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维权人士发出倡议书，建议中国民众上访或维权的时候，不要在政府机构前或向官员下跪乞求，应当理直气壮地表达诉求，争取和维护自己的尊严和权利。
在中国大陆，近年不少民众在维权讨说法的过程中，经常发生在政府机构门前下跪喊冤的现象。
中国民生观察工作室负责人刘飞跃星期一发出倡议书，他表示，维权时下跪的人有访民，有失地农民，有拆迁户，有被辞退教师，有下岗工人，甚至还有法学教授。当前民众向官方讨说法时，越是人多就越容易发生集体下跪现象。对这种下跪维权的情况，刘飞跃表示反对，他建议所有中国维权者不要再下跪。
倡议书表示，现代社会每个人都是公民，都拥有自由权利、尊严和价值，亨有独立人格，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公民就是要勇于维护自己和他人自由权利、尊严和价值的人。政府官员是民众的“仆人”。民众用交税的钱雇请他们管理国家。因此，民众无需乞求他们，或对他们的工作感恩戴德。维权是要维护本来就属于自己的东西，不是乞求施舍，不应无视和践踏自身固有的权利。民众一但给官员下跪，就丧失和践踏了自己的人格、尊严和平等，丢掉了自己最重要的权利，是一种矛盾而又滑稽的行为。
四川六四天网人权事务中心负责人黄琦表示，完全赞同刘飞跃的倡议。
“最近几年陆续收到数千张民众下跪的照片，我们全部删除，一张都不登。我们也和他们说明，如果下跪，第一社会不同情，第二是是自辱人格。通过下跪是得不到权利的。”
黄琦说，多年以来，中国民众维权的时候，确实经常发生下跪乞求的现象。但他也指出，最近两年情况出现了明显的变化，下跪民众越来越少。
“这种情况越来越少，今年只收到五张，2011年有一两百张，说明社会趋势也在改变。”
美国非政府组织公民力量负责人杨建利博士，长期致力于推动中国发展公民社会。他对自由亚洲电台记者表示，在中国大陆的现实下，一些底层民众以下跪表达自己诉求可以理解，但却绝对不能鼓励支持。
“这有文化背景。以前拦轿喊冤，都要下跪。这是传统文化，求人办事就要下跪。但作为公民社会的推动者，我们不提倡这个做法。”
旅居美国的中国怨民大同盟代表葛丽芳女士则表示，下跪维权在中国往往出现在经济不发达的乡村地区，在大城市比较少见。她认为，民众维权下跪也不会更有成功的希望。
“你乞求他跟不不理你，很多人以为软一点，就会解决问题，但结果还是不给解决的。”
长期帮助中国民众维权，两次被判刑坐牢的黄琦则认为，没有民众的抗争就不会有民众的权利。
“没有抗争就没有权利。从历史上看，没有一次可以通过下跪，乞求统治者良心发现，民众能够得到权利和民主。只有抗争，站在和官员平等的位置上抗争，才可能带来改变。”
杨建利博士分析说，下跪是中国古代帝制社会遗留下来的传统，意味着臣服和被奴役，是一种专制文化的符号。中国辛亥革命之后推翻了帝制，但很多中国人心理上和文化中的专制因素仍然存在。他认为，中共虽然并不采用下跪磕头的仪式，但中共实际上仍在推动这种下跪的文化，为了在精神上继续奴役民众。
“中国现在权力的傲慢和野蛮非常严重。低级官员对高级官员就一付奴才样子，对下级和老百姓就像老爷，作威作福。这也是中国还有下跪维权的原因。实际上下跪是没有用的。实际上现在越来越多的维权者和访民都知道，要完成公民人格的建树，这个意识也越来越强，这也是我们的方向。”
刘飞跃的倡议书还说，民众下跪往往是跪求“清官”解决自己的问题，但靠下跪乞求“大老爷们”良心发现，主持公道，并不可靠。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一再证明，这种做法成功率极低，效果极差。唯有平等公正的社会制度才是保障每个人权利的基础，权利要靠自己争取，命运靠自己掌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