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决定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看来，习近平还是没能汲取苏联瓦解的教训。在苏联的历史上，大名为“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克格勃，不仅是一个镇压机构，而且参与权力分配，历史学家皮霍亚在《苏联政权史》一书中指出：“重要职务的任命一定要通过国家安全委员会成为一条必须遵守的规定。”苏联政权的极权主义本质，决定了克格勃这一机构在权力体系中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这个部门使用过许多名称——全俄肃反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安局、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局、内务部、国家安全委员会……这些变幻莫测的名称让历史学家亦深感迷惑，但一般人谈及它时，还是习惯使用“克格勃”这一通俗的名字。
曾经长期担任克格勃第一副主席的菲•博布科夫在回忆录《克格勃与政权》中写道：“现在，除了记录这一机构在历史上的黑暗篇章和它所犯下的桩桩罪行之外，还有一个更加重要的任务：那就是理解、思索对人民进行镇压这个问题的形成机制。”要洞悉苏联政权的变迁，就必须认识克格勃这个神秘机构，同时也必须了解管理过这个机构的特务头子们。他们中许多人的言行思想，至今仍然隐藏在黑暗之中。
克格勃先后有过二十四位权力熏天的领导者，其中有人差点登上权力的顶峰（贝利亚），有人获得正式的加冕（安德罗波夫）。其中有五人遭到枪决（亚戈达、叶诺夫、贝利亚、梅尔库洛夫、阿巴库莫夫），另一些人被关进监狱或者长期受到严密监控（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对他们无情拷打和羞辱的，正是昔日唯唯诺诺的手下）。对此，作家、历史学家列昂尼德•姆列钦指出：“这个工作尚未给任何人带来殊荣。”在他所著的《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一书中，不仅引用了许多不久前刚刚解密的克格勃文件，还收录了作者与若干前克格勃高级官员、党务工作者以及重大历史事件当事人的谈话记录。
那个任劳任怨地提箱子的人
在苏联的权力结构之中，克格勃是一个“鹤立鸡群”的特殊部门。苏联有冠冕堂皇的宪法，可是克格勃执行“公务”时根本不遵守宪法；苏联有庞大的科层化的官僚机构，但克格勃完全独立于党政机关之外，只对最高领导一个人负责。即便是作为“独立王国”的军队和军工系统，也无法避免克格勃的渗透与监视。历届苏联领导人，其权力是否巩固的标志便是：他能否绝对控制克格勃。一个政治领袖想实现对权力的垄断，不仅需要牢牢控制党务机关、政府部门、军队和经济要害部门，还要亲自掌握情报机构。
苏联的历史证明：如果特务头子忠心耿耿，领袖就可以放手整肃政敌，政敌也只能甘为案板上的鱼肉。在斯大林时代和勃列日涅夫时代，领袖“绝对权威”的树立，与其说来自领袖的人格魅力，不如说来自他们对特务头子的垂直操控、以及由特务机构制造的弥漫于全社会的恐怖气氛。相反，如果特务头子心怀不轨，领袖的地位也就岌岌可危。一度豪情壮志、意气风发的赫鲁晓夫，之所以黯然下台，在那场不流血的政变中起重要作用的，就是当时的克格勃头子谢列平（令谢列平没有想到的是，因为功高震主，他迅速遭到勃列日涅夫的清洗）；而“八•一九”政变，如果没有克格勃头子克留奇科夫的策划，根本不可能发动。
用一个形象的比喻，如果说领袖是主人，那么克格勃头子就是其豢养的一条得力狼犬。明朝的皇帝最信任的特务头子，一般都是宫中的太监，太监恰恰具有此种两面性：对皇帝忠心耿耿，对其他人无不以敌人视之。在克格勃首脑的名单上，缅任斯基是继捷尔任斯基之后的第二任，他的性情便像明朝担任锦衣卫头子的太监一样，在主人面前忠顺如鸽子，在他人面前阴险如蛇。缅氏的任期横跨列宁时代和斯大林时代，是一个罕见的自始至终博得两个性格迥异的领袖欢心的“革命元老”。
与列宁关系密切的早期社会民主党人格•亚•所罗门，在回忆录中记载了一段列宁与缅任斯基之间鲜为人知的往事：在第一次俄国革命以后，缅任斯基奉列宁之命侨居布鲁塞尔并搜集情报。其后，在列宁到达的那一天，缅氏去火车站迎接领袖。那天，所罗门亲眼目睹了当时的情形：“使我非常惊讶的是，因为病痛而全身发抖的缅任斯基，从下了电车以后一直满头大汗地为列宁提着沉重的大箱子，而列宁却轻松地跟在他后面，手里只拿着一把伞。”
在所罗门笔下，缅任斯基是一个任劳任怨、温文尔雅的“老好人”。然而，当缅氏掌权大开杀戒的时候，他才明白看错了这个脸上堆满微笑的人。缅氏毕恭毕敬地服侍列宁，他会用同样的态度对待其他人吗？不，他只会不要命地帮列宁一人提箱子（当然，列宁去世之后是斯大林）。他越是有病，越是要卖力地去提，惟其如此才能显示出忠诚来。
“他们只是装扮成人类”
曾任苏共中央宣传部长的雅科夫列夫，领导过为遭受政治迫害的公民恢复名誉的工作，他从堆积如山的档案中发现了迫害机制运转的秘密：“要理解列宁、托洛茨基、斯大林、捷尔任斯基等领导人，就应当知道关键性字眼——权力。对某些人来讲，权力就是一切。在争夺权力的道路上，这些人对自己的人格以及他人的痛苦不屑一顾。”在这样的逻辑之下，克格勃们理所当然地以“钢铁战士”自诩。
随着三十年代的到来，绞肉机以更高的效率运转起来，“古拉格群岛”遍布这个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国家，数千万人成为无名的囚犯，数百万人成为隶属于克格勃的集中营的管理人员——狱卒是克格勃系统中数量最大的一部分人。与此规模相比，纳粹的集中营简直是小巫见大巫。古拉格群岛是苏联计划经济的典范，这是一套符合现代化工业流程的金字塔式的体系。无情的狱卒们是如何说服自己干这些脏活的呢？科学家和人权活动家萨哈罗夫感到相当困惑：“我有时在想：这些人的动机是什么？功名心？恐惧？工作的欲望？权力？信念？我找不到答案。”作家拉兹贡找到了答案，他在铁窗后熬过漫长的岁月，对管理监狱的克格勃分子有深入的观察：“他们同我们不是同类，他们跟过去的我们不是同类，跟现在和将来的我们更不是同类。同这些人不可能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对待他们不能像对待人那样，他们只是装扮成人样。同他们交往时也要假装把他们当人看。但你要坚信，他们只是假装成人……”比起囚徒的异化来，狱卒的异化更加彻底。
在领袖眼里，他们是“钢铁战士”；在人民眼里，他们是“假扮成人类的人”。领袖就需要一支由这样的人组成的特殊队伍，而人民厌恶这些狐假虎威的“假扮成人类的人”。在恐怖弥漫在生活的每一个角落的苏联社会，只有成为“钢铁战士”才能获得权势、金钱和荣誉。党的宣传机构赋予“钢铁战士”以崇高的人格力量，从少先队员的誓词到入党的效忠，都在鼓励人们成为绞肉机上的一颗忠实的螺丝钉。与此同时，领袖在克里姆林宫那阴暗幽深的角落里发出狞笑，人民只能过着“道路以目”的生活。
克格勃將知识分子看作最大的敌人。安德罗波夫由克格勃头子升任苏共总书记之后，并未放松对克格勃的控制，他提名由切布里科夫担任克格勃的首领。切布里科夫对待知识分子比前任还要苛刻，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他给中央递交了一份题为《关于小型文艺节目演员某些演出的消极倾向》的报告，该报告指出：“据国家安全委员会获悉，最近一些谈话类的小型文艺节目演员把思想有害、美学方面也令人置疑的幕间剧列入自己的演出节目，这些节目以诋毁的形式对脍炙人口的苏联爱国主义军事题材的文学作品和电影作品进行讽刺性的模仿。”克格勃的触角不放过任何领域，他们说这是“防微杜渐”，要将一切不稳定因素扼杀在摇篮里。
然而，苏共领导人和克格勃分子们没有想到的是：当知识分子在恐惧中停止其科学发明、文学创作和艺术创造的时候，整个苏联便失去了发展的内在动力。恐怖仅仅是一剂强心针，只能暂时缓解社会的腐化堕落，而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社会的病根。恐怖不可能真正成其为一种“信仰”，玩弄恐怖这张牌的人总以为自己玩得得心应手，最后却都玩火自焚——当克格勃把知识分子当作敌人的时候，它却成为知识分子乃至所有苏联公民的敌人；当恐怖以国家政策的名义出现的时候，人们便对这个国家失去了忠诚和尊敬。恐怖统治最终将迎来失效的那一天，一旦那一天到来，恐怖手段便成为一桶浇到火焰中去的油。而作为特务组织的克格勃以及它所依托、所服务的极权体制也就走到了尽头。
“我们不能遵纪守法”
克格勃的工作原则之一是：“我们不能遵纪守法。”换言之，他们认为自己独立于法律之外。不受法律约束，固然让这群人为所欲为，备享权力顶峰的荣耀；另一方面，也让他们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正是因为他们带头践踏法律，法律再也不能为他们提供保护。当领袖要消灭他们的时候，便只能坐以待毙。
特务头子亚戈达在被枪决之前写下了一份忏悔书，这大概是他一生中惟一一次说真话：“我一生戴着假面具，冒充布尔什维克，而我从来就不是。装相的不只我一个，几乎所有的人，首先是斯大林。只要仔细，就会发现俄国舞台现在发生了什么事！掌握着一切权力的人都像在舞台上一样在做戏，他们戴着假面具，干着隐秘的勾当，装模作样忠于伟大的党，对领袖卑躬屈膝，而心里想的却是把那些领袖们拖到卢比扬的地下室，并把他们扔下去，到处都在演戏！为人民服务是演戏！”真是“鸟之将亡，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任何一个公民落入克格勃之手，他所有的权利都自动丧失。为了迅速完成上级交待的任务，克格勃对工作人员的滥施酷刑不仅不制止和处罚，反倒默许和鼓励。克格勃的一位基层官员、内务人民委员部加格拉地区副处长瓦西里耶夫，在一份给总部的报告中说：“许多被捕者在审讯中被打死了，然后出具他们是因心脏麻痹或其他原因而死的证明，有位被捕者遭到连续几个小时的殴打，打得他浑身上下体无完肤。做了一个绳套，把它套在这个人的生殖器上，然后拉紧绳套。鲁泽少校对工作人员说：‘谁不打人，谁自己就是人民的敌人！’”
斯大林经常向克格勃头子发出如下命令：“你们要拿到我希望得到的口供。”贝利亚立即回答说：“我们没有拿不到的口供。”上行下效，克格勃官员们“创造性”地发挥领袖指示：命令手下对犯人采取车轮战，被捕者一连数天、甚至数十天不许睡觉，不给吃饭和喝水，不许上厕所，长时间暴露在强烈的灯光、阳光下，或者放在冰天雪地里，迫使他在精神和肉体上崩溃。他们还发明种种酷刑：将被捕者吊到拷问架上，把身体拉长，往嘴里灌热水；打断四肢；用橡胶皮带抽打犯人；挖掉犯人的眼睛，捅破耳膜；由数个身强力壮的行刑手连续不断地扇犯人的耳光；将四周都钉满锋利钉子的特制箱子扣在犯人身上，迫使犯人蜷缩在地上，只要一动就会被钉子刺得遍体鳞伤；将电线绑在男性犯人的生殖器上，长时间通电。
为了让囚犯屈服，克格勃还在精神上肆意侮辱犯人，让他们失去自尊和自信，从而不由分说承认强加给他们的罪行。审讯人员强迫犯人吃掉别人的小便和大便，让犯人长时间学狗叫，或者学狗一样进食。他们剥光女性犯人的衣服，让其赤裸着在男性犯人和审讯者面前走动，要求她同时唱歌、跳舞，甚至将赤裸的女性犯人关进透明的玻璃柜里展览，命令内务人员或者男性犯人强奸之。凡能想到的酷刑，克格勃的工作人员都会实践一番，并互相交流“经验”。这样就实现了贝利亚们所保证的“没有得不到的证词”。后来，当贝利亚被捕并受到审讯的时候，他反问说：“如果‘遵纪守法’，我们还能做什么呢？”他并不认为这有错，只是懊悔没有先下手为强，在他看来，弱肉强食、成王败寇就是世界的公理。
如同中国古代酷吏“请君入瓮”的故事一样，发明这些审讯程序的人后来大都被圈进其中。亚戈达和叶诺夫相继垮台之后，都遭到以前的部下的残忍折磨。贝利亚的副手和继任者阿巴库莫夫，在被捕之后昼夜都被戴着手铐，只是在吃饭时手铐才被打开。白天他的手被铐在背后，夜里才允许把手铐在前面。阿巴库莫夫一生都致力于摧毁人的意志和生命，他本人的意志和生命也被以同样的方式摧毁。在被枪决的前夕，他瘫软如一团烂泥，连执行枪决的普通士兵都肆意凌辱这个昔日的大人物。
姆列钦试图通过这本“专史”来说明“为什么在重要历史关头俄罗斯和苏联的历史走上了这样而不是那样的道路”。《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是一本写给获得新生的俄罗斯人、让他们了解自身历史的巨著，同时也是一面送给中国读者的镜鉴，因为俄罗斯离中国并不遥远，正如作者在前言中所说：“我真诚地希望，这本书对你们了解居住在比中国更北一些的、不仅在地理上，而且在历史命运方面与你们国家联系在一起的人民的生活有所裨益。”可惜，习近平不会阅读这本好书，他只能像鼹鼠那样，一辈子都生活在缺乏安全感的阴影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