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的新年刚过，1月13日，中国官方电视台CCTV的经济频道就播出了《改革30年成败得失》，出场的是厉以宁和吴敬琏两位经济学家。1月5日79岁的茅于轼先生从对改革开放的高声赞扬开始，传播他从西方学来的制度经济学主张和歪曲了的“高收费理论”，认为大学学费该涨，连电费也应该涨价，否则会被富人“搭便车”占了穷人的好处。由此，这位善良但有些偏执的老人很快就在网络世界被严重地缺席审判，认为他和他的观念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人民贫困的罪魁祸首，甚至不惜以最脏最恶毒的语言对他进行道德批判，希望他快点死掉、认为人人得而诛之。

茅于轼、厉以宁，还有吴敬琏，都是老年经济学家。作为10年文革的受害者，老经济学家为改革开放说好话不难理解，带有过来人的谆谆教导之意。可是光有这样的教导是不够的。只有对改革开放的激情表扬，没有基于细节上的分析，不能不被批评为带有偏见和意识形态偏见。尤其是改革走到了不能再摸着石头过河的深水区，甚至被批评为“岸上有路不走，偏偏要下水摸石头”，当教育、医疗、住房“新三座大山”压迫得青年大学毕业生喊叫连连的时候，大声宣布改革开放的种种好处，与其说是认真的思想讨论，不如说是公共场合的应景作秀，甚至可能还有面对杨帆这样的新左派的政治表态。

老左派的确害人不浅，回到文革的主张本来就是胡说八道，改革开放也的确很不容易。可是不是说极权专制的敌人就是宪政民主的好朋友。老左派的不好并不是改革开放的好的理论基础。在这个问题上，非此即彼的单线思维没有多少正面意义。面对着不要政治改革的改革开放带来的种种麻烦，其实老经济学家也应该反思。难道特定一群人对文化革命爆死于红卫兵之手的恐惧居然可以为改革开放的公共政策的合法性的全部论证基础？年轻人的苦与痛，普通人的饥与病，难道就可以忽略不计？没有人是他人意志的充分代表，更何况这个过程中连个起码的授权程序都没有，只能算是个体意见，不能当成公共政策的完全民意基础。

一流的经济学家都是节制和善于反思的。1974年，哈耶克在诺贝尔经济学奖受奖宴席上说：“诺贝尔奖给某一个人的这种权威，就经济学这门学科来讲，谁也不应该享有。在自然科学部门，这没有问题。自然科学家当中某一个人所产生的影响，主要是影响到他的同行专家们。……但是，经济学家的影响之关系重大者，却是影响一些外行人：政客、记者、公务员和一般大众。在经济学家方面有了一点特殊贡献的人，没有理由就成为全能者，而可以处理所有的社会问题。可是新闻界却如此看待他，而他自己也终于自信是如此。甚至于有人被捧昏了头，居然对一些他素未专研的问题发表意见，而认为这是他的社会责任。”

对比哈耶克的谨慎与智慧，改革开放30年中国公共经济学家一言堂。与法政知识分子的公共发言大规模缺席相对应的是，中国国家建设问题的重要性一而再、再而三的被搁置，直到今天仍旧没有被官方机构认真提起。1989年和1992年就是如此，且在近几年表现得更为淋漓尽致。

由此导致，普通人利益表达渠道严重缺失。2007年，要不是记者冒着生命危险，黑砖窑里的奴隶能如此彰显于公共视野中吗？当黑砖窑作为热点话题过去后，中国有没有建设好保护好劳工权利的社会机制？我们见到的是黑砖窑在中国仍然被继续，地方民政局也难逃其咎。2007年，重庆钉子户事件，要不是开发商留下了那么显眼的拆迁现场，要不是大众媒体的跟踪报导，重庆钉子户就不会遭遇年末那些仍然被野蛮拆迁的财产所有者的苦痛？更何况，这样一个大众媒体，也在难以摆脱的权力压制中苦苦挣扎。对此，2007年年末一个重要的证据就是，西丰的一个县委书记居然可以下令自己的公安部门进入北京逮捕《法制日报》下属的《法人》杂志的记者。至于其他人物和群体的表达权，更是被肆意侵犯，譬如年底公益事业者胡佳先生的瞬间失去人身自由。

这决不是改革开放的成就，只是另一场文化大革命的继续。这一切的责任可以归结到国家建设任务的多次被耽搁之上。

亨廷顿在《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说，现代性带来稳定，现代化带来不稳定。今天中国的不讲政治改革的经济建设，带来了权威的衰落，带来了公民的觉醒，权威的衰落和公民的觉醒互为因果，互相促进，带来政治参与的大爆炸。如此老旧的一个政府体制，那么一点点的参与渠道，如何应付现代化的变迁？别以为经济发展了，物质看上去好转了（更何况还有如此之大的不公正），人就有了足够的尊严。这是人，不是猪。面对追求尊严的人类社会，老经济学家有气魄宣布他们那一点点抄袭西方经济学的知识能够完全成功应付，或者干脆用婆婆妈妈的“忆苦思甜”来终结政治进步，来终结全部的法学和政治哲学的认真思考？或者更干脆地说，如果任凭当前的愤怒情绪增长而无有效引导，老经济学家必然将再次面临爆死于动荡之中的深深恐惧。

一个国家的转型，从来不是对既有物质成果的沾沾自喜就可以代替的。如果人的苦难事实上在加剧，无论是政府、还是知识分子，也无论是老年人，种种居高临下的谆谆教导只会让这个社会的裂痕进一步扩大；对改革开放的激情赞扬，只能带来人们更多的愤懑情绪与道德批判。对此，我们似乎也很难指望这些年老的经济学家能够明白，更无法指望CCTV放下它的官方新闻台的身段垂听。我们惟有自己艰苦努力，继续奋勇拼搏。出路在哪里？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宗教复兴，还是舆论自由，维权运动，以法政文明深化启蒙精神？这么多的方式方法，老经济学家开拓进取了？

一个文明的国家，是一个各司其职的国家。这个国家拥有朝野畅通有序的利益表达机制和以司法独立为根本的人权救济制度。如此种种体现政治文明的体制建设与制度安排，改革开放30周年并没有提供给我们。其实，过去的改革开放也不是未曾给我们留下建设性思考与探索的机会。改革第一个10年我们知道了“两个文明一起住，两手都要硬”，改革的第三个10年我们不仅懂得了人权的重要性，还把人权与政治文明的重要性与物质文明摆在了一起谈，并且写进了宪法。如果改革开放再深入进行10年，我们理应有更好的成就，那就是在中国大地上，第一次将政治文明摆在文明体系的首要地位，并且依照宪法，落实宪政民主的政治制度。只有在这样的体制下，每个人的利益才可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尊重。如果自我感觉不舒服，他可以大声表达出来，通过自由的新闻、公正的司法、普惠大众的社会保障体系得到救济。

总之，相比过去30周年，改革开放在核心价值层面必须升级换代。以宪政民主为核心价值的改革时代，无需通过老经济学家的应景赞美来表达他们对时代的热爱。那时，毋需强力引导和管理，网络世界就可以和官方机构请来的公共人物平和对话。过去的经济学家在学术与公共问题上的种种局限与可笑主张，则作为经济学专业学生的反面教材发挥自己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