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中共十八大政治报告提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后，一年来报刊上发表了许多阐发论述的文章，三中全会《决定》再次提出“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三个自信，已经成为指导思想的重要内容。
三个自信，是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自信。道路、理论、制度，统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个自信，就是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信。因此，分析三个自信，首先必须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分析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信。
根据十八大政治报告的论述，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就是说，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是由毛泽东确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理论、制度，则是毛泽东确立的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的继承和发展。
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是通过两条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才得以实现的。毛泽东1957年11月17日在莫斯科大学会见中国留学生时说：“在我国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有人认为在一九五六年，我看实际上是在一九五七年。一九五六年改变了所有制，这是比较容易的，一九五七年才在政治上、思想上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可见，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是在经济战线三大改造和政治战线反右派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要正确认识毛泽东开创的社会主义，就必须从分析三大改造和反右派运动开始。
所谓三大改造，指的是根据毛泽东在1953年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造”。1956年7月，刘少奇在中共八大的政治报告中宣告：“我国的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现在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毛泽东说“一九五六年改变了所有制”，指的就是这件事。
三大改造剥夺了农民、手工业者和工商业者的生产资料所有权，在经济领域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的全面垄断。在共产党的历史上记载的，是以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公有制，取代劳动群众个人所有的私有制，以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的公有制，取代资本主义私有制；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已经在国民经济中居于绝对统治的地位。总之，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取代私有制。这个自欺欺人的论断，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宣传，已经成为家喻户晓的常识。但实际上，国家垄断生产资料所有权，是专制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它同社会主义公有制毫无共同之处，更准确地说，是和社会主义公有制背道而驰。
什么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根据马克思的论述，社会主义公有制是生产资料共同占有和个人所有相结合的经济制度。在这样的企业里，生产资料属于全体劳动者联合占有，任何个人都无权处置；与此同时，每个劳动者在集体所有的生产资料中，有一份属于他个人的所有权。他因此有权参与企业的经营管理、监督检查、利润分配，成为企业的主人。社会主义公有制以劳动者人人有产、人人有权为基本特征，是同生产力高度发展、劳动者高度文明相适应的经济制度。五十年代的中国，一穷二白，根本不具备社会主义的条件，而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改造结果，是人人无产，人人无权，同社会主义恰恰相反。在这样的改造和革命的基础上，能建立起来的，只能是专制主义经济制度，而不可能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
再看毛泽东说的“在政治上、思想上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他说的是由他一手策划并且全程指挥的反右派运动，那场以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为主要对象的政治运动，以疾风暴雨般的猛烈气势，扫荡了知识界和政治界，最后以划出55万余右派分子（一说三百余万），把他们打入社会最底层而宣告结束。
毛泽东为什么敌视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必欲加以清洗而后快呢？这是因为，在他看来，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构成了对他的独裁统治的最大威胁。在取得全国胜利前夕，他曾提出在政治上排除民主党派的主张，被斯大林劝阻了。五十年代初期，他推动“知识分子成堆”的学校和研究机关开展“思想改造”运动，摧毁知识分子的自尊、自信、自豪的传统，从意识形态上解除他们可以构成威胁的能量。但这一切仍不足以使毛泽东放心，于是就有了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
把反右运动和社会主义革命联系起来，有它一定的理论根据。民主党派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政治力量，知识分子则被定性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社会主义革命就是以资产阶级为对象的，反右运动彻底击溃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不正是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吗？
但是，经过几十年岁月的洗练，反右运动的本质早已大白于天下。它是毛泽东及其追随者对知识分子的残酷迫害，对优秀民族传统和社会道德的极大破坏。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政治制度，有可能是社会主义制度吗？
由以上简略分析可知，毛泽东式的社会主义所借以建立的基础，即经济战线和政治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三大改造和反右运动，实质上是对刚开始建立的民主主义社会的进击和破坏。三大改造攫取了公民的生产资料所有权，1958年的大跃进公社化，更是连生活资料都被没收，而财产所有权正是公民自由民主权利的基础；反右运动则赤裸裸地剥夺了公民的言论出版和人身自由。社会主义革命彻底改变了社会的民主主义性质，造就了两个被剥削被压迫阶级——被称为“五类分子”（地富反坏右）的贱民和丧失了劳动自由的农奴；同时也巩固了毛泽东作为最高统治者的独裁地位。这些事实表明，毛式社会主义实际上是中国历史上的封建专制主义的复归、延续和恶性发展，同社会主义毫无共同之处。
邓小平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毫无疑问是毛式社会主义的继承和改进。毛泽东在撒手人寰之前所发动与操控的十年文革，搞得天怨人怒，民心思变。安徽、四川等地的农民挺身而起，挣开人民公社的锁链，实行包产到户，冲决了全面垄断的专制主义经济，由此出现的摊贩走卒和工商个体户，成为市场经济的滥觞。在经济上突破的同时，胡耀邦主持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和平反冤假错案，推动了思想解放和社会解放，人们摆脱“两个凡是”的束缚，数以千万计的贱民得以恢复平等地位。这就为中国社会的转型——从名为社会主义实为专制主义向民主主义转变，提供了最基本的条件。
邓小平继毛泽东之后成为中国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邓是一个兼具专制性和民主性的人物。他曾经是毛泽东最得力的助手和打手，深谙毛式社会主义的得失利弊。他知道中国不能再这样走下去了，必须改弦易辙，走一条不同的路；但毛式政治体制是他的安身立命之所，他不可能逾越这个鸿沟。思想和立场的两面性，使他一方面支持改革开放，不能容忍阻挠改革的行径，如面对1991年以反和平演变为旗帜的反改革恶浪，他在1992年初毅然南下，发出“谁不改革就下台”的怒吼，挽救了岌岌可危的经济体制改革。另一方面，它竭力维护毛式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1979年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是他的专制性的突出表现。其实，如果他真的能突破毛泽东的体制格局和意识形态，进行全面的彻底的改革，把中国扭到民主主义的轨道上来，他就将名垂青史，成为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伟大人物。然而，他品格中的专制性却使他无法越出封建专制主义的轨道，他只能在维护政治专制主义的前提下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甚至，为了捍卫他借以安身立命的专制主义，还在1989年动用军队，残酷镇压要求铲除腐败和深化改革的青年学生。对于这种残暴的行径，他的解释就是为了保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由此可见，由邓小平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经济上推行符合于民主主义本质的市场经济，政治上则坚持扼杀自由民主的专制主义。前几年曾经喧嚷一时的所谓“中国模式”，当前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都应该作这样的理解。
道路问题并不新鲜，邓小平在近35年前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里，就有“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这一条。这个论断的荒谬性在于，目前充斥于社会的封建专制主义和奴隶主义，表明我们还没有走上民主主义的发展道路，离社会主义的道路还很远很远。我们这一代和下几代子孙的历史任务，是肃清封建专制主义的深刻影响，走好民主主义道路。只有走完民主主义道路之后，才谈得上社会主义道路，那也许是一二百年以后的事，现在谈不上自信，也用不着我们自信。
我很怀疑现在究竟有多少人对这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什么自信。或许有人真的以为我们现在的道路、理论、制度都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范畴，因而执着地对它怀有自信。但这样的人大概不会多，这种自信只能阻碍中国社会的健康发展。有些人开会写文章高喊三个自信，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际上是在自欺欺人。他们热衷于谋官图财，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视为捞取私利的大好机会，何尝有什么自信！在宣传自信的口号下，掩盖着对这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的不自信，否则他们为什么急急忙忙地聚敛财富，购房买官，纵情享乐，甚至把子女存款转移到国外。这种表面的自信和内在的不自信，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极大讽刺。
面对浓郁的封建专制主义的社会现实，我们目前仍然处于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时期，应该选择的是反封建、反专制、反垄断的民主主义的道路、理论和制度，争取实现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文化自由化、社会平等化。只有建立起对于民主主义道路、民主主义理论、民主主义制度的自信，才能把中国引上健康发展的康庄大道。
2013年12月24日
三个自信，是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自信。道路、理论、制度，统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个自信，就是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信。因此，分析三个自信，首先必须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分析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信。
根据十八大政治报告的论述，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就是说，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是由毛泽东确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理论、制度，则是毛泽东确立的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的继承和发展。
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是通过两条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才得以实现的。毛泽东1957年11月17日在莫斯科大学会见中国留学生时说：“在我国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有人认为在一九五六年，我看实际上是在一九五七年。一九五六年改变了所有制，这是比较容易的，一九五七年才在政治上、思想上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可见，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是在经济战线三大改造和政治战线反右派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要正确认识毛泽东开创的社会主义，就必须从分析三大改造和反右派运动开始。
所谓三大改造，指的是根据毛泽东在1953年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造”。1956年7月，刘少奇在中共八大的政治报告中宣告：“我国的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现在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毛泽东说“一九五六年改变了所有制”，指的就是这件事。
三大改造剥夺了农民、手工业者和工商业者的生产资料所有权，在经济领域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的全面垄断。在共产党的历史上记载的，是以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公有制，取代劳动群众个人所有的私有制，以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的公有制，取代资本主义私有制；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已经在国民经济中居于绝对统治的地位。总之，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取代私有制。这个自欺欺人的论断，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宣传，已经成为家喻户晓的常识。但实际上，国家垄断生产资料所有权，是专制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它同社会主义公有制毫无共同之处，更准确地说，是和社会主义公有制背道而驰。
什么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根据马克思的论述，社会主义公有制是生产资料共同占有和个人所有相结合的经济制度。在这样的企业里，生产资料属于全体劳动者联合占有，任何个人都无权处置；与此同时，每个劳动者在集体所有的生产资料中，有一份属于他个人的所有权。他因此有权参与企业的经营管理、监督检查、利润分配，成为企业的主人。社会主义公有制以劳动者人人有产、人人有权为基本特征，是同生产力高度发展、劳动者高度文明相适应的经济制度。五十年代的中国，一穷二白，根本不具备社会主义的条件，而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改造结果，是人人无产，人人无权，同社会主义恰恰相反。在这样的改造和革命的基础上，能建立起来的，只能是专制主义经济制度，而不可能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
再看毛泽东说的“在政治上、思想上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他说的是由他一手策划并且全程指挥的反右派运动，那场以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为主要对象的政治运动，以疾风暴雨般的猛烈气势，扫荡了知识界和政治界，最后以划出55万余右派分子（一说三百余万），把他们打入社会最底层而宣告结束。
毛泽东为什么敌视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必欲加以清洗而后快呢？这是因为，在他看来，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构成了对他的独裁统治的最大威胁。在取得全国胜利前夕，他曾提出在政治上排除民主党派的主张，被斯大林劝阻了。五十年代初期，他推动“知识分子成堆”的学校和研究机关开展“思想改造”运动，摧毁知识分子的自尊、自信、自豪的传统，从意识形态上解除他们可以构成威胁的能量。但这一切仍不足以使毛泽东放心，于是就有了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
把反右运动和社会主义革命联系起来，有它一定的理论根据。民主党派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政治力量，知识分子则被定性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社会主义革命就是以资产阶级为对象的，反右运动彻底击溃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不正是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吗？
但是，经过几十年岁月的洗练，反右运动的本质早已大白于天下。它是毛泽东及其追随者对知识分子的残酷迫害，对优秀民族传统和社会道德的极大破坏。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政治制度，有可能是社会主义制度吗？
由以上简略分析可知，毛泽东式的社会主义所借以建立的基础，即经济战线和政治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三大改造和反右运动，实质上是对刚开始建立的民主主义社会的进击和破坏。三大改造攫取了公民的生产资料所有权，1958年的大跃进公社化，更是连生活资料都被没收，而财产所有权正是公民自由民主权利的基础；反右运动则赤裸裸地剥夺了公民的言论出版和人身自由。社会主义革命彻底改变了社会的民主主义性质，造就了两个被剥削被压迫阶级——被称为“五类分子”（地富反坏右）的贱民和丧失了劳动自由的农奴；同时也巩固了毛泽东作为最高统治者的独裁地位。这些事实表明，毛式社会主义实际上是中国历史上的封建专制主义的复归、延续和恶性发展，同社会主义毫无共同之处。
邓小平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毫无疑问是毛式社会主义的继承和改进。毛泽东在撒手人寰之前所发动与操控的十年文革，搞得天怨人怒，民心思变。安徽、四川等地的农民挺身而起，挣开人民公社的锁链，实行包产到户，冲决了全面垄断的专制主义经济，由此出现的摊贩走卒和工商个体户，成为市场经济的滥觞。在经济上突破的同时，胡耀邦主持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和平反冤假错案，推动了思想解放和社会解放，人们摆脱“两个凡是”的束缚，数以千万计的贱民得以恢复平等地位。这就为中国社会的转型——从名为社会主义实为专制主义向民主主义转变，提供了最基本的条件。
邓小平继毛泽东之后成为中国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邓是一个兼具专制性和民主性的人物。他曾经是毛泽东最得力的助手和打手，深谙毛式社会主义的得失利弊。他知道中国不能再这样走下去了，必须改弦易辙，走一条不同的路；但毛式政治体制是他的安身立命之所，他不可能逾越这个鸿沟。思想和立场的两面性，使他一方面支持改革开放，不能容忍阻挠改革的行径，如面对1991年以反和平演变为旗帜的反改革恶浪，他在1992年初毅然南下，发出“谁不改革就下台”的怒吼，挽救了岌岌可危的经济体制改革。另一方面，它竭力维护毛式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1979年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是他的专制性的突出表现。其实，如果他真的能突破毛泽东的体制格局和意识形态，进行全面的彻底的改革，把中国扭到民主主义的轨道上来，他就将名垂青史，成为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伟大人物。然而，他品格中的专制性却使他无法越出封建专制主义的轨道，他只能在维护政治专制主义的前提下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甚至，为了捍卫他借以安身立命的专制主义，还在1989年动用军队，残酷镇压要求铲除腐败和深化改革的青年学生。对于这种残暴的行径，他的解释就是为了保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由此可见，由邓小平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经济上推行符合于民主主义本质的市场经济，政治上则坚持扼杀自由民主的专制主义。前几年曾经喧嚷一时的所谓“中国模式”，当前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都应该作这样的理解。
道路问题并不新鲜，邓小平在近35年前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里，就有“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这一条。这个论断的荒谬性在于，目前充斥于社会的封建专制主义和奴隶主义，表明我们还没有走上民主主义的发展道路，离社会主义的道路还很远很远。我们这一代和下几代子孙的历史任务，是肃清封建专制主义的深刻影响，走好民主主义道路。只有走完民主主义道路之后，才谈得上社会主义道路，那也许是一二百年以后的事，现在谈不上自信，也用不着我们自信。
我很怀疑现在究竟有多少人对这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什么自信。或许有人真的以为我们现在的道路、理论、制度都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范畴，因而执着地对它怀有自信。但这样的人大概不会多，这种自信只能阻碍中国社会的健康发展。有些人开会写文章高喊三个自信，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际上是在自欺欺人。他们热衷于谋官图财，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视为捞取私利的大好机会，何尝有什么自信！在宣传自信的口号下，掩盖着对这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的不自信，否则他们为什么急急忙忙地聚敛财富，购房买官，纵情享乐，甚至把子女存款转移到国外。这种表面的自信和内在的不自信，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极大讽刺。
面对浓郁的封建专制主义的社会现实，我们目前仍然处于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时期，应该选择的是反封建、反专制、反垄断的民主主义的道路、理论和制度，争取实现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文化自由化、社会平等化。只有建立起对于民主主义道路、民主主义理论、民主主义制度的自信，才能把中国引上健康发展的康庄大道。
2013年12月2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