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文明演进之反差
下面，我们讨论西方近代文明是怎样建立起来的？个人主义在其中起了怎样的主导性作用？
1、创立以个人权利为本位的民主主义国家制度。
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是阶级斗争不可调和的产物。国家是阶级压迫的工具。无产阶级需要国家是实行阶级专政的需要。包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种造反与暴力横行天下的社会动乱，毛泽东认为，每隔七、八年得再来一次。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导致血腥的专制和阶级斗争的没完没了。
西方的启蒙学者，如霍布斯、洛克、卢梭等，都认为国家（政府）起源于契约。他们设定，人类都曾经生活于自然状态。自然状态下，每个人都是自由和平等的；但是又处于很不安全的状况，每个人的生命和财产会不时受到他人的侵犯和威胁。为了结束这种充满恐惧的状况，人们需要建立起一种公共权力，把治理社会的事物委托予它，与它订立契约。国家（政府）就此产生了。国家（政府）的职责，一是制定每个人必须遵守的法律，规定每个人许可做的事情，以保护每个人的利益与安全，这就是立法权；二是遵照法律治理社会，公正地裁决人们的纠纷及惩处危害社会的罪犯。这就是行政权与司法权。洛克强调，政府产生之后，人们仍享有天赋的权利，最基本的是生命、自由和财产权。政府的目的只是为了保护每个公民这种天赋的权利。但是，政府的权力容易超越它的边界而侵犯公民的权利，因此，必须在人民的监督下运用它的权力，以防滥用。如果政府滥用权力，人民便可收回政府的权力，重新选择代表他们意志的政府。
上述关于国家起源、国家目的和国家权力运行规则的思想，体现了主权在民、权利本位的个人主义思想理念，现代民主宪政制度就是这一思想主导下的结果。这同中国从传统延续至今的主权在官、权力为本、无视公民个人权利的思想理念，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2、追求个人利益是市场经济繁荣的动因。
个人主义被曲解后，维护与追求个人利益成了不光彩、猥琐的行为。社会所宣扬的是“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集体的事再小也是大事”的教条。但是集体主义当它否认健康的个人主义的时候，它就会带有极大的虚假性。这是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过的。马克思还说过，人们所忙碌的一切都与他们的物质利益有关。
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1776），即《国富论》被认为是现代自由资本主义奠基之作，影响深广。斯密经济学说的基石是对人的本质的剖析。他认为，人们从事商品交换的目的是为了利己而不是利他。个人利益是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出发点。他说：“我们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斯密认为，这种自利或自私行为不是“恶”。只要这种自利行为不伤害他人，而实际上有利于他人，每个人在追求自己的利益的过程中，实际上也在为他人利益服务；而只有在为他人利益服务的情况下才能实现自己的私利。这样，利己与利他，个人的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就达到神奇般的和谐。斯密的精辟论述，在“狠斗私字一瞬间”的年代里为人们嗤之以鼻，至少是听不进去的。
斯密进一步指出，市场为利己与利他的统一提供了桥梁，提供了机会，但在市场竞争中并非每个人都能获得成功。为了成功，为了“使其生产物的价值能达到最大程度”，他不得不“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达到的目的”。这里所说的“并非他本意想达到的目的”，是指为了使他的生产物实现价值的最大化，必须使他的生产物受到市场的欢迎，为此他只得作出种种努力，如提高产品质量，降低生产成本，产品更新换代，这样他在市场竞争中才能获取优势，赢得成功。当大家都这样做的时候，就有效地增进社会利益，促进社会财富的快速增长。斯密因此说：“每个人为改善自身境况所作出的不懈的、经常的、不断的努力是社会财富、国民财富及私人财富所以产生的重大因素。”斯密揭示了社会财富增长的奥秘，所以他主张，每一个人，在他不违反正义的法律时，都应听其完全自由，追求自己的利益，和他人相竞争。斯密的这一思想被社会广泛接受后，资本主义生产力获得了巨大的增长。
相比之下，否认个人利益，消灭私人经济，取消市场竞争，结果是经济萎缩，社会贫穷，说明公有化的社会主义改造是一次不成功的实验。
3、无数杰出人物个性的自由发挥，成就了西方近代以来文化与科学的辉煌。
西欧自文艺复兴以来，是一个需要巨人而巨人辈出的时代。这些巨人之所以成为巨人，为人类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因为他们具有非凡的才华，还具有鲜明的个性，为实现其抱负不懈追求。个性能得到充分释放的社会条件对于他们能获得耀眼的成就、创作出传世的作品是至关重要的因素。
当人们翻开这一时期西欧的文学艺术史，或翻开其科学技术史，这些巨人的名字如璀璨的群星在人类文明史上熠熠闪光。从青少年时期就知道：达•芬奇、牛顿、达尔文、哥白尼、贝多芬、柴可夫斯基、托尔斯泰等大师的大名。随着学业的提升，知道了更多近代以来西方的学术与科学巨星。如：培根、笛卡尔、洛克、卢梭、欧文、雨果、米开朗琪罗、拉斐尔、麦哲伦、哥伦布、华盛顿、林肯、伽利略、法拉第、爱因斯坦、门捷列夫、居里夫人、普希金、海涅、黑格尔、康德、密尔，当然还有马克思与恩格斯。
实在奇怪，那么多如同繁星闪烁的巨星的不朽成就中，无论是文学的，艺术的，学术的，科学技术的，竟没有一项是“集体创作”的。为什么都是个人的作品、个人的发明，而不是以集体的名义的传世之作？偏好提倡“集体主义”的先生们，请在这个现象面前沉思吧！
我们不是全然否定集体主义。每个个人的生存离不开社会，离不开集体力量的保护。为了抵御外敌，国家需组织武装力量卫国保家；为了免于洪水之灾，国家需动员民众兴建水利工程；为了提供便捷的交通，国家需筹建公路、铁路以及开通空航、水航；面对环境与生态的日益恶化，国家一方面治理环境、修复生态，另一方面，采取措施保护环境，净化人类生活的家园；为了使经济获得良性、健康的发展，国家必须对市场经济进行宏观调控。如此等等。但是，国家作为集体意志的代表，其作用必须限定在合理的边界之内，超越这个边界便会造成消极的后果。这个边界就是它的一切活动只能在公民权利领域之外而不能闯入这个领域。就思想与信仰这个领域，我们所看到的：如对争论的学术问题裁定谁是谁非；如确定一种学说为每个人的思想和行动指南，人人必须信仰和遵循；如规定新闻媒体只能报道什么，发表什么，否则就遭之惩处；如规定作家只能写生么，不能写生么，等等，都是对公民权利的粗暴侵犯，皆与宪法精神相违背！导致思想入牢，万马齐喑，文化凋零，学朮萎缩，社会出不了国际级的卓越人才。
日本明治维新时代有位启蒙思想家叫做福泽渝吉（1834—1901）。他在1875年所著的《文明论概略》中明确地指出了中日文明的差异。福泽认为，中国在传统上“自秦始皇杜绝了争论的根源以后”，从此实行了专制政治，历朝历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本质上并未改变，仍然是以至尊的地位、最高的权力集中于一身而支配着社会，在日本并非把至尊和至强两种要素都集中在最高权力一身的国度，“至尊未必至强，至强未必至尊”，“任何一种思想都不能垄断，既然不能垄断，这时自然要产生一种自由的风气。这与中国人拥戴绝对的专制君主，深信君主为至尊至强的传统观念相比，是逥然不同的。”福泽渝吉的结论是：“中国如果不经过一番变革就不可能达到日本这样的程度。在吸取西洋文明方面，可以说，日本是比中国容易的。”
我们今天还在喊一个口号：“振兴中华”。这实际上承认咱们中国还不是世界上一个强国。强国标准不可忽略文化观念这一极其重要的一条。中国文化观念中的专制主义病灶至今阻碍着中国迈向现代文明，遏制着中国的强大。这种专制主义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特点是政教一体，君师合一。你一旦上了国家最高权力的宝座，你就是国王，又是教皇；你既是一国之君，又是一国之师。你口含天宪，口吐箴言。你的话就是法律，又是真理。明明有违常识、又不合逻辑的话，统治下的臣民也歌颂其“英明”，“正确”，“及时”，“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这就是资中筠先生指出的“颂圣文化”。这种专制文化和奴才国民性怎么能建设起一个现代国家！
（未完待续）
下面，我们讨论西方近代文明是怎样建立起来的？个人主义在其中起了怎样的主导性作用？
1、创立以个人权利为本位的民主主义国家制度。
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是阶级斗争不可调和的产物。国家是阶级压迫的工具。无产阶级需要国家是实行阶级专政的需要。包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种造反与暴力横行天下的社会动乱，毛泽东认为，每隔七、八年得再来一次。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导致血腥的专制和阶级斗争的没完没了。
西方的启蒙学者，如霍布斯、洛克、卢梭等，都认为国家（政府）起源于契约。他们设定，人类都曾经生活于自然状态。自然状态下，每个人都是自由和平等的；但是又处于很不安全的状况，每个人的生命和财产会不时受到他人的侵犯和威胁。为了结束这种充满恐惧的状况，人们需要建立起一种公共权力，把治理社会的事物委托予它，与它订立契约。国家（政府）就此产生了。国家（政府）的职责，一是制定每个人必须遵守的法律，规定每个人许可做的事情，以保护每个人的利益与安全，这就是立法权；二是遵照法律治理社会，公正地裁决人们的纠纷及惩处危害社会的罪犯。这就是行政权与司法权。洛克强调，政府产生之后，人们仍享有天赋的权利，最基本的是生命、自由和财产权。政府的目的只是为了保护每个公民这种天赋的权利。但是，政府的权力容易超越它的边界而侵犯公民的权利，因此，必须在人民的监督下运用它的权力，以防滥用。如果政府滥用权力，人民便可收回政府的权力，重新选择代表他们意志的政府。
上述关于国家起源、国家目的和国家权力运行规则的思想，体现了主权在民、权利本位的个人主义思想理念，现代民主宪政制度就是这一思想主导下的结果。这同中国从传统延续至今的主权在官、权力为本、无视公民个人权利的思想理念，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2、追求个人利益是市场经济繁荣的动因。
个人主义被曲解后，维护与追求个人利益成了不光彩、猥琐的行为。社会所宣扬的是“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集体的事再小也是大事”的教条。但是集体主义当它否认健康的个人主义的时候，它就会带有极大的虚假性。这是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过的。马克思还说过，人们所忙碌的一切都与他们的物质利益有关。
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1776），即《国富论》被认为是现代自由资本主义奠基之作，影响深广。斯密经济学说的基石是对人的本质的剖析。他认为，人们从事商品交换的目的是为了利己而不是利他。个人利益是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出发点。他说：“我们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斯密认为，这种自利或自私行为不是“恶”。只要这种自利行为不伤害他人，而实际上有利于他人，每个人在追求自己的利益的过程中，实际上也在为他人利益服务；而只有在为他人利益服务的情况下才能实现自己的私利。这样，利己与利他，个人的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就达到神奇般的和谐。斯密的精辟论述，在“狠斗私字一瞬间”的年代里为人们嗤之以鼻，至少是听不进去的。
斯密进一步指出，市场为利己与利他的统一提供了桥梁，提供了机会，但在市场竞争中并非每个人都能获得成功。为了成功，为了“使其生产物的价值能达到最大程度”，他不得不“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达到的目的”。这里所说的“并非他本意想达到的目的”，是指为了使他的生产物实现价值的最大化，必须使他的生产物受到市场的欢迎，为此他只得作出种种努力，如提高产品质量，降低生产成本，产品更新换代，这样他在市场竞争中才能获取优势，赢得成功。当大家都这样做的时候，就有效地增进社会利益，促进社会财富的快速增长。斯密因此说：“每个人为改善自身境况所作出的不懈的、经常的、不断的努力是社会财富、国民财富及私人财富所以产生的重大因素。”斯密揭示了社会财富增长的奥秘，所以他主张，每一个人，在他不违反正义的法律时，都应听其完全自由，追求自己的利益，和他人相竞争。斯密的这一思想被社会广泛接受后，资本主义生产力获得了巨大的增长。
相比之下，否认个人利益，消灭私人经济，取消市场竞争，结果是经济萎缩，社会贫穷，说明公有化的社会主义改造是一次不成功的实验。
3、无数杰出人物个性的自由发挥，成就了西方近代以来文化与科学的辉煌。
西欧自文艺复兴以来，是一个需要巨人而巨人辈出的时代。这些巨人之所以成为巨人，为人类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因为他们具有非凡的才华，还具有鲜明的个性，为实现其抱负不懈追求。个性能得到充分释放的社会条件对于他们能获得耀眼的成就、创作出传世的作品是至关重要的因素。
当人们翻开这一时期西欧的文学艺术史，或翻开其科学技术史，这些巨人的名字如璀璨的群星在人类文明史上熠熠闪光。从青少年时期就知道：达•芬奇、牛顿、达尔文、哥白尼、贝多芬、柴可夫斯基、托尔斯泰等大师的大名。随着学业的提升，知道了更多近代以来西方的学术与科学巨星。如：培根、笛卡尔、洛克、卢梭、欧文、雨果、米开朗琪罗、拉斐尔、麦哲伦、哥伦布、华盛顿、林肯、伽利略、法拉第、爱因斯坦、门捷列夫、居里夫人、普希金、海涅、黑格尔、康德、密尔，当然还有马克思与恩格斯。
实在奇怪，那么多如同繁星闪烁的巨星的不朽成就中，无论是文学的，艺术的，学术的，科学技术的，竟没有一项是“集体创作”的。为什么都是个人的作品、个人的发明，而不是以集体的名义的传世之作？偏好提倡“集体主义”的先生们，请在这个现象面前沉思吧！
我们不是全然否定集体主义。每个个人的生存离不开社会，离不开集体力量的保护。为了抵御外敌，国家需组织武装力量卫国保家；为了免于洪水之灾，国家需动员民众兴建水利工程；为了提供便捷的交通，国家需筹建公路、铁路以及开通空航、水航；面对环境与生态的日益恶化，国家一方面治理环境、修复生态，另一方面，采取措施保护环境，净化人类生活的家园；为了使经济获得良性、健康的发展，国家必须对市场经济进行宏观调控。如此等等。但是，国家作为集体意志的代表，其作用必须限定在合理的边界之内，超越这个边界便会造成消极的后果。这个边界就是它的一切活动只能在公民权利领域之外而不能闯入这个领域。就思想与信仰这个领域，我们所看到的：如对争论的学术问题裁定谁是谁非；如确定一种学说为每个人的思想和行动指南，人人必须信仰和遵循；如规定新闻媒体只能报道什么，发表什么，否则就遭之惩处；如规定作家只能写生么，不能写生么，等等，都是对公民权利的粗暴侵犯，皆与宪法精神相违背！导致思想入牢，万马齐喑，文化凋零，学朮萎缩，社会出不了国际级的卓越人才。
日本明治维新时代有位启蒙思想家叫做福泽渝吉（1834—1901）。他在1875年所著的《文明论概略》中明确地指出了中日文明的差异。福泽认为，中国在传统上“自秦始皇杜绝了争论的根源以后”，从此实行了专制政治，历朝历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本质上并未改变，仍然是以至尊的地位、最高的权力集中于一身而支配着社会，在日本并非把至尊和至强两种要素都集中在最高权力一身的国度，“至尊未必至强，至强未必至尊”，“任何一种思想都不能垄断，既然不能垄断，这时自然要产生一种自由的风气。这与中国人拥戴绝对的专制君主，深信君主为至尊至强的传统观念相比，是逥然不同的。”福泽渝吉的结论是：“中国如果不经过一番变革就不可能达到日本这样的程度。在吸取西洋文明方面，可以说，日本是比中国容易的。”
我们今天还在喊一个口号：“振兴中华”。这实际上承认咱们中国还不是世界上一个强国。强国标准不可忽略文化观念这一极其重要的一条。中国文化观念中的专制主义病灶至今阻碍着中国迈向现代文明，遏制着中国的强大。这种专制主义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特点是政教一体，君师合一。你一旦上了国家最高权力的宝座，你就是国王，又是教皇；你既是一国之君，又是一国之师。你口含天宪，口吐箴言。你的话就是法律，又是真理。明明有违常识、又不合逻辑的话，统治下的臣民也歌颂其“英明”，“正确”，“及时”，“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这就是资中筠先生指出的“颂圣文化”。这种专制文化和奴才国民性怎么能建设起一个现代国家！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