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近日网上有不少文章谈论这个问题，但多是脱靴搔痒，没有说到问题的实质。其原因是这些人远离改革，只能是从书本到书本，从理论到理论，故难中肯。

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是常青的。

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我整整有二十三年在这股激流中冲刺搏斗，且一直生活在风暴中心北京，应是实践者和见证人。在这期间，我从一个回到机关不久的“改正”右派，又主动放弃“铁饭碗”去到商海打拼，从玩笔杆子的记者变成个辎铢必较的“俗人”（当时不少朋友这样认为，说晓枫不写文章挣钱去了，可惜！），好像钱这东西不能沾。既“下海”就得和钱打交道。当过公司老板，出任过民办报纸、刊物的主任、主编，远在1987年就联合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和中国青年报社，举办“全国中青年企业家研讨会”，最早叫出“为企业家松绑”，“把三权（财产占有权、人事决定权、利润支配权）还给企业家”，还多次和省市级政府机关联办展览、展销与人才交流，并编辑过《中国市长话开放》、《中国县长谈改革》、《中国乡长镇长说致富》等一系列丛书。活跃在政界、商界、媒体，接触更是方方面面。朋友嘲笑我商人不是商人，文人不是文人，是个介于商和文之间的策划人。我自己定位是把智慧变成商品，把关系转化为金钱，白手套狼卖脑花，故公司叫北京铁流公关策划有限公司，是个“生产创意，出售智能”的“全［知］公司”。这种公司每个文化人都可以干，可八十年代初期却没人干，我成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为了工作上的需要，我与首都各主流媒体老总成为朋友，为了策划的项目能够得到实施，不得不和国家部委负责人频频往来。但我不行贿，不拉人下水，全是君子之交，至今不少人仍是朋友。在这风风雨雨的日子里，我成功过，但也失败过；我高兴过，但也沮丧过；我激动过，但也消沉过；我欢呼过，但也咒骂过。升降沉浮，五味俱全，夺关斩将，日夜兼程。也因内部利益纷争处理不当，导致数百万元资产被工商部门没收；又因不甘愿为权力“招安”，而被朝阳区公安局拘留关押四十二天。一言以蔽之，酸、甜、苦、辣均有品尝。不过无论顺境、逆境，我从不停步，一路冲杀，终成为一个改革开放的“成功人士”（朋友奉承语，管它的借用一下）。所以，我十分同意郎咸平先生说的，“三十年来中国基本的发展就是多干少说、只干不说、干了再说”。我似乎就是一个“干了再说”的人。我认为世界上任何事，都是干出来的，不是说出来的。但没有想到二十三年后的今天，我又告别改革开放的大舞台，回归书斋重操这只毁我一生的七寸之笔，又写起不三不四的文章来。有朋友说，“晓枫挣够了钱，又来捞名来了”；还有的说，我的文章是“雇的枪手写的”；更有甚者，还说我是“抄袭来的”。我向来是个走自己路的人，一生的座右铭是：“狗在叫，马在跑。”投身商海是检验存在的价值，不但自己富了，也帮助带领不少人富起来；今日写文章是种责任，让中国过去有过的灾难不被遣忘，把历史留下。我不忌妒任何人，希望人人比我强，人人比我有钱，人人比我幸福！总有孔老二的宽容。

通过二十多年改革开放的参与和实验，我强烈地感觉到，只要你决心投身这股洪流，义无反顾地走下去，不要因困难而怯步，不要因危险而退缩，只要一个劲地往前冲，抱着死不回头的决心，就能抓住机遇，就能有新的观念与思维，就能成为富人！应该说，改革开放对每个人还是公平的。以北京而言，购车购房的多是外地人，北京本地人很少。因为他们一直生活在天子脚下，有种优越感，习惯于“吃皇粮”，不屑于经商、下海、打工、做服务性地工作。如果没有外来人，就没有今日繁荣昌盛的北京，就没有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就没有一座座的摩天大楼。这就是改革开放的功劳，因它准许人口流动，准许农民进城打工，准许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在我国生根发芽，还准许外商来中国投资，还准许……邓小平先生说过，“中国的改革开放是逼出来的”。如果没有“十年文革”的历史，如果中国经济不到崩溃的边缘，如果没有打倒“四人帮”（实际是“五人帮”，帮主就是毛泽东，只是中共出于自身利益，一直不敢承认而已），中共是不会搞改革开放的。改造开放不仅让绝大多数的中国人有衣穿、有饭吃，过上起码的康乐日子；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也挽救了中共的灭亡。不然何以有“以人为本”与“和谐社会”的局面。虽然其中有不少虚伪，但“和”总比“斗”好。今天，我之所以能在网上写文章，能公开批评中共，这也是改革开放的原因，在过去敢吗？早枪毙了几次。

再以我而言，敢于“下海”，敢于投身改革，敢于走独立自主的致富之路，也是逼出来的。记得1980年“改正”回到报社，仍想走“忠于党，忠于革命”的老路，仍想做“驯服工具”，当个“永不生锈的螺丝钉”，但一贫如洗，什么也没有，结婚时没钱购置家具，欠下妻子一笔人情债。为了摆脱贫困，我不得不拼命爬格子，成天写呀写，应该说干得很不错，月稿酬相当于工资的五倍，仅1983年半年，上海《新观察》就发表我四篇报告文学。但我发现，我的付出和我所采访的“万元户”的付出不成正比，而我的智商与能力并不比他们差，为什么？原来我生活在“吃皇粮”的干部队伍中，这个“队伍”的好处是“旱涝保收”，无风险之虑，但得“听党的话”，叫干什么就得干什么。如果要想挣更多的钱，又有个人自由空间，就只有“下海”打拼。干得好致富，干得不好淹死“海中”或坐牢，两者必居其一。这叫成功与失败同在，风险和机遇并存。所以，一些人仍愿意平平安安端铁饭碗。

记得，我“下海”后，多次以《中国广告信息报》记者的身份，去浙江温州采访，发现这个有“中国资本主义复辟温床”之称的温州，老百姓从不怕“资本主义”这顶帽子，无论斗无论批，纵在“十年文革”也外出打工，补衣修鞋满世界跑。因为五、六、七十年代的温州，是台海战争的前沿阵地，国家不投资建设项目，而温州人平均不到两分地，不外出打工吃什么？为了活下去，只能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造就它成为全国最早、最先富裕起来的城市。没有压力就没有动力，这大概是个普遍的定式。

通过这条“干了再说”的改革开放之路，国家强盛了，人民富裕了，市场繁荣了，票证供应取消了，群众生活比毛泽东时代好了百倍千倍，这是无可置疑的事实，不承认不行！虽然邓小平先生有“六四”的政治污点，但他永远是个历史伟人！其实，邓小平“让一部份人先富起来”的理论，是个十分务实的可行理论。人富有了才有人格、尊严、道德、志气，俗话说“人穷志短，马瘦毛长”，老百姓说“丰衣足食礼义兴，缺衣缺食光扯筋”（四川话叫吵架）。只有一部份人先富起来，才能带动更多的人富起来。在这个富了的基础上，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把中国逐步推向民主政治。我多次写文章说过，“民主自由只能构建于富饶的土地，不能植根于贫瘠的沙丘。”同样，没有经济的独立，便没有人格的独立！

但是，邓小平先生的这个补天之术的良好愿望，未得到中国一些知识分子的理解与认同，特别是一些希望中国明天就民主自由的、知识分子的理解与认同。他们主张中国要先政改后经改，但却忘记了中国是个一党专制的国家，这场改革开放只能是共产党领导和发动，其它任何人不能潜越，故改革开放的前提不能危及这个一党的基础。基础是什么？就是中共的领导权！谁去反对这个领导权，谁就触霉头。据小道消息透露，邓小平原先准备走的路，就是台湾国民党蒋经国先生走的路，先集中全力发展经济，即所谓的“硬道理”；在解决了广大人民穿衣吃饭的问题后，一步一步放宽民主自由，先开放报禁而后开放党禁。1987和1988年是中国政治最宽松，思想最活跃，文人最自由的年代。那时互相聚会，沙龙密集，谈论国事，眉开眼笑。当时我所在的“中国市场信息编辑部”，就是首都记者大腕们的活动中心。我们不但经常讨论新闻自由，还催生新闻出版法，并编辑了《新闻幕后》一书，由郭超人写序、人民出版社出版。但是这个活跃期太短暂，很快由骤起的政治风暴吞噬。

为什么政改之路台湾走通了，大陆没有走通，原因何在？我个人认为，当时中国经济虽然已经起飞，但还未造就或形成中产阶级（1988年台湾人均收入为2500美元，大陆不足700美元），更未造就和形成有经济实力的学术人、思想人、文化人，他们虽然拥有自由民主的思想、主张、观点、甚至行为模式，却不拥有自由民主的经济实力，因此政改条件还不成熟或叫准备还不够充分，一些人却过早提出过激的政改主张，而借学生运动去拼命催化，使得执政者惊恐万分，为保护巩固政权，不得不断然终结政改。结果中国的政改未有丝毫推动，反而全部被封杀停滞。因为中国是个威权体制的国家，官与民的地位是不平等的，只有服从和接受，不存在协商、沟通、对话，所以改革开放的悲剧就不可避免。

无论怎样说，改革比不改革好，开放比不开放好，三十年后中国的今天，虽然还没有开放党禁、报禁，不少历史问题还未得到解决，至少共产党准许你去挣钱，准许你去办公司、开工厂，准许你去自谋职业，准许你去异国求学谋职。只要你有本事、有毅力、有恒心，就能发家致富，积累财富，改变地位，挤身中产阶级行列。可惜的是，更多人热衷于理论的炮制与研究，津津乐道于挑鼻挑眼，而不愿意放弃“吃皇粮”的铁饭碗。仍想既依靠共产党管吃管喝，又要美其名曰“人格独立”和自由民主。我反对这些光喊口号，不干实事的人。我倡议中国的知识分子作“皮”不要作“毛”，应该有更多的人去开工厂、办企业或做自由职业者。当今，改革开放为每个人提供了一个自由竞争的平台，纵然它还有万个缺点、万个错误，但就个平台而言，也是中共的一个进步。是的，三十年改革开放促使经济长足发展，而政改却原封不动，甚至有后退之势，特别是言论自由还不如改革开放之初。这是十个十分复杂的问题，既有国情的原因，历史的原因，人文的原因，而更重要的原因是执政中共有一个既定政策：经济上彻底放开，政治上彻底收紧，封杀一切历史上有过的灾难，用时间换取空间，五十年后那些被伤害人死尽死绝，一切就都改变了，“伟光正”就确立了。此时，人们只记住共产党的功劳，忘记了一切有过的不幸。但是，改革开放的经济成果能否掩盖政体的弊端，或代替它的功能，将是全球最关注的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