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构主义20世纪60年代缘起于法国的雅克•德里达，他不满于西方几千年来贯穿至今的哲学思想，对那种传统的不容置疑的哲学信念发起挑战，对自柏拉图以来的西方形而上学传统大加责难。传统的形而上学一直坚持：“万物背后都有一个根本原则，一个中心语词，一个支配性的力，一个潜在的神或上帝，这种终极的、真理的、第一性的东西构成了一系列的逻各斯（逻各斯被认为是宇宙事物的理性和规则。），所有的人和物都拜倒在逻各斯门下，遵循逻各斯的运转逻辑，而逻各斯则是永恒不变，它近似于‘神的法律’，背离逻各斯就意味着走向谬误。”德里达及解构主义者就是针对“逻各斯中心主义”进行的质疑与批判，打破传统的、现有的、单元化的秩序。被打破的秩序包括社会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思维习惯和人的内心较抽象的文化底蕴积淀形成的无意识的民族性格。但是，打破并不是解构主义的唯一“目的”，（中国的很多知识精英只注意到了“解”，刻意的忽略掉了“构”，将解构主义描绘成“秩序的搅屎棍”。）在解构主义看来打破是为了重建一个更为合理的、新的秩序。
有些人认为，解构主义仅是一种“世界观”层面的认识，属于精神范畴，不具有实践、操作层面意义。这些人的认识可以理解，毕竟解构主义源于西方，而西方至少在政治制度上确立了多元化的政治体系，解构主义不管如何努力想着打破、拆解，最终依旧要将其重新组合在一起。但是，这个打破、拆解的过程（在西方，这个过程是“认识和表达”的过程，实际操作的空间可能很小）也是必要的，这个必要性体现在：使这个多元化的政治体系更加趋于完美——世界上也许根本没有所谓的完美，但这并不影响人们对完美的追去，只要有这种追求的存在，就有解构主义的打破和拆解。放眼人类发展的每一步，无不留下解构主义的痕迹——人类历史总是在打碎与重建之间往复循环。
解构主义的确首先是一种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有别于传统和习惯的思维方式，他是以一个独特的视角去审视我们看似极为正常的、毋容置疑的、已知的一切——秩序、道德、法律、习惯、价值、概念及所有确定的东西——一切存在都不会只有一种解读，想确立一种解读的意图是存疑的。解构主义也并不会限定自己，标榜自己的“唯一性”，因为，一旦限定其本身就会随之被解构掉。解构主义是开放性的，其显著特点是反中心，反权威，反二元对立，反非黑即白的理论，这些特点都明确的说明着，他们想重构的、新的秩序是多元化的秩序——既然无法消灭差异，就认可这些差异，彼此相安无事。恰恰是那些被固化了思维方式的人，才以狭隘的心胸来解读解构主义的质疑与批判性，在这些人的思维中总是有意无意的企图确立一种秩序、价值、理念的永恒真理性。
多元化也可能被曲解，在未打碎权威之前，多元化所呈现的依旧是话语权的垄断。在中国这种话语权的垄断集中在权力者或权力的依附着手中。这些垄断者一方面在宣称要“百花齐放，言论自由”，另一方面却在华丽外衣的掩饰下打压异己。更为心痛的是，反对者中也有一些人没有摆脱传统思维的束缚，不自觉的以一些似是而非的“理由”来迎合、帮助垄断者确立一种早就被无数人诟病过的“正确的”、“统一的”、“权威的”、“不言而喻的”价值观。
解构也是实践，每一次的解构就是一次思想解放的实践，这种解放，这种实践在中国尤其具有现实性的意义。
毛泽东不仅确立了他的统治地位，统治权威，更重要的是：他统一了人们的思维，以至于在他死了几十年后，很多人还在坚守那些留有封建、专制残余的思维方式——思维方式不变，改变的是思维对象（内容），撤掉一个坏人，填充一个好人或撤掉一个谬误，填充一个真理便万事大吉。
统一、确定、固化一种“正确”的思维方式，一定不仅仅是为了“思维”，因为“思维”，纯粹的思维根本不具有任何意义上的危害性，即便“思”者天天想着犯罪——想着犯罪并不必然犯罪——以犯罪念头为由统一、确定、固化思维，这样的做法、这样的逻辑如果成立那么由于人性中有恶的一面，人类就该通通被消灭的逻辑也就成立了——显然，为思维的统一而寻找一些堂而皇之的借口，无非就是为奴役寻找一个合理性。
西单民主墙解构了毛泽东，把他拉下神坛。还不仅如此，人们对领袖——所有领袖的权威性也产生了怀疑。表面上看，在大多数人那里这种怀疑是针对人，一个人是否可能具有超乎寻常人的能力？但是，在表面背后，人们更多地在思考：是什么原因使得一个人，和我们一样的人变身为需要人人仰慕的神？思考后的结论：制度上的原因。在民主墙时期，很多人发自心底的喊着山响的、“大逆不道”的口号：自由、民主、平等。现在的很多青年人，无法理解到这些口号的颠覆性为当时的社会所带来的巨大震撼力。
然而，由于一个新的领袖的出现，使得这场稚嫩的、懵懂的思想解放运动戛然而止。刚刚开始的全面解构专制秩序的努力，被扼杀在摇篮中——我无奈的发现，沉寂下来的战友，正在认认真真的，全神贯注的研读着《马克思主义原理》和《哥达纲领批判》——他承认：“我多年间形成的思维惯式是很难被打破的”。他在寻找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真理”，用这个“真理”来彻底的清除掉头脑中被污染的、毛泽东式的伪马克思主义。可对新的领袖的出现他却没有丝毫的怀疑和警觉。他感觉到自己的知识匮乏，如饥似渴的在充实自己，但是，在固化的思维方式下，这样的充实无异于在打破一个权威之后又确立一个新的权威。在这种新的、或多或少有些自愿认可的权威面前，自己总是渺小的、卑微的——臣服在权威的脚下，显的那样的猥亵。就像一些人总在祈盼着一个“青天”，一个“好人”的出现，指望这个“青天”和“好人”来拯救苦难深重的中国人——而他自己却在执着的寻觅和祈盼中消失的无影无踪。
对新的领袖，人们似乎总是有所期待。尤其在中国的“知识界”，他们期待的耐心总是异乎寻常的久远。岁月流逝，历史翻过了一页又一页而他们依旧痴心不改——不管事实多么的冷酷，多么血腥，他们总能找到一个像样的“理由”来慰藉自己的信念——他们总是善良的，善良的坚信百年的梦想终会实现。
在很多中国人的眼中，西方的政治结构和生活方式是那样的令人向往，那样的令人陶醉，那样的唯美。可即便如此还有质疑和批判的空间，还有解构主义的异军突起。比较中国，权力者全面的封杀异己，以确立其权威的永恒地位。而那些自命可以引领社会变革的精英和公知却视以质疑、批判、打碎、拆解系统性奴役秩序的解构主义为洪水猛兽，唯恐避之不及——这些人忽略了一个最现实、最棘手的问题：不打碎有没有重建的可能？至于如何打碎的问题，是个“技术性”问题，这个“技术性”问题是在解决了“需不需要打碎”之后再考虑的问题——可至今，“需不需要打碎”依旧是个问题。
中国的专制秩序是由一整套系统所维系的，不仅靠权力、暴力、法律。经过了六十多年，这个系统运转的更为精细。虽然反对派经过三十多年的不懈付出和努力，情况大有改观，但是离彻底解构后的重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就要求我们，一方面需要继续不断地坚持质疑与批判的态度，旗帜鲜明，另一方面，我们还要为重建打下一个坚实的思想基础。个人崇拜，个人权威已经没有了市场，然而，我们并没有清醒的认识到：非人化的崇拜和权威依旧很可能毁掉几代人的努力。对于这种危险性，我们需时刻保持高度的警惕——因为非人化的崇拜和权威与个人崇拜和权威只一步之遥——在很多时候，两者就是合二为一的整体——个人权威的树立需依靠毋容置疑的“真理性”——这种“真理性”是政治骗子们的最好伪装。
解构的过程是个无始无终的过程，重建起来的、新的秩序还是要被质疑、批判、“打破”。这就是解构主义者的“偏爱”，这个“偏爱”，其实每个人身上都有——只要人类还是地球的统治着，只要人类还要不断地进取、进步、发展，完善，这个过程就不会完结。这是人的最自然、最本能的一种属性，只不过这个属性被解构主义者以一种赤裸裸的方式表现了出来，这让一些人感到格外不适应。
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如此黑暗的社会，我们还有什么理由来说服自己不将解构进行到底？！
2013年12月12日
有些人认为，解构主义仅是一种“世界观”层面的认识，属于精神范畴，不具有实践、操作层面意义。这些人的认识可以理解，毕竟解构主义源于西方，而西方至少在政治制度上确立了多元化的政治体系，解构主义不管如何努力想着打破、拆解，最终依旧要将其重新组合在一起。但是，这个打破、拆解的过程（在西方，这个过程是“认识和表达”的过程，实际操作的空间可能很小）也是必要的，这个必要性体现在：使这个多元化的政治体系更加趋于完美——世界上也许根本没有所谓的完美，但这并不影响人们对完美的追去，只要有这种追求的存在，就有解构主义的打破和拆解。放眼人类发展的每一步，无不留下解构主义的痕迹——人类历史总是在打碎与重建之间往复循环。
解构主义的确首先是一种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有别于传统和习惯的思维方式，他是以一个独特的视角去审视我们看似极为正常的、毋容置疑的、已知的一切——秩序、道德、法律、习惯、价值、概念及所有确定的东西——一切存在都不会只有一种解读，想确立一种解读的意图是存疑的。解构主义也并不会限定自己，标榜自己的“唯一性”，因为，一旦限定其本身就会随之被解构掉。解构主义是开放性的，其显著特点是反中心，反权威，反二元对立，反非黑即白的理论，这些特点都明确的说明着，他们想重构的、新的秩序是多元化的秩序——既然无法消灭差异，就认可这些差异，彼此相安无事。恰恰是那些被固化了思维方式的人，才以狭隘的心胸来解读解构主义的质疑与批判性，在这些人的思维中总是有意无意的企图确立一种秩序、价值、理念的永恒真理性。
多元化也可能被曲解，在未打碎权威之前，多元化所呈现的依旧是话语权的垄断。在中国这种话语权的垄断集中在权力者或权力的依附着手中。这些垄断者一方面在宣称要“百花齐放，言论自由”，另一方面却在华丽外衣的掩饰下打压异己。更为心痛的是，反对者中也有一些人没有摆脱传统思维的束缚，不自觉的以一些似是而非的“理由”来迎合、帮助垄断者确立一种早就被无数人诟病过的“正确的”、“统一的”、“权威的”、“不言而喻的”价值观。
解构也是实践，每一次的解构就是一次思想解放的实践，这种解放，这种实践在中国尤其具有现实性的意义。
毛泽东不仅确立了他的统治地位，统治权威，更重要的是：他统一了人们的思维，以至于在他死了几十年后，很多人还在坚守那些留有封建、专制残余的思维方式——思维方式不变，改变的是思维对象（内容），撤掉一个坏人，填充一个好人或撤掉一个谬误，填充一个真理便万事大吉。
统一、确定、固化一种“正确”的思维方式，一定不仅仅是为了“思维”，因为“思维”，纯粹的思维根本不具有任何意义上的危害性，即便“思”者天天想着犯罪——想着犯罪并不必然犯罪——以犯罪念头为由统一、确定、固化思维，这样的做法、这样的逻辑如果成立那么由于人性中有恶的一面，人类就该通通被消灭的逻辑也就成立了——显然，为思维的统一而寻找一些堂而皇之的借口，无非就是为奴役寻找一个合理性。
西单民主墙解构了毛泽东，把他拉下神坛。还不仅如此，人们对领袖——所有领袖的权威性也产生了怀疑。表面上看，在大多数人那里这种怀疑是针对人，一个人是否可能具有超乎寻常人的能力？但是，在表面背后，人们更多地在思考：是什么原因使得一个人，和我们一样的人变身为需要人人仰慕的神？思考后的结论：制度上的原因。在民主墙时期，很多人发自心底的喊着山响的、“大逆不道”的口号：自由、民主、平等。现在的很多青年人，无法理解到这些口号的颠覆性为当时的社会所带来的巨大震撼力。
然而，由于一个新的领袖的出现，使得这场稚嫩的、懵懂的思想解放运动戛然而止。刚刚开始的全面解构专制秩序的努力，被扼杀在摇篮中——我无奈的发现，沉寂下来的战友，正在认认真真的，全神贯注的研读着《马克思主义原理》和《哥达纲领批判》——他承认：“我多年间形成的思维惯式是很难被打破的”。他在寻找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真理”，用这个“真理”来彻底的清除掉头脑中被污染的、毛泽东式的伪马克思主义。可对新的领袖的出现他却没有丝毫的怀疑和警觉。他感觉到自己的知识匮乏，如饥似渴的在充实自己，但是，在固化的思维方式下，这样的充实无异于在打破一个权威之后又确立一个新的权威。在这种新的、或多或少有些自愿认可的权威面前，自己总是渺小的、卑微的——臣服在权威的脚下，显的那样的猥亵。就像一些人总在祈盼着一个“青天”，一个“好人”的出现，指望这个“青天”和“好人”来拯救苦难深重的中国人——而他自己却在执着的寻觅和祈盼中消失的无影无踪。
对新的领袖，人们似乎总是有所期待。尤其在中国的“知识界”，他们期待的耐心总是异乎寻常的久远。岁月流逝，历史翻过了一页又一页而他们依旧痴心不改——不管事实多么的冷酷，多么血腥，他们总能找到一个像样的“理由”来慰藉自己的信念——他们总是善良的，善良的坚信百年的梦想终会实现。
在很多中国人的眼中，西方的政治结构和生活方式是那样的令人向往，那样的令人陶醉，那样的唯美。可即便如此还有质疑和批判的空间，还有解构主义的异军突起。比较中国，权力者全面的封杀异己，以确立其权威的永恒地位。而那些自命可以引领社会变革的精英和公知却视以质疑、批判、打碎、拆解系统性奴役秩序的解构主义为洪水猛兽，唯恐避之不及——这些人忽略了一个最现实、最棘手的问题：不打碎有没有重建的可能？至于如何打碎的问题，是个“技术性”问题，这个“技术性”问题是在解决了“需不需要打碎”之后再考虑的问题——可至今，“需不需要打碎”依旧是个问题。
中国的专制秩序是由一整套系统所维系的，不仅靠权力、暴力、法律。经过了六十多年，这个系统运转的更为精细。虽然反对派经过三十多年的不懈付出和努力，情况大有改观，但是离彻底解构后的重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就要求我们，一方面需要继续不断地坚持质疑与批判的态度，旗帜鲜明，另一方面，我们还要为重建打下一个坚实的思想基础。个人崇拜，个人权威已经没有了市场，然而，我们并没有清醒的认识到：非人化的崇拜和权威依旧很可能毁掉几代人的努力。对于这种危险性，我们需时刻保持高度的警惕——因为非人化的崇拜和权威与个人崇拜和权威只一步之遥——在很多时候，两者就是合二为一的整体——个人权威的树立需依靠毋容置疑的“真理性”——这种“真理性”是政治骗子们的最好伪装。
解构的过程是个无始无终的过程，重建起来的、新的秩序还是要被质疑、批判、“打破”。这就是解构主义者的“偏爱”，这个“偏爱”，其实每个人身上都有——只要人类还是地球的统治着，只要人类还要不断地进取、进步、发展，完善，这个过程就不会完结。这是人的最自然、最本能的一种属性，只不过这个属性被解构主义者以一种赤裸裸的方式表现了出来，这让一些人感到格外不适应。
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如此黑暗的社会，我们还有什么理由来说服自己不将解构进行到底？！
2013年12月1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