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网络上看到，倡导教育平权运动的两个重要人物，许志永和王功权都被抓了，涉嫌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看了起诉书，原因一是他们组织了民众对教育部、北京市教育局的集体提出他们的异地高考诉求。毫无疑问，民众对政府机关提出诉求，乃是正当的，民众集体提出诉求，也是正当的。因此抓人，既是违法迫害人权卫士，又是懒惰执政。公安机关如果担心出现社会秩序的混乱或者说群体性事件，派出警察维持秩序就够了，我不相信北京市连这点警力都派不出来。民众缴纳的税款养着警察，维持秩序就是他们的职责之一。我曾经看过网络上说的异地高考政策出台前的那些情况，也就是北京市的一些外来非户籍人员集体去北京市教育局的提出他们对异地高考政策的诉求而已，没有出现任何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情况，也出现了正常的情况，北京市的一些户籍人员因为他们的要求将导致北京市户籍人员利益受损，也出现了，表达他们的反对意见和要求并产生了争论而已。
因为利益冲突，民众之间产生相互争论，乃是正常情况，不过是争论而已，政府所应该做的，乃是解决纷争，或者化解矛盾，而不是抓人。如果公安机关担心争论变成群体性斗殴事件或群体性事件，派出警察维持秩序，把他们分开，或者要求组织者以及支持者考虑利益冲突可能使得争论变成群体性斗殴，极大地恶化事态，加剧民众之间的冲突甚至对立，要求他们不要同时出现在同一地点，也就可以了。
具体地说，许志永、王功权等人的行为有没有真正地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象我亲眼所见到多次或者听到或者在网络上看到的那样，医闹等闹事的人，堵着医院、商店门口，不让医院、商店开门那样，堵着教育部、北京市教育局的门口，不让他们办公？或者象网络上看到的那样堵着几个办公室的门口，不让医生、院长办公，别人进不去并不停地辱骂医生、院长？如果他们的行为真是这样，毫无疑问，许志永、王功权等人犯有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但我在网络上压根没有看到说有这样的事情。政法委系统、反对异地高考的人都在拿着放大镜找他们的毛病，如果真有，一定会在网络上说的。
如果公安机关确实要求许志永、王功权他们和反对异地高考的人不要同时出现在同一地点，许志永、王功权他们却偏偏违反要求同时出现在同一地点，那可以说许志永、王功权有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图谋，可是公安机关有没有明确提出这个要求？我在网络上没有看到。此外，即使公安机关明确提出了这个要求，许志永、王功权却偏偏违反要求同时出现在同一地点，也只能够说是图谋，因为反对者很清楚因为利益以及北京已经人太多资源压力太紧张，许志永、王功权的异地高考要求不会实现，因此出现在北京市教育局的反对者很少，又有警察在场，警察很容易把他们分开，并维护公共秩序。
我在网络上也没有看到说公安机关明确提出许志永、王功权等人和反对异地高考的人不要同时出现在同一地点，他们却偏偏违反要求同时出现在同一地点的事情，所以，许志永、王功权连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图谋都没有。许志永、王功权完全没有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连图谋都没有，却被抓捕，这是赤裸裸的暴政而不是公正执法。
再者，如果参与者中有个别人辱骂教育部官员，那是个别人的问题，许志永等人没有组织他们辱骂教育部官员是明显的，骂人者是否犯罪应该由被辱骂的教育部官员提出诉讼，并由法院判决。至于“不服从公安民警管理”，起诉书中没有具体说是什么情况，如果公安民警的管理就是让他们不提出诉求，那么错误的不是他们而是公安民警。民众有自由表达的权利，包括向政府机关提出诉求的权利。
至于起诉书所说的许志永等人在“财产公示”活动中的情况，也没有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不过是“上街张打横幅”而已，不过是数量还不清楚的“大量群众围观”而已，堵塞了交通？堵住了大门让清华北大等开不了门不能够运行？很明显都不是。
我所亲眼看到、听说和在网络上看到的一些真正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那些情况，要么没有警察维持秩序，要么是警察和稀泥，叫医院商店和闹事者为了稳定妥协而已，没看到有抓捕那些真正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人的事情。两相对比，非常明显，政法委系统或者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在明显地告诉民众，不要做公德高尚的人，追求自由民主，追求自由民主的人，没有罪也要抓捕；要做卑劣无耻的人，为了自己的利益就应该违法，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违法了也没事，为了稳定，自然会尽量满足他们的要求的。
两相对比，非常明显，政法委系统或者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在两个方面扼杀中国的法治和民众的道德。
教育平权运动的两个诉求，第一个是中小学教师、校长交流，教育部实际上是真的支持，因为这将导致教育行政机关官员的权力进一步大大扩大，但我是坚决反对的，因为我太清楚会有怎么样的糟糕后果，将会使得中国公办中小学教育质量全面下滑；小升初择校问题的最佳解决办法是恢复更加公平的小升初择校考试，但教育部官员死不认错，结果是大家都不满意。
从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结果再次重申要实行中小学教师交流来看，这个危害中国中小学教育的政策将要在全国落实。第二个让随迁子女在当地高考当地录取的异地高考要求，我是主张要满足民众不骨肉分离的要求，未成年的子女和父母在一起生活乃是天经地义的。但他们的异地高考要求，我认为满足不了，本地户籍居民的利益受损以及北京、上海的相应资源压力太大恐怕承担不了。在今年两会期间以及之后，看到面对异地高考这个利国利民的政策，北京、上海本地户籍人群和外来人员的分歧越来越大，我是有点担忧，但又无可奈何。平均主义的要求（很多人以为公平就是一切平等甚至平均）在我国有政治灌输的加强，他们坚信自己是正确的，连教育部内部都有一些官员赞成；北京市公安局能够把教育部官员也都抓了？
中宣部对媒体的控制使得媒体宣传的本能很强，但对媒体应当承担的职责，中宣部和媒体从业人员明显承担得不好，对于北京户籍人口享有特权，全国性高校歧视山东、河南等错误说法，媒体不但没有平衡报道，反而有所加强。但媒体的说法有点道理，我在网络上看到了一些地方政府向全国重点大学投入资金和招生比例数据，感觉教育部在全国重点大学招生上，平衡全国考生的利益和地方利益上做得不好，偏向全国重点大学所在地方了，但这些数据不是权威的数据。但有一个无人否认数据表明，教育部在这个平衡方面根本就做不好，那就是教育部规定全国重点大学在所在地方的招生不得超过百分之三十；全国重点大学所在地方对全国重点大学的投入是很不相同的，对所在地方招生需要仔细摸清情况并酌情考虑甚至谈判，压根就不应该出台这样一个一刀切的规定，但这个一刀切的规定居然发出，表明教育部都很清楚它做不好这个平衡。
教育部很清楚它做不好这个平衡的原因可以估计出来，是因为一个教育部承担不好或者说承担不了中国这么多教育部所属大学的校董事会的重担；在这一点上指责教育部是不恰当的，但应该批评教育部的是，既然教育部知道自己承担不了中国这么多教育部所属大学的校董事会的重担，教育部就应该进行教育体制改革，由出资方代表指定的校董事、民众选举、校友选举产生的校董事共同组成全国重点大学的校董事会，实行校董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由校董事会来平衡会更好。在异地高考问题上，教育部长只是简单地宣称他的这届教育部在教育公平做得最好，却不细加说明办好大学需要大量资金，地方政府出钱就应该让大学所在地方受益，导致了网络上的一片抨击。地方政府仅仅说一句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城市承载力不足是不够的，应该详细向民众说明实际情况，但却没有说，也许对保密的过度要求所导致。我认为，这些事情是必须让民众知晓的重大事情，政府是不应该保密的，应该让民众知道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城市承载力、资源紧张压力的实际情况甚至严酷现实并加以改进。
异地高考这个利国利民的政策，因为利益冲突出现了麻烦问题，因利益冲突导致发生争论、分歧加剧，也是麻烦事，但把许志永和王功权关进监狱解决不了。教育部、中宣部、北京市委、市政府的错误以及政治灌输等导致的麻烦变大，不能够说成是许志永和王功权另有所图导致，并抓许志永和王功权来做替罪羊。
从郭飞雄等维权人士被超期羁押的情况来看，这是一次对中国人权捍卫者的全国性违法政治迫害。中国的人权捍卫者应挺身而出，维护法治的尊严，维护言论自由，维护公民有向政府机关提出诉求的权利，坚决要求北京、广州等地的政法机关依法办事，立即释放许志永、王功权、丁家喜、赵常青、郭飞雄、刘远东、孙德胜、刘萍、张林等人，而不是打着法律的旗号行政治迫害之实。
这一切不过是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把不稳定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的又一次执行，这件事情，一言以蔽之就是，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出了错误，迟迟不改正错误，以及改正的情况达不到一些民众的期望，民众不满，提出诉求甚至集体提出诉求后，公安机关把带头提出诉求、组织民众提出诉求的人胡乱栽一个罪名，抓进监狱就是了。中国共产党和政府一直说是为人民服务的，民众提出诉求反而把带头的人抓进监狱，怎么可以这样做？当然，这样做的结果肯定是扼杀法治、扼杀言论自由，把中华民族的希望和勇气、未来扼杀在萌芽状态。
作为一个很早就提出要废除劳教制度、并称之为历史性重任的人，在看到三中全会决议废除劳教制度的时候，并没觉得有什么喜悦心情，因为如果司法公正得不到保证，不是依法办案，废除劳教制度的进步意义就很小。
发表在《求是》杂志，作者石平的文章《不会坐视敌对势力利用互联网“扳倒中国”》，出现了在极力夸大网络谣言的作用、推脱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责任的同时，无知又非常蛮横的情况。文章中说：“2009年新疆乌鲁木齐‘7•5’事件，就是境外民族分裂势力通过互联网编造、传播虚假信息引起的。他们先是把外媒报道的伊拉克一名17岁少女因违反教规被族人用石块砸死的视频，说成是‘维吾尔女孩在广东韶关被汉人殴打致死’，经互联网在我国境内传播，然后据此发表疯狂煽动民族仇恨的言论，最终酿成一起造成197人死亡、1803人受伤、大量财产损失的严重暴力犯罪事件。网络谣言对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的危害由此可见。”
2009年新疆乌鲁木齐7•5事件，岂是谣言导致？这起重大事件中，中国共产党和政府一点都不清楚当地情况，反应极其迟钝，措施极其无能，保护公民的生命安全、人身安全、财产安全极其不力，民众极其愤怒。中国共产党和政府既没有辟谣，又没有向民众提出警告，又没有预防，还没有预先增加警力以及制定预案，等等，作者居然把责任推脱到网络谣言上。什么情况才能够说是谣言导致事件，那就是谣言一传开，就迅速影响并在很短时间内导致事件发生。九十年代的某一天，我在德兴市曾经看到过谣言导致的一次事件，谣传说要给小孩子打绝种针，估计是打预防针，预防接种的以讹传讹，结果德兴市那一天上午和下午，幼儿园、小学的班级大都只剩下了三分之一的学生，大部分都被家长接回家了或者不让上学。然后当地党政部门立刻去了小学、幼儿园向陆续接孩子的家长辟谣，本地的广播、电视台也辟谣，第二天上午就基本正常了，下午，幼儿园、小学就完全恢复了正常情况。乌鲁木齐7•5事件，绝对不是这种情况，具体来说，中国共产党和政府有没有承担应尽的责任包括进行辟谣？我没有看到。我在网络上看到，记忆里，有维吾尔人前一天就发现了要出大事，并提出了正确应对的请求，当天早上还提出了正确应对的要求，记忆里三项要求之一是宵禁等，但没有回音，结果是夜晚10点左右出现了乌鲁木齐7•5事件。网络上看到说公安部发现了风险，向新疆发出了增加武警的提议，被政治局委员、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兼中央政法委副书记王乐泉否定了或者没有接受。即使这样，王乐泉还是很久之后才滚蛋下台。
谣言扳不倒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但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不清楚中国的实际情况，反应极其迟钝，应该做好的事情极其无能，破坏法治的坏事一做再做，贻害中国和民众，那是一定会打倒自身的或者被人民赶下台的。正是因为中国的媒体控制和网络言论控制，太少了真实或者说是反面的声音，从胡锦涛事后的作为来看，可以说胡锦涛几乎一点都没有意识到这个重大事件导致了他的党内权威和民间人望极其巨大下降，胡锦涛也没有意识到他迟了一天回到国内，被视为反应迟钝，王乐泉迟迟不下台，有多少人愤怒。一个政治领导者尤其是国家领袖不清楚真实情况，听不到民众的真实心声是极其危险的。
文章不提乌鲁木齐“7•5”事件也就算了，令我非常震惊的是作者居然还有脸敢提这个事件。此次事件加上国保、政保等对中国人权卫士的迫害，给我留下的印象就是，国家公安机关、国安机关的部分机构国保、政保和相应人员，对真正极大地危害国家、危害民族团结的重大事件很无能，抓捕对国家对社会有重要贡献、非暴力进行活动的杰出公民却非常高效率！国保、政保压根就是一个祸害国家民族的机构。在得知来自新疆的吉普车冲撞天安门的金水桥，导致多人死伤的时候重读这篇文章，更加感觉文章的荒唐，来自新疆的吉普车都冲到金水桥燃烧了，公安等部门还是把中国的希望和未来—-自由民主当成心腹大患。这几乎肯定是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导致的结果。但是，这种情况不但知识分子非常不满，党内都有相当多的人不满。
对于“越是反主流、反权威、反传统的声音越能赢得喝彩”，“中国政府的工作表现在当今世界是广受赞誉的，”作者在自欺欺人，装无知，装作不知道中国网络的控制，此外大概是官员们习惯了中宣部所控制媒体的莺歌燕舞、歌舞升平，装作不知道或者受不了民众自由的真实表达，装作不知道民众对此的反感甚至逆反心理。我虽然曾经在网络上被一些人辱骂，栽赃辱骂等等，但依旧坚信言论自由是不可破坏、不可剥夺的自由权利。在中国共产党控制下的媒体、文科教育和文科学术，缺乏言论自由、太缺乏出版自由，因为中国的网络控制和禁锢远不如对媒体的控制，导致了文科教育水平低下，文科学术的思想和学术都不成熟，导致了正式出版物的资讯水平和重要性偏低，导致了真实的网络言论的重要甚至非常重要，导致了微博大V的话语权的明显作用等等。这个情况还与网络言论发布的极低成本也有关系。只要是中共中央宣传部管着媒体，有着宣传目标，新闻和媒体就是做不好的，因为新闻和媒体第一重要的是真实，事实真相，通过文章等还原这个真实、事实真相必定有所取舍，取什么舍弃什么对媒体从业人员水平的要求很高。新闻报道有了规定的宣传目标，肯定按宣传目标去取舍，而不是按照还原事实真相的目标去取舍。新闻报道还必须有平衡，人言人殊，特别是所报道的双方多方存在利益冲突的情况，有宣传目标，肯定是按宣传目标做而不考虑平衡，最多能够做到的是按宣传目标来平衡，但根据宣传目标的平衡就不是平衡。但网络言论发布的极低成本，使得很多事情，新闻媒体没有提到的重要信息或细节能够在网络上发布，自动补充了真相或者网民还原真相所需要的信息，民众自己获得信息也可能自动实现了平衡。必须要有言论自由特别是出版自由，才能够让网络言论不再重要，也能够为文科教育和文科学术成熟起来创造有利条件。
中国共产党自己的控制下缺乏言论自由特别是太缺少出版自由导致了这样的恶果，《不会坐视敌对势力利用互联网“扳倒中国”》的作者不但不反思，反而主张加强控制包括违法宪法和法律的办法来继续恶化，破坏仅剩的自由度高一点的网络言论自由。结果必定是网络言论也和正式媒体一样真正的民众自己的声音和真实情况太不够，最终只剩下莺歌燕舞、歌功颂德。至于“网络乱象与一些微博大V脱不了干系”，作者不反思为什么那些微博大V建立了自己的信誉，拥有众多粉丝，只是一味担心结果，担心丧失主流思想舆论，担心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的失败。这一点不用担心，因为要用违法的手段来保护主流思想舆论，保护意识形态领域，这种情况就已经说明主流思想舆论和意识形态领域是多么的不堪一击。
作者在文章最后还提出了破坏互联网企业自主权的要求，“网络乱象更大的责任应由网站特别是主要门户网站承担。……其实，网络商务和为网民提供各种实用信息服务才是商业门户网站的正业，过度开发媒体功能是资源错配。”。作者极其蛮横，居然要越俎代庖，替门户网站决定发展方向，不听从的话就是不走正路。作者居然不知道计划经济必定失败的原因之一就是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破坏企业自主权，什么都管把企业管坏了。作者既没有足够的知识、信息和智慧也就是没有资格也没有权力决定门户网站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那是门户网站公司自己的经营自主权，是门户网站公司自己的事情。
可笑的是，作者居然提到了淘宝网的巨大成功，这进一步显示了作者的无知，作者一方面在要求破坏企业的自主经营权，另一方面又称赞自主经营实际上”违规”的阿里巴巴公司。谁都知道，中国对银行和银行业务的控制审批极其苛刻，但淘宝网获得巨大成功的关键原因，恰恰是阿里巴巴公司为解决网络交易中信用问题，越界搞了从事部分银行业务的支付宝，经营了部分银行业务。我很早就知道，在西方国家，大的买卖，买家订购货物后，通知银行开出信用状给卖家，卖家就发货就是了，买家通知银行后银行自会付钱给卖家。想想就知道，中国没有一家国有银行会从事这样的业务，为大量的几元，十几元，几十元的网上交易开信用状的，但支付宝通过“第三方担保交易模式”，买家将货款打到支付宝账户，支付宝就向卖家通知发货，买家收到商品确认后，支付宝就将货款发给卖家，完成一笔网络交易。支付宝做了部分银行业务，而且非常成功。没有支付宝，也就是没有企业经营自主权的行使，就根本不会有淘宝网的巨大成功。所以，破坏互联网企业的经营自主权，结果就是破坏甚至葬送中国的国际互联网。
问题在于，我从网络上看到的一些信息显示，如此推脱责任、无知和缺乏智慧的文章，居然却是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政策的透露！中共执政集团加强网络控制，结果就是破坏宪法，破坏言论自由和法治，并埋葬中国的国际互联网企业的经营自主权，最终是埋葬中国的互联网，这是绝对不可忍受的。
我在网络上看到了传说是习近平在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我不太相信这是真的，因为习近平的错误太明显了，一个大问题是习近平为什么会出如此明显的错误，还因为如果这是真的，落实下去，结果就太可怕了，但我在网络上看到已经有高瑜说这是真的，从现有的情况看是正在落实中，第一个错误是把主要是民众自由交流信息的国际互联网（国际互联网当然也有媒体的信息，有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信息等）当成了舆论阵地，当成了党报，但中国国际互联网不是人民日报网络版。与之相关的第二个错误是习近平这样拿对党报的要求来要求国际互联网上的言论，相当于要把网络上民众自由表达的话语，帖子，讨论、评论、交流等等变成党报文章，这样就会扼杀言论自由，不但违反宪法，破坏法治，而且太不现实。三是这样做的结果是没人敢说真话，这样就不能够知道真实情况和听不到民众真实的声音，难道习近平作为国家领导人，不想清楚真实情况和不想听到人们的真实声音？这是国家领袖有没有基本政治素养的问题！尤其是在我们这样一个国家。国家领袖应该不应该清楚真实情况，应该不应该听到老百姓的真实心声，这从来是不一个有疑问的问题。
国家领袖不清楚真实情况，听不到人们的真实心声，刚过去不久的历史已经告诉了我们会有什么样的灾难。由于扼杀言论自由的反右运动以及反右倾运动，上下信息交流完全脱节，几乎没什么人敢说真话，国家领导人完全不知道国家和民众的真实情况，也因为人民公社运动，中国在59年到61年，在和平年代，出现了皇帝专制下都没有出现的惨祸，大约饿死一千万人！当时国家领导人不清楚国家真实情况有两个简单例子，我偶然看到一个回忆，民众在挨饿的时候，毛泽东却在中南海为粮食太多而发愁！还有，大饥荒的时候，中国的粮食出口居然达到了最高峰。以中国目前的现状，再出现类似灾难，就是亡党亡国的问题。
因为利益冲突，民众之间产生相互争论，乃是正常情况，不过是争论而已，政府所应该做的，乃是解决纷争，或者化解矛盾，而不是抓人。如果公安机关担心争论变成群体性斗殴事件或群体性事件，派出警察维持秩序，把他们分开，或者要求组织者以及支持者考虑利益冲突可能使得争论变成群体性斗殴，极大地恶化事态，加剧民众之间的冲突甚至对立，要求他们不要同时出现在同一地点，也就可以了。
具体地说，许志永、王功权等人的行为有没有真正地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象我亲眼所见到多次或者听到或者在网络上看到的那样，医闹等闹事的人，堵着医院、商店门口，不让医院、商店开门那样，堵着教育部、北京市教育局的门口，不让他们办公？或者象网络上看到的那样堵着几个办公室的门口，不让医生、院长办公，别人进不去并不停地辱骂医生、院长？如果他们的行为真是这样，毫无疑问，许志永、王功权等人犯有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但我在网络上压根没有看到说有这样的事情。政法委系统、反对异地高考的人都在拿着放大镜找他们的毛病，如果真有，一定会在网络上说的。
如果公安机关确实要求许志永、王功权他们和反对异地高考的人不要同时出现在同一地点，许志永、王功权他们却偏偏违反要求同时出现在同一地点，那可以说许志永、王功权有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图谋，可是公安机关有没有明确提出这个要求？我在网络上没有看到。此外，即使公安机关明确提出了这个要求，许志永、王功权却偏偏违反要求同时出现在同一地点，也只能够说是图谋，因为反对者很清楚因为利益以及北京已经人太多资源压力太紧张，许志永、王功权的异地高考要求不会实现，因此出现在北京市教育局的反对者很少，又有警察在场，警察很容易把他们分开，并维护公共秩序。
我在网络上也没有看到说公安机关明确提出许志永、王功权等人和反对异地高考的人不要同时出现在同一地点，他们却偏偏违反要求同时出现在同一地点的事情，所以，许志永、王功权连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图谋都没有。许志永、王功权完全没有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连图谋都没有，却被抓捕，这是赤裸裸的暴政而不是公正执法。
再者，如果参与者中有个别人辱骂教育部官员，那是个别人的问题，许志永等人没有组织他们辱骂教育部官员是明显的，骂人者是否犯罪应该由被辱骂的教育部官员提出诉讼，并由法院判决。至于“不服从公安民警管理”，起诉书中没有具体说是什么情况，如果公安民警的管理就是让他们不提出诉求，那么错误的不是他们而是公安民警。民众有自由表达的权利，包括向政府机关提出诉求的权利。
至于起诉书所说的许志永等人在“财产公示”活动中的情况，也没有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不过是“上街张打横幅”而已，不过是数量还不清楚的“大量群众围观”而已，堵塞了交通？堵住了大门让清华北大等开不了门不能够运行？很明显都不是。
我所亲眼看到、听说和在网络上看到的一些真正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那些情况，要么没有警察维持秩序，要么是警察和稀泥，叫医院商店和闹事者为了稳定妥协而已，没看到有抓捕那些真正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人的事情。两相对比，非常明显，政法委系统或者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在明显地告诉民众，不要做公德高尚的人，追求自由民主，追求自由民主的人，没有罪也要抓捕；要做卑劣无耻的人，为了自己的利益就应该违法，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违法了也没事，为了稳定，自然会尽量满足他们的要求的。
两相对比，非常明显，政法委系统或者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在两个方面扼杀中国的法治和民众的道德。
教育平权运动的两个诉求，第一个是中小学教师、校长交流，教育部实际上是真的支持，因为这将导致教育行政机关官员的权力进一步大大扩大，但我是坚决反对的，因为我太清楚会有怎么样的糟糕后果，将会使得中国公办中小学教育质量全面下滑；小升初择校问题的最佳解决办法是恢复更加公平的小升初择校考试，但教育部官员死不认错，结果是大家都不满意。
从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结果再次重申要实行中小学教师交流来看，这个危害中国中小学教育的政策将要在全国落实。第二个让随迁子女在当地高考当地录取的异地高考要求，我是主张要满足民众不骨肉分离的要求，未成年的子女和父母在一起生活乃是天经地义的。但他们的异地高考要求，我认为满足不了，本地户籍居民的利益受损以及北京、上海的相应资源压力太大恐怕承担不了。在今年两会期间以及之后，看到面对异地高考这个利国利民的政策，北京、上海本地户籍人群和外来人员的分歧越来越大，我是有点担忧，但又无可奈何。平均主义的要求（很多人以为公平就是一切平等甚至平均）在我国有政治灌输的加强，他们坚信自己是正确的，连教育部内部都有一些官员赞成；北京市公安局能够把教育部官员也都抓了？
中宣部对媒体的控制使得媒体宣传的本能很强，但对媒体应当承担的职责，中宣部和媒体从业人员明显承担得不好，对于北京户籍人口享有特权，全国性高校歧视山东、河南等错误说法，媒体不但没有平衡报道，反而有所加强。但媒体的说法有点道理，我在网络上看到了一些地方政府向全国重点大学投入资金和招生比例数据，感觉教育部在全国重点大学招生上，平衡全国考生的利益和地方利益上做得不好，偏向全国重点大学所在地方了，但这些数据不是权威的数据。但有一个无人否认数据表明，教育部在这个平衡方面根本就做不好，那就是教育部规定全国重点大学在所在地方的招生不得超过百分之三十；全国重点大学所在地方对全国重点大学的投入是很不相同的，对所在地方招生需要仔细摸清情况并酌情考虑甚至谈判，压根就不应该出台这样一个一刀切的规定，但这个一刀切的规定居然发出，表明教育部都很清楚它做不好这个平衡。
教育部很清楚它做不好这个平衡的原因可以估计出来，是因为一个教育部承担不好或者说承担不了中国这么多教育部所属大学的校董事会的重担；在这一点上指责教育部是不恰当的，但应该批评教育部的是，既然教育部知道自己承担不了中国这么多教育部所属大学的校董事会的重担，教育部就应该进行教育体制改革，由出资方代表指定的校董事、民众选举、校友选举产生的校董事共同组成全国重点大学的校董事会，实行校董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由校董事会来平衡会更好。在异地高考问题上，教育部长只是简单地宣称他的这届教育部在教育公平做得最好，却不细加说明办好大学需要大量资金，地方政府出钱就应该让大学所在地方受益，导致了网络上的一片抨击。地方政府仅仅说一句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城市承载力不足是不够的，应该详细向民众说明实际情况，但却没有说，也许对保密的过度要求所导致。我认为，这些事情是必须让民众知晓的重大事情，政府是不应该保密的，应该让民众知道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城市承载力、资源紧张压力的实际情况甚至严酷现实并加以改进。
异地高考这个利国利民的政策，因为利益冲突出现了麻烦问题，因利益冲突导致发生争论、分歧加剧，也是麻烦事，但把许志永和王功权关进监狱解决不了。教育部、中宣部、北京市委、市政府的错误以及政治灌输等导致的麻烦变大，不能够说成是许志永和王功权另有所图导致，并抓许志永和王功权来做替罪羊。
从郭飞雄等维权人士被超期羁押的情况来看，这是一次对中国人权捍卫者的全国性违法政治迫害。中国的人权捍卫者应挺身而出，维护法治的尊严，维护言论自由，维护公民有向政府机关提出诉求的权利，坚决要求北京、广州等地的政法机关依法办事，立即释放许志永、王功权、丁家喜、赵常青、郭飞雄、刘远东、孙德胜、刘萍、张林等人，而不是打着法律的旗号行政治迫害之实。
这一切不过是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把不稳定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的又一次执行，这件事情，一言以蔽之就是，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出了错误，迟迟不改正错误，以及改正的情况达不到一些民众的期望，民众不满，提出诉求甚至集体提出诉求后，公安机关把带头提出诉求、组织民众提出诉求的人胡乱栽一个罪名，抓进监狱就是了。中国共产党和政府一直说是为人民服务的，民众提出诉求反而把带头的人抓进监狱，怎么可以这样做？当然，这样做的结果肯定是扼杀法治、扼杀言论自由，把中华民族的希望和勇气、未来扼杀在萌芽状态。
作为一个很早就提出要废除劳教制度、并称之为历史性重任的人，在看到三中全会决议废除劳教制度的时候，并没觉得有什么喜悦心情，因为如果司法公正得不到保证，不是依法办案，废除劳教制度的进步意义就很小。
发表在《求是》杂志，作者石平的文章《不会坐视敌对势力利用互联网“扳倒中国”》，出现了在极力夸大网络谣言的作用、推脱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责任的同时，无知又非常蛮横的情况。文章中说：“2009年新疆乌鲁木齐‘7•5’事件，就是境外民族分裂势力通过互联网编造、传播虚假信息引起的。他们先是把外媒报道的伊拉克一名17岁少女因违反教规被族人用石块砸死的视频，说成是‘维吾尔女孩在广东韶关被汉人殴打致死’，经互联网在我国境内传播，然后据此发表疯狂煽动民族仇恨的言论，最终酿成一起造成197人死亡、1803人受伤、大量财产损失的严重暴力犯罪事件。网络谣言对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的危害由此可见。”
2009年新疆乌鲁木齐7•5事件，岂是谣言导致？这起重大事件中，中国共产党和政府一点都不清楚当地情况，反应极其迟钝，措施极其无能，保护公民的生命安全、人身安全、财产安全极其不力，民众极其愤怒。中国共产党和政府既没有辟谣，又没有向民众提出警告，又没有预防，还没有预先增加警力以及制定预案，等等，作者居然把责任推脱到网络谣言上。什么情况才能够说是谣言导致事件，那就是谣言一传开，就迅速影响并在很短时间内导致事件发生。九十年代的某一天，我在德兴市曾经看到过谣言导致的一次事件，谣传说要给小孩子打绝种针，估计是打预防针，预防接种的以讹传讹，结果德兴市那一天上午和下午，幼儿园、小学的班级大都只剩下了三分之一的学生，大部分都被家长接回家了或者不让上学。然后当地党政部门立刻去了小学、幼儿园向陆续接孩子的家长辟谣，本地的广播、电视台也辟谣，第二天上午就基本正常了，下午，幼儿园、小学就完全恢复了正常情况。乌鲁木齐7•5事件，绝对不是这种情况，具体来说，中国共产党和政府有没有承担应尽的责任包括进行辟谣？我没有看到。我在网络上看到，记忆里，有维吾尔人前一天就发现了要出大事，并提出了正确应对的请求，当天早上还提出了正确应对的要求，记忆里三项要求之一是宵禁等，但没有回音，结果是夜晚10点左右出现了乌鲁木齐7•5事件。网络上看到说公安部发现了风险，向新疆发出了增加武警的提议，被政治局委员、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兼中央政法委副书记王乐泉否定了或者没有接受。即使这样，王乐泉还是很久之后才滚蛋下台。
谣言扳不倒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但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不清楚中国的实际情况，反应极其迟钝，应该做好的事情极其无能，破坏法治的坏事一做再做，贻害中国和民众，那是一定会打倒自身的或者被人民赶下台的。正是因为中国的媒体控制和网络言论控制，太少了真实或者说是反面的声音，从胡锦涛事后的作为来看，可以说胡锦涛几乎一点都没有意识到这个重大事件导致了他的党内权威和民间人望极其巨大下降，胡锦涛也没有意识到他迟了一天回到国内，被视为反应迟钝，王乐泉迟迟不下台，有多少人愤怒。一个政治领导者尤其是国家领袖不清楚真实情况，听不到民众的真实心声是极其危险的。
文章不提乌鲁木齐“7•5”事件也就算了，令我非常震惊的是作者居然还有脸敢提这个事件。此次事件加上国保、政保等对中国人权卫士的迫害，给我留下的印象就是，国家公安机关、国安机关的部分机构国保、政保和相应人员，对真正极大地危害国家、危害民族团结的重大事件很无能，抓捕对国家对社会有重要贡献、非暴力进行活动的杰出公民却非常高效率！国保、政保压根就是一个祸害国家民族的机构。在得知来自新疆的吉普车冲撞天安门的金水桥，导致多人死伤的时候重读这篇文章，更加感觉文章的荒唐，来自新疆的吉普车都冲到金水桥燃烧了，公安等部门还是把中国的希望和未来—-自由民主当成心腹大患。这几乎肯定是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导致的结果。但是，这种情况不但知识分子非常不满，党内都有相当多的人不满。
对于“越是反主流、反权威、反传统的声音越能赢得喝彩”，“中国政府的工作表现在当今世界是广受赞誉的，”作者在自欺欺人，装无知，装作不知道中国网络的控制，此外大概是官员们习惯了中宣部所控制媒体的莺歌燕舞、歌舞升平，装作不知道或者受不了民众自由的真实表达，装作不知道民众对此的反感甚至逆反心理。我虽然曾经在网络上被一些人辱骂，栽赃辱骂等等，但依旧坚信言论自由是不可破坏、不可剥夺的自由权利。在中国共产党控制下的媒体、文科教育和文科学术，缺乏言论自由、太缺乏出版自由，因为中国的网络控制和禁锢远不如对媒体的控制，导致了文科教育水平低下，文科学术的思想和学术都不成熟，导致了正式出版物的资讯水平和重要性偏低，导致了真实的网络言论的重要甚至非常重要，导致了微博大V的话语权的明显作用等等。这个情况还与网络言论发布的极低成本也有关系。只要是中共中央宣传部管着媒体，有着宣传目标，新闻和媒体就是做不好的，因为新闻和媒体第一重要的是真实，事实真相，通过文章等还原这个真实、事实真相必定有所取舍，取什么舍弃什么对媒体从业人员水平的要求很高。新闻报道有了规定的宣传目标，肯定按宣传目标去取舍，而不是按照还原事实真相的目标去取舍。新闻报道还必须有平衡，人言人殊，特别是所报道的双方多方存在利益冲突的情况，有宣传目标，肯定是按宣传目标做而不考虑平衡，最多能够做到的是按宣传目标来平衡，但根据宣传目标的平衡就不是平衡。但网络言论发布的极低成本，使得很多事情，新闻媒体没有提到的重要信息或细节能够在网络上发布，自动补充了真相或者网民还原真相所需要的信息，民众自己获得信息也可能自动实现了平衡。必须要有言论自由特别是出版自由，才能够让网络言论不再重要，也能够为文科教育和文科学术成熟起来创造有利条件。
中国共产党自己的控制下缺乏言论自由特别是太缺少出版自由导致了这样的恶果，《不会坐视敌对势力利用互联网“扳倒中国”》的作者不但不反思，反而主张加强控制包括违法宪法和法律的办法来继续恶化，破坏仅剩的自由度高一点的网络言论自由。结果必定是网络言论也和正式媒体一样真正的民众自己的声音和真实情况太不够，最终只剩下莺歌燕舞、歌功颂德。至于“网络乱象与一些微博大V脱不了干系”，作者不反思为什么那些微博大V建立了自己的信誉，拥有众多粉丝，只是一味担心结果，担心丧失主流思想舆论，担心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的失败。这一点不用担心，因为要用违法的手段来保护主流思想舆论，保护意识形态领域，这种情况就已经说明主流思想舆论和意识形态领域是多么的不堪一击。
作者在文章最后还提出了破坏互联网企业自主权的要求，“网络乱象更大的责任应由网站特别是主要门户网站承担。……其实，网络商务和为网民提供各种实用信息服务才是商业门户网站的正业，过度开发媒体功能是资源错配。”。作者极其蛮横，居然要越俎代庖，替门户网站决定发展方向，不听从的话就是不走正路。作者居然不知道计划经济必定失败的原因之一就是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破坏企业自主权，什么都管把企业管坏了。作者既没有足够的知识、信息和智慧也就是没有资格也没有权力决定门户网站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那是门户网站公司自己的经营自主权，是门户网站公司自己的事情。
可笑的是，作者居然提到了淘宝网的巨大成功，这进一步显示了作者的无知，作者一方面在要求破坏企业的自主经营权，另一方面又称赞自主经营实际上”违规”的阿里巴巴公司。谁都知道，中国对银行和银行业务的控制审批极其苛刻，但淘宝网获得巨大成功的关键原因，恰恰是阿里巴巴公司为解决网络交易中信用问题，越界搞了从事部分银行业务的支付宝，经营了部分银行业务。我很早就知道，在西方国家，大的买卖，买家订购货物后，通知银行开出信用状给卖家，卖家就发货就是了，买家通知银行后银行自会付钱给卖家。想想就知道，中国没有一家国有银行会从事这样的业务，为大量的几元，十几元，几十元的网上交易开信用状的，但支付宝通过“第三方担保交易模式”，买家将货款打到支付宝账户，支付宝就向卖家通知发货，买家收到商品确认后，支付宝就将货款发给卖家，完成一笔网络交易。支付宝做了部分银行业务，而且非常成功。没有支付宝，也就是没有企业经营自主权的行使，就根本不会有淘宝网的巨大成功。所以，破坏互联网企业的经营自主权，结果就是破坏甚至葬送中国的国际互联网。
问题在于，我从网络上看到的一些信息显示，如此推脱责任、无知和缺乏智慧的文章，居然却是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政策的透露！中共执政集团加强网络控制，结果就是破坏宪法，破坏言论自由和法治，并埋葬中国的国际互联网企业的经营自主权，最终是埋葬中国的互联网，这是绝对不可忍受的。
我在网络上看到了传说是习近平在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我不太相信这是真的，因为习近平的错误太明显了，一个大问题是习近平为什么会出如此明显的错误，还因为如果这是真的，落实下去，结果就太可怕了，但我在网络上看到已经有高瑜说这是真的，从现有的情况看是正在落实中，第一个错误是把主要是民众自由交流信息的国际互联网（国际互联网当然也有媒体的信息，有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信息等）当成了舆论阵地，当成了党报，但中国国际互联网不是人民日报网络版。与之相关的第二个错误是习近平这样拿对党报的要求来要求国际互联网上的言论，相当于要把网络上民众自由表达的话语，帖子，讨论、评论、交流等等变成党报文章，这样就会扼杀言论自由，不但违反宪法，破坏法治，而且太不现实。三是这样做的结果是没人敢说真话，这样就不能够知道真实情况和听不到民众真实的声音，难道习近平作为国家领导人，不想清楚真实情况和不想听到人们的真实声音？这是国家领袖有没有基本政治素养的问题！尤其是在我们这样一个国家。国家领袖应该不应该清楚真实情况，应该不应该听到老百姓的真实心声，这从来是不一个有疑问的问题。
国家领袖不清楚真实情况，听不到人们的真实心声，刚过去不久的历史已经告诉了我们会有什么样的灾难。由于扼杀言论自由的反右运动以及反右倾运动，上下信息交流完全脱节，几乎没什么人敢说真话，国家领导人完全不知道国家和民众的真实情况，也因为人民公社运动，中国在59年到61年，在和平年代，出现了皇帝专制下都没有出现的惨祸，大约饿死一千万人！当时国家领导人不清楚国家真实情况有两个简单例子，我偶然看到一个回忆，民众在挨饿的时候，毛泽东却在中南海为粮食太多而发愁！还有，大饥荒的时候，中国的粮食出口居然达到了最高峰。以中国目前的现状，再出现类似灾难，就是亡党亡国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