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克菲勒基金会”这个名字在我国知名度甚高。事实上和大多数美国的基金会一样，洛氏基金会的钱绝大部分是花在国内，不过其遍及全球的事业也很庞大，中国在其海外投资中独占鳌头。从成立开始到1949年退出中国大陆，洛氏基金会对中国的医药卫生、文化教育事业进行了锲而不舍的广泛的关注和投资，几乎在每一个重要的领域都留下了痕迹，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半个世纪中的影响难以估量。这一现象本身以及贯穿其中的主导思想和客观效果都很值得研究。深入探讨这一课题也有助于从一个侧面理解近代中美关系和美国对中国的所谓“情结”。洛克菲勒基金会是老约翰·洛克菲勒（John D.Rockefeller Sr.）于1913年创立的，创办资金是一亿美元，后来，于1928年与创立于1918年的劳拉·斯培尔曼·洛克菲勒纪念基金（Laura Spellman Rockefeller Memorial）合并过来，再加上老洛克菲勒新的捐赠，共242，222，560美元价值的股票，到1951年本金已增值至345，397，663美元〔1〕。成立后即以非盈利团体在纽约州正式注册立案。董事会三年改选一次，领导班子包括会长、副会长、各部门主任，由董事会任命。会长任期不限，是真正有职有权，对决策起决定性影响的人。第一任会长就是小约翰·洛克菲勒（John D.Rockefeller，Jr.），四年以后他接替老父为董事长达23年。基金会的工作方向和主导方针以及重大决策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他的意志，特别是在早期。不过有不止一个人对洛氏父子的思想以及基金会的主导思想有过重要影响，下面第三部分将提到。基金会的宗旨只有一句简单的话：“在全世界造福人类”。最早选定的重点是发展医学、公共卫生和农业，自20年代末、30年代初开始重视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在这一发展过程中中国都是重点。在人文学科领域与中国有关的工作又分两部分：一是直接资助在华工作；二是促进美国对中国的了解和研究。洛克菲勒基金会与中国美国研究
一、在华工作概况
（1）北京协和医学院（PUMC）这是众所周知的洛克菲勒基金会在华最大、最著名，也是它最得意的一项事业。1913年基金会组建会议甫一开过，采取的首批行动之一就是调查中国在医药卫生方面的需要，于1914年先后派了两个“中国医药调查小组”来华，加上1909年派往中国的“伯顿（Burton）小组”共三个调查组。在这几个调查组的详细报告的基础上，决定成立“中华医学基金会（China Medical Board）”，开始了以医学为中心的对华工作。北京协和医学院从1915年起开始筹建，1916年选址动工，1921年举行落成典礼并正式命名。洛氏基金会决心把协和医学院办成合乎美国标准的一流医科大学，在美国医学泰斗韦尔希（William H.Welch）的主持下，以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为范本，一切标准向它看齐。这是它在海外各项目中单项拨款数目最大，时间延续最长的。太平洋战争后遭日军占领受到严重破坏，1947年又重新恢复开张。根据1947年的年度报告，自1916至1947的32年间，用于创建、维持和发展这所“远东独一无二”的医科大学的拨款总数达44,652,490美元〔2〕。中华医学基金会除协和医学院外，还资助一部分美国其他组织在华建立的医学教育机构，如齐鲁医科大学、湘雅医学院等。（2）自然科学在二三十年代，洛氏基金会对我国自然科学一些学科的创建和发展给予了很大的关注和资助。最初是由医学派生出来，主要集中于与医学有关的生物、化学、物理学科，全国各地有十来家大学都得到过资助，其中最大的资助对象是燕京大学，于1929年一次性拨款25万美元，后来发展为医预系，成为协和医学院的预科。其次是帮助清华大学成立生物系，1929年清华大学建造生物馆的一半经费（41,250美元）来自洛氏。著名的周口店“北京人”的挖掘和考古工作洛氏基金会从一开始即参与其事，从1927年起陆续拨款，供中国地质勘探部与协和医学院解剖系合作进行挖掘和研究。1929—1932年又向中国地质勘探部捐款8万美元成立“新生代研究所”。这些资助对中国古生物学的发展具有开创意义，因为当时没有一个中国机构有足够的财力进行这样大规模的野地勘探工作。我国著名古生物学家裴文中、杨中健就是在此项下卓有成就的。〔3〕20年代初在洛氏基金会和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的共同资助下，中国开始建立遗传学，主要在燕京、南京和东吴诸大学，特别是燕大先后同哥伦比亚大学和加州理工学院建立联系，不断输送师生参加摩根的遗传学研究项目，把摩根学说及研究方法引进我国。另一重大项目是南京大学自1925年开始与康奈尔大学农学院建立联系，进行农作物品种改良的研究，卓有成效。从1925到1945年间，几乎所有遗传学方面的研究生和学者都在其工作的关键时期接受过这两个基金会的资助，其中不少人成为中国遗传学的先驱，如陈桢、谈家桢、陈子英、吴经甫等，农业方面有李先闻、王绶等。〔4〕此外在植物学方面，由于植物分类的研究必须在世界范围内采集标本，洛氏的贡献是资助美国一批著名植物学家于20年代来中国与留美归国的中国同行合作，在南京、广州、北京三地建立植物分类学的研究和教学中心，与此有关的我国著名植物学家有陈焕镛、胡先、马肃、钟心煊等。〔5〕（3）乡村建设与平民这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结合的一个项目，也是洛氏基金会继协和医学院之后在华的重点项目。30年代初中国一些有志之士发起各种农村改良运动，其中晏阳初的乡村建设计划比较出名，并得到政府支持，带有半官方性质，洛氏基金会抓住这一机会，自始至终给予资助并参与计划，认为这是基金会的工作从医学到公共卫生之后顺理成章的发展结果。在此项下受到资助最大宗的是“平民教育运动”。基金会的做法是定向资助现有的一些大学的有关学系、专业或训练班为此培养人才，如南京大学农业经济系、中央大学畜牧兽医系、燕京大学法学院建立社会学系，开设训练乡村管理人才的专业，在南开大学生物系和化学系开设面向农村的课程等。有关的政府机构也在资助之列，此外还设立了特别奖学金，在协和医学院培训从事乡村公共卫生的护士。抗战爆发后，基金会协助有关人员，连同定县的试点迁往内地。从1934至1939年，基金会已为该项计划出资150万美元，〔6〕在1941年以后的极端艰苦条件下，基金会继续给予资助使部分工作得以因地制宜地继续进行，并取得一定成效。（4）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社会学（在我国包括人类学）：最早在燕京大学法学院设立社会学专业，不仅为平民教育运动培养了人才，而且产生了最初的社会学家。后来又通过资助西方著名人类学家如布朗（Redcliff Brown）、帕克（Robert Park）、马林诺夫斯基（Malinovski）等来华讲学，以及帮助中国社会学者及研究生赴英美学习并与他们建立联系，把西方人类学引进中国。例如吴文藻最初在美国会见马林诺夫斯基是由洛氏基金会安排的。随后吴在伦敦在马氏指导下作研究二年，于1938年回国后应聘于云南大学开办社会学系，该学系由中英庚款出资，而野地考察站则由洛氏基金会资助，费孝通在云南的考察工作也得到过基金会资助。1943年由美国国务院出面，部分由洛氏基金会出资邀请访美的中国教授中有费孝通，他在美完成并出版了影响重大的名著《乡土中国》（Earthbound China）。——经济学：最重要的一项工作是1931年开始对成立于1927年的南大经济研究所的资助，第一笔捐款75，000美元，抗战时期迁至内地继续资助，到1946年为止已超过20万美元，占洛氏基金会在中国社会科学领域内对一个单位拨款的最大宗。〔7〕基金会专款资助的研究项目都紧密结合中国的实际，如在抗战时期的项目有中日战争的社会经济史、战时中国的通货膨胀、中国农业经济问题、战后中国的国际经济政策构想等。1943至1944年间，鉴于在内地的一批中国最优秀的知识分子生活和工作条件极端艰苦而工作不懈，基金会接受费正清（John K.Fairbank，当时在美国使馆文化处工作）和清华大学美国教授温德(Robert Winter)的建议，以一批有成就的著名学者教授为援助对象，通过特殊援助款项60,000美元，与中方共同商定名单，提供美国几家大学从中选择邀请讲学。为避免误解和照顾中国知识分子的自尊心，要求邀请单位不提基金会的名。与此同时，美国国务院文化关系司出面邀请几位教授讲学一年，实际也由基金会出钱。在此两项下应邀赴美的有：罗常培、冯友兰、梁思成、费孝通等十几位教授。自洛氏基金会成立之后，对于美国教会在华创办的几所主要的大学和中学都一直给予资助，特别是在日寇侵华之后，基金会每年都通过中华基督教教育“联合会”给予九所教会大学以“紧急援助”款，自1938至1945年总数425,000美元。1946年又为这些学校迁校、复校拨款500,000美元。其他还有对中国的英语教学和语言学研究、全国图书馆建设和图书馆学的创建、图书管理人员的培养和图书资料的捐赠以及个人研究项目等都有过关键性的帮助。例如个人项目中比较著名的有：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翻译工作和赵元任在耶鲁大学的研究和教学等。
二、建立和发展美国的中国学
（1）参与发起西方的“汉学”始于欧洲，已有几个世纪的历史。美国开始得较晚，而且最初也是从欧洲传去。学术界开始对中国发生兴趣，意识到研究中国的重要性大约始于20年代末。洛氏基金会从一开始就参与其事，并积极支持推动。1928年12月1日，美国“首届促进中国学〔8〕会议”在纽约哈佛俱乐部举行，发起者是“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ACLS）”，资助者是洛氏基金会。出席会议的有ACLS 的负责人、美国东方学会会长著名汉学家恒慕义（Arthur Hummel,Sr.当时任国会图书馆中文部主任）等一批早期汉学家，并专门请了法国著名汉学家伯希和（Paul Pelliot）指导，说明当时美国对研究中国尚属起步。与会者一致认为西方对中国的历史文化十分无知，强调建立“中国学”的重要性。会议通过了几点有深远意义的决定，包括在ACLS下设促进“中国学”的常设委员会（即后来的“远东委员会”），编一部世界汉学家人名录，设立培养青年汉学家奖学金，举办以远东学为主的讨论会等。〔9〕这次会议意义重大，从此“中国学”正式进入了美国学术研究领域，在以后的年代里得到迅速发展。洛氏基金会在这方面做出了巨大的开创性的贡献，在二战结束前，在它的推动和资助下，美国十来家名牌大学建立起了以研究中国为中心的远东学图书馆，后来发展壮大，至今享有盛誉。1947年的年度报告称，美国大约有十家高等院校保持至少三名以上教授远东课程的全职教师，在过去15年中几乎全都得到过本基金会不同程度的资助，其价值在二战中充分显示出来。这些大学是：华盛顿州立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普林斯顿大学、耶鲁大学、芝加哥大学、康奈尔大学、加州大学等。其中华盛顿州立大学开始最早，得款最多。其次是哥伦比亚大学的东亚研究所。西海岸的几家大学后来居上，由于战争和战后的需要得到资助也不少,其中有斯坦福、波摩那、加州大学等。这些大学各有特色，例如华大早期侧重历史，战后重点研究东北亚，以华北为中心；哥大主要是历史文化哲学，后来通过其国际关系研究所把对中国的研究与社会科学各科系结合起来；在语文教学方面芝大重文言，耶鲁重白话，加大重口语。对图书馆的资助主要有：国会图书馆东亚藏书部分、普大盖斯特中文图书馆、哈佛—燕京学社（建立图书馆书目卡）等。除大学外，基金会在远东学方面的主要资助对象还有两大学术团体：ACLS的“远东委员会”和成立于1925年的“太平洋关系学会（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资助的方式一种是对上述院校团体总预算的经常性拨款，一种是对它认为意义重大的重点项目拨款。后者包括：——会议和讲习班。从ACLS第一次会议后就有计划地每年轮流与哈佛、哥大、密歇根、加州等大学合作举行有关中国历史文化的暑期讲习班达十年之久。其目的是引起学术界对远东的注意和兴趣，帮助使美国大学文科教师与研究生了解他们不熟悉的东方文化以开阔眼界和培养这方面的师资。——编写教科书。重点在两所大学：耶鲁和芝加哥。二者各有特色。耶鲁的乔治·肯尼迪（George Kennedy）教授主持的“基本中文”教科书以中国的成人扫盲课本为基础作教学试验，然后编成供外国人学习的课本加以推广。1936年他还从中国购置了中文铅字在东方学系开办了当时最完善的中文印刷所，在二战中发挥了意想不到的作用。至今耶鲁仍是教授中文的重要中心。芝加哥大学主持这项工作的是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汉学家克里尔（H.G.Creel）。他的特点是把读历史与学语文结合起来，创造出一套使学生同时能学会读文言和白话的教学法，并出版有详细注释的中国经典著作选读，陆续出版的有《孝经》、《论语》、《孟子》。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基金会还资助“美国教育理事会”重新审定和编写供中学和大学本科用的关于远东的教材。此外，“太平洋关系学会”关于向英语学生讲授中文的教学法的研究是基金会对该学会最大宗的支持项目之一。——中国历史文化的翻译和出版。基金会出资最多的是汉学家魏特夫（K.A.Wittfogel）主持的中国历史选译，自1939年至1947年共出资187，000美元。原计划选译秦、汉、辽、金、清史，但最后只完成了《辽史》。相对而言，这是收效最小的。出资不多，但影响较大的是卜德（Derk Bodde）译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还有包括胡适的《中国思想史》在内的有关中国思想史的著作等。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恒慕义撰写的《清代名人传略》，〔10〕此书为作者在任国会图书馆中文部主任期间十多年功夫的力作，一直得到基金会的资助。现已有中文译本。
三、主导思想
从以上不完全的概述可以看出洛克菲勒基金会在华的文化教育工作和推动美国了解中国的工作的确规模巨大，而且都带有开创性。它为什么对此投下这么多心血和财力？又为什么成为在美国发展东亚研究的先驱？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了解其决策人的理想和信念。这里指的不是某一个个人，而是一批人代代相传无形中形成的。为方便计，姑且把“基金会”拟人化加以叙述。（1）建立基金会的本意：19世纪末老约翰·洛克菲勒因缘际会，成为美国，其实也是世界第一名十亿富翁，而且财源还不断滚滚而来。如何花钱成了问题。他是虔诚的浸礼教徒，相信有钱而得到愉快来自“能做一些使自己以外的某些人满意的事”。〔11〕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人和团体向他要求帮助，到19世纪90年代他每年捐献已超过百万元。他意识到，即使散尽家财也不足以消灭世上所有受难者，于是决定把钱集中使用于向造成苦难的根源开战。在他看来，教育是根本，遂以教育事业作为他捐助的中心。第一件创举就是捐助建立芝加哥大学。但是这还不足以应付纷至沓来的要求捐款的呼吁。后来，他求助于他所钦佩的一位好友盖茨（Frederick T.Gates）牧师，这位浸礼会教育社秘书长警告他说，如此不断向上翻滚的财富，必须散得比积得快，否则将压垮子孙，建议在洛氏父子还活着的时候，“为了人类的利益，以永久慈善事业的法人团体的形式将巨大财富作最后处置。”“这笔财富应当大得能吸引整个文明世界的注意，它们的经管机构成为全世界最明智批评的对象”。〔12〕洛氏父子采纳了他的意见，认真付诸实施，这就是设立洛克菲勒基金会的由来，如本文开头所述，其宗旨就是所谓“在全世界造福人类”。（2）医、农→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的思路。除教育外，或者作为教育的内容，洛氏早期的捐款以医学为重点，这也与盖茨的影响有关。在他建议下，1901年洛氏捐款成立了美国第一所医疗研究所——洛克菲勒医疗研究所，几年之内，对流行性脑膜炎、小儿麻痹、黄热病、狂犬病和梅毒等做出了突破性的成绩，把美国，乃至世界的医疗向前推进一大步，这极大地鼓舞了创办人。小约翰·洛克菲勒继承父业后把这家研究所视为他慈善事业中第一重大事业。所以洛氏基金会成立后把医学作为重点也就不奇怪了。特别是在海外，鉴于广大的贫穷地区饥馑和疾病给人民造成巨大的苦难，就以医药和农业作为“造福人类”的途径，兼及与此有关的自然科学。到20年代末，这一主导思想有所改变，觉悟到发展医学和自然科学解决不了社会领域内带有根本性质的问题。20年代后期美、欧各发达国家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和几乎使整个资本主义制度垮台的经济危机说明高度发达的工业、丰富的物质力量并不一定造福人类，反而产生许多新问题。在这一背景下，美国社会科学开始蓬勃发展，其中也有洛氏家族的捐献，1918年设立的劳拉·斯培尔曼·洛克菲勒纪念基金就是以资助社会科学为主，1928年并入洛氏基金会，后者就把这部分工作接管过来，正好与它开始重视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方针相吻合。在社会科学领域，基金会的重点在三个方面：经济（包括金融）、行政管理、国际关系。美国社会科学理事会、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委员会、太平洋关系学会等研究机构以及欧洲许多国家的著名研究所从30年代初起，都得到了大量的资助从事有关课题的研究，包括现实的和有长远意义的基础理论两个方面。资助天津南开大学的经济研究所就是出自这一主导思想。把国际关系作为重点之一的主要理由则是认为增进各民族之间的互通情况和互相了解或可有助于避免人类灾祸的到来，这“灾祸”显然指的是战争。发展“远东学”（Far Eastern Studies）与此有关，这一观念当然是以西方为中心的，“远东”的重点是中国和日本。值得一提的是，这项研究不是放在“国际关系”领域内，而是作为人文学科的一部分，其宗旨是促进两大文明的相互沟通，尤其认为美国了解东方人的传统文化是当务之急，并特意申明，主要不是为了贸易，而是为了思想的交流，美国学生应该学会同中国和日本人民进行商业和政治以外的友好合作。〔13〕对洛氏基金会重视社会科学影响较大，有一套理论的人物是1936—1948的会长福斯迪克（Raymond Fosdick），他是律师出身，在会长中任期最长，对洛氏父子和洛氏基金会都有深厚感情。他在工作报告中一再表达这样的忧思：自然科学本身并不对使用它的成果的人的智慧和能力负责。自然科学突飞猛进，而社会的适应能力远远落后于这一发展，使人类面临空前的凶险命运。他引用名人警句称：“在人类还没有学会控制自己之前却已掌握了对自然的控制权”〔14〕。这种忧思因“二战”的爆发而更加深入，更加自觉。从1938到1946年的报告中充满了对物质文明的发展和精神文明的退步的反差的危机感，到处可见这样的语句：“我们可支配的物质力量和我们能加以善用的能力之间严重失衡”，“我们的政治机构基本上还是植根于18世纪的，而我们技术的突飞猛进却是20世纪的现象”，“我们的社会正在日益危险地倾斜，智力发展的不平衡日益严重，已不容忽视”〔15〕……等等。他还大声疾呼人类面临文化解体，亟需对塑造未来的诸多社会力量有明智的理解，并以抢救足以担当战后领导的“头脑”为己任。并且以促进民族间的思想交流，作为培养世界性的“杰出的领袖人才”的一种手段。〔16〕鉴于一战后的经验教训，人力物力都被用于为战争服务，牺牲了艺术家、科学家、学者等创造性的人才的培养，因此基金会提出一项计划，专门帮助不得其所的青年才俊回归专业，以便为战后储备和培养学术界领袖人才，保持文化学术水平不滑坡。〔17〕
战争的破坏力和法西斯主义得以横行于一时，特别是原子弹的出现，引起了很大的震撼和对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关系的深刻反思。因为大部分直接、间接对制造原子弹做出贡献的著名的原子能专家，以及与制造原子弹直接有关的回旋加速器的研制都在相当长期中得到基金会的慷慨支助。这是非功过到底应该怎么算呢？经过反复思辨、论证之后，结论是自然科学家不能为其发明成果的使用后果负责，也不能因为有被滥用的可能而有意限制某项科研的进展。“人类的大敌不是技术而是非理性，不是科学而是战争”，因此主要是要创造制止战争，建立和平的条件。现在的问题是，人类过早掌握了毁灭的手段而教育、智慧、良知、创造性的思想都跟不上，二者竞赛，谁个领先，可决定科学发达对人类是祸是福，能否防止人类文明倾覆。但是人文和社会科学本身的性质决定其研究必然是复杂而缓慢的，对社会的弊病不可能发明一种像盘尼西林这样的特效药，也不可能制造出什么精神原子弹来对付足以毁灭人类的原子武器，只有依靠各个领域的思想先驱共同努力，以紧迫感和极大的魄力推动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的发展，要为引起全民的重视而奔走呼号。〔18〕战争刚一结束，正当世人注意力集中在世界格局的调整和各国内部的政治、经济问题时，福斯迪克有一篇别具只眼的报告：标题是“沉默的隔绝”。大意谓战争不仅造成破坏，更加悲剧性的是失去了跨国界的思想和文化交流，各国同行失去了互相丰富的机会，隔绝带来智力的停顿，这才是不可弥补的损失。所以他认为战后当务之急是重建被战争中断了的跨国界的智识交流。为此，1946年基金会就派出了考察团周游欧洲各国，在疮痍满目之中见到了智识、思想的复兴，同时慨叹美国只是在科技方面的领先地位得到承认，而在思想领域却很少有人承认，更加证明美国应大力发展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19〕这样，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条条思路通向发展社会科学和人文学。据此，基金会的拨款重点逐步向这方面转移，战后尤为明显，而且特别重视国际关系和沟通东西文化的研究，以此为防止战争之道。这就是洛氏基金会的领导人的思路－－为了造福人类，由医、农，而自然科学，而社会科学，而人文。这使人想起鲁迅的先学医后从文，乃至孙中山从学医转为以“唤起民众”为己任，其思路可说是同源而异途。（3）为什么选择中国？上述洛氏基金会的宗旨、其负责人的理想、抱负和思想发展过程本身足以至少部分地解答了这个问题。就中国本身而言，还有以下一些因素：蜕变中的文明古国的吸引力从广义来说，基金会与教会有相通之处，事实上许多工作也是相通的，特别是“中华医学基金会”本是洛氏基金会与教会合作的事业。它的宗旨基本上带有人道主义和慈善事业的色彩。但是又不止于此，基金会要实现一番大事业，需要一片广阔的天地进行它的实验。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具备对此最适合的特点：一、大；二、穷；三、是唯一仍独立存在的文明古国；四、正处于深刻的全面变革之中，正在向西方开放，不断吸收新事物；五、有一批极优秀的知识分子，既代表东方文化，又能成为传播西方文化的载体。具备第一、二特点的国家并非只有中国，重要的是后三点是中国特有的，使之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一位在北京医学院（协和医学院的前身）任教的美国人约翰斯通（Ernest Johnstone）写给纽约差会负责人的信生动地说明这一点，值得多引一些：“……现在我们帮助中国的时机已到，因为她已认识到她的需要，她的青年渴望学习西医。当前我们可做的决不仅仅是为这个伟大的国家奠定医学基础，机会远比这要大得多：我们可以塑造未来中国医生的品性。我们要他们成为为基督理想所感召的人……这里一切都在迅速变化中。几年以前，我们是在一个满族皇朝统治之下，忽然发现我们是在孙中山领导的共和国。然后，没过多久，孙中山悄悄地‘没有啦’……袁世凯是大总统了。过不久又有了代议制国会和表面的民主机构。然后，几乎一瞬间，议会‘没有啦’……接着又听说制定了新宪法，一部适合独裁者的宪法，那么那部民主宪法又‘没有啦’……。这几天我们随时等待听到袁世凯加冕称帝的消息……那么共和国也‘没有啦’。……中国需要和平与秩序以便发展她那么渴望发展的一切：学校、医院、铁路、商店、工厂。让我们希望并争取真正的上帝——基督和教会连同这一切——一起来到，假如教会还是真的维护正义的工具的话。”过了半年，他又写道：“西方医学在中国的前途很光明。这些人既能干又独立，除了绝对必要外，在外国人教练下的时间不会太长了。让我们一开始就把他们引上正道。一个老师有极好的机会影响学童，但是当这个孩子长到20岁，他就会有一段时期变得固执，自以为什么都懂，不愿接受别人影响。我一向认为，一个年轻人要靠他的早期训练来度过他自以为什么都懂的时期（大约20年）。这也适用于中国。中国现在如饥似渴地吸收我们能给予的一切。有很多迹象表明，年轻的中国不会总这么愿意向外国人学习，她将骄傲而独立地管起自己的事情来。……清华学堂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该学堂现已由中国人自己管起来。……从去年起，有一种强烈的倾向，要完全摆脱外国人，全部用中国教员。我们对此感到遗憾，因为我们觉得这来得太早了，他们用了一些根本不称职的人。但是我们必须尊重他们的独立性，而且必须面对这个现实，就是目前还是我们可以影响中国的时机，趁着在许多领域内中国还愿意听我们的话，受我们的影响，并在我们所教授的理论指导下行事。”〔20〕以上这两段话有很强的代表性，它生动地表达了19世纪后半叶以来涌向中国的以传教士为先导的各种文化教育使者的思想动机。他们对中国的贫穷、苦难抱着悲天悯人的情怀；从中国令人眼花缭乱的动荡局势中看到希望——既是中国新生的希望，又是美国人可以施加影响的希望；他们对中国基本上是居高临下的态度，同时又感受到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和强烈的独立愿望，对此给予一定尊重。不论是在教还是在俗，他们都是热切地要以基督精神（广义的）来改造中国，塑造一代新人。和早期来中国纯粹传教的教会不同的是，他们的对象不是无知百姓，而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优秀青年，正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文化阶层，他们才认为值得一做，可以在这里一显身手。通过医学科学改造中国事实上，洛氏家族对中国的兴趣始于基金会成立之前。早在1908年就在芝加哥大学发起下由洛氏赞助成立了“东方教育考察组”到中国考察。当时芝大校长贾森（Harry P.Judson）和考察组负责人芝大教授伯顿都力主以教育改造中国，认为如在中国办一所类似芝大这样的大学几乎可以在中国引起“一场社会革命”。他们不满足于已有的教会学校，而是陈义更高，要通过高等教育向中国注入“新的个人与社会道德标准”和“关于政治与社会组织的新观念”。考察组得出结论：“西方大学所体现的科学理性可以解中国现代化成功之谜”。〔21〕但是办一所像芝加哥大学那样的综合大学由于种种条件限制行不通，于是转向医学。医学正好是科学与教育、改造社会与改造思想的结合点，又是中国人民迫切需要的，特别是在政局动荡不安的中国，医学最没有争议。所以洛氏基金会成立伊始，立即向中国派出医学考察团就是顺理成章的了。在此基础上创办的协和医学院自然充分体现了上述以科学改造中国的意图，成为洛氏基金会在亚洲事业的中心。首先就专业水准而言，它有别于以前一切教会办的医学院，起点很高，代表了当时刚刚经过医学教育改革以后的美国的最先进的标准。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以下简称“霍医”）就是这一改革的产物。协和医学院的主要规划者韦尔希，与另外一些美国人殚思竭力把“霍医”“移植”到了中国，使中国第一次有了世界先进水平的医院和医学院。当然这决不是唯一的目的，协和医学院的建立集中体现了“改造”和“影响”中国的几种途径：卫生健康、传播科学、教育人才。更重要的是通过上层精英来影响民众，以别于过去直接深入基层的传教士。协和的选址和建筑是具有象征意义的，它体现了洛氏基金会和小约翰·洛克菲勒本人的雄心：不惜工本造成精致的中国宫殿式，与故宫遥遥相对，其用意是要向中国人表明，“这所建筑所象征的医学院的宗旨于中国的最高理想和愿望并非异体，而是一种可以溶入正在发展中的中国文明的机体”。〔22〕一方面是对中国古老文化的尊重，一方面下决心要按美国方式改造它。美国学者布洛克说这种做法颇似17世纪耶稣会教士到中国来穿儒服学儒学以获取中国人对天主教的尊敬，所不同者，当时的欧洲传教士确实对中国文化怀有敬意，而此时的美国人更多是居高临下的心态〔23〕。事实上，对于当时第一次听到石油大王洛克菲勒这个名字的中国老百姓来说，它首先是财富的象征，所以当时这两座建筑被称为“油王府”。适应中国国情的努力从建立“协和”开始就存在着如何与中国的现实需要相结合的争议，因为中国广大百姓缺医少药的情况太严重了，这样一所医学院似乎脱离群众太远，但是主流思想还是“提高派”。不过也不是完全不考虑中国实际。韦尔希在协和医学院成立典礼上的报告中强调协和的研究课题应围绕中国面临的特殊问题，在实践中也作出了不少成绩，其中著名的如药理系对中药的研究和麻黄素的研制成功、中国常见寄生虫病和黑热病的研究、斑疹伤寒的研究等都是中外专家合作的成果。在协和影响下，并也得到洛氏基金会资助的齐鲁、湘雅、华西等医学院也进行了当地流行病的研究和疫苗接种的推广，成绩斐然。随着在中国越来越深的卷入，基金会的有关负责人对中国的实际情况了解日深，而且感情和同情也日深。1931年与1934年基金会的副会长戈恩(Seskar Gu nn)提出了两份在中国的考察报告，一方面强调尽管中国局势动荡，基金会在华工作应继续进行；同时指出，目前的工作太脱离中国实际，必须改弦更张，面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卫生和教育。这是基金会在华工作的转折点。〔24〕如果说协和医学院是“提高”的典型，那么支持晏阳初的乡村建设和平民教育运动就是它在中国的事业的“普及”的一面。关于这样做的动机，1936年的会长总结说得清楚：“但是中国除医学教育外还有其他的需求。中国在向现代化的国家演变过程中受到一些传统的障碍，而它当前的生活和组织机构都具有可塑性，这正是诱人的挑战，引人去提供某种积极的帮助”。〔25〕对中国人民抗战的同情和尊敬1936年的会长总结还称中国处于“文艺复兴的开端”，中国政府“正力图用现代知识来战胜一个中世纪社会”。〔26〕这种看法当时在西方有代表性，很多人在1936年时对中国的现代化抱有很高的希望，基金会对自己的参与和贡献充满自豪。“可塑性”这个字眼在它的文件中经常出现，形象地表现出那种贯彻始终的要以他们的理想来塑造一个新的中国的热忱。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暂时打破了这一理想，基金会在华工作遭到很大破坏。在短暂的沮丧和彷徨之后，1938年4月的董事会通过特别决议：1938—1939年度继续为在华工作拨款，其中最主要的是迁往内地的乡村建设的项目。1939年的会长报告中对基金会得以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中与中方合作把这项工作继续下去表示惊喜和自豪，认为不论战争的结局如何，这一领域的工作必将对中国的未来起重要作用。〔27〕基金会对中国人民的英勇抗战给予很高评价，对在苦难中的坚忍寄予同情和钦佩，这是他们在整个抗战期间坚持不懈地利用一切可能的条件继续提供帮助的主要动力。这种同情当时在西方也有普遍性。1939年“美国智识合作全国委员会”主席肖特韦尔（James T.Shotwell）致函洛氏基金会的负责人称：“中国青年正在进行的争取他们的国家复兴的英勇斗争是当今世界上最令人鼓舞的悲壮事件之一”，认为在这最需要的时刻中国的国家教育机构竟得不到美国的帮助是“令人痛苦的”〔28〕。到1944年，会长总结中对中国有这样的话：“战争正在把中国推到世界民族之前列。一个历史悠久而杰出的文明和一个伟大的人民终于即将在世界领导力量中占有一席之地。他们在这次战争中的英勇贡献赢得了全世界的感激和钦仰。他们受诸本土的伟大的才能和对人友善的本性定将对文明的进步作出贡献，凭这一点，他们在今后艰苦的岁月中有资格得到一切关注。”〔29〕超越中国内战的企图直到1947年内战方酣时，基金会仍一如既往抱乐观态度。1947年的会长总结中说：“中国此刻正处于悲剧中，内争似乎不可调和。不过从长远看，前景不一定那么黑暗。时间总是在中国一边。她的历史文化上溯几千年，其中有许多时期因内战和纷争而四分五裂。中国人的身心都有一种活力和几乎是独一无二的再生能力。他们学会了如何克服灾难，如何在道德沦丧的混乱的压力下保持他们的社会和审美的价值观。中国人民有超常的天赋，除非我们大家都毁于一场全球浩劫，他们注定要对人类的生活做出善果不可估量的贡献。此时此刻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30〕这里所说的帮助就是继续拨款资助一批大学的复校工作。到1949年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在望时，基金会采取犹豫观望的态度。3月间有关负责人的通信中表露了这样的意思：基金会的某些工作必须通过所在国的政府进行，但不等于支持这个政府的政策。现在国民党显然已不能代表中国人民，因此基金会已经把人员和财产撤离中国大陆以待事态发展，希望能在任何一个新政府之下建立更好的工作计划。即将成立的新的中国政府大约会是以共产党为主导，但也不一定不可以打交道。任何体制的国家都需要发展医药卫生和教育……云云。〔31〕看来，假设解放以后洛克菲勒基金会真能留在中国，它可能会再从医药卫生开始以避免意识形态问题。当然这只是一厢情愿，事实已证明在那种形势下是不可能的。
四、冷战的影响
基金会的负责人动辄以“全人类”为坐标，如此强调思想沟通，兼容并包，在“冷战”时期意识形态尖锐对立的情况下他们是持何态度，怎样度过的呢？这有一个演变过程，有轨迹可循。（1）一般原则：在冷战初期，他们本着一贯的主张和自信，仍以为能够在以意识形态划分为两种类型的国家——美、苏——之间找到“在共同事业中合作的基础”。为此目标，1945年拨250，000美元巨资在哥伦比亚大学创立了俄国研究所。并引中国名言“知难行易”为依据，说是要实行合作先得加深了解〔32〕。到1946年基金会的报告仍提出：在分裂这个世界的意识形态的鸿沟之上架起桥梁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任务”。认为和西方相对立的不仅是苏联体系，也包括传统意义上的东方文明，如中国、印度等等。还说要设法找到一种基础，足以使“与我们”不同的政治愿望和与“我们的”文化理想相冲突的文明在互谅中共存。本着这一想法，再次肯定了基金会自30年代以来支持人文学科和东西文化交流的工作，并继续按此方针慷慨拨款〔33〕。到1950、1951年间调子开始发生变化。面临日益紧张的国际关系和不可调和的意识形态斗争，当初在精神领域内实现世界大同的雄心壮志看来只是幻想。抑有甚者，“思想自由”、“精神文明无国界”、“造福全人类”等等原则常和“冷战”中的美国“国家安全”的要求相冲突。何去何从呢？此时还没有见到明确的答案，字里行间流露出来的是惶惑和不安。自1952年起，在麦卡锡主义影响下，基金会遭到了一次“亲共”嫌疑的审查，态度又有进一步的变化。（２）关于“非美活动”的指控和审查事件从1951年下半年开始，美国国会根据某几个国会议员的提案，对几大基金会的“非美和颠覆性活动”进行审查，首当其冲的组织之一就是洛克菲勒基金会。经过如下：〔34〕1951年8月，众议员科克斯（E.E.Cox）提出一项决议案：“成立专门委员会对某些教育与慈善基金会以及其他类似组织进行充分、全面的调查”，调查的主要内容是“非美和颠覆性活动，或违背美国利益与传统的目的”。主要是针对那些“从事社会改革和国际关系”的组织。具体到洛氏基金会，科克斯罗列的罪名有关国内活动的大致是它过去资助过的知识分子中有人思想左倾、写过亵渎宗教，肯定马克思的文章，或本人有共产党嫌疑等等；关于国际工作，除资助翻译大量有关苏联的书籍资料被说成是为苏联张目外，重点就是它的在华工作，其说法颇为耸人听闻：该基金会32年来在中国花了几千万美元，绝大部分是资助了中国的高等教育，培养了大批人才，而革命一来，这些人纷纷倒向共产党，所以是洛氏基金会的钱培养了中国共产党的骨干力量。依此推理上纲，说是当前在朝鲜战场上牺牲的美国青年部分应归罪于该基金会的所作所为鼓励了中国高等院校的知识分子倾向中共的潮流（！）云云。1952年，美国众议院正式通过科克斯再次提出的决议案，成立了一个七人组成的“科克斯委员会”对基金会进行“全面彻底调查”。这一轮调查的结论对基金会的工作基本肯定，只有一些“小的判断错误”。但是1953年共和党上台，同时共和党在众议院占多数，加以麦卡锡主义正当高潮，此议又起。在众议员里斯（Carroll Reece）的推动下，再次通过决议成立调查委员会，称“里斯委员会”，并为此拨款5万美元。这回罪名进一步升级：指控基金会是一项旨在在美国推行社会主义的“恶毒阴谋”的一部分。1954年底提出了调查报告，称“里斯—沃尔考特报告”。该报告也是重点攻击其社会科学方面的活动，指责其“明显地倾向于左派的政治观点”（据基金会方面的辩护词说，当时的美国人根本不理解社会科学的重要意义，还有人把它同“社会主义”混为一谈）。“太平洋关系学会”当时正被认为是亲共的“颠覆性的组织”，基金会与它关系密切当然是一大罪状。连基金会资助过的美国社会科学理事会、教育理事会以及外交政策委员会都在攻击之列；甚至诸如两性关系的研究项目都说成是破坏美国的传统观念和原则，因而是“真正意义上的颠覆活动”。由于这一报告立论过于极端，打击面过宽，且据说是调查手段违反了国会正当的程序，“里斯委员会”内部发生了分歧，有几名成员另外提出一份“少数派报告”，指责委员会的做法违犯了宪法所保护的个人自由权利，并坚决反对再继续此项调查。此案于1955年以指控不成立而结束。这一事件是美国反共高潮中麦卡锡主义的产物，现在回头看是一场大闹剧，有点大水冲了龙王庙的味道。基金会的长达数百页打字纸的辩护书中说：当初基金会刚成立时一般人对它的主要担心是怕它成为财富、特权和反动势力的工具，而今反过来指责它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敌人，辩护书自认为二者都不是。事实上洛克菲勒基金会决不是在美国无权无势，只能被动挨打，这是与麦卡锡主义横行时期美国的其他受害者大不相同的。此调查案一出，美国立即舆论大哗。就在当时的气氛下，美国主要报刊如《纽约时报》等都站在基金会一边公开对这种做法进行抨击，各高等院校以及知识界人士纷纷写信或发表声明表示支援。所以尽管指控的调子很高，来势汹汹，其实未能对洛氏基金会有丝毫损害，反而为它赢得更多的同情和声誉。基金会不靠国会拨款，也是反对它的政客们奈何它不得的原因之一。与此同时，它的辩护书中也小心翼翼，决不承认“对共产主义警惕不够”的指责，也就是说，基金会的领导是认同反共的价值标准的。那么他们是如何把反共原则同他们一贯标榜的兼容并包、有教无类的原则协调起来的呢？其自圆其说的逻辑是：决定某人为资助对象的前提是肯定此人一定会“用健全的、学术性的和科学的手段，客观地解释他的研究成果……并能不加限制地与‘学术自由’的世界交流其成果”，而效忠于共产主义的学者和科学家“不能被信赖会满足这些基本要求”，因此，只要坚持这一标准，自然就把共产党人排除在外了。这倒不是新发明。自从有了苏联以来，美国的自由主义历来分两派，一派姑称之为“彻底的自由主义者”，就是认为思想信仰自由应该包括信仰马克思主义（或共产主义）的自由，“我坚决不同意你的意见，但是我誓死保卫你发表意见的自由”的信条理应对谁都同样适用。另一派则认为共产主义（在这里往往等同于斯大林主义）排斥和压制一切其他学说，从而构成对思想自由的威胁，因此，要维护思想自由的原则就得剥夺它的自由。美国的主流社会显然是后一种类似二律背反的逻辑占上风。基金会及其领导人无论如何是属于美国的主流社会的。〖BT3〗五、几点思考近半个世纪中，洛氏基金会的确对中国注入了巨大的财力、人力和心血。在实践中对中国的现代化的进程效果如何，应作一客观分析：（1）基金会在华最成功的例子，也是它在华最大的事业，当属协和医学院。无可否认，协和在医疗、护理、教学、研究等方面都创立了中国医学史上的最高水准；它培养了数以百计的各科名医。从1924—1943毕业318名，〔35〕尽管人数不多，其影响之深远无法估计，无论是解放以前还是解放以后，遍及全国各大城市医务界的骨干和医疗行政单位负责人很多都是协和毕业生，特别是担任医学院院长的人必然把协和的制度、经验和标准加以推广。所以，就医学而言，通过精英扩大影响确实是取得了相当的成功。协和的创始者当初力排众议坚持高标准，把最先进的医学引进中国，奠定了我国的西医的高起点，功不可没。这点应该没有争议。协和医学院的影响的确也不止于医学界。通过医学以及其他科学技术把西方的理性主义和科学方法介绍到中国来的目的部分地实现了，基金会在华各项事业，包括协和及其他，在这方面起的作用是无形的，无法量化，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处于困难中的中国文化、科学、教育给予支持，从而培养出各种接受了现代教育的人才，其所起的作用不是微不足道的。从本文第一部分的事实可以看到。另外，无论是在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领域，许多学科的开创和许多著名学者的成才和他们的关键性的工作也曾受益于基金会。所以，应该肯定，总的说来，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艰难地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洛氏基金会起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所能起的积极作用。（2）洛氏基金会在华创业的动力是那个历史时期在美国精英阶层占主导地位的理想主义加西方中心论。寻根溯源，这种理想主义来自两个传统，一是加尔文教，一是17世纪的启蒙运动，二者都来自欧洲，而在美国生根、发展，具有了美国特色。如美国著名宗教史学家马蒂（Martin E.Marti）所概括的，前者造成美国人的特质是相信改造地理环境的力量和与上帝的契约观念，也就是作为尘世的子民，有义务辛勤劳动以配得上上帝的选拔（美国人都是以上帝的选民自居的），由此产生的民族特性更明显地具有捐赠观念——“它应该从事发明创造，不断地收获、节约和捐赠，表现出一种获得上帝认可的意义与价值模式”〔36〕。启蒙运动对美国开国的思想家们影响更为明显。其核心是以科学和理性取代宗教信条，但是又不反宗教，而是强调所有有思想的人都可领会神的意志。这两种传统又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强调人类的同一性。在形形色色关于人类发展的理论中，粗浅地可分作两大派：一派强调同一性，认为各民族发展有普遍的规律，只有发展阶段不同，发展的方式也可能各有特色，但最终必然殊途同归，基本价值观念也应该是一致的；另一派强调不同民族或国家的不同特点，不同的要求，不能强求一致。基金会的主导思想显然属于前者，也可称作“普遍主义（universalism）”。在他们那里，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的核心就是科学和理性，这是一种世界观，是对待宇宙万物的态度，在方法论上是归纳法，这些都来源于西方。在他们看来，与此相对的东方思想是神秘主义，不求甚解，依靠经验和传统，在方法论上主要是演绎法。简单化地说，应该以前者改造后者，中国才能获得新生。他们不但是西方中心，而且是美国中心论。20世纪初期的美国正处于上升时期，朝气蓬勃，物质上迅速富裕起来，精神上充满自信。那时盛行一种浪漫主义的说法，即人类文明始于东方，主要是中国和印度，一路西行由欧入美，现在顺理成章该由美国再传到它的发源地来完成这个圆圈。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背靠着大西洋彼岸信心动摇、自叹没落的欧洲旧大陆，隔太平洋遥望贫穷落后而又充满新生希望的古老而辽阔的中国，“上帝的选民”的历史使命感就油然而生，真诚地相信自己是新的文明的代表。是“西方文明的刀刃”，以化天下为己任，理应所向披靡。〔37〕对他们说来，基督教精神是一种道德力量，而理性与科学则是社会变革的原动力，二者结合起来可以化腐朽为神奇。客观地、历史地看，在那个时候，科学和理性也正符合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追求。在中国所发生的不仅是政治变革或革命，同时也是深刻的思想革命和社会革命。基金会在中国所扶植的事业，所倡导的精神，基本上顺应了当时中国进步的潮流。与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成为超级大国的美国相比，那时的精英离启蒙思想的传统更近一些，较少受各种霸权政治的、庸俗实用主义的以及意识形态偏见的腐蚀，因此可以说，那时传到中国的西方影响比之后来，精华对糟粕的比例更大一些。（3）这种美国中心论和强烈的优越感与当时广大中国人民日益高涨的民族意识自然格格不入。洛氏基金会的某些负责人也意识到中美之间的巨大差距，努力使自己做法适合中国国情，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做的一些工作。但是它认为思想的传播就能触发深刻的社会革命，使中国完成摆脱封建进入现代社会的任务，显然是不现实的唯心主义。它所大力热情支持的晏阳初的乡村建设运动对当时的中国来说也是杯水车薪。作为一个基本上属于慈善事业范围的美国基金会，不可能看到中国武装革命的需要。基金会在原则上强调自己只起“触媒”作用，目的是在激发起中国内在的改革力量，在华各项事业最终应由中国人自己管理。但是实际上由于这种优越感作祟，“中国化”的过程阻力重重。协和医学院是典型的例子。它开办之初董事会和主要行政负责人、教学人员都是美国人，而且一切听命于在纽约的洛氏基金会总部，也就是听命于小洛克菲勒本人，因为他对协和医学院情有独钟。后来教学人员中国人陆续增加，而管理权仍牢牢掌握在美国人手里。北伐之后，中国人民要求独立自主的民族愿望促使国民政府实施教育中国化政策，据此协和的领导班子被迫进行了改组，由哈佛医学院毕业的刘恒任协和医学院院长，美国人格林（Roger Green）任副院长，协和的董事会也根据中国教育部的规定改组为中国人占多数。但是格林本人和基金会纽约总部的人都认为中国人自己管理的条件还不成熟；刘恒同时也是卫生部副部长，实际的负责人仍为格林，而格林还得听命于纽约总部。由于协和的财源完全依赖纽约的决策，董事会的中国成员也不去争实权。后来格林得罪了洛克菲勒二世和三世，被撤去协和医学院和中华医学基金会主席两个职务，尽管协和医学院董事会一致通过决议挽留，尽管中华医学基金会名义上已独立于洛氏基金会，也无济于事。说明洛氏家族直到战前对协和一直不放手〔38〕。不过，无论如何，“中国化”是大势所趋，到1940年，协和医学院的教职员中外比例已达109比10，而且副教授以上的中国人数也超过西方人〔39〕。二战后，基金会捐赠了最后一笔款之后，就决定完全交给中国人管。基金会资助的其他领域的中国化则比协和阻力小得多。（4）从美国对华政策的历史背景看，洛氏基金会来中国是在门户开放政策、义和团事件、八国联军以及中国抵制美货运动之后，与美国决定以庚款余额在华办学的时间差不多。显然与这一潮流是一致的。但是它与美国政府的政策并不能完全等同起来。它于辛亥革命之后不久来华，在近半个世纪中历经各种流血的和不流血的政治动荡、政权更迭，基本上持超脱的态度，从未追随美国政府支持或反对过任何派别。它只关心它所从事的事业，设法适应变化中的中国国情以求存在和发展，与当时的执政者打交道，只是为了工作方便。因此在见到国民党腐败不得人心时努力同它拉开距离，在新中国成立前夕，作留下与共产党领导的政府打交道的打算。洛氏基金会自以为是超政治的，它在华的事业符合在任何政权下的全中国人民的利益。它从西方中心论出发，以教化中国为己任，是主观主义，一厢情愿，但是与后来美国政府把文化宣传作为一种政策工具尚有所不同。还应该看到，当时中国与西方各方面水平悬殊，决无成为竞争对手之虞，帮助中国现代化决不会造成对自己的威胁。这又是与今天大不相同的。（5）基金会在促进中美文化关系方面是双向的而不是单向的。如前所述，它在协助发展美国的中国学方面做出了巨大的开创性的贡献。其着眼点是帮助美国人了解另外一个伟大的文明以改变闭塞的状况，从长远看是为人类和平服务，并且申明主要不是为了“商业利益”。诸如福斯迪克这类人对思想交流怀着一种虔诚的信仰，把它视为人类文明存续的要素。这是一种源于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和自由主义，到了冷战高潮中这种原版自由主义就陷入了困境，而汇入了主流的反共思想。（6）最后，“基金会”这一事物本身在美国社会中是一种特殊力量。与洛氏齐名的还有卡内基、福特、卢斯等一大批基金会，在国内外都各有成就。基金会这种制度在西方发达国家都有一些。但是规模、影响以及在社会文化生活中所占地位，不能望美国之项背。美国的基金会与美国特有的民间财力、政治文化以及人文的传统密切有关。当然这样蓬勃发展与政府政策的鼓励分不开。不过诸如卡内基、洛氏等开始进行各种捐款和成立教育、文化基金的行动是在政府制定免税政策之先，所以也不能以“为了免税”概括其动机，毋宁是先有了这一事物才推动政府制定政策予以鼓励的。〔40〕基金会的负责人掌握着不属于他们却由他们支配的雄厚财力，有一句笼统的“在全世界造福人类”的宗旨为依据，尽可放手推行并验证自己的思想和理想。同时，他们又可保持超然的身份，因为钱用于何处与他们的个人利益无关。粗浅地看来，基金会可以为政府之所不能为，其优越性至少有三：其一，处于在野地位。能容下更多的原则和远见，这也是从一个方面印证“肉食者鄙，未能远谋”这句话；其二，少官僚层次，少左顾右盼，更少政治和人事关系的牵扯，决策程序单纯，从决策到拨款到出成果、见成效过程短，效率高；其三，有意思的是，基金会为财团所设，却反能摆脱财团利益的考虑，不像政府那样处处受到利益集团的压力，在国外除特殊情况外较少受国家关系和外交政策的束缚。当然，所有这一切优越性取决于一个前提，就是用人得当，也就是董事会任命什么样才识的人来掌管这笔财富非常重要。各大家族聚财的过程大约免不了残酷剥削，但是通过基金会这种机制散财的效果却是的确对人类文明做出贡献的。这与我国历代仗义疏财的乡绅地主修桥铺路、兴义学、开义仓等等又有本质的区别：后者是个人的、短期的、有限的行为，一切以出资者的意愿为转移，一方百姓都要对他的“大恩大德”感激涕零；而“基金会”是一种机制，一旦成立就成为一种社会行为，受一定的法律和规章制度管辖，“后台老板”的权威和影响假如有的话也只能存在于创立初期，以后就逐步脱钩。它与资助对象也不是恩赐关系，申请资助者大可理直气壮，因为这是基金会的本职工作，更无人会对洛氏家族感恩戴德。关于基金会与政府的关系，在原则上、制度上是完全独立的，不受政府干预；但是一些有名的大基金会与政府有着间接的、无形的联系。其董事会成员和主要负责人都来自美国上流社会，不论倾向如何，都代表美国的主流思想，许多人还出入于政府部门，亦官亦民，他们的思路不可能与政府的目标脱离太远，不在于一时一事的具体政策而是长远的取向。反过来，它们对政府的政策也能产生重要影响，而这也是无形多于有形。总之，由私人创办的、财力雄厚、管理得法，而又享有充分决策和行动自由的大小基金会对内不仅是政府的补充而且是稳定社会的因素，实际上对巩固资本主义制度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对外影响及于全世界，又是美国“国际主义”外交的一部分。同时，它的确又是贯彻某种理想原则，不能简单视之为政府的实用主义的工具。这是一种微妙而复杂的现象，很值得深入研究。
注释：
〔1〕Archives, FR，RG3.2，S.900，Box14, F.89。
〔2〕关于洛氏基金会创办PUMC的情况已有不少著述，其中比较详尽的有Mary E. Ferguson, China Medical Board and PUMC (New York, 1
973); Mary Bullock, An American Transplant, The Rockfeller Foundation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U.C. Berkely Press, 1980);王宁：《协和医
学院，洛氏基金会对中国医学进步的贡献》，《中西文化与教会大学》，湖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271-300页等。
〔3〕Science and Medicine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Research and Education, ed. John Z. Bowers, J. William Hess,Nathan Sivin ed.,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88，pp.81-82.
〔4〕Ibid, pp.3—29.
〔5〕Ibid, pp.31—50.
〔6〕Annal Report, 1939, pp.70-73.
〔7〕Archives, RF, RG1. 1, S.600, Box51. F.429.
〔8〕这里“中国学(Chinese Studies)”泛指广义的对中国的研究以别于传统的“汉学(sinology)”。
〔9〕Archives, RF, RG1.1, S.200, Box 190. F.2288.
〔10〕Arthur W. Hummel, Sr.：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 1644-1912,(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43-1944), 2vols, Repr. 1967,1976，汉译本《清代名人传略》(三卷)，青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11〕阿尔文·莫斯考著：《洛克菲勒家史》，中译本，北京·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164页。
〔12〕同上，第178页。
〔13〕Archives，RG.3, S.911, Box4, F.31.
〔14〕“会长总结”，Annual Report, 1936，pp.32—36。
〔15〕“会长总结”，Annual Report, 1946。
〔16〕Annual Report, 1936，pp.53—55.
〔17〕“会长总结”，Annual Report, 1944，pp.19-24。
〔18〕“会长总结”，Annual Report, 1945。
〔19〕“会长总结”，Annual Report, 1946。
〔20〕Archives, RG 4,S1, Box11, F.50.
〔21〕Frank Ninkovich: “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China and Cultural Change,” 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March 1984, p. 801。
〔22〕RF Annual Report 1917, p.224, 转引自Bullock, An American Transplant, p.8.
〔23〕Ibid，p.8.
〔24〕Archives, RF, RG1.1, S.601, Box 12, F129.
〔25〕“会长总结”，Annual Report, p.50。
〔26〕Ibid.，pp. 57-58.
〔27〕Ibid., 1939，pp.70—73.
〔28〕Archives, RF, RG1.1, S.601, Box47, F.389.
〔29〕Annaul Report, 1944，pp.16-17.
〔30〕Annaul Report, 1947，pp.40-41.
〔31〕Archives, RF，RG1.1, S.611, Box 50, F.416.
〔32〕“会长总结”, Annual Report, 1945，pp.6-15。
〔33〕“会长总结”, Annual Report，1946, pp.37-38。
〔34〕以下情况来源为Archives, RF, ３．２，S.９００，Box14, F.85-89
〔35〕名单见Bullock, An American Transplant, Appendix A,B, pp.233-240.
〔36〕卢瑟·利德基主编：《美国特性探索》，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85页。
〔37〕对于这种心理状态美国汤姆逊所著《自作多情的帝国主义》〔James ThomsonJr., Sentimental Imperialists,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inEast Asia, (N.Y. Harper Row Publishers, 1981)〕一书，“美国人心目中的东亚”一章中有深刻的描述，本文直接引语见第14页。
〔38〕Bullock, An American Transplant, pp.48—65.
〔39〕Ibid.，p.90.
〔40〕美国最初通过包括对非盈利性慈善组织免税的税法是１８９４年，到１９１３年才正式通过永久性的“收入法”，确定免税的范围，而洛氏捐赠成立芝加哥大学是１８８９年。洛克菲勒基金会成立时因国会通不过，未能在联邦政府注册，而在纽约州政府注册为非盈利性机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