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宋彬彬仨字儿成了中共当局对待文革的风向标。2007年9月，文革中第一个打死校长的皇家师大女附中，后来的“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在人民大会堂举行“90华诞庆典“，各级领导和各国驻华使节出席，CCTV新闻主播罗京主持，CCTV全程拍摄，制造光碟出售。宋彬彬很看重自己的符号价值，为了竞选“荣誉校友”，提供了不少私家照片，把革命老母和美国博导都拉来助阵。结果她成了这场闹剧的主角，不但与毛泽东家室同登“荣誉校友”榜，而且风头大大盖住了她们。宋给毛戴红卫兵袖章的照片，戳在校园里，制在光盘里，印在纪念册里，传递了明白无误的信息。到了国庆节，文革特产样板戏和红色芭蕾纷纷上演。转过年来，薄熙来在重庆唱红，俨然文革卷土重来。唱红高潮的2010年，宋彬彬又递出信号，与当年女附中的冯敬兰、刘进、叶维丽、于羚集体回忆当年红八月，不但把导致卞校长惨死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而且把她和女附中革委会变成了抢救卞校长的义士。回忆座谈记录先发在以研究文革著称的《记忆》网刊“师大女附中文革专辑”上，到了敏感的八月，竟然堂而皇之上了“秉笔直书，以史为鉴”的《炎黄春秋》。
如今宋彬彬又传递信号了，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她回母校，念了封“公开道歉信”。道歉信字斟句酌：“请允许我在此表达对卞校长的永久悼念和歉意，为没有保护好胡志涛、刘致平、梅树民、汪玉冰等校领导，向他们的家人表示深深的歉意”。她承担的是“没有保护好胡志涛、刘致平、梅树民、汪玉冰”，这四个人都不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女附中九位员工里。死者里面宋彬彬只提到一个卞校长，而且仅仅是悼念，并没有像对另外四人那样向家人道歉，公然无视为亡妻昭雪奔走48年的女附中第一苦主王晶垚先生。
公开信的主要内容是辩白，1966年8月20日《光明日报》署名宋要武，括弧宋彬彬的文章“我给毛主席戴上红袖章”不实，“真实的历史是我从来没有改名叫宋要武，我们学校也从来没有改名叫“红色要武中学”。事实是，就在毛对宋说 “要武嘛”之后一周，红卫兵暴力组织“西纠”，全称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宣告成立，在成立宣言上签字的35个红卫兵组织里有“红色要武中学（师大女附中）红卫兵”和“红色要武中学（师大女附中）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在前面提到的五人座谈记录里，主持人冯敬兰女士也证实当时看见红纸黑字“红色要武中学”贴在校牌上。文革档案里有一封1966年9月6日的“在武汉致北京、武汉革命同学的公开信”，署名“北京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战士宋要武、华小康、刘静梓、朱培、潘小红”，这封信得到当年同去武汉串联的北京清华附中红卫兵卜大华的证实。信确实很武，开口就是“有一小撮反革命、混蛋、王八蛋，他们在武汉大学干尽了坏事”。宋彬彬无视这些有人证物证的事实，坚持说学校和她都不曾改名“要武”，大概指没有正式登记和报户口改名，在那个无政府的年代冒出来的数以千万计的“卫东”、“向东”、“要武”、“爱红”们在哪里申报过？ “红卫兵”这个组织又在哪里注册过？
念到道歉信结尾，宋彬彬摆出姿态：“我要再次说声，对不起！”原来高潮就是个“Sorry”，王晶垚先生和胡秀正、梁希孔、周学敏、赵炳炎、宗传训、王英同、关炳衡、王永海等八位文革死难者的家属，连个“对不起”都不配。
宋彬彬这次风向标演砸了，文革浩劫，不是一句时髦的“Sorry”就能结案的。中共当局对文革的反思与德国人清算纳粹不可比，与邓小平审判林彪、四人帮相比，也是退步。命案永不逾期，是各国通例。三千万人的命案，只能通过反人类罪法庭结案。
（2014年1月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