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转型与制度变革”征文
引言：威权政治可能的结果
在本文上篇中，我引用了巴西国家案例即军事权贵集团介入国民生活以及影响包括外交政策在内的国家政治之事实。形成巴西此种威权政治有两大重要原因，一个是美国在地缘政治暨国家利益选项下支持独裁主义政权，如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末至四十年代末对中国蒋介石军事权贵集团的支持，尽管这种策略于今仍饱受美国国内学界的质疑【注1】；另一个是巴西不止是基于地缘政治的考量而来自历史继承的影响，成为其内在的民族主义整体当中的文化暗示。后一项明确地是指形成于上世纪四十年代的瓦加斯主义。它有三个要点【注2】：其一，有枪无党（取消任何党派而不是虚设所谓民主党派），即建立军队支持且以防止共产主义为借口的总统独裁制；其二，接近工党的劳资政策，倾向于保护劳动者利益；其三，经济民族主义，尤其强化国家对经济的干预。
巴西威权政治当中有诸多法西斯主义因素，尽管它最终没有形成经典的欧洲类型法西斯主义国家形态。但是，这里面的道理告诉人们：威权主义经过政治蜕变或曰演进可以导致民主政治，也可能导致次军国主义形态；而且，“党枪主义—经济改革—党枪威权”政治结构在运行模式无法摆脱“自我颠覆—武力镇压—内外敌对”的困境之下，最大的可能就是选择次军国义，乃至于再经畸变而致经典法西斯主义。
历史经验告诉人们：军国主义与法西斯主义具有内逻辑关系：“就其政策和风格而言，法西斯主义运动具有极端爱国主义、极端民族主义和疯狂军国主义的性质” 【注3】。就军国主义与地缘政治关系而言，是具有挑战性的，“向人民灌输侵略思想，强迫人民服兵役，接受军事训练”以及镇压民众政治抗议都是其典型特征【注4】。当今中国统治集团虽不至于立即实现军国主义政治模式，但否定改革开放的地缘政治基础即摒弃邓小平韬光养晦政策（主要是为应对美国的进攻性现实主义地缘战略，包括全球政策中心向亚太转移），以及依靠党枪威权来压制政治异议活动，已经具有了“中国特色”的军国主义政治特征——此谓次军国主义的基本要点即概念内容。
一、国共俱败：二十世纪民族国家的负资产
中共统治集团在党枪威权基础上实现次军国主义目标，就其历史逻辑来看，是消除中国现代化负资产的一项努力。两党相比之下，国民党是幸运的，因为其在较小的治域内实现了威权主义向民主政治转型，而将更大的治域“扔给”了共产党。自孙中山结束形式上的皇权统治之后，现代民族国家的形式就成为中国多数政治力量的追求目标，哪怕是借助外国力量来完成之。国共两党在早期与苏联的合作关系是为证明，而蒋介石本人从容共到屠共的政策飑改【注5】亦是基于民族主义伦理的，尽管其反民主的有类瓦加斯主义的统治难脱历史之耻。
国共两党在民族主义基点上产生严重分歧，是由于对公平与秩序的诉求不同，前者要求在民族国家全面建成（而不只是形式初具）条件下，再来推进公平如整体退守台湾即已经实行了（由陈诚主导的）非常成功的大规模土地改革【注6】，所分配的土地不是拥有者的存量而是政府接收的日占部分。此中一定要说存在历史宿命的话，那么，民民党的幸运之处在于能够平均“无主地”即二战胜利的最大政治资产是日本人交出的殖民时期所占土地。共产党则无此幸运，先是以土地权利的平均（即平等优于秩序）与国民党在大陆形成长期内战，而在内战获胜后又无意将地权交给农民，以至宪法未能明确规定农地私有化。
共产党的土地革命给国民党引爆了“公平炸药”，尽管“公平炸药”这个词汇是远在双方形成“互不承认主权，互不否认治权”的事实之前【注7】。因为民族主义的初源要求是将平等作为核心因素，它在欧洲起源时的伦理目标是摆脱王权对人的全面控制，从而形成一个所有人共享国家利益的结果【注8】。尽管中国统治集团极力反对普世价值，但民族主义却是普世价值的出发点。经典的民族主义在欧洲传向世界各地时出现了诸多变异，如巴西的瓦加斯主义以及韩国的威权政治，但是作为民族主义核心伦理目标的平等却未能发生变化，其如格林菲尔德所云：“民族主义是一种当代思维，它将人们分为诸多由平等成员组成的主权社群。民族身份的平等性将所有社群成员的身份提升至与社群精英同等的地位，其地位有赖于整个民族作为一个整体所取得的尊严。”【注9】。
到目前为止，虽然没有发现斯塔夫里阿诺斯与格林菲尔德在学术上有传承关系，但无疑都是将平等因素在民族主义当中的重要性勾勒出来。就人类智慧水平而言，到今天，解决公平的手段仍赖于起源于平等身份的互为监督者的不同政治集团运行政治。而从蒋介石时代的秩序优先至今日中共统治集团仍在争取“整个民族作为一个整体所取得的尊严”之国际承认，中国（大陆）无论社会成员的公平感还是政治参与的公平感都是负值化的。中共统治集团在民族主义基本伦理上的失败其有自明之心，因此，才采取了由党枪威权向次军国主义趋近的路径。从纯粹理论视角看，此为其整个集团学识浅薄所致即不知道在民族主义之后的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均未回避平等伦理。这一判断并非出于意识形态差别而做的“诋毁”行为，由统治集团的学识浅薄而导致的次军国主义灌输也使“知识统治愚昧”在中国（大陆）成为常态。因此，即便“人民”在名义上被奉为当家作主，实际上还远离詹姆斯•麦迪逊（1822）指明的境界：“人民若想当家作主，必须用知识的力量武装自己。”【注10】
自由主义秉持了民族主义的平等伦理，进而深化为自由的选择，最终反映在美国的《人权法案》里面，是为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的自由。这四种多具精神自由的权利主张超乎了民族主义最初保护自己财产而要求的平等主张，是更高一层的东西。社会主义虽然是对自由主义的纠偏，即认为自由主义过份地强调了个人及个人权利，但它还是试图以社会普遍福利的方式来解决平等问题。换言之，社会主义的训诂性说辞就是“社会上所有人都享有福利的一种政治主张”，只是当它遇见更高的平等主张时而处于被动的境地。还有，一旦社会主义向平等趋近，就必然涉及到人道的反省，其过来的历史镇压（强调集体）的责任必然会受到追溯。然而，社会主义政治无一例外地是“不认账政治”，没有哪个精英个人或者分支集团会主动偿还自身的历史旧债。因此，一方面，诸种平反诉求（包括底层维权）在不断冲击党枪威权的伦理秩序，另一方面，主动承担历史旧债的人哪怕与政治权力核心层没有牵扯也会受到严厉的责难。这些注定了党枪威权下的“社会主义的民族主义”失败命运。
二、自我毒化：在历史虚无主义中沉沦
统治集团“不认账政治”不仅本质上颠覆了本土（种族）里优良价值观如以史为鉴，尽管以史为鉴与微言大义之间存在严重冲突，而且也注定了其由于近现代政治学的无知而导致的地缘政治恶化之后果。比方说，中日之间本无“缠绕的历史”，但由于草率也即断章取义地用民族主义思维应对两国敏感点【注11】，因此，缠绕生成再致对日外交政策极度混乱。也许统治集团未曾想到日本会在南中国海问题上进行措置，而结果则是“东海与南海连成了一片”【注12】——从那霸到台北再至吕宋岛，以及从加里曼丹岛（习惯称为婆罗洲）回望吕宋再至琉球群岛南端（先岛诸岛），那么一个敏感的潜在战争区域。尽管在可能的冲突中中国没获胜的希望【注13】，但此种地缘政治的恶化给国内民主政治进程带来了严重的阻滞。或者说，党枪威权中的自我颠覆势力确实想见到此等效果，以便从中谋取集团利益。
日本对华外交政策有美国全球战略调整的因素在里面，不会轻改对华的反压力战略（相当于中国的反介入战略之设计本意）。美国在放弃了同时打赢两场战争的设想而改为“1+战略”【注14】之后亦需要日本对华实施有效挫败，由此，日本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已经到了危险的地步【注15】，而之于在应对中国压力的具体选点上，看似突兀但实有准备地表态支持被中国视为“分裂势力”的世界维吾尔大会【注16】，尽管方式上是公共外交。狭义的次民族主义问题成为外交热点是极权主义政治的后遗症，也是党枪威权向次军国主义趋近的一个必然结果。这与批判新自由主义暨普世价值而又不时以体用观点来利用普世价值（如提供公平，尽管有限）一样，是内在不可避免的矛盾。也许出于策略上的报复而不是战略上的必选，中国纸面媒体（无一不是官办）大力支持冲绳人独立于日本的诉求，比如新华社在东京的特约记者撰文称冲绳地区人民有不能忘却的“琉球梦”【注17】。这可以牙眼相还地回击日本公共外交层面对世维会的支持，但一方面“冲绳人既不寻求也不需要中国的支持”【注18】；另一方面，继续以低等级的手段恶化地缘关系必然会带来更多的国际社会对中国狭义次民族主义的法理性支持。
狭义次民族主义与广义次军国主义形成逻辑上的尖锐对立，不可能经过特定立法或特殊政治机构来化解，这种对立将会在特定条件下成为中国（大陆）内爆的最强力因素。如果试图进行缓和性处理，以便给各种可能的政治转型提供机会，那么，必须从文化上进行反思与革新，而不是什么“社会主义主体价值”的强辞夺理。中国的文化改革表面上与次军国主义没必然联系，然而它却是广义军国主义的组成部分。比方说，前者在整个统治集团全面处于对麦迪逊论判所含价值的无知之情形下，以意识形态宣传方面式灌输“国民素质差，不适合搞民主”的暗示。这个暗示已经被多数公众尤其底层网民所识破，但已成为中下层官吏的“政治共识”，以致有人痛骂百姓要公平是“不要脸”【注19】。再比如说，对于军事权贵集团利用民族主义话语权来渲染鹰派的重要性，主流官媒则称之为“中国之福”【注20】，这是因为鹰派的主张对于“竞相在道德舞台上摆弄‘正义’姿势”【注21】的人士（势力），是一种意识形态反击。就算是承认此种“福份”存在，但令主张者尴尬的是鹰派人士自身则称“鹰派和鸽派在中国公共话语中的出现应被视为一出精心安排的好戏，‘有人唱红脸，有人唱白脸’ 【注22】”。从整体战与信息战的角度看问题，角色论是必要的战术安排，不过，有两个事实无法忽略：其一，统治集团对整个社会已经习惯于使用分级阅读性质的信息过滤与改装，公共政策被百姓指为“说一套，做一套”则是官民矛盾的通常表现；其二，军事权贵集团利用主流意识形态的迫切目标来实现自己的利益，既有历史印证又有现实行动。
鹰派表演性政治作为导致地缘关系的恶化，地缘关系的恶化背后是统治集团的自我毒化即对历史的虚无主义态度，因为历史虚无可抹去其在自己相对于土本（种族）优良价值观形成历史之长而为短暂的治理历史之中的“旧账”。更具讽刺意义的是，为了遮掩本身的历史虚无主义而指判其所指的历史虚无主义，称之谓“虚者，模糊、歪曲也；无者，抹杀、消除也”【注23】。这种作为更像在位的腐败分子反腐败一样，实在是局外人一眼看穿的骗局。
三、局外局内：国际认识分歧以及异族融合历史
无论是广义的次军国主义倾向还是狭义的次民族主义后果，都已经不再是中国（大陆）的国内问题，而是一个有着国际影响的全球化因素。在比较直观的地缘关系当中，中国与菲律宾、越南、日本等有领海纠纷国家均有基于国内民意的不惜引爆战争的极端民族主义情绪，日本尤重且有核武化的取向——不是通过美国支持而是通过国内合法程序，日本走上核武化之路。即便日本无意弃用美国的核保护伞，其与中国不妥协的冲突不仅将中国（大陆）逼回上世纪三十年代初的蒋政府隐忍与备战、妥协与抵抗的角隅，而且也会引发中美之间的“意外”核战争，尽管这只是中美核战争的五种可能【注24】之一。在直观地缘层面，俄罗斯支持中国的民族主义并认为美国试图利用中国国内的“民族问题”（即本文所指的狭义次民族主义），来迫使中国走向苏联（民族）解体之路【注25】。
狭义次民族主义固然是苏联解体的重要因素，更是全球化进程中的地缘政治硬牌，但是有两点远近的现代史实是：其一，苏联曾经利用狭义次民族主义在中苏两党之间进行战略博弈，最终导致了1962年的伊塔事件，新疆伊犁与塔城两地有七万余民众逃往苏联（其中非法越境六万人）【注26】；其二，苏联本身由于“民族问题”而致解体（诱因之一），不是美国的战略措施即和平演变的结果（正如中情局远未预测到苏联会发生骇人剧变一样），而是苏共在民族地区严重腐败所致。比如，前苏联解体前的部长会议主席（相当于中国的国务院总理）雷日科夫在关于其政治经历的回忆当中，曾指出少数民族地区格鲁吉亚存在下级给上级每月上缴“贡金”的习惯【注27】；再比如说，就算是对苏联解体抱有同情暨力防中国重蹈苏联覆辙的国内论者，也在进行反思批判时提到类似事实，作为少数民族地阿塞拜疆的第一书记阿利耶夫送给勃列日期涅夫一座用纯金制作的勃氏半身像，而后，阿氏得以“调到莫斯科担任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成为政治局委员（相当于中共的政治局常委）”【注28】。
很显然，少数民族地区地方高级官员的腐败以及整个官场变质，严重地践踏了少数民族的宗教感情即其基本的生活（为人）伦理。更现实地看待，则是少数民族干部的不仅受到种族压抑，而且按正常选荐的程序完全被打乱，“在民族自治区域内，这个阶层（指腐败官员群体）像在单一民族区域一样，无视其他民族的权益，为自己谋取实惠和权力，任人唯亲，大搞裙带关系，按民族特征提供特权等等”【注29】。
政治腐败不仅导致了少数民族部分官员的强烈抵抗如秘密组织民间抗议活动，以及与分离运动形成精神上的默契，而且还会推助恐怖主义取得狭义次民族主义的种族道义支持。当今中国的疆藏问题远不同于前苏联时期，因此，统治集团在组织地区性防御（国家集团）之外，还在可能的情况向外界公开其少数民族特定治域的情况，特别是对有能力引发多向地缘政治紧张的美国开放。比如，在“6•26鄯善事件（2013）”发生之前，美国大使骆家辉访问了西藏，此为“2010年以来美国使馆第一次获准访问西藏”【注30】。到目前为止，尚没法证明“6•26鄯善事件”是否是对骆家辉西藏之行的一个针对性动作——要求更多地关注新疆，但有两点是值得注意的：第一，除特定（也是唯一）的媒体以译介方式报道骆大使的西藏之行外，任何其他官媒包括相对自由的网络自媒体均未报道骆氏此行，更不用说谈到访问成果；第二，尽管美国一直在关注新疆的次民族主义问题，尤其以信仰自由程序为观察标志【注31】，而美国仍未得到允许以像到西藏访问那样的方式进入新疆。当然，中国自己的辩护性言说已经表示：“我们需要以公开透明的方式向公众表明，新疆的反恐战是必要的，那么人们就会理解我们做的事情。”【注32】不过，统治集团的意识形态支系之相关作为，还是让关注疆藏问题的国内体制外观察人看到：对于少数族群的种族习惯性举动（如大街上出现维族女子穿黑袍、戴黑面纱现象），他们表示出强烈的反感【注33】。
就历史上地缘政治当中的种族冲突、利益合作、异群融合之事实看，处于东亚边缘的传统华夏政治地理成熟区（狭义指今西安至兰州一线）与处于中亚东部的今新疆区域已经出现一体化趋势。比如说，回纥人（维族祖先，于788年改称“回鹘”，取“回转轻捷如鹘”之意）既接受唐王朝的都督制又曾帮助后者消除西突厥【注34】的战略压力；再比如说，与回鹘种族同源的突厥系不仅有重要将领哥舒翰帮助唐朝维护西南（今藏区）维定以及在安史之乱时为国身殁【注35】，而且五代时的后晋政权就是突厥支系月氏人所建立。虽然后晋建政人物石敬瑭被后世史家骂为儿皇帝，但正统华夏史书对其评价仍然不低，如称其：“惠彼丞民，虽未足以方驾前王，亦可谓仁慈恭俭之主。”【注36】如彼之史实，在统治集团贼喊捉贼的对历史虚无主义批判之下，亦在统治正当性全面危机之时，完全成了敏感话题暨言论禁忌。此亦为军国主义对内镇压特征的表现。
四、双重标准：经济民族主义浅薄之致
统治集团秉持历史虚无主义本质上是史观垄断行为，而其以批判历史上虚无主义的手法来维系史观垄断不只是一种权术，更是双重标准。双重标准又可分为两个层次：一个是国内控制，避免意识形态过度多元化，尽可能地使之简化，而统治集团内部则有相对真实的史观，但后者以秘术的方式被保持而不向社会宣示；另一个是国外口径，尽可能地渲染近代被侵略的历史（相当于史观上的悲情牌），而不想恢复历史上中国政治地理暨地缘政治的本来面目，以便与当代即正在进行时的地缘政治变化相映照。后一种的逻辑后果是更多地利用现存国际秩序获取国家利益（比如，伊拉克战争十年之额外收获【注37】），但不想为国际秩序的维系承担成本，更不用说推进全球化过程里出的国内民主与地缘民主的协调发展。
美国试图以“利益攸关方”的说辞来同化中国（大陆），但遭遇了严重挫败。后者主动挫败此种战略设计的根本原因不是真地强大至世界第二位，或言在军事上与前者终可一博（如费希尔所预言的核战可能），而是在民族主义观念上仍然使用双重标准：一方面，用民族主义直至次军国主义来对抗普世价值；另一方面，极力防止全球民主化进程中的狭义次民族主义对统治体系造成冲击。结果，就出现了如此景观——西方世界惊惧于民族主义成为全球化政治灾难，中国则认为民族主义浪潮至少可以冲击普世价值【注38】。
经济方面的民族主义亦能反映出统治集团在民族主义问题上的双重标准，尽管它不是直接而清楚的。之所以间接且模糊，是因为作为敏感的政治诉求放到国际经济交往范畴变成了“利益交涉”。然而，经济民族主义的本质是把对政府随意处理国有资产乃至民企品牌之权力魔性的无奈转化成了对外资一方的不满。发生在2007年的娃哈哈事件与武机事件即是如此【注39】，尤其在武机事件上，“经济民族主义在常识面前狼狈不堪，就特别需要学术精英们起来捧场，于是乎，后者说整个西方商业体系是‘规则霸权’，我们要争取制定出规则的权力。结果，由于没道德实力为据就争取不到规则制定权，还是以行使国内的政治霸权为主”【注40】。比娃哈哈事件与武机事件更具政治分析意义的新快报事件，终极上则是经济民族主义的处境问题：一方面，发起舆论攻势的三一重工（民企）因对作为国企的中联重科不满，而不惜违背商业道德以致让媒体沦为仆从；另一方面，三一重工强烈近乎扭曲的经济民族主义，实在是争取改变“庶出”地位的政治策略。在哇哈哈事件与武机事件之前，三一重工总裁向文波在2006年以商人身份参与凯雷收购徐州重工的激烈争论，以致被认为是“搅黄”该收购案的主要推手。当然，因此也被誉为民企界的“民族主义的代表”【注41】，但是，随着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向文波迅速弃矛拾盾”【注42】转而要大举进军美国开拓华资收购业务，尽管最后因遭遇高级领导人“泼来的一瓢冷水”【注43】不得不低调起来。如果说三一重工在美国特拉华州的子公司Ralls并购希腊资本在俄勒冈州的四家小企业，遭遇美国方面的限制是针对其“搅黄”凯雷收购徐工的报复的话，那么，其在一审（诉CFIVS及奥巴马统本人）败诉后已无挽救之机，即有之也是个案胜诉，并不能因此推动美方审查程序的简化与透明【注44】。
经济民族主义也不只是像三一重工之类的民企的话语利器，更是统治集团分支体系里“嫡出”身份的证明。在国企体系里面，他们将自己视为巩固执政党基础的两大力量之一（另一支力量是军队【注45】）。而国企与民企在经济民族主义问题上是协商分羹还是势不两立，至今尚没有明确迹象，但可以肯定民企正在遭遇内外之窘：其一，国际（尤其西方）因其民族主义情绪而将其列为审查更加严格的准入对象；其二，国内民间自由知识精英因其“争嫡脱庶”之无廉耻，而认为其不属于良心资产阶级。在另一端，国企的经济民族主义已经是一种自循环系统的利益维护利器，即以“阴谋论”指斥国内关于国企私有化的主张。“阴谋论”是民族主义的“战略武器”，经济民族主义更是偏好颇甚。比方说，认为美联储始自2009年3月的货币宽松量化政策推动了中国的十万亿政府支出的“大跃进”，形同冷战后期的美国太空战略，目的在于让中国重走苏联被军备竞赛拖垮的老路【注46】。事实当然不是如此，因为中国的政府巨额投资首先是国企集团强力施压的结果（如高铁建设的盲目及产生的腐败），其次是刺激计划的施行早于美联储的量化宽松。最为重要的是，在十万亿刺激效果是维系了出口导向经济之后，面对美国政府债务风险积聚成其国内两党尖锐政治斗争之际，中国还是大量增持美国国债。
如果说国企与民企在民族主义问题上尚存模糊区域，那么毫无疑问，两者都与次军国主义是战略同盟。因此，无论中国官方所称的经济转型有多么美好的前景，其对社会转型的促动性仍很小。次军国主义与经济民族主义不可能会接受真正的市场性观念，行为之终极价值仍是与政治权力的寻租关系。
结语：在继续演变的世界里
中国的民族主义问题是一个世界性问题，也是制约中国地缘政治优化的重要因素。因此，不仅脱魅于民族主义且防止次军国主义来桎梏中国社会是民主转型与制度变革的重要变量，而且，在民主化实现的不短时期内，地缘优先仍是民主政府与公民社会的共同任务。在这个期间里，也无法排除经济民族主义势力与狭义次民族主义势力发动社会运动暨重挫民主政治的可能性。这不是什么“伟大的洞见”，而是现代民族国家形成以来的历史债务的陆续偿还。
批判民族主义不止限于对现统治的正当性提出深刻亦不间断的质疑，更在于站在全球化视角暨全球历史（而非“中国孤岛”）的立场，来审视演变着的世界。民族主义在历史上的质变应当引起中国民间自由主义知识精英的重视，即十九世纪后半叶以来出现的人道与宽容而转为沙文主义与军国主义的事实【注47】。所幸的是，体制内改革开放派知识分子已经认识到次军国主义的威胁，尽管在相关表述里面未使用“次军国主义”概念，亦未参照十九世纪后半叶的历史而是以前苏联为戒。其曰：“只要是人民担当变革的主角，转型过程中就不会有形成新军事——官僚集团的土壤，也意味着新秩序的建立所依靠的将是民众选票，不是强力和暴力。”【注48】
中国民族主义与中国自由主义一样，所面临的国际环境内化为自身条件之后会迥然相异。国际上有批判中国民族主义的力量暨利益代表，也有试图利用现有统治结构而压抑（防止）并非直接批判之力量。后者认为“中国实行民主化的可能微乎其微”且“一个民主化的中国或许为民族主义思潮所淹没”【注49】。还有，同有此类担心的人则认为中国国内的民族主义言论与政府外交政策是存在巨大差异的【注50】，这一点与后来对中国“鹰派”的角色化表现判断大体是同一道理。然而，这里面却有非显性的地缘政治因素，即是说中国推动民主转型与制度变革的力量必须在转型过程暨变革发生前，以理论表述的方式阐明自己的地缘政治主张与构想，哪怕主张与构想并不完全成熟而只限于模仿影子内阁模式。本文（上下篇）所作的努力即是如此。
11月10日至19日初稿，22日定稿。（参加「民主转型与制度变革」征文，全系完）。
注释部分：
[1]比如，美国外交政策网站2013年10月23日文章，“没有美国的世界”（作者：外交政策聚焦研究计划联合主管约翰•费弗）；同本文上篇指[3]报译介，“没有美国的世界将会怎样？”，第10版〈参考论坛〉。
具体环境论述如此：“为了维持稳定，美国支持过许多独裁者。当满足我们的利益时，我们曾带来相当严重的动荡——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我们的稳定往往不公正，我们的动荡是毁灭性的。”
[2]是为“瓦加斯主义”（Varguismo）。以巴西总统热图利奥•瓦加斯（1883-1954）命名，他曾在1930至1945、1951至1954两度出任巴西总统。
关于瓦加斯主义的全面内容可参见郝名玮、徐世澄著《拉丁美洲文明》，P219-221；郝徐著版本：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
[3]参见《布莱克维尔政治制度百科全书》（汉译本，邓正来等译），P238（〈法西斯主义词条〉，P237-240）；邓译版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
[4]参见《简明政治学词典》，P290（〈军国主义条目〉）；该书编组撰版本：吉林人民出版社，1985。
[5]参见陶涵（Toy Taylor）著《蒋介石与现代中国》（汉译本，林添贵译），P4&P51；林译版本：中信出版社，2012。
关于容共（1926），具体环境论述如此：“蒋也逮捕若干国民党保守派，并向黄埔师生发表公信表示他和孙中山一样，认为若不容共，革命阵线无从团结起来。”
关于屠共（1927），具体环境论述如此：“但是，这些地区对武汉政府的支持开始瓦解，因为共产党不分清红皂白在乡村展开斗争，激起民愤。湖南左倾的国民党将领唐生智某天午夜在长沙发动对共产党人的血腥突击。反共的屠杀很快就散布到湖南其他县份，并波及到湖北、江西。蒋满意地注视这些发展，他也极可能躲在幕后操纵了一切。”
[6]关于国民党政权在台湾的土地改革，仍见[5]，P363。对此，陶涵评价说：“蒋介石强力支持陈诚的改革，后来终于赢得了美国人和全世界农村改革人士的赞美。”
作为一个国家成功案例，国民党在台湾的土地改革及其成功获得的国际声誉虽然发生在全球化之前，但显然是“内政问题国际化，国际问题内政化”的一个经典。
[7]平等炸药，是联邦德国（时代，未统一前）的宪法法院法官兼海德堡大学法学教授赫尔穆特•施泰因贝格对托克维尔（1835）《论美国的民主》有关平等问题的现代性诠释。其云：“托克维尔的结论是，平等的确是一个普遍准则，在推翻王权后，不会放过银行家和商人——平等是一种威力巨大的政治炸弹。”
参见路易斯•亨金、阿尔伯特•J•罗森塔尔编《宪政与权利》（汉译本，郑戈、赵晓力、强世功译），P265（全文，“美国宪政主义和德国宪法发展”，P255-291）；郑赵强译版本：生活•读书•三联书店，1996。
[8]参见L•S•斯塔夫里阿诺斯著《全球通史—从史前到21世纪》（汉译本，吴象婴、梁赤民、黄书慧译），P532（下册，全书统一页码）；吴梁黄译版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9]参见《南风窗》双周刊2012年第20期文章，“民族主义的影响力”（作者：莱亚•格林菲尔德，发自美国波士顿）。
[10]转引自安东尼•刘易斯著《批评官员的尺度——纽约时报诉警察局长沙利文案》（汉译本，何帆译），P176；何译版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11]参见拙文，“中日关系的历史性反省与现实战略”，载于博讯网为我开立的博客。由于发表时间较早（2004年），博讯博客现在已经不能提供具体日期，具体网址是http://blog.boxun.com/hero/qiyanchen15-1.shtml。
该文原是我在狱中的读书笔记，“东洋之镜：并无缠绕的历史”，后于（出狱十个月后的）2004年3月10日进行修订，改为博讯网发表之状。
[12]参见日本共同社2011年9月28日电（无具体题目），以及英国广播公司同日电、法新社同日电；同[1]报9月30日译介，“日本东盟联手南海遏华态势渐显”，第16版〈中国大地〉。
[13]参见香港《动向》杂志2013年9月号文章，“‘压跨日本’策略基本无效——琉球南部海域或将爆发战争”（作者：罗士妥）。
[14]参见英国路透社华盛顿2012年1月3日电（无具体题目），《泰晤士报》网站次日报道、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网站同日报道；同[1]报1月5日译介，“美将放弃同时打赢两场战争战略”，第6版〈军事瞭望〉。
[15]参见《日本经济新闻》2012年10月11日文章，“两个‘主义’的对峙”（作者：芹川洋一）；同[1]报10月17日译介，“日本弥漫两个危险‘主义’”，第10版〈参考论坛〉。
[16]参见英国广播公司网站2012年5月15日报道，“中日关系因世维会在日本开会再度恶化”；同[1]报5月16日译介，“『世维会』问题再度激化中日矛盾”，第16版〈中国大地〉。
[17]参见[1]报2013年5月16日报道，“冲绳：不能忘却的‘琉球梦’”（该报东京特约记者：杨智）。
[18]参见香港《南华早报》网站2013年7月24日文章，“介入冲绳独立的辩论不符合中国的利益”（作者：英国《简氏防务周刊》前亚太版编辑特雷弗•莫斯）；同[1]报译介，“中国不宜介入日冲绳独立辩论”，第14版〈海外视角〉。
[19]中国（大陆）官方媒体被迫公开的此类事件有两个，时隔两年四个月：（1）参见中国广播网2011年5月25日报道，“吉林一局长称领导应骑马坐轿，百姓要公平是臭不要脸”；（2）参见网易新闻2013年9月18日转刊央视《新闻1+1》报道，“河北一官员边吃龙虾边骂百姓被免，曾被评为廉政标兵”。
[20]&[21]参见《环球时报》2013年5月20日文章，“鹰派兴起是中国之福”（作者：浙江大学非传统安全与和平发展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第14版〈国际论坛〉。
[22]参见美国詹姆斯顿基金会网站2013年7月25日文章，“宣传，而非政策：解析人民解放军‘鹰派’”（作者：安德鲁•查布）；同[1]报7月25日译介，“解放军专家‘鹰派’言论意在宣传”，第14版〈海外视角〉。
[23]参见中国经济网2013年10月9日转刊《求是》杂志文章，“求是杂志：否定太平天国和义和团是历史虚无主义”（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执笔：田居俭）。
[24]参见美国《大西洋月刊》网站2011年10月31日文章，“美国和中国最可能引发意外核战争的五种方式”（作者：该刊副主编马克斯•费希尔）；同[1]报11月2日译介，“美媒臆测五种情形可能引发中美核战争”，第14版〈海外视角〉。
[25]参见俄罗斯战略文化基金会网站2011年8月22日文章，“美中竞争的西藏‘棱面’”（作者：安德烈•阿列舍夫）；同[1]报8月23日译介，“美国企图利用‘民族牌’遏制中国”，第14版〈海外视角〉。
[26]参见沈志华主编《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年中苏关系中若干问题再探讨》，P347；沈编版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27]参见尼•伊•雷日科夫著《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汉译本，徐昌翰译），P51；徐译版本：新华出版社，2009。
[28]参见本文上篇[9]引文献（书目），P352。
[29]同[28]，P365。
[30]参见美国《洛杉矶时报》2013年6月27日报道，“美国驻华大使罕见访问西藏”；同[1]报6月29日译介，“美驻华大使骆家辉访问西藏”，第8版〈中国大地〉。
[31]参见Washington File 2011年9月14日，“State Dept. Briefing on International Religious Freedom report”，报告中涉及新疆宗教自由处说：“We have concerns about the Uighur community and the restrictions on Muslism religon。”
[32]参见香港《南华早报》2013年9月2日报道，“北京安全专家呼吁在新疆问题上更公开和透明”，同[1]报9月3日译介，“专家称新疆反恐需更公开透明”。
[33]参见网易新闻2013年7月19日转刊人民网文章，“新疆出现穿黑袍戴黑纱维族女子，学者质疑”（原文作者：新疆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祖木来提•阿不力克木）。
[34]参见郑天挺、吴泽、杨志玖主编《中国历史大辞典•隋唐五代史卷》，P248（〈回纥〉与〈回鹘〉词条）；郑吴杨编版本：上海辞书出版社，1995。
[35]同[34]，P586（〈哥舒翰〉条目）。
[36]参见[宋]薛居正著《五代史》即史学史所曰《旧五代史》，第一〇六三页（〈晋书•高祖本纪〉，从九七七页至一〇六三页）；薛著现代版：中华书局，1976（全五册，统一页码，〈晋高祖本纪〉在第三册）。
[37]联合国数据表明：伊战十年，中伊两国贸易增长了34倍，达到175亿美元，中国成为继美国之后的伊拉克第二贸易伙伴。
转引自本文上篇[18]报文章，“伊战十年：中国还是最大的赢家吗？”（作者：王晓夏）。
[38]可对比一篇文章的原题与译介题目：美国《华尔街日报》2012年12月24日文章，“有毒的民族主义”，认为以公民社会和人权为基础的融合势力能够打败以种族、血缘和信仰为基础的排外势力，但前提是必须警惕后者；新华社同[1]报12月24日的译介题目则是“普世价值遭遇民族主义浪潮”（第10版〈参考论坛〉），旨在说明民族主义的正当性，其实就是狭义次民族主义的分离运动至少具有对抗普世价值的功用。
[39]&[40]参见拙文，“经济民族主义的政治笑柄——透视娃哈哈事件与武机事件”，同[11]，http://blog.boxun.com/hero/2007/qiyanchen/5/-1.shtml。
[41]、[42]&[43]参见《南方人物周刊》网站2009年3月24日文章，“向文波：‘民族主义者’的跨国冲动”（作者：张小平）。
[44]参见本文上篇[18]报2013年10月28日文章，“三一重工败诉美国的逻辑”（作者：商舒）。
[45]参见香港《南华早报》2012年4月11日报道，“推动国企私有化是‘外国阴谋’”（记者：吴国义）；同[1]报4月12日译介，“国企负责人批‘私有化阴谋’”，第15版〈观察中国〉。
[46]参见刘军洛著《被绑架的中国经济——多角世界的金融战》，P143；刘著版本：中信出版社，2010。
[47]同[8]，P533。
[48]同[44]报2013年3月4日文章，“社会秩序瓦解与重建”（作者：黄卧云）。
[49]参见美国《国家利益》双月刊2011年7月13日文章，“透过玫瑰色眼镜看北京：为什么民主制度无法驯服中国”（作者：弗吉尼亚大学公共政策学院院长哈里•哈丁）；同[1]报译介，“靠‘演变’中国化解中美冲突是条死胡同”，第14版〈海外视角〉。
[50]参见美国《纽约时报》2010年12月6日文章，“中国的颜色革命？就让它保持红色吧”（作者：埃里克•李）；同[1]报12月8日译介，“让中国保持红色是最佳选择”，第16版〈海外视角〉。
引言：威权政治可能的结果
在本文上篇中，我引用了巴西国家案例即军事权贵集团介入国民生活以及影响包括外交政策在内的国家政治之事实。形成巴西此种威权政治有两大重要原因，一个是美国在地缘政治暨国家利益选项下支持独裁主义政权，如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末至四十年代末对中国蒋介石军事权贵集团的支持，尽管这种策略于今仍饱受美国国内学界的质疑【注1】；另一个是巴西不止是基于地缘政治的考量而来自历史继承的影响，成为其内在的民族主义整体当中的文化暗示。后一项明确地是指形成于上世纪四十年代的瓦加斯主义。它有三个要点【注2】：其一，有枪无党（取消任何党派而不是虚设所谓民主党派），即建立军队支持且以防止共产主义为借口的总统独裁制；其二，接近工党的劳资政策，倾向于保护劳动者利益；其三，经济民族主义，尤其强化国家对经济的干预。
巴西威权政治当中有诸多法西斯主义因素，尽管它最终没有形成经典的欧洲类型法西斯主义国家形态。但是，这里面的道理告诉人们：威权主义经过政治蜕变或曰演进可以导致民主政治，也可能导致次军国主义形态；而且，“党枪主义—经济改革—党枪威权”政治结构在运行模式无法摆脱“自我颠覆—武力镇压—内外敌对”的困境之下，最大的可能就是选择次军国义，乃至于再经畸变而致经典法西斯主义。
历史经验告诉人们：军国主义与法西斯主义具有内逻辑关系：“就其政策和风格而言，法西斯主义运动具有极端爱国主义、极端民族主义和疯狂军国主义的性质” 【注3】。就军国主义与地缘政治关系而言，是具有挑战性的，“向人民灌输侵略思想，强迫人民服兵役，接受军事训练”以及镇压民众政治抗议都是其典型特征【注4】。当今中国统治集团虽不至于立即实现军国主义政治模式，但否定改革开放的地缘政治基础即摒弃邓小平韬光养晦政策（主要是为应对美国的进攻性现实主义地缘战略，包括全球政策中心向亚太转移），以及依靠党枪威权来压制政治异议活动，已经具有了“中国特色”的军国主义政治特征——此谓次军国主义的基本要点即概念内容。
一、国共俱败：二十世纪民族国家的负资产
中共统治集团在党枪威权基础上实现次军国主义目标，就其历史逻辑来看，是消除中国现代化负资产的一项努力。两党相比之下，国民党是幸运的，因为其在较小的治域内实现了威权主义向民主政治转型，而将更大的治域“扔给”了共产党。自孙中山结束形式上的皇权统治之后，现代民族国家的形式就成为中国多数政治力量的追求目标，哪怕是借助外国力量来完成之。国共两党在早期与苏联的合作关系是为证明，而蒋介石本人从容共到屠共的政策飑改【注5】亦是基于民族主义伦理的，尽管其反民主的有类瓦加斯主义的统治难脱历史之耻。
国共两党在民族主义基点上产生严重分歧，是由于对公平与秩序的诉求不同，前者要求在民族国家全面建成（而不只是形式初具）条件下，再来推进公平如整体退守台湾即已经实行了（由陈诚主导的）非常成功的大规模土地改革【注6】，所分配的土地不是拥有者的存量而是政府接收的日占部分。此中一定要说存在历史宿命的话，那么，民民党的幸运之处在于能够平均“无主地”即二战胜利的最大政治资产是日本人交出的殖民时期所占土地。共产党则无此幸运，先是以土地权利的平均（即平等优于秩序）与国民党在大陆形成长期内战，而在内战获胜后又无意将地权交给农民，以至宪法未能明确规定农地私有化。
共产党的土地革命给国民党引爆了“公平炸药”，尽管“公平炸药”这个词汇是远在双方形成“互不承认主权，互不否认治权”的事实之前【注7】。因为民族主义的初源要求是将平等作为核心因素，它在欧洲起源时的伦理目标是摆脱王权对人的全面控制，从而形成一个所有人共享国家利益的结果【注8】。尽管中国统治集团极力反对普世价值，但民族主义却是普世价值的出发点。经典的民族主义在欧洲传向世界各地时出现了诸多变异，如巴西的瓦加斯主义以及韩国的威权政治，但是作为民族主义核心伦理目标的平等却未能发生变化，其如格林菲尔德所云：“民族主义是一种当代思维，它将人们分为诸多由平等成员组成的主权社群。民族身份的平等性将所有社群成员的身份提升至与社群精英同等的地位，其地位有赖于整个民族作为一个整体所取得的尊严。”【注9】。
到目前为止，虽然没有发现斯塔夫里阿诺斯与格林菲尔德在学术上有传承关系，但无疑都是将平等因素在民族主义当中的重要性勾勒出来。就人类智慧水平而言，到今天，解决公平的手段仍赖于起源于平等身份的互为监督者的不同政治集团运行政治。而从蒋介石时代的秩序优先至今日中共统治集团仍在争取“整个民族作为一个整体所取得的尊严”之国际承认，中国（大陆）无论社会成员的公平感还是政治参与的公平感都是负值化的。中共统治集团在民族主义基本伦理上的失败其有自明之心，因此，才采取了由党枪威权向次军国主义趋近的路径。从纯粹理论视角看，此为其整个集团学识浅薄所致即不知道在民族主义之后的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均未回避平等伦理。这一判断并非出于意识形态差别而做的“诋毁”行为，由统治集团的学识浅薄而导致的次军国主义灌输也使“知识统治愚昧”在中国（大陆）成为常态。因此，即便“人民”在名义上被奉为当家作主，实际上还远离詹姆斯•麦迪逊（1822）指明的境界：“人民若想当家作主，必须用知识的力量武装自己。”【注10】
自由主义秉持了民族主义的平等伦理，进而深化为自由的选择，最终反映在美国的《人权法案》里面，是为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的自由。这四种多具精神自由的权利主张超乎了民族主义最初保护自己财产而要求的平等主张，是更高一层的东西。社会主义虽然是对自由主义的纠偏，即认为自由主义过份地强调了个人及个人权利，但它还是试图以社会普遍福利的方式来解决平等问题。换言之，社会主义的训诂性说辞就是“社会上所有人都享有福利的一种政治主张”，只是当它遇见更高的平等主张时而处于被动的境地。还有，一旦社会主义向平等趋近，就必然涉及到人道的反省，其过来的历史镇压（强调集体）的责任必然会受到追溯。然而，社会主义政治无一例外地是“不认账政治”，没有哪个精英个人或者分支集团会主动偿还自身的历史旧债。因此，一方面，诸种平反诉求（包括底层维权）在不断冲击党枪威权的伦理秩序，另一方面，主动承担历史旧债的人哪怕与政治权力核心层没有牵扯也会受到严厉的责难。这些注定了党枪威权下的“社会主义的民族主义”失败命运。
二、自我毒化：在历史虚无主义中沉沦
统治集团“不认账政治”不仅本质上颠覆了本土（种族）里优良价值观如以史为鉴，尽管以史为鉴与微言大义之间存在严重冲突，而且也注定了其由于近现代政治学的无知而导致的地缘政治恶化之后果。比方说，中日之间本无“缠绕的历史”，但由于草率也即断章取义地用民族主义思维应对两国敏感点【注11】，因此，缠绕生成再致对日外交政策极度混乱。也许统治集团未曾想到日本会在南中国海问题上进行措置，而结果则是“东海与南海连成了一片”【注12】——从那霸到台北再至吕宋岛，以及从加里曼丹岛（习惯称为婆罗洲）回望吕宋再至琉球群岛南端（先岛诸岛），那么一个敏感的潜在战争区域。尽管在可能的冲突中中国没获胜的希望【注13】，但此种地缘政治的恶化给国内民主政治进程带来了严重的阻滞。或者说，党枪威权中的自我颠覆势力确实想见到此等效果，以便从中谋取集团利益。
日本对华外交政策有美国全球战略调整的因素在里面，不会轻改对华的反压力战略（相当于中国的反介入战略之设计本意）。美国在放弃了同时打赢两场战争的设想而改为“1+战略”【注14】之后亦需要日本对华实施有效挫败，由此，日本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已经到了危险的地步【注15】，而之于在应对中国压力的具体选点上，看似突兀但实有准备地表态支持被中国视为“分裂势力”的世界维吾尔大会【注16】，尽管方式上是公共外交。狭义的次民族主义问题成为外交热点是极权主义政治的后遗症，也是党枪威权向次军国主义趋近的一个必然结果。这与批判新自由主义暨普世价值而又不时以体用观点来利用普世价值（如提供公平，尽管有限）一样，是内在不可避免的矛盾。也许出于策略上的报复而不是战略上的必选，中国纸面媒体（无一不是官办）大力支持冲绳人独立于日本的诉求，比如新华社在东京的特约记者撰文称冲绳地区人民有不能忘却的“琉球梦”【注17】。这可以牙眼相还地回击日本公共外交层面对世维会的支持，但一方面“冲绳人既不寻求也不需要中国的支持”【注18】；另一方面，继续以低等级的手段恶化地缘关系必然会带来更多的国际社会对中国狭义次民族主义的法理性支持。
狭义次民族主义与广义次军国主义形成逻辑上的尖锐对立，不可能经过特定立法或特殊政治机构来化解，这种对立将会在特定条件下成为中国（大陆）内爆的最强力因素。如果试图进行缓和性处理，以便给各种可能的政治转型提供机会，那么，必须从文化上进行反思与革新，而不是什么“社会主义主体价值”的强辞夺理。中国的文化改革表面上与次军国主义没必然联系，然而它却是广义军国主义的组成部分。比方说，前者在整个统治集团全面处于对麦迪逊论判所含价值的无知之情形下，以意识形态宣传方面式灌输“国民素质差，不适合搞民主”的暗示。这个暗示已经被多数公众尤其底层网民所识破，但已成为中下层官吏的“政治共识”，以致有人痛骂百姓要公平是“不要脸”【注19】。再比如说，对于军事权贵集团利用民族主义话语权来渲染鹰派的重要性，主流官媒则称之为“中国之福”【注20】，这是因为鹰派的主张对于“竞相在道德舞台上摆弄‘正义’姿势”【注21】的人士（势力），是一种意识形态反击。就算是承认此种“福份”存在，但令主张者尴尬的是鹰派人士自身则称“鹰派和鸽派在中国公共话语中的出现应被视为一出精心安排的好戏，‘有人唱红脸，有人唱白脸’ 【注22】”。从整体战与信息战的角度看问题，角色论是必要的战术安排，不过，有两个事实无法忽略：其一，统治集团对整个社会已经习惯于使用分级阅读性质的信息过滤与改装，公共政策被百姓指为“说一套，做一套”则是官民矛盾的通常表现；其二，军事权贵集团利用主流意识形态的迫切目标来实现自己的利益，既有历史印证又有现实行动。
鹰派表演性政治作为导致地缘关系的恶化，地缘关系的恶化背后是统治集团的自我毒化即对历史的虚无主义态度，因为历史虚无可抹去其在自己相对于土本（种族）优良价值观形成历史之长而为短暂的治理历史之中的“旧账”。更具讽刺意义的是，为了遮掩本身的历史虚无主义而指判其所指的历史虚无主义，称之谓“虚者，模糊、歪曲也；无者，抹杀、消除也”【注23】。这种作为更像在位的腐败分子反腐败一样，实在是局外人一眼看穿的骗局。
三、局外局内：国际认识分歧以及异族融合历史
无论是广义的次军国主义倾向还是狭义的次民族主义后果，都已经不再是中国（大陆）的国内问题，而是一个有着国际影响的全球化因素。在比较直观的地缘关系当中，中国与菲律宾、越南、日本等有领海纠纷国家均有基于国内民意的不惜引爆战争的极端民族主义情绪，日本尤重且有核武化的取向——不是通过美国支持而是通过国内合法程序，日本走上核武化之路。即便日本无意弃用美国的核保护伞，其与中国不妥协的冲突不仅将中国（大陆）逼回上世纪三十年代初的蒋政府隐忍与备战、妥协与抵抗的角隅，而且也会引发中美之间的“意外”核战争，尽管这只是中美核战争的五种可能【注24】之一。在直观地缘层面，俄罗斯支持中国的民族主义并认为美国试图利用中国国内的“民族问题”（即本文所指的狭义次民族主义），来迫使中国走向苏联（民族）解体之路【注25】。
狭义次民族主义固然是苏联解体的重要因素，更是全球化进程中的地缘政治硬牌，但是有两点远近的现代史实是：其一，苏联曾经利用狭义次民族主义在中苏两党之间进行战略博弈，最终导致了1962年的伊塔事件，新疆伊犁与塔城两地有七万余民众逃往苏联（其中非法越境六万人）【注26】；其二，苏联本身由于“民族问题”而致解体（诱因之一），不是美国的战略措施即和平演变的结果（正如中情局远未预测到苏联会发生骇人剧变一样），而是苏共在民族地区严重腐败所致。比如，前苏联解体前的部长会议主席（相当于中国的国务院总理）雷日科夫在关于其政治经历的回忆当中，曾指出少数民族地区格鲁吉亚存在下级给上级每月上缴“贡金”的习惯【注27】；再比如说，就算是对苏联解体抱有同情暨力防中国重蹈苏联覆辙的国内论者，也在进行反思批判时提到类似事实，作为少数民族地阿塞拜疆的第一书记阿利耶夫送给勃列日期涅夫一座用纯金制作的勃氏半身像，而后，阿氏得以“调到莫斯科担任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成为政治局委员（相当于中共的政治局常委）”【注28】。
很显然，少数民族地区地方高级官员的腐败以及整个官场变质，严重地践踏了少数民族的宗教感情即其基本的生活（为人）伦理。更现实地看待，则是少数民族干部的不仅受到种族压抑，而且按正常选荐的程序完全被打乱，“在民族自治区域内，这个阶层（指腐败官员群体）像在单一民族区域一样，无视其他民族的权益，为自己谋取实惠和权力，任人唯亲，大搞裙带关系，按民族特征提供特权等等”【注29】。
政治腐败不仅导致了少数民族部分官员的强烈抵抗如秘密组织民间抗议活动，以及与分离运动形成精神上的默契，而且还会推助恐怖主义取得狭义次民族主义的种族道义支持。当今中国的疆藏问题远不同于前苏联时期，因此，统治集团在组织地区性防御（国家集团）之外，还在可能的情况向外界公开其少数民族特定治域的情况，特别是对有能力引发多向地缘政治紧张的美国开放。比如，在“6•26鄯善事件（2013）”发生之前，美国大使骆家辉访问了西藏，此为“2010年以来美国使馆第一次获准访问西藏”【注30】。到目前为止，尚没法证明“6•26鄯善事件”是否是对骆家辉西藏之行的一个针对性动作——要求更多地关注新疆，但有两点是值得注意的：第一，除特定（也是唯一）的媒体以译介方式报道骆大使的西藏之行外，任何其他官媒包括相对自由的网络自媒体均未报道骆氏此行，更不用说谈到访问成果；第二，尽管美国一直在关注新疆的次民族主义问题，尤其以信仰自由程序为观察标志【注31】，而美国仍未得到允许以像到西藏访问那样的方式进入新疆。当然，中国自己的辩护性言说已经表示：“我们需要以公开透明的方式向公众表明，新疆的反恐战是必要的，那么人们就会理解我们做的事情。”【注32】不过，统治集团的意识形态支系之相关作为，还是让关注疆藏问题的国内体制外观察人看到：对于少数族群的种族习惯性举动（如大街上出现维族女子穿黑袍、戴黑面纱现象），他们表示出强烈的反感【注33】。
就历史上地缘政治当中的种族冲突、利益合作、异群融合之事实看，处于东亚边缘的传统华夏政治地理成熟区（狭义指今西安至兰州一线）与处于中亚东部的今新疆区域已经出现一体化趋势。比如说，回纥人（维族祖先，于788年改称“回鹘”，取“回转轻捷如鹘”之意）既接受唐王朝的都督制又曾帮助后者消除西突厥【注34】的战略压力；再比如说，与回鹘种族同源的突厥系不仅有重要将领哥舒翰帮助唐朝维护西南（今藏区）维定以及在安史之乱时为国身殁【注35】，而且五代时的后晋政权就是突厥支系月氏人所建立。虽然后晋建政人物石敬瑭被后世史家骂为儿皇帝，但正统华夏史书对其评价仍然不低，如称其：“惠彼丞民，虽未足以方驾前王，亦可谓仁慈恭俭之主。”【注36】如彼之史实，在统治集团贼喊捉贼的对历史虚无主义批判之下，亦在统治正当性全面危机之时，完全成了敏感话题暨言论禁忌。此亦为军国主义对内镇压特征的表现。
四、双重标准：经济民族主义浅薄之致
统治集团秉持历史虚无主义本质上是史观垄断行为，而其以批判历史上虚无主义的手法来维系史观垄断不只是一种权术，更是双重标准。双重标准又可分为两个层次：一个是国内控制，避免意识形态过度多元化，尽可能地使之简化，而统治集团内部则有相对真实的史观，但后者以秘术的方式被保持而不向社会宣示；另一个是国外口径，尽可能地渲染近代被侵略的历史（相当于史观上的悲情牌），而不想恢复历史上中国政治地理暨地缘政治的本来面目，以便与当代即正在进行时的地缘政治变化相映照。后一种的逻辑后果是更多地利用现存国际秩序获取国家利益（比如，伊拉克战争十年之额外收获【注37】），但不想为国际秩序的维系承担成本，更不用说推进全球化过程里出的国内民主与地缘民主的协调发展。
美国试图以“利益攸关方”的说辞来同化中国（大陆），但遭遇了严重挫败。后者主动挫败此种战略设计的根本原因不是真地强大至世界第二位，或言在军事上与前者终可一博（如费希尔所预言的核战可能），而是在民族主义观念上仍然使用双重标准：一方面，用民族主义直至次军国主义来对抗普世价值；另一方面，极力防止全球民主化进程中的狭义次民族主义对统治体系造成冲击。结果，就出现了如此景观——西方世界惊惧于民族主义成为全球化政治灾难，中国则认为民族主义浪潮至少可以冲击普世价值【注38】。
经济方面的民族主义亦能反映出统治集团在民族主义问题上的双重标准，尽管它不是直接而清楚的。之所以间接且模糊，是因为作为敏感的政治诉求放到国际经济交往范畴变成了“利益交涉”。然而，经济民族主义的本质是把对政府随意处理国有资产乃至民企品牌之权力魔性的无奈转化成了对外资一方的不满。发生在2007年的娃哈哈事件与武机事件即是如此【注39】，尤其在武机事件上，“经济民族主义在常识面前狼狈不堪，就特别需要学术精英们起来捧场，于是乎，后者说整个西方商业体系是‘规则霸权’，我们要争取制定出规则的权力。结果，由于没道德实力为据就争取不到规则制定权，还是以行使国内的政治霸权为主”【注40】。比娃哈哈事件与武机事件更具政治分析意义的新快报事件，终极上则是经济民族主义的处境问题：一方面，发起舆论攻势的三一重工（民企）因对作为国企的中联重科不满，而不惜违背商业道德以致让媒体沦为仆从；另一方面，三一重工强烈近乎扭曲的经济民族主义，实在是争取改变“庶出”地位的政治策略。在哇哈哈事件与武机事件之前，三一重工总裁向文波在2006年以商人身份参与凯雷收购徐州重工的激烈争论，以致被认为是“搅黄”该收购案的主要推手。当然，因此也被誉为民企界的“民族主义的代表”【注41】，但是，随着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向文波迅速弃矛拾盾”【注42】转而要大举进军美国开拓华资收购业务，尽管最后因遭遇高级领导人“泼来的一瓢冷水”【注43】不得不低调起来。如果说三一重工在美国特拉华州的子公司Ralls并购希腊资本在俄勒冈州的四家小企业，遭遇美国方面的限制是针对其“搅黄”凯雷收购徐工的报复的话，那么，其在一审（诉CFIVS及奥巴马统本人）败诉后已无挽救之机，即有之也是个案胜诉，并不能因此推动美方审查程序的简化与透明【注44】。
经济民族主义也不只是像三一重工之类的民企的话语利器，更是统治集团分支体系里“嫡出”身份的证明。在国企体系里面，他们将自己视为巩固执政党基础的两大力量之一（另一支力量是军队【注45】）。而国企与民企在经济民族主义问题上是协商分羹还是势不两立，至今尚没有明确迹象，但可以肯定民企正在遭遇内外之窘：其一，国际（尤其西方）因其民族主义情绪而将其列为审查更加严格的准入对象；其二，国内民间自由知识精英因其“争嫡脱庶”之无廉耻，而认为其不属于良心资产阶级。在另一端，国企的经济民族主义已经是一种自循环系统的利益维护利器，即以“阴谋论”指斥国内关于国企私有化的主张。“阴谋论”是民族主义的“战略武器”，经济民族主义更是偏好颇甚。比方说，认为美联储始自2009年3月的货币宽松量化政策推动了中国的十万亿政府支出的“大跃进”，形同冷战后期的美国太空战略，目的在于让中国重走苏联被军备竞赛拖垮的老路【注46】。事实当然不是如此，因为中国的政府巨额投资首先是国企集团强力施压的结果（如高铁建设的盲目及产生的腐败），其次是刺激计划的施行早于美联储的量化宽松。最为重要的是，在十万亿刺激效果是维系了出口导向经济之后，面对美国政府债务风险积聚成其国内两党尖锐政治斗争之际，中国还是大量增持美国国债。
如果说国企与民企在民族主义问题上尚存模糊区域，那么毫无疑问，两者都与次军国主义是战略同盟。因此，无论中国官方所称的经济转型有多么美好的前景，其对社会转型的促动性仍很小。次军国主义与经济民族主义不可能会接受真正的市场性观念，行为之终极价值仍是与政治权力的寻租关系。
结语：在继续演变的世界里
中国的民族主义问题是一个世界性问题，也是制约中国地缘政治优化的重要因素。因此，不仅脱魅于民族主义且防止次军国主义来桎梏中国社会是民主转型与制度变革的重要变量，而且，在民主化实现的不短时期内，地缘优先仍是民主政府与公民社会的共同任务。在这个期间里，也无法排除经济民族主义势力与狭义次民族主义势力发动社会运动暨重挫民主政治的可能性。这不是什么“伟大的洞见”，而是现代民族国家形成以来的历史债务的陆续偿还。
批判民族主义不止限于对现统治的正当性提出深刻亦不间断的质疑，更在于站在全球化视角暨全球历史（而非“中国孤岛”）的立场，来审视演变着的世界。民族主义在历史上的质变应当引起中国民间自由主义知识精英的重视，即十九世纪后半叶以来出现的人道与宽容而转为沙文主义与军国主义的事实【注47】。所幸的是，体制内改革开放派知识分子已经认识到次军国主义的威胁，尽管在相关表述里面未使用“次军国主义”概念，亦未参照十九世纪后半叶的历史而是以前苏联为戒。其曰：“只要是人民担当变革的主角，转型过程中就不会有形成新军事——官僚集团的土壤，也意味着新秩序的建立所依靠的将是民众选票，不是强力和暴力。”【注48】
中国民族主义与中国自由主义一样，所面临的国际环境内化为自身条件之后会迥然相异。国际上有批判中国民族主义的力量暨利益代表，也有试图利用现有统治结构而压抑（防止）并非直接批判之力量。后者认为“中国实行民主化的可能微乎其微”且“一个民主化的中国或许为民族主义思潮所淹没”【注49】。还有，同有此类担心的人则认为中国国内的民族主义言论与政府外交政策是存在巨大差异的【注50】，这一点与后来对中国“鹰派”的角色化表现判断大体是同一道理。然而，这里面却有非显性的地缘政治因素，即是说中国推动民主转型与制度变革的力量必须在转型过程暨变革发生前，以理论表述的方式阐明自己的地缘政治主张与构想，哪怕主张与构想并不完全成熟而只限于模仿影子内阁模式。本文（上下篇）所作的努力即是如此。
11月10日至19日初稿，22日定稿。（参加「民主转型与制度变革」征文，全系完）。
注释部分：
[1]比如，美国外交政策网站2013年10月23日文章，“没有美国的世界”（作者：外交政策聚焦研究计划联合主管约翰•费弗）；同本文上篇指[3]报译介，“没有美国的世界将会怎样？”，第10版〈参考论坛〉。
具体环境论述如此：“为了维持稳定，美国支持过许多独裁者。当满足我们的利益时，我们曾带来相当严重的动荡——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我们的稳定往往不公正，我们的动荡是毁灭性的。”
[2]是为“瓦加斯主义”（Varguismo）。以巴西总统热图利奥•瓦加斯（1883-1954）命名，他曾在1930至1945、1951至1954两度出任巴西总统。
关于瓦加斯主义的全面内容可参见郝名玮、徐世澄著《拉丁美洲文明》，P219-221；郝徐著版本：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
[3]参见《布莱克维尔政治制度百科全书》（汉译本，邓正来等译），P238（〈法西斯主义词条〉，P237-240）；邓译版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
[4]参见《简明政治学词典》，P290（〈军国主义条目〉）；该书编组撰版本：吉林人民出版社，1985。
[5]参见陶涵（Toy Taylor）著《蒋介石与现代中国》（汉译本，林添贵译），P4&P51；林译版本：中信出版社，2012。
关于容共（1926），具体环境论述如此：“蒋也逮捕若干国民党保守派，并向黄埔师生发表公信表示他和孙中山一样，认为若不容共，革命阵线无从团结起来。”
关于屠共（1927），具体环境论述如此：“但是，这些地区对武汉政府的支持开始瓦解，因为共产党不分清红皂白在乡村展开斗争，激起民愤。湖南左倾的国民党将领唐生智某天午夜在长沙发动对共产党人的血腥突击。反共的屠杀很快就散布到湖南其他县份，并波及到湖北、江西。蒋满意地注视这些发展，他也极可能躲在幕后操纵了一切。”
[6]关于国民党政权在台湾的土地改革，仍见[5]，P363。对此，陶涵评价说：“蒋介石强力支持陈诚的改革，后来终于赢得了美国人和全世界农村改革人士的赞美。”
作为一个国家成功案例，国民党在台湾的土地改革及其成功获得的国际声誉虽然发生在全球化之前，但显然是“内政问题国际化，国际问题内政化”的一个经典。
[7]平等炸药，是联邦德国（时代，未统一前）的宪法法院法官兼海德堡大学法学教授赫尔穆特•施泰因贝格对托克维尔（1835）《论美国的民主》有关平等问题的现代性诠释。其云：“托克维尔的结论是，平等的确是一个普遍准则，在推翻王权后，不会放过银行家和商人——平等是一种威力巨大的政治炸弹。”
参见路易斯•亨金、阿尔伯特•J•罗森塔尔编《宪政与权利》（汉译本，郑戈、赵晓力、强世功译），P265（全文，“美国宪政主义和德国宪法发展”，P255-291）；郑赵强译版本：生活•读书•三联书店，1996。
[8]参见L•S•斯塔夫里阿诺斯著《全球通史—从史前到21世纪》（汉译本，吴象婴、梁赤民、黄书慧译），P532（下册，全书统一页码）；吴梁黄译版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9]参见《南风窗》双周刊2012年第20期文章，“民族主义的影响力”（作者：莱亚•格林菲尔德，发自美国波士顿）。
[10]转引自安东尼•刘易斯著《批评官员的尺度——纽约时报诉警察局长沙利文案》（汉译本，何帆译），P176；何译版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11]参见拙文，“中日关系的历史性反省与现实战略”，载于博讯网为我开立的博客。由于发表时间较早（2004年），博讯博客现在已经不能提供具体日期，具体网址是http://blog.boxun.com/hero/qiyanchen15-1.shtml。
该文原是我在狱中的读书笔记，“东洋之镜：并无缠绕的历史”，后于（出狱十个月后的）2004年3月10日进行修订，改为博讯网发表之状。
[12]参见日本共同社2011年9月28日电（无具体题目），以及英国广播公司同日电、法新社同日电；同[1]报9月30日译介，“日本东盟联手南海遏华态势渐显”，第16版〈中国大地〉。
[13]参见香港《动向》杂志2013年9月号文章，“‘压跨日本’策略基本无效——琉球南部海域或将爆发战争”（作者：罗士妥）。
[14]参见英国路透社华盛顿2012年1月3日电（无具体题目），《泰晤士报》网站次日报道、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网站同日报道；同[1]报1月5日译介，“美将放弃同时打赢两场战争战略”，第6版〈军事瞭望〉。
[15]参见《日本经济新闻》2012年10月11日文章，“两个‘主义’的对峙”（作者：芹川洋一）；同[1]报10月17日译介，“日本弥漫两个危险‘主义’”，第10版〈参考论坛〉。
[16]参见英国广播公司网站2012年5月15日报道，“中日关系因世维会在日本开会再度恶化”；同[1]报5月16日译介，“『世维会』问题再度激化中日矛盾”，第16版〈中国大地〉。
[17]参见[1]报2013年5月16日报道，“冲绳：不能忘却的‘琉球梦’”（该报东京特约记者：杨智）。
[18]参见香港《南华早报》网站2013年7月24日文章，“介入冲绳独立的辩论不符合中国的利益”（作者：英国《简氏防务周刊》前亚太版编辑特雷弗•莫斯）；同[1]报译介，“中国不宜介入日冲绳独立辩论”，第14版〈海外视角〉。
[19]中国（大陆）官方媒体被迫公开的此类事件有两个，时隔两年四个月：（1）参见中国广播网2011年5月25日报道，“吉林一局长称领导应骑马坐轿，百姓要公平是臭不要脸”；（2）参见网易新闻2013年9月18日转刊央视《新闻1+1》报道，“河北一官员边吃龙虾边骂百姓被免，曾被评为廉政标兵”。
[20]&[21]参见《环球时报》2013年5月20日文章，“鹰派兴起是中国之福”（作者：浙江大学非传统安全与和平发展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第14版〈国际论坛〉。
[22]参见美国詹姆斯顿基金会网站2013年7月25日文章，“宣传，而非政策：解析人民解放军‘鹰派’”（作者：安德鲁•查布）；同[1]报7月25日译介，“解放军专家‘鹰派’言论意在宣传”，第14版〈海外视角〉。
[23]参见中国经济网2013年10月9日转刊《求是》杂志文章，“求是杂志：否定太平天国和义和团是历史虚无主义”（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执笔：田居俭）。
[24]参见美国《大西洋月刊》网站2011年10月31日文章，“美国和中国最可能引发意外核战争的五种方式”（作者：该刊副主编马克斯•费希尔）；同[1]报11月2日译介，“美媒臆测五种情形可能引发中美核战争”，第14版〈海外视角〉。
[25]参见俄罗斯战略文化基金会网站2011年8月22日文章，“美中竞争的西藏‘棱面’”（作者：安德烈•阿列舍夫）；同[1]报8月23日译介，“美国企图利用‘民族牌’遏制中国”，第14版〈海外视角〉。
[26]参见沈志华主编《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年中苏关系中若干问题再探讨》，P347；沈编版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27]参见尼•伊•雷日科夫著《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汉译本，徐昌翰译），P51；徐译版本：新华出版社，2009。
[28]参见本文上篇[9]引文献（书目），P352。
[29]同[28]，P365。
[30]参见美国《洛杉矶时报》2013年6月27日报道，“美国驻华大使罕见访问西藏”；同[1]报6月29日译介，“美驻华大使骆家辉访问西藏”，第8版〈中国大地〉。
[31]参见Washington File 2011年9月14日，“State Dept. Briefing on International Religious Freedom report”，报告中涉及新疆宗教自由处说：“We have concerns about the Uighur community and the restrictions on Muslism religon。”
[32]参见香港《南华早报》2013年9月2日报道，“北京安全专家呼吁在新疆问题上更公开和透明”，同[1]报9月3日译介，“专家称新疆反恐需更公开透明”。
[33]参见网易新闻2013年7月19日转刊人民网文章，“新疆出现穿黑袍戴黑纱维族女子，学者质疑”（原文作者：新疆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祖木来提•阿不力克木）。
[34]参见郑天挺、吴泽、杨志玖主编《中国历史大辞典•隋唐五代史卷》，P248（〈回纥〉与〈回鹘〉词条）；郑吴杨编版本：上海辞书出版社，1995。
[35]同[34]，P586（〈哥舒翰〉条目）。
[36]参见[宋]薛居正著《五代史》即史学史所曰《旧五代史》，第一〇六三页（〈晋书•高祖本纪〉，从九七七页至一〇六三页）；薛著现代版：中华书局，1976（全五册，统一页码，〈晋高祖本纪〉在第三册）。
[37]联合国数据表明：伊战十年，中伊两国贸易增长了34倍，达到175亿美元，中国成为继美国之后的伊拉克第二贸易伙伴。
转引自本文上篇[18]报文章，“伊战十年：中国还是最大的赢家吗？”（作者：王晓夏）。
[38]可对比一篇文章的原题与译介题目：美国《华尔街日报》2012年12月24日文章，“有毒的民族主义”，认为以公民社会和人权为基础的融合势力能够打败以种族、血缘和信仰为基础的排外势力，但前提是必须警惕后者；新华社同[1]报12月24日的译介题目则是“普世价值遭遇民族主义浪潮”（第10版〈参考论坛〉），旨在说明民族主义的正当性，其实就是狭义次民族主义的分离运动至少具有对抗普世价值的功用。
[39]&[40]参见拙文，“经济民族主义的政治笑柄——透视娃哈哈事件与武机事件”，同[11]，http://blog.boxun.com/hero/2007/qiyanchen/5/-1.shtml。
[41]、[42]&[43]参见《南方人物周刊》网站2009年3月24日文章，“向文波：‘民族主义者’的跨国冲动”（作者：张小平）。
[44]参见本文上篇[18]报2013年10月28日文章，“三一重工败诉美国的逻辑”（作者：商舒）。
[45]参见香港《南华早报》2012年4月11日报道，“推动国企私有化是‘外国阴谋’”（记者：吴国义）；同[1]报4月12日译介，“国企负责人批‘私有化阴谋’”，第15版〈观察中国〉。
[46]参见刘军洛著《被绑架的中国经济——多角世界的金融战》，P143；刘著版本：中信出版社，2010。
[47]同[8]，P533。
[48]同[44]报2013年3月4日文章，“社会秩序瓦解与重建”（作者：黄卧云）。
[49]参见美国《国家利益》双月刊2011年7月13日文章，“透过玫瑰色眼镜看北京：为什么民主制度无法驯服中国”（作者：弗吉尼亚大学公共政策学院院长哈里•哈丁）；同[1]报译介，“靠‘演变’中国化解中美冲突是条死胡同”，第14版〈海外视角〉。
[50]参见美国《纽约时报》2010年12月6日文章，“中国的颜色革命？就让它保持红色吧”（作者：埃里克•李）；同[1]报12月8日译介，“让中国保持红色是最佳选择”，第16版〈海外视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