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8月至10月，陕西、甘肃一带连降暴雨，黄河最大的支流渭河先后出现历史上罕见的5次特大洪峰，其多条支流的大坝相继决口，洪水四溢，导致4亿立方米的洪水涌入华县境内沿河的7个乡镇，甚至蔓延到了华县城郊，一下子给该县县城以及渭南市区形成了空前严峻的威胁。为了确保华县、渭南两城的安全，当地政府遂决定将渭河下游华阴市渭河滩（即陕西三门峡库区）的高家、罗西等11个移民村作为泄洪区，把华县与华阴毗邻的方山河（南山支流）的河堤炸开，将华县境内的数亿立方米积水横穿方山河，直接泄入华阴市渭河滩的移民区。在动员村民撤离时，华阴市政府领导曾向泄洪区群众郑重承诺说:“洪水过后，乡亲们的每一棵树、每一片瓦，都会得到政府的赔偿。”

随着炸堤的三声巨响之后，华县境内的巨大洪流通过100多米被炸开的决口，自西向东，居高而下，其势犹如发怒狂奔的凶狮，直朝华阴库区奔腾倾泻，滚滚汹涌。据华西镇罗西村灾民郗新继向央视记者介绍说:“我当时就站在我家的房顶上观看，那水流的快得很，呼呼地冲过来了，村里的房子轰隆隆、轰隆隆倒个不停，一会儿就倒完了。”刹那之间，泄洪区的11个移民村变成了一片汪洋泽国，村庄的积水深达2米，农田的积水深达5米，可怜的移民乡亲遭受了灭顶之灾。村干部王富民无不痛心的说:“当时的现状惨不忍睹，群众可怜得很，可以说只要是到那里看过灾情的人，没有一个不掉眼泪的。”72岁的王世民老人还写下这样一副对联:“洪水袭庄淹田全部完蛋，移民万物毁灭悲泣泪流。”广大移民群众返库后十多年来辛辛苦苦建起的房子，就这样被毁于一旦。

为了补偿移民蒙受的不应有的惨痛损失，据说国家民政部在当年底就向遭灾最严重的移民户下拨了1737万元的泄洪补助款，并要求地方政府须尽快发给灾民。如今4年多过去了，这笔泄洪补助款却至今不见踪影，更未发到灾民手里。

得知陕西渭河下游遭遇严重洪灾，温家宝总理和回良玉副总理在2003年10月1日国庆节这天，亲自带领国家发改委、民政部、财政部及水利部等部门领导一起来到库区视察灾情并慰问灾民。温总理对在场的党政干部和受灾群众提出要做好三件事:“第一件事，把水赶紧排出去，排出去才能盖房，才能种地；第二件事呢，天冷了，得盖一间冬天能够防寒的房子；第三件事，水排了以后，今年能把冬小麦种上，明年就有吃的了，夏粮就接替上了。”同时，总理要求各级政府尽快解决受灾群众的生产、生活问题。面对房子被洪水冲毁的已经70多岁的康天恩老人，温总理含着泪水深情地说:“中央不会忘记你们，会帮助你们渡过难关的。”

2003年年底，华阴和渭南市政府便提出了将受灾户搬迁到渭河设防标准在20年一遇洪水的高地异地安置的想法，请求国家给予支助。随后，陕西省计委以“陕计农经[2003]964号”文件，向国家发改委呈报了《关于上报陕西省2003年洪水灾后重建首期应急工程修改建议计划的报告》。国家发改委接到陕西省计委的《报告》后，遂于2004年3月以“急 发改农经[2004]224号”文件，批准对华阴市受灾最严重的3474户灾民整体搬迁、异地安置的意见，向3474户灾民按每户1.7万元(其中1.5万元用于补助灾民建房，0.2万元用于公共设施建设)，下拨了5906万元的紧急灾后重建款，要求按“异地搬迁、群众自愿、建新拆旧、资金限量、达到防洪高程”的迁建安置原则实施，并规定这项工程的建设工期为2003年至2004年。

起初，灾民们对此款项一无所知，后来当听到此款的点滴消息后，便到华阴市有关部门询问，对方却矢口否认。由此，迫使灾民在2004年12月赴京直接到国家发改委上访咨询，前去北京“领人”的华阴市聂郝礼副市长这才不得不向灾民承认确有其事，并承诺灾民回陕后“马上兑现”。但是，到了2005年7月份，华阴市领导“马上兑现”的承诺仍无一点进展与落实。政府领导不关心灾民且接连欺骗灾民的恶劣作风惹恼了群众，于是数百灾民来到华阴市政府上访。然而，尽管灾民们头顶烈日，足足在市政府门口站了一天，也没有一位领导出来接见。其间，灾民们到市政府接自来水解渴，但很快全楼停水；一些灾民想到市政府大楼的厕所方便一下，结果某些领导却指示将楼内所有厕所的门上了锁。群众愤怒了，在去华阴市政府上访无果的第三天，便有800多名灾民一起涌向了陕西省政府。今年已经81岁高龄的灾民代表刘怀荣说:“19年了，我们从来没有这么多人一起上访过。我们是被华阴市政府逼迫的。”在陕西省政府，前去“领人”的华阴市政府领导对灾民所作的答复，同2004年底灾民到国家发改委上访时的答复一样，又向灾民承诺:“三个月内一定兑付迁建资金。”然而，到了三个月后的10月份，此事却依然毫无进展，满怀希望的灾民又一次失望了，政府领导曾几次向灾民承诺“马上兑现”建房资金，但结果却是连连欺骗灾民，3年不予兑现。群众最气愤的就是政府领导的背信弃言，不少灾民伤心地说:“我们现在不相信政府了，因为他们从来不给老百姓说实话，办实事，要不是我们的代表亲自去北京上访询问，华阴市领导甚至连中央下拨救灾款的事也是不会承认的。”

2005年10月23日中午，刘怀荣等40余名灾民聚在一起商量再次赴省、赴京反映“华阴市政府行政不作为”的问题,突然来了几辆警车及数十名警察……据在场的田春勤、陈满喜等灾民回忆说:“那天中午，我们在刘怀荣家里学习十六届四中全会报告，准备学完后商量上访的事，正学着有人喊‘警察来了’,警察就把我们逮走，关进了华阴市公安局的看守所。”那天共抓了37人，当时还把华西镇华西村2组灾民李福琴、张波母子二人打成重伤。到了晚上,又抓走1人。人们万万没有想到，华阴市政府竟然会动用公安机关把商量上访的群众逮捕入狱，而干出了对贫苦灾民枉施刑律的违法事件。

抓人的第二天即10月24日，便有2000多名灾民去华阴市政府论理，要求市上领导通知公安局释放被逮灾民。可是，华阴市却没有一个领导出面来与群众对话，而是指示公安局派干警阻挡和镇压上访灾民。于是,大批公安干警手持警棒，面对着灾民，背朝着衙门，为保卫市政府筑起了一道铜墙铁壁，致使上访群众难以进入，双方形成对峙局面。

当时，北社乡土洛坊村八组60岁移民妇女田淑兰，为了解救被公安机关抓去的丈夫赵智民，便也加入了上访队伍。上午9时许，田淑兰与一名阻拦她上访的干警发生争执，干警竟然捅了她一警棒，把她击倒后紧跟着又踢了她一脚。田淑兰当即便昏倒在地，不醒人事。这时,周围的上访群众纷纷要求公安人员将田淑兰送到医院诊治，但公安人员态度蛮横，不予理睬。无奈，群众又找市上领导，但领导们都予以回避，一直找了近两个小时却无一人出面处理。为了引起上级政府对此事的关注和受理，愤怒的上访灾民便抬着田淑兰登上了高速公路，在国道干线上拦车喊冤。过了一个小时，渭南市和陕西省的领导先后赶到了现场。随后田婌兰被华阴市政府送到了医院，上级领导也说服和劝退了上访群众，事态终于得到了平息。谁知，就在当天晚上，华阴市公安局再次出动警车和警力，到上访群众的家里抓走了4个灾民。此时看守所里的在押人数达到了42人。

接着，公安局拟将这些被捕灾民移交给市检察院立案诉讼，但市检察院认为此事并未构成刑事犯罪事实而不接此案。于是，华阴市公安局便编造了一个“灾民开会预谋抢占某单位耕地”之罪名，利用特权，对所有被捕灾民执行了“行政拘留”的制裁，并对81岁的刘怀荣等灾民代表强行实施了“劳动教养1年”或交由法院“判刑1年”的惩处。渭南市劳动教养委员会的《劳教决定书》写道：刘怀荣先后两次组织群众召开代表大会，预谋抢占某单位耕地等事宜，由于检察院不立案，特决定对其进行劳动教养。而那家被华阴市所指的“某单位”根本就不知道有谁要抢占他们的耕地。于是华阴市的官员又解释说:“群众还未对该单位造成直接冲击，但已开始在预谋，市政府也没有告知该单位，因此该单位不知情。”

灾民怒火难平，纷纷到华阴市政府及公安局上访，要求释放灾民代表，公安局提出:“只要每人给我们交3000元钱，就可以立马放人。”贫穷的灾民们东借西凑，于2005年12月23日将钱交给了华阴市公安局法制科，收款的女干警给灾民未开正式票据，而开的是文具商店的“收款收据”。同时，渭南市劳教中心还收了另外4名被判劳教的灾民代表王伟平、赵西京、赵增亮、田化稳等各3000元，共计12000元，且未开任何票据。

在公安机关的制裁中，华西镇华西村81岁的刘怀荣老人在苦度了3个月的牢狱日子后，向公安局交付3000元担保金办了保外就医，仍未被解除劳教；华西镇东阳村张绪祥，被关押在距华阴300里之外的富平县劳教所劳教一年；北社乡新姚村的王小刚，则被移交市法院正式判刑1年，至今仍被关押在华阴市公安局看守所服刑。

与此同时，2005年10月26日，大荔县也有7个移民因聚集商量上访之事而被本县公安局抓捕。其中5个人被关押半个月后，向公安局各交了数百元罚款而被释放。另外两人被关押在富平县劳教所接受劳教。这两人目前的情况是，平民乡新建村70岁的马连宝，被劳教半年后，向劳教所交付5000元担保金办了保外就医；平民乡严通村59岁的侯焕成，被关押在富平县劳教所劳教一年。

在新华社和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中国法制报道”、“中国周刊”等栏目以及众多媒体对陕西省华阴市长期滞留国家救灾款的严重问题进行了深入披露和抨击之后，华阴市政府不把精力用到抓紧为灾民建房上，而是抽调了300多名党政干部和公安干警进驻库区监控灾民及移民，并且向市辖各有关部门和乡镇印发红头文件指示:不准灾民及移民与外界接触，更不允许与媒体接触，对重点人物要盯死、看牢，严加管束，如出现灾民及移民上访特别是越级上访的，要严肃追究有关部门和乡镇领导的责任。在该文件后面，还附有40多个灾民及移民代表的名单，以及对每个代表实施监控的市直部门和有关乡镇及其负责人的名单。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栏目的记者现场拍摄和采访了灾民的危房、倒房惨状，为了防止再有记者到当地拍摄现场，华阴市政府竟然在去年8月下旬出动推土机，把那些曾被央视记者拍摄的危房、倒房全部推平，并且强行把灾民集中安排居住在华西镇避水楼内。

监控干部对灾民及移民实施严密监控，特别是对灾民及移民代表更是布以重兵，限制其人身自由，并对他们的电话进行监听，使库区形成一片白色恐怖。譬如，对五方乡高家村董生鑫等10多个灾民代表，均安排专人密切监守，步步跟踪，在晚上还派人在代表的家门外“站岗”蹲守，其中对董生鑫就派了8个干部实施监控；对华西镇良坊村年近7旬、身材瘦小且耳聋、腿瘸（因受伤所致）的灾民代表——陈思忠这位残疾老人，市上和乡上居然就安排了12名干部（其中4名还是便衣警察）昼夜看守，跟随左右，形影不离；对受灾最严重的华西镇罗西村的全体灾民，则更是重点关注，强力控制。同时，华阴市对非灾区的其他各个移民乡村也不放过，如对北社乡北社村移民代表张应龙，乡上每天都要派遣数人24小时全天候地进行监控和蹲守，甚至不惜用公款陪代表们长时间地喝酒聊天，消磨时间。就连灾民及移民代表要去渭南、西安等地办私事，也必须得由监控干部随同一道前往，负责跟去跟回，将其完全控制在政府的掌心之中。

国家发改委的灾后重建款2004年初拨到华阴后，该市有关部门用了半年的时间，才拿出首期工程《迁建方案》，而且《方案》不切合实际，难以施行。其一，方案规划的移民新村距离群众耕地太远，灾民搬迁后要回到原来的村子种地，少则要跑四五公里，多则要跑近十公里，群众生产、生活包括小孩上学极为不便；其二，移民新村的选址高度仅仅相当于甚至还低于现在村台的海拔高程，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村民在今后遇到洪水而再次受淹的问题，这也就成了劳民伤财的事情；其三,《方案》规划的移民新村都是两层楼房，要求灾民必须建起两层楼房，政府才予发给补助款。可是盖两层楼房需要六七万元，大大超过灾民的承受能力，即使政府给每户补助1万5千元灾民也盖不起房。正如灾民讲的:“我们遭灾后生活无着落，连吃饭都是靠国家发粮救济，哪里有钱盖两层楼房，方案一点都不现实。”根据这11个受灾村群众的一致愿望，大家都同意按照国家发改委的文件精神就地搬迁，便利生产，达到防洪要求。可是对于灾民的意见，政府却不予采纳。由此而来导致了这样一个局面：一方面，国家给灾民下拨的建房资金长期闲置，没能派上用场；另一方面，不少受灾群众长年无处栖身，居住在透风漏雨的简易房、废弃仓库以及救灾时发放的帐篷里。

国家发改委当初在给陕西华阴市《移民迁建实施方案》的批复中明文规定:“灾民建房资金的管理必须公开、公正，资金的发放和用途要张榜公布，接受灾民的监督。要以行政村为单位对搬迁安置的灾民户数、人数和资金安排情况进行登记造册。对弄虚作假、挪用、克扣、滞留资金的，停止下达计划和拨付资金，情节严重的，要追究其行政和刑事责任。”可是，华阴市政府从未照此办理，反而干出了不少违规之事。例如，他们对灾民建房资金严加保密，暗箱操作。再者，华阴市在2003年统计上报灾民户数时，还有虚报、多报之违规行为。国家发改委还明确要求迁建安置工作“要本着就近和方便生产的原则，在高岗地或者堤防保护区内安置灾民”，华阴市却不照此实施，因此灾民不愿搬迁到政府所规划的新村地点。华阴市政府用了半年的时间，才将华西新村的村台建好，而此时，其它两个灾民安置点也就是华西东村和高家新村，一个还没有开工，另一个一直处于停建状态，这时已经是2005年的4月，距离国家发改委规定的完工日期2004年底过去了一年多。华阴市政府对此的解释一贯是:“灾民不愿意搬迁”。

眼看着“补助金”纹丝不动，几千户灾民多次向当地有关部门反映问题。华阴市政府既没有对先前的灾民《迁建方案》进行修改，也没有采取其他有效的措施解决问题，而与几千户灾民就这么周旋着、较劲着甚至对峙着，一直僵持到了今天。2003年8月发生的洪灾，至今国家发改委下拨的5906万元紧急迁建款迟迟用不到灾民身上，截止2006年7月20日，给灾民只用了微不足道的51.9万元，还不到国家下拨资金总额的１％，严重贻误了灾区的重建工作。绝大多数受灾户没有搬迁，也没见到这笔建房补助款，致使不少灾民至今仍然栖身危房，租居他方，生活无着。

2006年1月10日之后，《公益时报》等数千家媒体和网站对华阴市滞留灾后重建款问题又接连进行了大幅度、大范围和大规模的披露曝光。从此，华阴成了媒体关注的中心，该市一些领导也因此对媒体十分反感，2006年5月18日，有一位记者走进华阴市某领导的办公室，希望其能允许在该市采访，没料想这位领导怒气冲冲地说:“你一个人能了解个球！我们没问题，灾后重建搞得很好。”特别是新华社和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中国法制报道”、“中国周刊”三个栏目对华阴的问题重炮抨击，给观众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在渭南乃至陕西引起了强烈反响，尤其是当看到温总理含泪与灾民亲切交谈的镜头时，总理对灾民的深切关怀和谆谆问候，乡亲们感动得纷纷落泪。2005年4月份，华阴市委一位副书记曾专程赴京给某媒体“赠送”10万元，以劝阻该媒体再不要披露这一问题，但却被该媒体拒绝并拒收。由此可见，华阴市在滞留灾后重建款的问题上确实是心中有鬼。

人常说“救灾如救火”。陕西省计委在呈送国家发改委的《报告》标题中用了“应急”2字，国家发改委在批复5906万元灾后重建款的“[2004]224号”文件的文号前面，特意加了一个黑体的“急”字。可是，这笔紧急款项下拨两年半来，华阴市政府给灾民仅仅只用了微乎其微的1%还不到。就在目前，华阴市的官员们仍未把精力和时间放在灾民的建房工作上，还是围绕在重建选址、专款性质、专款去向等问题上，同灾民、同媒体争来争去，纠缠不休。

受灾移民盼安居，应急资金“睡大觉”。2006年2月，根据群众反映，国家发改委专门派出调查组，就5906万元灾后重建款的落实情况赴陕进行调查。调查后发现，这笔“应急资金”竟然一直“躺”在各级政府账户上“睡大觉”。其中4718万元在陕西省财政专户，938万元在华阴市财政局，250万元下拨给了负责搬迁安置的华阴市移民局。华阴市一直强调，不能违背群众意愿搞强制搬迁。但有的受灾移民却披露了这样一件事：为“配合”市里的工作，2004年，华西镇组织人员替受灾农民统一填写了《搬迁意愿调查表》，表示大家“不愿意搬迁”，为上级决策提供虚假信息。2003年底，发展改革委就将5906万元迁建资金下拨到陕西，但直到2004年8月，华阴市才拿出首期工程实施方案。10月，华阴市开始建设首期迁建工程，仓促规划了3个安置点，此后半年时间，只垫起华西移民新村安置点110亩地面，另外2个安置点至今仍是“画饼”。华阴市报批的3474户受灾农民异地搬迁安置计划，建设工期为2003年至2004年。从2003年10月至今，在长达30多个月的时间内，华阴市组织搬迁建房的受灾群众只有52户。据华阴市一位知情干部说:“市里没有科学和完善的搬迁计划，国家的资金下拨后也未向群众宣传。后来，在群众上访、媒体报道和上级部门追查与压力下，才仓促地启动搬迁工程，且进展极其缓慢，工作推一步动半步，资金发一发停一停。”

2006年6月，华阴市委有关领导表示，国家发改委的调查结论从总体上肯定了华阴市灾民迁建工作。然而，在“华西移民新村”却看到，原先花费数百万元垫好准备安置灾民的村台被重新开垦，种上了玉米。两年前选好的“高家移民新村”原址由于选址低，施工三次被灾民拦截，至今仍然是一片废墟。据陕西省发改委农经处张处长介绍:“国家发改委对华阴市政府的工作很不满意。国家发改委已责令陕西省和华阴市两级政府自行筹资，从社会稳定的角度出发，切实解决好灾民的危房问题。”与此同时，国家发改委要求陕西省政府和华阴市政府认真做好两项工作：第一，按照国家发改委文件精神，对同意搬迁的灾民在2006年年底前必须搬迁结束；第二，对于不同意搬迁的灾民，按照陕西省同等标准，把危房分成等级，每间补偿300～500元。国家发改委还表示，在灾民问题没有妥善解决前，其他事项免谈。华阴市政府能不能做好灾民迁建工作，灾民心中仍充满困惑。灾民们说:“我们苦苦等待的灾后重建款至今分文未得，政府对灾民的苦难视而不见，叫我们拿什么相信它？!”

华阴市的领导就在灾民面对洪魔、栖居无着之际，热火朝天、紧锣密鼓地忙于筹建市委办公大楼，1600万元新建的办公大楼拔地而起，外墙为玻璃幕墙，门厅、走廊及楼梯皆为花岗石板，市委一位领导的办公室就达一百多平方米，样样物品一应俱全。一位灾民说:“市委领导的办公室象宫殿似的。”华阴市建设的市委、市人大办公楼工程项目未报经陕西省政府批准，而是将渭南市发改委所批复的一个“商业综合楼”项目偷梁换柱，张冠李戴，擅自变更，违规建起了市委、市人大办公楼。在这座大楼里，人员编制总数乃为160人，人均建筑面积则达到43平方米，按照国家规定的党政机关办公用房建设标准，超标了140%。在2003年8月那场洪灾中，华阴市委、市人大新办公楼的建设丝毫没受到影响。发生洪灾时，该办公楼只完成了地基工程，灾后华阴市抓紧施工，于2003年12月完成主体封顶，2004年11月竣工，2005年4月投入使用。洪灾过后，上级曾要求华阴市落实堤防整治、道路建设等灾后重建地方配套资金1233万元，华阴市没有落实，灾民反映自身经济贫困搬不起家，希望政府协助贷款，华阴市置之不理，而华阴市委、市人大为建设超标准的办公大楼，却能一下子投入1550万元。

华阴市的灾后重建工作并非象华阴市政府所说的“搞得很好”。该市在华西镇华西村的地域划定了一个灾民新村点，取名为华西西村，共批准了64户灾民在此建房。从这里的实际情况看，真正建房的共有39户，约160人。这些灾民来自洛西、北洛、庆华、演家及冯东5个村，其中包括洛西村的祁小平、北洛村的王巧红及王胜森等。灾民现已建成并住进新房的有30户，正在建房的有4户，因经济困难而中途停工的有5户。华阴市给灾民每户15000元建房补助款的支付办法是：把基础工程建成后，发给3000元；把两层楼房建成后，发给7000元；把原先的旧房拆除并搬入新房后，发给剩余的5000元。截止现在，把15000元建房补助款领完的有9户。据群众讲，在当初，华阴市的聂郝礼副市长曾向灾民承诺说:“在建设新村点时，政府将负责完成水、电、路的‘三通’工程。”可是现在灾民已搬入新房居住一年多了，“三通”工程没有落实，新村点灾民的生活及生产条件极差。走进新村，老远便闻到一股恶臭扑面而来，走近，才发现臭味是房后的水沟发出的。沟里全是粪便，村民们说，这条水沟成了各家的排粪沟，因沟修得有问题排不走粪便，家里的门窗得长期关着。政府没有兑现给群众打深井的承诺，群众自己打的浅井抽上来的是咸水。许多原先计划搬迁的受灾户看到安置点环境太差，便只好等待观望不敢搬迁。灾民除了吃的是苦咸水，而且走的是泥泞路，同时用的是高价电。另外，人们在这个新村点还发现，原本应当划拨给灾民建房的土地，现却被发包出去种上了庄稼。

灾后迁建成了“烂尾工程”。屋前的街道上污水横流，各种洗菜水、淘米水冲刷后留下的菜叶、米渣依然滞留在街道中央，星星点点。屋后的污水沟里臭气熏天，从厕所冲下来的各种污垢将这条水沟填充得满满当当，却不知道该流向何处。村头堆满了黄的红的各色垃圾，苍蝇横飞，一阵风刮来，灰尘卷着白色的塑料袋四散开来，煞是“壮观”。无奈之下，魏增军等灾民只好“自救”。“没有下水道，只好在街道的中间挖一条浅浅的水沟。没有电，只能从大华公路边原来的村民家中接临时电。没有水，就在自己家院子里打井。有时候抽上来的水是咸的，没有办法喝，我们只好到别的村子去拉水。”“华西移民新村”在统一规划时，在屋后修建了一条污水沟，用于厕所和牲畜等粪便的排放。然而，由于这条污水沟至今没有跟任何市政设施联通，仅在“华西移民新村”范围内融汇贯通，现在成了这些灾民无法言说的“痛”。“现在我们整天都不敢开卧室的窗户，又一个夏天马上就要到了，真不知道该怎么过？”魏增军说。2003年8月，渭河发洪水后，魏增军家的部分房屋成了危房，他只好从华西镇庆华村搬迁到了现在的“华西移民新村”。因为每天还要走十里多路回原来的村庄附近耕种自己的田地，魏增军没有将老家庆华村的房屋全部拆迁完毕，他专门留了一间，以备农忙时居住。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魏增军的房屋虽然盖好了，政府也只给了他12000元的建房款，至今仍然有3000元的灾后建房款被政府扣押。据了解，由于生活生产两相脱节，造成了极大的不便。许多灾民采取了和魏增军一样的办法，因没有拆除完老房子而被政府扣押灾后重建款的灾民不在少数。尽管这样，在“华西移民新村”，魏增军还算是幸运的。按照华阴市政府的规定，凡是搬迁到“华西移民新村”的灾民，必须建两层楼房，才能得到全部15000元的灾后重建款。他前些年一直做些小买卖，多少有些积蓄。在东凑西借了两万多元后，他便将房屋建好了。而许多灾民，本来就一贫如洗，尽管四处举债，最终还是只建了一层房屋便停工搬了进去。无钱建房的灾民更是举目皆是。在“华西移民新村”，有人在野草丛生的荒地上费了老大劲才找到了几处已经建好的地基。由于长期荒废，风吹日晒，部分砖石已经开始风化。对于大多数灾民来说，“华西移民新村”只是他们心中遥不可及的梦想。华西镇洛西村村民杨太昌，全家有6口人，靠11亩口粮钱维持全家的生活。2003年8月的渭河洪灾后，他家的房屋裂开了一个大口子，随时可能吞噬全家老小的性命。为了能搬迁到“华西移民新村”，他倾其所有，又向亲戚朋友借款3000元，甚至不惜找个人以高息借款8000元，还是连盖一层房屋的钱都不够。不得已，他咬咬牙，将家中的9亩土地转包了出去，希望用所得的租金实现全家搬进新房的梦想。不料，祸不单行。洪水退去不久，他就患上了出血热。这场病把家中的钱，借来的钱全部用掉，杨太昌至今只能在危房中度日。

不少灾民由于无钱建房，只好以2分左右的高息搞来贷款。还有的灾民为了筹措建房资金，便把自家的责任田租赁出去（时间长达5至10年），再将收取的租地费用来建房，然后因无地耕种而出外打工糊口。诸如此类情况，洛西村就有王增战、雷自兴、杨西龙等20多户灾民。特别是杨西龙老人，其儿子和儿媳在外打工时不幸遇上车祸，还使儿媳命丧黄泉。

在五方乡高家村，因乡政府同灾民在建房选址问题上意见完全相反，300多户灾民全都要求搬迁到地势较高的地方，而乡里却坚持建在曾被洪水淹过的地方。灾民气愤地说:“鬼才愿意到那被水淹过的地方去!”去年3月初，乡里又动员灾民们搬迁到华西新村点。一个叫董生鑫的灾民苦笑道:“那些领导也不想想，新村点离我们这里30多里，把房子建到那里，种地怎么办?”由于该村的建房问题没有解决，有30多户灾民至今仍栖身在村上的防洪避水楼里，其中包括张永红、张锁胜、李自亭、李东晓、张武平等。另外，王功成、张胜利、李八娃等灾民则借房居住。

建房资金被滞留、积压到了极点，惨遭洪灾的群众孤苦无援，致使大部分灾民失去被救助的资格和机会。罗西村张建平说:“我已没有了再等待的耐心，今年冬天不能再住危房了，我决定自己借钱盖房子。”同村王丽红家的房子已残破不堪，用三根柱子顶着快要倒塌的屋顶和墙壁，但政府干部到她家看了后，竟然认为房子还没塌下来不算危房，而不予支助。为了有钱盖房子，王丽红的丈夫不得不出外打工去挣钱。同村的田春勤因无钱盖房，一家三代6口人至今还租住在别人的两间小房里，儿子、儿媳住一间，她和丈夫同80多岁的公公、公婆住一间。这两间小屋既是全家人的卧室又是厨房。田的丈夫患腰椎间盘突出，多年不能下地干活了，他们常常都为支付房子租金而发愁。为了按时交付每月40元的房租，田的儿子不得不出外打工。田春勤说:“家里没有一分钱，15000元是建好房才给，而且即使给了，建两层楼需六七万元，也不够啊！市上领导当初向我们所作的‘洪水过后，毁坏群众的每一棵树、每一片瓦都会得到赔偿’的承诺，如今都快3年了还不兑现。这日子到啥时候才是个头啊？……”说到伤心处，田春勤这个一向坚强的女人竟也忍不住掩面而泣。

在2006年初，地方政府把中央给灾民下拨的灾后重建款迟迟用不到灾民身上，这让灾民倍感气愤和失望。于是，他们通过《公益时报》转告中央:“我们宁可请中央把灾后重建款重新收回，也不能让国家的这些救灾资金白白流失！”据悉：国家发改委给华阴灾民下拨的5906万元灾后重建款，因其中的4718万元滞留在陕西省发改委达两年零9个月,故前不久，国家发改委已决定冻结此款，并责令陕西省发改委酬款700万、华阴市政府酬款500万共计1200万元，尽快解决“03.8洪水”灾民的遗留问题。在中央领导和有关部门的关注下，以及在众多媒体强大舆论的压力下，这1200万元迅速到位并即时补助给了灾民。可是截止目前，还有大部分受灾群众的建房问题依然未得到落实，灾民们仍在四处告状。

曾记否，2003年10月1日，当举国欢庆人民共和国成立54周年光辉节日时，共和国总理的身影却出现在华阴市遭受特大洪水灾害的渭河大堤上，出现在灾民中，温总理冒雨沿着泥泞不堪的大堤深一脚浅一脚地查看，并对灾民说:“今天本来是国庆节，我们在北京也不放心，惦记大家，所以一早就来了，看看大家和村里其他人。天冷了，得盖一间能在冬天御寒的房子……”

曾记否，秋风吹渭水，细雨洒大堤。任霏霏秋雨飘落脸上，温总理望着堤外仍被洪水淹没的农田神情格外凝重。温总理对有关干部说:“今天是国庆节。我们就用这种方式过个国庆节吧！这种方式呢，实际上是想着群众的方式，也恐怕是过国庆节最好的方式……”

曾记否，针对渭河遭受的特大洪灾，温总理说:“我们每个人的本事都可能有大有小，但是只要有这份心，就可以为人民办大事、办实事；旧社会为官还都懂得‘心中为念农桑苦，耳里如闻冻饥声’，这是白居易的两句诗；‘衙斋卧听箫箫竹，疑是民间疾苦声’，这是郑板桥的两句诗。他们都是封建时代的人物，但他们还懂得老百姓的疾苦。我们是共产党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实际上就是要求我们时刻把人民的疾苦放在心里。”

曾记否，面对房子被洪水冲毁而忧心忡忡的渭河沿岸灾民，温总理含着泪水深情地说:“中央不会忘记你们，会帮助你们渡过难关的。”

曾记否，总理来到灾区孩子们中间说:“爷爷教你们念一段课，我念一句，你们念一句:‘克服困难！’”孩子们齐声念:“克服困难！”总理念:“挺起不屈脊梁！”孩子们齐声念:“挺起不屈脊梁！”总理念:“重建家园！”孩子们齐声念:“重建家园！”

4年多过去了，温总理的叮嘱变成了华阴市官员的口是心非，温总理的急切变成了官员的怠慢，温总理的谆谆教诲，变成了当地官员的耳旁风，温总理的不放心变成了官员的不作为。再苦不能苦百姓，在这些官员眼里变成了“再苦不能苦自己”。（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