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劳塞维茨在1832年的著作《战争论》中说：“战争仅仅是用其他手段继续的政治”，而福柯把克劳塞维茨命题翻转过来：“政治是用其他手段继续的战争”。而在这里，司法就是政治，我们也可以说，司法是用其他手段继续的战争。列宁说，“随着政权的基本任务已经逐渐由武力镇压转到管理工作，镇压和强迫的一般表现也会逐渐由就地枪决转到法庭审判。”从”新中国”两位主要的政法领导人的讲话中，也可以看出司法与战争的接替关系：
人民民主专政的最锐利的武器，如果说司法工作不是第一位的话，也是第二位。当我们在跟反革命作武装斗争的时候，当然武装是第一位，在革命胜利的初期，武装也还有很大的重要性。可是社会一经脱离了战争的影响，那么司法工作和公安工作，就成为人民国家手中对付反革命，维持社会秩序最重要的工具。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都说过，国家机器主要是指常备军、警察、法庭、监狱。毛主席也是这样说的。……我们的专政武器，最重要的当然是人民解放军，但军队不是天天打仗，“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政法机关则天天在打仗，一面练兵，一面打仗，一面工作，一面提高。
战争与司法是同质的。军队是“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而司法则是“日日养兵，日日用兵”。司法、军队、警察、监狱都是国家机器的组成部分，都不可能独立出来。“司法机关”经常被“政法机关”或“政法部门”的提法所取代。“政法”一词传神地反映了中国法律的地位和特点，传达了有关中国司法最重要的信息。“政法机关、政法部门、政法战线、政法院校/院系、政法委、政法工作、政法干部”，等等。而“政”，可以联想到“政治”、“政策”、“政权”、“专政”、“政绩”，而这些正是中国法制能够被理解的关键词和背景词。政在法之上，法随政之后。
1980年代以前，“政法部门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刀把子”，经常被用来描述政法部门的性质。“政法部门是刀把子，这个刀把子必须掌握在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社会主义事业的人们手中。”“刀把子”不抓牢，甚至被坏人拿到，后果危险之至：“专政工具如果不在党的绝对领导之下，不牢固地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那么，这些‘刀把子’就会被敌人夺去，就会变质，使敌人逍遥法外，而劳动人民就会有人头落地的危险，出现暗无天日的局面。”“人民司法机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刀把子，这把刀运用得好，可以砍向敌人，保护人民；掌握不好，则可能伤害自己。”揭批四人帮时期，出现不少类似“牢牢掌握无产阶级专政的刀把子”这样的文章，说的也是刀把子在谁手里的问题；在1983年严打时期，“刀把子”论又兴盛起来；但就是在同一年，法学界发生了不大不小的“刀把子的风波”。
“刀把子”是一个工具，司法机关被工具化了。“人民的司法工作如同人民军队和人民警察一样，是人民政权底重要工具之一。”一位高级法院副院长在第五次全国司法工作会议上的发言中，四次提到了做党的“驯服工具”：
通过反右倾、鼓干劲的整风运动，……使坚持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思想，做党的驯服工具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进一步牢固地树立起来。要不要做党的驯服工具，是无产阶级法律观点与资产阶级法律观点斗争的一个焦点。司法部门只有把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才能）成为党的驯服工具。使坚持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思想，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和做党的驯服工具的思想，在广大司法干部头脑中生根……
考察这一时期的司法话语，还可以非常明显看出，党对司法工作的绝对领导地位被强调到了极高的程度。罗瑞卿在《全国公安检察、司法先进工作者大会上的讲话提要》中说：“我们应当坚持政法工作上这个最有决定意义的传统，始终听党的话，作党的驯服的工具，不断增强自己的觉悟和党性，要使我们的思想跟得上党委的领导，并且在组织上与实际工作上，绝对服从党委的领导。”在北京市1958年的司法工作会议上，与会代表纷纷表示要做到：“坚决服从党委领导，听党的话，党指挥到那里就到那里，党叫干什么就干什么，主动、及时地向党委请示报告工作，切实成为党的得心应手的驯服工具。”而“党对人民司法机关的领导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具体体现在方针政策上、政治思想上、组织上以及业务上等各个方面对司法机关进行领导。”
……
在1983年春节后在上海的一次座谈会上，原华东政法学院院长徐盼秋说：
政法部门拨乱反正做的不够，‘左’的东西清理的少。例如人们往往把政法部门说成是‘刀把子’，这在解放初期是正确的，那时以镇压阶级敌人的反抗为主要任务。现在阶级关系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99.97%都有政治权利。政法部门当然还有镇压职能，但不能说是主要职能了，工作重点应该放在保卫四化建设、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保卫人民民主权利上。
据回忆，“整个会议开得生动活泼，气氛十分活跃，……然而谁也没有料到，徐盼秋的发言竟会成为‘刀把子’风波的源头。”761983年9月《民主与法制》的本刊评论员文章说：
还有少数同志认为，现在政法机关主要职能不是对敌专政了，甚至反对提政法机关是‘刀把子’。这种思想是错误的也是有害的。……人民民主专政，是保护人民的‘法宝’，是镇压敌人的‘刀把子’，政法公安机关的主要职能仍是对敌专政，这个刀把子一定要牢牢掌握。
似乎不是无所指的。但是1983年春节到9月份，只有几个月的时间发生了什么变化呢？原来，1983年9月2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开始了为期三年多的“严打”整治斗争。政法机关首当其冲地参加战斗，专政职能提到了第一位。“必须不断提高广大干警对人民法院专政职能的认识，强有力地发挥‘刀把子’的作用。”
在1983年11月中国法学会召开第二次扩大的理事会上，这种论调被“一个副部级干部”说成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最典型表现”，在报告中他指责说：“他妈的上海有个什么法学家，不承认政法机关是‘刀把子’，这是一种胡说八道的谬论。”中国法学会的一位负责同志质问《法学》的负责人张传桢，为什么这样明显错误的观点还予发表？他的答辩是：从徐盼秋的全部发言来看，根本就没有否认“刀把子”的意思，只是说政法部门除了打击犯罪、发挥“刀把子”的作用外，还要处理大量人民内部矛盾；徐的发言是在中央领导人在场的情况下说的，而会上宣布了不打棍子、不抓辫子、不扣帽子的“三不主义”；中央领导同志多次提出政法机关要解放思想，改变传统观点，冲破老杠杠、老套套。“刀把子”的风波到会议的第三天才平息：“中央领导发话下来，大意是，反对精神污染主要是哲学理论界、文艺界的事，……法学界不要盲目凑热闹。”
可以看出，“刀把子”风波虽然平息了，但是“政法机关是刀把子”的说法没有被否认，只不过它除了是“刀把子”，还是别的。虽然刀把子、阶级斗争、锐利武器和驯服工具这样的词汇在1990年代中期以后的法律作品中越来越少了，但这个提法还有人沿用，这个观念也一直在政法机关中占有一定的市场。意识形态的变迁要经历一个缓慢的过程，更重要的是类似“严打”这样的司法实践更加强化了“刀把子”的观念。人们的话语是社会实践形象而准确的总结。但是话语也不仅仅是实践的镜子，它在归纳和提炼实践的同时，也会对实践产生强化、引导、压制、遮蔽或置换的作用。新的话语裹挟着新的观念能量将会型塑新的社会行动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