教信仰权、结社权）。
综上，纵观习近平掌权一年来的表现，可以看出习近平不过是邓规习随，不会有真正的突破，他的治国和改革观毫无新意，尤其是从他上台提出“中国梦”后，就发动舆论攻势压制公民社会提法，敌视“宪政梦”，拘捕推动公民运动的公共知识分子，由此可以看出他与邓小平相比，改革不过是“换汤不换药”，邓小平重判魏京生，习近平对王功权、郭飞雄、许志永等也不会轻判；邓小平在意识形态上以“不争论”来堵住大家的嘴巴，习近平也把新闻封锁和舆论管控做到最大化。因为任何政权，只要没有一个公开的舆论自由环境，必然屏蔽真相和封锁真相，必然禁止真话的自由传播，必然导致谎言和假话横行。如今，习近平也乐意这样做来维护党的统治权，他会在谎言和假话的包围之中，陶醉其中，也乐在其中，这是非常可怕的。如果在这样的现实下，还对习的所谓“深化改革”报之以乐观看法，不是没有良心，就是没有头脑。
如今，我们不妨分析，今后的习氏改革，恐怕不会有真正的开始，因为既得利益集团身上的肉割不得，稍微割一点，都要付出五年或十年时间的代价，依据习近平的性格，他的所有时间不过还有9年，恐怕他只能选择高度集权和维稳至上，就像邓小平一样。邓小平后来把挑子撂给江泽民、胡锦涛，还能维持了二十多年；如今的中国现实已经不是江泽民、胡锦涛时代，习近平还会有前两任充当维持会会长的机会吗？未来很难说会好一点，恐怕习近平要当最后一个总书记了，那个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撂下来的挑子，恐怕要砸在自己手里了。这一看法是否贴切，我们不妨继续观察。
邓小平说，中国的改革是“第二次革命”，至今已过35年。中共的“第一次革命”是1949年夺取江山，把曾统治中国数十年的蒋介石及国民党政权赶到大陆之外的台湾海岛。1976年，毛泽东去世，“第一次革命”在没有胜利果实和国民经济到了崩溃边缘的极端情况下，不得不终止。1978年开始的“第二次革命”结果如何呢？他终结了阶级斗争，启动了经济改革，但是，结果并非一定是美好的，这次改革稳定了中共的统治，又加剧了中央对政治、经济及地方政治、经济领域的集权，包括财权、人事权、对经济的控制权，以及加大对维稳的控制，用前中共中央委员鲍彤的话说就是“集权本身不是改革”，“政治上、文化上、思想上、社会上的集权也不是改革”，所谓改革也只是在经济上改革，如今习近平的全面深化改革也是一样，和邓小平时代的经济改革没有什么两样，突出的都是经济上放权，政治上集权，中央权威更大。这样的改革是不彻底的，也很难彻底。
中共在经济上改革突出的是放权，但整个放权过程却是反反复复的，基本是这样一个怪圈：放权——然后就乱——收权——然后就死——再放权——再乱——再收权——再收权，结果反反复复35年，邓小平把改革的余路都走完了，轮到习近平走的时候，就是集权本是需要改革了，但这样的改革是很难进行的，所谓改革就是割肉，一是把政府嘴里的肉夺下来还给民生，还要割政府身上的肉，机构改革就是这一刀；二是割权贵及其既得利益集团身上的肉，包括把国企和垄断行业的利润全民共享，把改革成果由全民来分享，解决民生问题和社会矛盾，这是第二刀；三是财政收支透明和官员家庭财产公开，政府决策及执政信息全面公开，这是第三刀；四是省及省一下地区政府实行自治，由所在辖区居民及有居住权的居民投票选举产生地区行政长官，中央最高行政长官公开选举，政党可以推荐两名候选人，实行高层领导差额选举，由选举制逐步推行竞选制，这是第四刀；五是司法独立，由立法机关决定拨付司法经费，不受政府财政的控制；跨地区法庭由中央财政全额支付经费，这是第五刀；六是放开民营资本投资办报、办刊、办出版社等文化传媒行业的准入限制，放开社会公益性社团及慈善基金会组织的准入限制，使权力成为公权力，建立公信力，把不属于权力干涉的经济、文化、社会公益等领域的限制还给市场，还给社会，真正实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建立小政府、大社会，这是第六刀；七是政府尽快制定全面取消户口制度时间表，尽快制定全民十二年义务教育时间表、全民免费大病医疗时间表、国家承担贫困人口的社会养老制度时间表，真正实现住有所居、老有所养、少有所学、病有所医，真正实现居民迁徙自由，这是第七刀；八是把农民世世代代、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土地所有权还给农民，实行农村土地私有化，真正实现农村土地的流转、租赁和买卖，这是第八刀。就割肉一样的改革，大致有这八刀，可以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动力。但是针对习近平而言，恐怕每一刀也举不起来，为什么呢？因为他不是邓小平，肯定也不如邓小平。
邓小平在35年前，趁着局势不稳，仓促决定走实用主义的“吃饱肚子”路线，“摸着石头过河”，也就有了支持自下而上、已经挡不住的农村土地改革，把农民的土地使用权还给农民，结果后来就成了“改革开放”的第一步。接下来，邓小平支持发展商品经济，这使他看到资本主义的活力必须是发展市场经济，他到美国、日本亲眼看到了资本主义的变化，也看到深圳对面的资本主义香港的繁荣，更知道台湾资本主义制度的新生，他深知经济发展必须走市场开放，结果就实现了经济自主的商品经济建设。邓小平时代的赵紫阳担任总理和总书记期间，也深知邓小平对商品经济的认识，他知道商品经济就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不过碍于意识形态的限制，邓小平、赵紫阳都只能提到商品经济，不敢提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说明，邓小平的改革也是实用主义、试验性质和跛脚的，“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算一步，没有长远的规划和打算，没有真正为国计民生着想，更没有真正实现市场经济的改革时间表。随着1997年邓小平的去世，所有的经济发展都是搭以前改革的便车，维持而已，不再有真正的改革。看看邓小平时代及邓小平之后的三中全会主题就知道，“全面改革”都是修修补补，不会有真正的实效：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农业发展和经济工作为中心（提出全党工作从1979年起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没提改革开放）；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1988年9月，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以及经济环境秩序治理整顿的决定；1993年11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1998年10月，中共十五届三中全会：关于农村改革和农村工作的若干重大问题决定；2003年10月，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2008年10月，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3年11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从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2013年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正好是35年。35年来，我们看到所谓改革并没有真正触及改革的核心区域，改革不过是农村和经济体制改革，深化改革实际上应该是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但无论是邓小平，还是江泽民、胡锦涛，以及现在的习近平都无法真正敢触及，也不可能真正推动，邓小平为了维持党的领导，避免经济崩溃或经济增长衰退，以及防止社会动荡，才决定走“改革开放”这一非政治化的实用改革之路，一旦实用改革不危及党的统治，这样的改革就能维持，否则就要停止或对源头进行斩草除根。
比如在邓小平时代提出“民主是第五个现代化”的北京异见领袖魏京生，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之后，于1979年11月6日被北京市高级法院终审维持判刑十五年的原判。此前的1979年10月16日，北京中级法院以反革命罪判处魏京生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魏京生被判刑前，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提出加快农业发展的若干问题决定，提出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两天后，中共迎来了取得政权的30周年国庆纪念日，半月后，就向全世界宣布对魏京生判刑十五年的决定，这就是邓小平自己为中共今后尝试政治体制改革的可能性关上了大门。虽然此后中共有多次的政治体制改革声音，甚至还会有更大的声调，但实际上不过是“雷声大雨点小”而已。
1986年9月28日，中共召开十二届六中全会，在“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中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定不移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核心还是以经济精神为中心，同时强化“党的领导”，精神文明的背后就是“党的领导权”，邓小平在这次会议之前以中顾委主任身份与日本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会见时说，1980年中共提出改革（真正的改革是开始于1978年，但提出改革要晚两年，那时邓小平并没有找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改革开放”这两大概念），其中也包括了政治体制的改革，他说明不搞政治体制改革，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也阻碍四个现代化的成功，但考虑到政治体制改革，确定改革内容，要弄清从哪里着手，邓小平最后仅仅说了两点，一是党要善于领导，党政要分开；二是消除官僚主义。当竹入义胜问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会不会讨论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时，邓小平果断地说来不及了，“我们决策要慎重，每走一步，看看成功的可能性较大后再下决定”。由邓小平的这段话可以判断，邓小平是不会轻易启动政治体制改革的，尤其是随着1989年民主运动的风起云涌，反官倒反倒邓小平头上，要民主开始质疑中共的合法性，结果邓小平下令全面镇压，从此停止一切政治改革的试验，一直到如今也不再有任何启动政治体制改革的可能性。
通过中共所谓深化改革的历史反复进程，我们可以看到，政治改革必然要解除党的一元化领导，这恰恰是党不会准许的。因此，邓小平不会真正触及政治改革，习近平也不会触及，前中央委员鲍彤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接受《纽约时报》记者储百亮先生的采访，认为习是“以毛风格走邓小平路线”，这也是基于习近平所确认的“不走毛泽东僵化封闭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习近平不会接受西方普世文明，依然是步邓小平的老路，只抓经济增长和继续对经济体制改革进行修修补补。他对于真正利于国计民生的触及政治体制改革的都会远远避开，所以邓小平怎么做，习近平也会怎么做：步子最大也不过是“市场在资源和资本配置中起决定性因素”，所表现出来的不过是保障起码的经济领域的人权（财产权），但不会是全面地保障政治领域的人权（选举权、宪法权、言论和出版自由权、宗教信仰权、结社权）。
综上，纵观习近平掌权一年来的表现，可以看出习近平不过是邓规习随，不会有真正的突破，他的治国和改革观毫无新意，尤其是从他上台提出“中国梦”后，就发动舆论攻势压制公民社会提法，敌视“宪政梦”，拘捕推动公民运动的公共知识分子，由此可以看出他与邓小平相比，改革不过是“换汤不换药”，邓小平重判魏京生，习近平对王功权、郭飞雄、许志永等也不会轻判；邓小平在意识形态上以“不争论”来堵住大家的嘴巴，习近平也把新闻封锁和舆论管控做到最大化。因为任何政权，只要没有一个公开的舆论自由环境，必然屏蔽真相和封锁真相，必然禁止真话的自由传播，必然导致谎言和假话横行。如今，习近平也乐意这样做来维护党的统治权，他会在谎言和假话的包围之中，陶醉其中，也乐在其中，这是非常可怕的。如果在这样的现实下，还对习的所谓“深化改革”报之以乐观看法，不是没有良心，就是没有头脑。
如今，我们不妨分析，今后的习氏改革，恐怕不会有真正的开始，因为既得利益集团身上的肉割不得，稍微割一点，都要付出五年或十年时间的代价，依据习近平的性格，他的所有时间不过还有9年，恐怕他只能选择高度集权和维稳至上，就像邓小平一样。邓小平后来把挑子撂给江泽民、胡锦涛，还能维持了二十多年；如今的中国现实已经不是江泽民、胡锦涛时代，习近平还会有前两任充当维持会会长的机会吗？未来很难说会好一点，恐怕习近平要当最后一个总书记了，那个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撂下来的挑子，恐怕要砸在自己手里了。这一看法是否贴切，我们不妨继续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