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罢《民主中国》1月10日发表的卫子游先生的文章“也说中国民主化的现实道路”（见附件），深感不妥，窃以为该文有把中国民主运动引入歧途的危险，在此提出不同的看法请教卫先生，更请广大读者讨论评议。
卫文中心论点是提出「各级党委会议议会化」和「各级人大常委会议辩论制度化」，并且认为比俞可平提出的党内选举和基层选举「更稳妥更有价值」。
关于「各级党委会议议会化」，卫先生认为：「中共党委会议进行议会制改革，一定时期内决策权仍然保持由中共各级党委掌握，不涉及丢掉执政党地位这个共产党最敏感的问题，江山不会“易帜 ”，只是决策的程序由闭门会议改为开门会议，可说绝对不会产生任何混乱」。又说：「中共各级党委实际掌握的决策权毫无疑问属于公共权力，理应公开化，决策什么？如何决策？理应接受公共舆论监督。」具体做法是：「会议公开、允许辩论、允许旁听，与会者的发言以实录的方式向市民公开发布。」
关于「各级人大常委会议辩论制度化」，卫先生认为：「与党委会议一样，各级人大常委会议也是公共权力机关，其履行职权的过程自然也应该向公众开放，按现行体制，各级人大常委会议掌握着立法权、财政权、对行政和司法的人事任免与职能监督权……完全可以借鉴国外民意机关行使职权的方法，这就是辩论施政」。具体做法是：「各级人大常委的会议不仅应该公开举行，而且应该进行辩论，不同意见的代表之间，应该把意见当众表达出来，并用制度固定下来。」(毫无具体内容，和「党委会议议会化」有何区别？——笔者注)
这里就有几个原则性的问题，与卫先生商榷：
一、「中共各级党委会议」到底是一个什么「公共权力」机构？谁赋予他「公共权力」？他「实际掌握的决策权」从何而来？按照卫先生的说法，它无疑是各级国家最高权力机构。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章「国家机构」第一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以及第五节「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规定：「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是地方国家权力机关。」，对此，卫先生作何解释？
二、根据上面引用的宪法条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明明是「国家最高权力机构」和「地方最高权力机构」，卫先生也承认「人大常委会议掌握着立法权、财政权、对行政和司法的人事任命与职能监督权」，怎么一下子又变成「民意机构」了？
笔者以为讨论「中国民主化现实道路」必须搞清楚权力的来源和使用，谁是主人？谁是公仆？如果权力的来源不合法，为什么还要「仍然保持」？连最基本的这些都搞不清楚，很容易就会把中国民主化引入歧途。如果他是公仆却强占主人的位子，那无论他如何「党内民主」都没有用，必须把主人的位置还给主人。他要做的不是「会议公开、允许辩论、允许旁听……」而是要彻底交出权力，变回一个纯粹的党派机构，只能管理自己的党员，无权管理其它公民。而「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必须真正由人民大众选举产生，而不是共产党指定，必须有任期限制，定期选举，才有资格成为各级最高权力机构，而绝不是单纯的「民意机构」，更不是「橡皮图章」。
因此窃以为「中国民主化现实道路」应该如下：
一， 第一步首先做到赵紫阳提出过的「党政分家」，具体做法是：共产党组织退出一切政府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农村基层组织，不得再凌驾一切，让后者独立运作，「党委会」只管党员，靠党费运作，不得占用公帑。
二， 第二步实行宪政：逐步开放党禁报禁，赋予人民言论自由，以监督各级政府，赋予人民集会结社的自由，根据不同的理念组织政党，实行多党制自由竞争。
三， 第三步逐步开放普选，公布普选路线图和时间表，从村、乡、县、市、省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首脑，「最终达至全部由普选产生」，还政于民。
四， 与此同时，各级最高权力机构的代表，也必须由全民普选产生，定期选举，向选民负责，制定法律，监督各级政府行政，逐步改造成民主国家的议会，让人民成为真正的国家主人。
所有这些，和卫子游先生提出的「各级党委会议议会化」和「各级人大常委会议辩论制度化」，完全是两条不同的道路，两个不同的方向，希望全体中国人独立思考。如果方向走错了，只会越走越远，永远都达不到民主化的目标。无论如何「党内民主」、如何「会议公开」只要不根除一党专制，都不是真民主。
当然，要达到这个目标有很多方法，几千年来，中国大陆的政权更替都源于农民起义或宫殿政变，改朝换代的结果却无一不是前门拒狼，后门进虎，始终无法摆脱独裁专制的统治。笔者认为在世界民主潮流浩浩荡荡的今天，是我们中华民族结束暴力革命的时候了，是打破「以暴易暴」恶性循环规律的时候了。「颜色革命」是我们的方向，唯有依靠全民觉醒给专制统治者强大的压力，迫使他走向民主化的道路，才是代价最小和最现实可行的办法。俞可平、卫子游先生等完全不必耽心「产生任何混乱」，人民群众自觉维护秩序的能力，在八九年民主运动期间的北京，已经充分展现出来，当时「连小偷都罢偷了」。只有独裁专制者才会污蔑人民没有实践民主的素养，忘记了自己六十年前向国民党要民主的时候反复说过的：「人民早就准备好了！」六十年后的今天，当人民向他们要民主的时候，他们反说人民缺乏民主素质，那不等于说这六十年来在你们的领导下，中国不是进步了，而是倒退了！？在世界民主潮流浩浩荡荡的今天，请别再拿什么「党内民主化」来代替「国家民主化」胡弄我们了！
李大立(www.davidyung.blogspot.com)
(12/1/08紐約)
附：
卫子游：也说中国民主化的现实道路 ——与俞可平先生商榷
近日新华网上出现一篇《21世纪》对俞可平先生的访谈文章。在访谈中，俞可平先生发表了自己对中国民主化道路的判断，提出了“由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是发 展中国民主的现实道路。”的观点，同时作为具体应对措施，还提出基层民主与党内民主并进推动的策略。不过，对如何推进党内民主，却语焉不详，流露出底气不 足的症候，也体现出俞博士久居高层，受视野所累，以致民主思路还不够开阔，眼皮子底下的办法，却就是没想到。
拜读过俞先生谈民主的多篇文章，从多篇文章中似乎可以琢磨出俞先生的一以贯之的思路，中国的民主之路，走分步渐进直 至最后实现直选是最优选择。当前在体制内推进民主，稳妥的和主要的方式应是先从党内和基层直选着手。身为中共党内高官而倡导民主，俞先生算得上有限的有识 人士之一，我也因此对之保持一份尊敬。虽然在我这个异议人士眼中，“由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是发展中国民主的现实道路”的论断，无疑有点玩弄民主于股掌 间的意味，但考虑到俞先生目前所站的特殊位置，讨论俞先生民主观点的对错就意义不大，反而比较理解其从能做的做起的思路。毕竟民主不是单单反对派的民主， 也是全体共产党员的民主，体制内一切有利于民主的力量，总比那些顽固地阻碍民主的力量要好。因此，我现在只就如何从体制内推动民主的方法提点补充意见。
在我看来，比党内选举和基层选举更稳妥更有价值的工作起码还有两项，一是中国共产党各级党委会议议会化，二是各级人大常委会议辩论制度化。
先说第一项。中共各级党委实行所谓的分工负责和集体决策制度，操作层面实行会议讨论决断，至少从形式上看，已经有议 会制的因素在内。把中共党委会议进行议会制改革，一定时期内决策权仍然保持由中共各级党委掌握，不涉及丢掉执政党地位的这个共产党最敏感的问题，“江山” 不会易帜，只是决策的程序由闭门会议改为开门会议，可说绝对不会产生任何混乱，应该是切实可行的事情。再说，中共各级党委实际掌握的决策权毫无疑问属于公 共权力，理当公开化，决策什么，如何决策，理当在阳光下进行，接受公共舆论监督，既取信于民，也好让决策者为自己在决策中的发言承担政治责任。党委会议公 开化，还与胡温的反腐败政策一脉相承。一旦党委决策会议公开化了，种种暗箱操作、权力寻租、决策过程中的各种不负责任行为就自然能得到遏制。十七大高调反 腐败，却拿不出过硬的反腐败对策。党委会议议会化无疑将会是反腐败的一个强有力的措施。党委会议议会化，具体做法就是会议公开，允许辩论，允许旁听，与会 者的发言以实录的方式向市民公开发布等。
再说第二项。与党委会议一样，各级人大常委会议也是公共权力机关，其履行职权的过程自然也应该向公众开放。按现行体 制，各级人大常委会议掌握着立法权、财政权，对行政和司法的人事任免与职能监督权，如此巨大的权力，若是用得好，应该也能造福于人民，用得不好，则肯定会 为自身利益和垄断集团所利用。如何让其造福于人民呢？完全可以借鉴国外民意机关行使职权的方法，这就是辩论施政。按照辩论施政的要求，各级人大常委的会议 不仅应该公开举行，而且应该进行论辩，不同意见的代表之间，应该把意见当众表达出来，并用制度固定下来。理总是越辩越明。同样，在人大常委会议中让辩论成 为一项制度，也不会引起混乱，只会让人大常委对自身的言行更为负责，更为积极主动投身于会议议题，也有利于平衡各方利益诉求，避免种种不明智的、为少数人 所左右的立法和决策。
党委会议议会化，人大常委会议辩论制度化，两件事在现行体制下完全可以积极稳妥地实现的事，看似小事，实际上关系重大，如果得到落实，可使真正优秀的领导人迅速脱颖而出，不称职的滥竽充数者形相比露，可使共产党的干部和人大常委更注重自身的公众影响，从而检点自己，从 而可望有效地遏制公权滥用等腐败行为，同时，落实好了，还能切实增进民众对党委和人大机关的信任感，培育民众的公共参与精神，其对民主的意义和作用，应该 不在党内民主与基层直选之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