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前三十年实行法律虚无主义，后三十年将法律视为政治的工具，法律人只能臣服政治领袖的伦理。三中全会试图用顶层设计与摸石头过河相结合的办法，渡过执政危机的深水区.坚持以非法律人治国的党治体制，前程十分渺茫。
十一月九日至十二日，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未有新意。只是将以往政策罗列一下，对目前的危机，只是眉毛鬍子一把抓。成功的市场经济国家，先是法治国家，实行的是法律人治国。习近平坚持以非法律人治国的党治，中共的明天，路向何方？
一九九八年中国法律人宣言
十五年前，一篇《法律共同体宣言》的网文，提出了中国所有法律人团结起来和去政治化的口号，提出了法律人治国的主张，提出了法律人和执政党、人民的关系.因作者模仿了样本《共产党宣言》，这篇可称之为中国法律人独立的《宣言》，虽迅速走红，却有惊无险.
《宣言》提出﹕“（中国）道德的社会解体了，政治的社会正在衰落，法治的社会还会远吗？”。作者描述﹕“无论是最高法院的大法官还是乡村的司法调解员，无论是满世界飞来飞去的大律师还是小小的地方检察官，无论是学富五车的知名教授还是啃着馒头鹹菜在租来的民房里复习考研的法律自考生，我们构成了一个无形的法律共同体.共同的知识、共同的语言、共同的思维、共同的认同、共同的理想、共同的目标、共同的风格、共同的气质、使得我们这些受过法律教育的法律人构成了一个独立的共同体.一个职业共同体、一个知识共同体、一个信念共同体、一个精神共同体、一个相互认同的意义共同体.”
面对公权力的分化，《宣言》提出﹕“法官、律师和法学家究竟是成长为一个统一的法律共同体，还是在被权力勾引、利用的同时，彼此走向敌对和分裂？”。《宣言》呼籲，中国所有的法律人团结起来！
《宣言》流行三年后，发表於二○○一年第三期《中外法学》。作者强世功现任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北大法治研究中心主任，在二○一三届毕业典礼上发表演讲，提出了法律人应当思考如何处理自己与主权者（中共）的关系，如何面对历史文化传统以及中共崛起等迫切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
中共有否扪心自问？十八届三中全会文件，从起草到通过，有多少法律人参与？
法律人应以美国为蓝本。日前，强世功接受了《财经》专访，提出中国法律人去政治化的主张，得出人民与法律精英间的分歧也间接转化为法律人与执政党的关系.强主张，中国法律人应以美国为理想蓝本，应取得美国法律人那样的显赫地位，自然会驱动中国的法律人推动宪政革命，将中国的宪政体制变为三权分立的制度。
在今日中国的经济领域，如公司法、金融法、证券法、国际经济法等，基本上全面移植了美国的法律。在这种背景下，中国越要以高度自信和开放心态深入地研究美国并学习美国，理解美国的精髓，向这个伟大的文明学习。
强世功认为，中国是一个“政党官僚型”国家，是党国体制。执政党过去三十年学会了市场经济，相对较好处理了与商业阶层的关系，今后应当学习如何依法治国，依法执政，让法律人成为推动中国文明复兴的积极力量。
习近平读法学博士的官方报导
综合人民网、新华网等中共媒体，习近平取得法学博士文凭的经过﹕
刘美珣是习近平的博士论文导师。一九九八年至二○○二年，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在清华大学人文社会学院读了四年在职研究生，专业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
接受採访时，七十六岁的刘美珣强调﹕“只聊博士论文，我是会负责的”。“习近平就读的这种在职博士与普通博士略有不同。一是入学不需要参加全国考试，他们带已经研究了的成果来读博士的，然后全校组成专家组来考评，通过这个以后才能入学.二是不需要在课堂上听课，学校会对每门课程进行教学录音，然后寄送给学生”。
刘透露，习的毕业论文最初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研究》，刘觉得题目太大，让习重新选题，习最后选了《中国农村市场化建设研究》。刘还解释了习的法学博士与人们通常意义上讲的法学博士区别﹕“这个法学不是法律的法学，我们授学位是按大门类来授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专业，属於法学大类”。
显然，习近平没受过专门的法学教育，更不是真正的法学博士，今后中共能否处理好与法律人阶层的关系？或许还摆不上议事日程，但如临亡党危机，中共如何以法律求自保？
美国强大因素之一是法律人治国
近日，各省律师协会接到上峰通知，认为当前律师队伍“极个别律师串联、抱团、死磕、恶意炒作、触碰政治法律底线等行为”，要求各地律协形成书面材料，对这些突出问题提出对策和建议，尤其是对“个别问题严重的律师”如何加强“有针对性的措施”。
中共建政前三十年实行法律虚无主义，后三十年将法律视为政治的工具，以政治人来领导法律人，以政治理念兼并法治理念，法律人只能臣服政治领袖的伦理。对“特色市场经济”俯首称臣的人，方可当法律人。
在全球市场经济强国中的法律人，最佳的是商业律师。许多重要的经济、商业活动规则，并不是靠立法者制定，而主要由商业律师在实务中形成，他们首先扮演了商事活动规则制定者的角色。
今天，全球经济中很大部分是虚拟经济，它的作用将越来越大，其纽带和桥梁是商业律师，通过极其複杂而精緻的规则体系，提升了虚拟经济，由此也创造了该国的财富。
在全球金融市场中美国真正推销的产品只有一个，那就是法律服务模式、法律规则模式。规则不仅是产品，而是一种最高级的商品，而设计这种产品的人就是资深的商业律师。
可以说，商业律师是今天国际经济法则的设计者和提供者。中国人所熟悉的WTO历史和把知识产权问题带到国际贸易中的TRIPS协议，就是市场经济国家大公司背后的律师事务所设计并推销给美欧等国政府，从而使其他各国接受。
美国律师业的发展伴随着十九世纪美国全球时代的兴起，美国律师在二战后帮助了美国资本、文化与软实力在全球扩张，同时形成了美国律师全球扩展的局面。可以认为。美国的兴起与强大是市场经济、三权分立和法律人治国的必然结果，而至今中共还认为这是条邪路。
可笑的是，在香港上市的几十家国企中，绝大多数用巨资聘用美国律师所提供的法律服务，而美国律师所却大量雇佣中国的法律留学生来打工。中共将本国的律师当另类，而法律人在海外却享有显赫和崇高的地位，当中共要深化改革时，还有多少法律人会和执政党同心同德？
当各国的法律人一方面含着市场经济母亲的乳头，若另一方面又要听从政府父亲的训导，当父母亲冲突时，法律人与普通人一样也会选择“有奶便是娘”。
有一千名独立大法官中国前途光明
市场经济国家必然要符合法治国家的规范，否则一切免谈。这类国家不仅离不开商业律师，更离不开民权律师。中共各级政府将维权律师当作对抗者，将一些普通案件的当事人，当作颠覆者，将维权律师当作“五黑势力”之首。俞正声还称，有百分之三的律师不听话？？
中国政法大学前校长、法学家江平，多年来一直批评邓小平的“稳定压倒一切”，应改为“法治压倒一切”。江平近日接受《财经》专访，引用权威数据认为，在世界各国的市场经济秩序方面，中国的市场混乱程度，排到世界的一百二十位之后。
中国前领导人乔石，曾经多次提过地方法院不应受政法委领导。
美国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民权运动，民权律师全部努力是捍卫宪法的尊严，他们不是要推翻美国的体制，反而是紧密团结在联邦政府的周围，对抗各州政府的种族歧视政策。这样，美国的体制不至於面临“亡党失政”的危局，民权律师也找到了一个体制上的生存、发展空间.
在真正的市场经济国家，法官主要是从律师中产生，美国总统就职宣誓时，要向首席大法官宣誓。美国最高法院的首席法官，每年的年薪相当一百四十万元人民币。若中国大陆从最高法院到省高级法院选拔出一千位大法官，每年的年薪即使为二百万元人民币，也只有二百亿.中共只要公布财产，每年每省市只要抓出一个大贪官，就可支付得起这笔费用。
有这一千名政治中立，只求以其逻辑思辨和睿智博学名垂青史的法官，他们不受执政党、行政权和民意的影响，能独立工作几十年，中国不可能没有光明的前程。
改革之初，邓小平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但未让中国法律人的精英阶层首先富裕起来，导致今日之中国问题堆积如山，无非是个败笔.实践证明，无论是毛泽东还是邓小平，他们的路是一条走不通的路。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试图用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的办法，渡过执政危机的深水区.总而言之，中共继续改革的目标并不明确，坚持以非法律人治国的党治体制，前程十分渺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