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时代结束后，随着改革开放，随着国门被打开，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随着思想多元化的显现，随着政治权力退出一定的政治空间，随着人们自我意识的觉醒，随着西方诸种思想的传播，随着人们不加选择地如饥似渴地食洋不化地拿来了西方的各种新观念，知识分子似乎发现了一个新的知识世界，一个新的知识理想国，他们把西方的各种思潮各种主义药方一股脑地倾泻到已经干涸了三十多年的思想大地上。他们期待着中国思想如早晨七八点钟的太阳喷薄而出，他们一厢情愿地期待着人类文明的大潮在中华大地上浪奔浪涌。他们高举人道主义大旗决然前行，他们以为毛泽东的极权时代已经结束，他们以为自由主义将成为中国的主旋律。他们以来一个幽灵、一个自由主义的幽灵似乎已经不再是中国徘徊的问题，而是为自由主义的幽灵寻找到活着的躯体问题。
知识分子错了，至少是一部分知识分子错了。极权主义在高烧过后，仍具有自我清醒的能力和自我固化的能力。极权主义的内在基因秘码具有自我复制的超强能力和自我防御能力被知识分子严重低估，他们乐观地而又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他们似乎没有深刻意识到，如果不对毛泽东式的极权主义进行彻底清算，如果没有德国体制内人告别希特勒极权主义的能力和过人智慧，如果没有德国所有人对极权主义的彻底反思与根本性剥离，极权主义会以另一种方式出现。而且，总会有毛泽东极权主义之下的既得利益者，总会有极权主义的斯德哥尔摩症病毒携带者，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以新的方式抵抗自由主义式的改革，总会把病毒传染给自由主义，吞噬自由主义的幼体。
于是我们看到，以政治民主为方向的政治体制改革终于偃旗息鼓，市场经济在九十年代高歌猛进之后不久就被权力挤占，成为权贵经济，思想淡出学术紧随其后的景观也昙花一现。取而代之的是先是金钱主义，后是金钱主宰的世俗主义转化为赤裸裸的娱乐至死主义、娱乐无极限主义。明显袒胸露乳成为媒体的头条，知识分子边缘化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甚至知识分子也不得不借着袒胸露乳的光偶尔发出点露乳好看但不露乳也好看的不着调不和谐的声音。在权力的支配下和鼓励下，过猪的生活要比过人的生活更幸福、更安全、更快乐。在权力的支配下，道德主义又再一次粉墨登场并占领道德制高点，重新对人们进行道德宰制。
在过猪的生活原则支配下，我们还不断地看到了过人的尊严生活的恐惧与无奈。反对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普世价值、反对宪政潮流、打压各种维权。猪的生活打败了人的生活，猪的快乐战胜了人的尊严，让人过得更有尊严变成了让猪更有快乐。奥维尔的《动物庄园》里的所有的动物都是平等的但猪比其它动物更平等成为主导性原则。于是我们看到，非权力者平等，权力者更平等。穷人平等，富人更平等。“井下人”平等，非“井下人”更平等。
但如果仅此以为所有的知识分子不发声那就大错就错了。如果以为知识分子就此沉醉于灯红酒绿、饕餮盛宴、花前月下、纸醉金迷、醉生梦死、闷声发大财那也大错就错了。八十年代燃起的自由主义圣火并没有化为灰烬，还在薪火相传。全球化的不可逆转性、思想多元化的不可避免性增强了知识分子的判断能力和批判自主性。一部分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开始以个体的方式最终以松散的思想联合体的方式向权力纵容的娱乐主义、猪快乐主义公开告别。互联网又把松散的思想联合体凝聚为密切的思想共同体。他们主张人要过人的生活，人要过有思想尊严的生活，他们认为宪政民主才能保障人能过上有尊严有思想尊严的生活。
这个思想共同体的主体是公共知识分子。
据百度介绍：“公共知识分子概念的提出，以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为典型，展现了这个概念提出的良苦用心。在米尔斯看来，社会学家的知识分子应该是一个特殊而有独立的社会群体，在关涉社会进步与问题的价值观层面，全世界的社会学家说知识分子都是具有公共的理解力，因为具有公共的理解力，因而也具有可共同商讨性。因此，他提出了社会学家无国界、心智活动国国际化等具有发人深省作用的新概念、新理念。”对于中国来说，公共知识分子是《南方人物周刊》第七期特别策划“影响中国公共知识分子50人”首先推出的一个概念，此后自2005年起“政右经左工作室”每年推举当年富有影响的’政右经左’版公共知识分子。其共同标准为：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对社会进言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
自2005年起，公共知识分子以集体的方式亮相。
从2005–2013年，公共知识分子已经公开走过了九个春秋。这九年，公共知识分子在各个领域针对公共事务发声，并产生了重要甚至个别是决定的影响力。这九年，有的公共知识分子淡出人们的视线，又有新的知识分子加入公共知识分子的阵营，公共知识分子的流动性保持着思想共同体鲜活的生命力。
公共知识分子本着自己的道德良知、本着自己的学术良知、怀揣着心中不灭的理想与信念，向权力质疑、向滥权挑战、向虚伪开炮。他们一直努力让社会回归常态，让政治趋向宪政民主，让思想受内在良心自由的操控，让真相进入人们的视野，让常识主宰生活，让真话主宰道德。
也正因为如此，公共知识分子走的道路注定艰难坎坷的路。他们承担着密尔和托克维尔所说的“社会舆论暴政”的风险，公共知识分子被污化，诸如教授变成“叫兽”、专家变成“砖家”等，各种对公共知识分子的谩骂侮辱不绝于耳，公共知识分子褒义词变成了一个贬义词，一些公共知识分子甚至不被社会所包容、所宽容。再加上文革对知识的毁灭性打击，使得社会仇视公共知识分子的乖戾气四处蔓延，一些公共知识分子甚至成为社会一些人痛打的落水狗。
公共知识分子还要承受公共权力滥政的巨大风险，这是比“社会舆论暴政”更大的风险。绝对权力绝对滥用，其重要标志就是对公共知识分子的打压，尤其是步入行动的公共知识分子。一方面是公共权力，一方面是公共知识分子，如果在一个组织良好的社会里，在一个宪政民主的社会里，公共知识分子与公共权力存在着良性共生的关系。在一个非组织良好的社会里，在一个宪政民主有待实现的社会里，公共知识分子与公共权力存在着紧张的甚至是此消彼长的矛盾关系。公权滥权、公权私用、公权误用、公权扩张成为公共知识分子的批评对象，公共权力为了维护既得利益，对公共知识分子进行非宪法非法律式打压成为公权滥用的常态。
公共知识分子也有胜利，有时是暂时性的胜利，有时是决定性的胜利。他们一直努力让公权回归宪法的轨道，回归宪政的轨道，回归宪政民主的轨道。他们在某些领域使公共权力驯服起来，他们让人权进入宪法，他们让权力取消收容遣送站，他们让权力取消劳教制度，他们让权力喊出让穷人更有尊严，他们让权力逐渐采纳司法独立的原则，他们让权力不得不采取更加公平的社会保障制度、教育平权制度，他们让市场脱离权贵的主宰，最终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一句话，他们正在让公共权力的行使者认识到关进笼子的重要性。
公共知识分子还有很多的事要做，还有很多的话要说，还有很多的理想要实现，他们的路还很长。再长，也得走，走下去，就会走到美好的明天，这是知识分子的确信，也是公共知识分子的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