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院外成长，边缘间治学　　

　　厦大“特招生”谢泳：做大学的一碟芥末　　
　　
　　□本报记者　潘晓凌
　　
　　因引入谢泳，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杨玉圣将厦大校长朱崇实誉为“当代蔡元培”。这位激赏老朋友才华与操行的学者，此前还帮谢泳联系过另两所高校，未果。对此，他远比老朋友激动，“谢泳进高校，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每周一清晨，谢泳提着电脑包，随着人流，排队登船，渡海，赴厦门大学漳州校区，给中文系二年级本科生上“中国现代文学史”。课堂上，这位新来的教授，常以“诸君”称呼学生，课下而兴未尽，索性约赴咖啡馆，继续畅谈。

　　绝大多数学生在2007年9月16日第一节课上，才得知这位颇具旧派文人风范的新老师，早年毕业于山西一所名不见经传的中专，曾任山西《黄河》杂志副主编，现被厦大破格聘为中文系教授。

　　从储安平到《观察》再到西南联大，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再到整个现代史，偏居太原的谢泳，从上世纪80年代初始，以研究五四以降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而逐渐闻名学界，成为重书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历史价值的主要学者之一。

　　谢泳始终坚持“在学术语境内发声”，其出版的十几本专著，如《储安平与〈观察〉》、《逝去的年代》、《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等，着力于追溯往昔，钩沉旧事；而他的思考，又时常跳出书斋，观照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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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系2006级研究生林建刚，因沉迷胡适研究结识谢泳，暑假时就听闻此事，激动不已，忘了其时已近凌晨，拨通谢泳的手机。

　　这位学院外成长、边缘间治学的学者，在电话里向林同学轻笑致谢，没有多说。对于此事，谢泳在博客上也只轻描淡写带过一句。就连好友、作家冉云飞也是通过网络才得知，谢泳已举家南迁。“一个太低调、太谦逊的人。”冉云飞如是评价。

　　在厦大逸夫楼咖啡厅聊天时，谢泳几次问南方周末记者，“你觉得我的经历有可写的吗？我只是一个普通的研究者。”这位47岁中年人，认为“独立思想者”的评价，远高于己，真正的思想者，喷涌于上世纪30年代，胡适、傅斯年、钱锺书、储安平……他们的出生、成长与事业发展期均与时代拐点环环相扣，成就了那个群星璀璨的年代。

　　在《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中，谢泳写道，人生的关键年龄距离重大历史事变前后五年为弱影响期，知识分子的年龄若契合历史拐点，个人命运难逃历史的左右。

　　他的生命际遇始于一个“没书读的时代”。1980年，谢泳考入山西榆次晋中师专英语专业。当时，大中专院校刚恢复招生，中断了十年的高等教育师资奇缺，很多学校只能从中学抽调优秀教师，甚或“不拘一格”招些刚获平反的“异端”。对于已然生疏的学校与课本，新任职的老师们显得力不从心。“无论是高校还是中学，两头都被耽误，毕竟，中学和大学的老师不是一回事。”谢泳说。

　　懵懂混了三年，谢泳以全年级倒数第三的成绩，勉强毕业。鲜有老师和同学察觉，这名“差生”的注意力，早已飞出校园，投向刚获解禁的中国社会。如同一个初生的婴儿，他几乎不加选择地伸手触碰一切可触的新事物与新变化，邓丽君的“靡靡之音”、西单民主墙下的演说、北大三角地前的基层民主改革实验竞选……填充了个人欣喜而迷茫的青春期记忆。

　　1982年一个下午，正读二年级的谢泳看完普列汉诺夫的《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和地位》，亢奋地挥笔写就一篇题为《没有毛泽东也会有新中国》的时评，投寄《人民日报》。稿子当然石沉大海，他的思考却自此清晰地沿路而下，与主流渐行渐远。

　　中专毕业后，谢泳没有服从分配到县城做英语老师，而是留校任校报编辑，一年后到《批评家》再到山西作协旗下的《黄河》，编辑工作之余兼治学问，一干就是二十余年。其间经历暴风骤雨般的思想颠覆、长时间的集体沉寂与渐进的思想复苏，这位从没上过大学的学者，始终专心拾缀那所现代中国最杰出的大学与那个逝去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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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批评，谢泳对其研究对象，统统赋予正面甚或拔高的评价，缺乏批判力。谢泳坦承自己刻意为之，“他们都倒霉，太倒霉了！历史愧对他们！”

　　“谢泳并没有拔高近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而是为他们正名。”学者丁东认为，上世纪50年代以来，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境遇与价值被一贬再贬，正是谢泳对史料的重新挖掘，对既已根深蒂固的判断的颠覆，受到国内思想界与海外汉学界激赏。“重写近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历史，他不是第一人，但绝对是破题者之一。”丁东说。

　　在天空总是灰蓝，空气总混杂着煤尘气味的太原，谢泳每天睡到自然醒，读书、写作、和圈中好友喝酒。他认为自己与普通人没什么区别，无外乎是，人到中年，瞻前顾后，身心拘谨。他坦言，选择执教厦大，确是出于生计考虑。否则，“绝不会离开那座熟悉的城市与熟悉的生活方式”。

　　他否认自己是个体制外学者，“我根本就没走出过体制。”他说，“体制外是个伪命题，谁能说自己与体制毫无瓜葛？”谢泳的朋友，多是些饱读诗书，不喜现行学术体制的闲云散鹤，可他们几乎都就职于高校、媒体与律师事务所，“想绝对\’体制外\’，哪儿是边界？”

　　“在治学上，谢泳属于体制外，”丁东道，“他的思考，独立于主流价值观；他的研究，是带着温度的；他的表达，需要勇气支撑。”

　　1992年，谢泳自费印刷新作《禁锢下的呐喊－－1976至1989年的中国报告文学》100本，寄与朋友，没想为自己今后的生活带来许多麻烦，至今申请出境都困难。

　　如今，虽然正儿八经地进入“体制内”，但谢泳并不太愿意在学院的阶梯拾级而上。这个自认为“很笨”，除了读书，没有其他业余爱好，不喜出门的厦大“特招生”，来厦门四个月，除了与厦大一江之隔的鼓浪屿，哪儿都没去过，倒是很快与校门外“晓风书屋”的主人混得厮熟。

　　对于学校规定的论文发表与著作出版任务，谢只想做一名“合格生”，他习惯性地“害怕麻烦”，只想继续思考写作，思考到哪儿，就给学生讲到哪儿，再以此写两本“薄书”，能让读者“把薄书读厚”的那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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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给研究生上“中国现代文学史料概述”时，谢泳反问学生：上世纪30年代，被认为是一个坏的时代，但为什么会出现《观察》？为什么会有西南联大？为什么能成就中国现代思想界的鼎盛局面？

　　不少学生面面相觑，一些则含笑心领。详读过其著作的研二学生林建刚清楚，这是谢老师对于1930年代知识分子界的核心判断——现代新闻制度、现代大学制度、现代出版制度，保证了新闻、出版与高校的民间性与独立性，让知识精英的才干大放异彩。

　　“我们应首先肯定1949年以前，当局政治进步的一面，其次再言局限。”谢泳望着台下一些学生略显惊讶的神色，微微一笑。从9月开学至今，谢泳从未点过名，还特地说明，“觉得我的课没意思，在宿舍睡觉，念念英语，都是好的。”

　　但他的课堂始终满到，其中不乏慕名而来的旁听生。学生们都知道这位新老师仅中专毕业，对此，谢泳在第一节课上便昭告大众。谢的开门弟子、中文系2007级研究生张丽琴不觉得这是一个“问题”，“我倒庆幸，厦大能不拘一格降人才。”

　　谢泳的推荐者、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杨玉圣则将厦大校长朱崇实誉为“当代蔡元培”。这位激赏老朋友才华与操行的学者，此前还帮忙联系过另两所高校，未果。对此，他远比老朋友激动，“谢泳进高校，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谢泳的低调执教，却阻挡不住知情熟人与网友在网上发帖道贺、称赞厦大敢开风气之先。“谢老师是大学的一碟芥末，”有学生在博客上写道，“所谓芥末，是他能赋予主食辛辣口感而不至于单一，敢于刺痛食者味蕾而非一味体恤，冲鼻却又提供快感。”

　　谢泳摆摆手，大笑，“我哪有那本事？”话毕，他告诉记者，倒真想给学生们引进几碟“芥末”，邀请朱学勤、秦晖、冉云飞、丁东等老朋友，赴厦大开系列讲座、或做短期客座老师。“尤其是中文系，更需要多元的声音和多元的思想，毕竟历史是没有标准答案的。”

　　冉云飞希望谢泳的“例外”能成为惯例，固定下来，否则，是对民间资源的浪费。他甚至希望，中国大学能恢复1949年以前的民间性和独立性，校长自主，教授治校。

　　“北大当年正是由黎元洪与蔡元培改变的，”丁东说，黎、蔡重用了“文凭有水分”的陈独秀，陈独秀则力荐胡适，“他们一进校，整个北大风气焕然一新。”

　　“慢慢来。”这是谢泳的口头禅。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这个时代，一些事情变得太快，让人无所适从；一些现象则固定了几十年，至今无甚改变；而对于新一代人，局部掉了个轮回。

　　谢泳的女儿，生于上世纪90年代，在有书读的时候，却没了读书的时间。女儿不喜欢看爸爸的书，不理解爸爸的研究，和其他正念高一的孩子一样，她被告知得全身心投入两年后的高考。

　　谢泳认为她必须服从现实。他总结出的个人与时代关系的规律，正在这代人身上显现。“那个逝去的时代，不可能再现了。”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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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民间学者，到体制内治学，谢泳始终坚持“在学术语境内发声”　CFP／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