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朋友闵琦前几天给我发来一张合影，摄于1988年11月10日。这一天在北京京丰宾馆召开了“首届全国现代化理论研讨会”，该会议由闵琦、孙立平、郑也夫三人倡议发起，由北京社会与经济研究所、北京社会与科技研究所、国防经济研究会和中国体制改革研究所做主办方并承担会议费用，参加会议有200余人，几乎囊括了当时在全国有点影响的“中青年理论工作者”。闵琦给我发来的合影，应该是摄于会议开幕当天，合影中有我许多熟悉的朋友，如家其、遵信、子明、盛平、军涛、闵琦、立平、思源、廷嘉、大德、小平、苏波、为民、也夫等，好些人都认不出来了，毕竟是三十年了，时间侵蚀掉了许多记忆。这张照片是珍贵的记录，记录了一个重要的时刻和身临这个时刻的一群人们。
关于这次会议的宗旨，我没有找到更多的材料可以说明。景跃进、张静、孙立平等人曾经写过一个会议综述，发表于《马克思主义研究》1989年第一期，该综述在提要里写道:现代化作为一种事业和目标,理应得到理论界的兴趣和支持。中国的理论界再不能对现代化问题无动于衷了。这是11月10日至13日在北京召开的首届全国现代化理论研讨会全体与会者的最大认同点。
我作为会议代表，向会议提交的论文是《中国现代化需要集权政治吗？》，这篇论文的打印稿一直被李盛平保存在他的一大堆文件中，他是当时主办方北京社会与科技研究所所长，前些日子居然把我这篇文章翻找出来了，复印后给了我一份，并郑重其事地对我说，这篇文章今天看来也没有过时。这话是对我这篇文章的好评？还是一种揶揄？三十年前讨论的问题，至今依旧还可以讨论，这是时间的轮回还是停滞？真是让人有点不胜唏嘘。
看着这张照片，有些朋友已经去国多年，有些朋友已经离世，有些朋友，包括我自己，似乎都老了。1988年，我是31岁，算是中青年，看身边的朋友，都是差不多的年龄。你看闵琦，多么年轻英俊！你看小平，就像个中学生！还有遵信、子明、思源、廷嘉、大德，谁能想到他们会过早离开我们。再看王东、苏波，一个陆军上校，一个海军中校，他们当时成立的国防经济研究会，作为主办方，参与地方的现代化讨论，这在今天估计连想都不敢想吧。八十年代的精神和理想，在这照片中，应该是昭然若揭。
这个会议的主题是现代化，但并非是一个纯粹的理论研讨，而是广泛地涉及到了对当时形势的判断和对改革路径选择等一系列现实问题的争辩和论证。当时的现实背景是，1987年10月召开了执政党的“十三大”，在这次会议上全面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纲领和方案，这极大地促进了民间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热情，现代化研讨的一个重要主题，就是围绕政治体制改革而展开。另一方面，1988年8月“价格闯关”失败，引发物价飞涨，随之而来的是全面推行“治理整顿”政策，这一政策被民间许多人士认定是对改革的倒退和修正。在政治体制改革举步维艰和经济改革全面收紧的情况下，几家民间研究机构于1988年11月组织召开全国现代化研讨会，目标是非常清楚的，即希望通过民间的思想动员和思想供给来进一步推动执政党的改革步伐。事实上，党内的改革派也是期待民间以这种方式来实现党内外的思想互动和整合，尽可能在全国形成最大范围的改革共识。
研讨会开了两天，具体有谁做主旨发言或进行了哪些方面的深入讨论，我现在已完全记不起来了。闵琦因为最近身体不佳，难以系统整理这个会议所留下来的各种资料。我只好从网上搜索，找到一些零星的记载。一位叫李赤的作者在《新闻记者》1989年第一期的一篇文章里，是这么描述这个会议的研讨风格:“面对中国现代化的严峻危机和各种挑战,我国理论界一批近年来在各学科各领域崭露头角的中青年学者约200人,于11月中旬召开了首届全国现代化理论研讨会。讨论形式多样,有大会发言和辩论、组长挂题讨论,个人挂牌辩论,各家理论刊物的座谈会等等。没有一种论点可以成为主导,有一种观点存在,必有另一种反对观点提出。有的学者认为,出现这种多元的思想者群落,表明中国一大批中青年知识分子已不再按原来的思考方式思考问题,这本身就是中国的希望所在。”这段记述，应该说是比较准确地反映出这个会议的精神面貌。80年代的北京理论界，尤其是民间的理论讨论，充满着自由论争的风气和大胆探索的活力。
我为这次会议提供的这篇论文，是不是在这次会议上有过充分讨论，我不记得了。但这篇论文所提出的问题，即集权政治和自由经济的关系是会议讨论的一个重点，大多数与会者普遍意识到了，中国的经济改革正面临着一个政治瓶颈，在集权政治的条件下能不能让商品经济(当时市场经济还不能提)自由发展？我的论文应该是比较集中地阐述了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实际上也是提前预示了几个月后所发生的新权威主义大论争，因此，值得在这里专门说一下。
我这篇文章的定稿时间为1988年10月1日，写作的时间更早。该年上半年，包遵信和远志明准备共同主编一本新刊物，刊名叫《太平洋论坛》 。远志明向我约稿，我是专门为这个新刊物写了这篇文章。文章的主旨是为了回应在当时已经有所流行的一种主张，即在政治集权的条件下进行经济改革——当时新权威主义这一概念还没有流传开来。在中央编译局的一次会议上，有包遵信、吴稼祥、远志明、俞可平等人参加，我宣讲了这篇论文的主要观点。吴稼祥显然对我的观点理解有误，他后来和我同时发表在上海《世界经济导报》上那篇关于新权威主义的述评，把我视为新权威主义的支持者，因为当时支持新权威主义的学者实在是太少了。吴稼祥罗列了一个名单，上海有王教授和萧功秦教授，北京有张炳九和戴晴，同时他说，荣剑在一个场合(即中央编译局会议)提出了在政治集权的条件下才能发展商品经济，由此有点含糊地把我也列为新权威主义的支持者。1989年1月16日，《世界经济导报》同时刊出了吴稼祥题为《新权威主义述评》和我题为《新权威主义在中国是否可行？》这两篇观点针锋相对的文章，文章迅速引发一场全国性讨论。这个讨论的相关情况，我会在以后做一个梳理。
我发表在《世界经济导报》上的文章，应该说是我提交给现代化研讨会文章的简写版。《中国现代化需要集权政治吗？》这篇上万字的论文，由引言和三个部分组成，标题分别为:
引言:中国当前的大问题；一、集权政治和自由经济:协调和矛盾；二、中国:集权政治的困境及其原因；三、走向自由经济和民主政治的统一。
我在内容提要中对文章的基本观点作了概括:
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从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转变在客观上需要政治上的相对集权，这可以从世界其他国家特别是亚洲“四条小龙”的现代化进程中找到类似的根据。但中国目前正面临着世界性的民主化浪潮和国内日益高涨的民主要求，这决定了它必须尽快完成从集权政治向民主政治的转变。惟其如此，中国才能迅速地发展起商品经济，并走向自由经济和民主政治的统一。
现在重读全文，不能不感慨，勿谓言之不预，30年前，问题基本上都谈到了，当时我提到的“中国大问题”，主要是从三个方面予以概括:第一，在集权政治的条件下，能否使经济自由化？在商品经济的“初级阶段”，集权政治存在的依据以及它所能发挥的主要作用是什么？第二，如果说自由经济能够在集权政治的条件下发展，那么，二者如何相处？经济的自由化能否长期容忍政治上的集权？第三，如果说自由经济不能和集权政治长期共处，那么，如何才能走向经济自由和民主政治的统一？我由此提出的看法是:这三个问题是中国当前面临的根本问题，它们直接关系到中国改革和发展的命运。30年过去了，问题是否依旧存在？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我在文章中用“集权政治”来对应于英语词汇“autocracy”，就是力求以一个相对中性的词语来描述中国现实的政治制度，以避免意识形态的过多干扰。后来萧功秦教授创造出“新权威主义”这一概念并被民间理论界所认可。记得好像是杨百揆在现代化会议的私下讨论时，介绍了萧功秦的新权威主义理论，提到7月在北戴河的一个会议上，萧功秦教授从袁世凯的强人政治中总结出新权威主义这一概念。后来的事实证明，萧教授是自创政治概念高手。新权威主义这个新颖的概念，为一个旧的政治制度安排提供了新的合法性依据，同时也为萧教授创造了持续三十年的声名。时至今日，萧教授还在继续打造新权威主义的2.0版，这可能是自《世界经济导报》引发新权威主义论争以来，理论上仅有的一点变化，也就是概念上的变化，而时代没有变，时代形成的问题也没有变。卅年轮回，人们重新回到了原点。
三十年，对于个人来说，是长还是短？伟人可以轻松地说弹指一挥间，但一个人有几个三十年？而对于一个国家来说，三十年可能真的是很短，不过就是历史的瞬间。我以前在谈到“历史时间”这个概念时曾认为，大的社会转型，比如历史上已经有过的“殷周之变”和“周秦之变”，分别建立了封建制和帝制，都至少经历了约三百年时间，从晚清开始的帝制向现代的转变是不是也需要三百年时间？如果从1840年开始计量，中国的现代转型不过才走了半程。当然，在三十年前，互联网还没有出现，现在因为有了互联网这个技术条件，社会转型或许可以加快100年。这是不是历史无法改变的宿命？
下一个三十年，只能由后人来见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