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党文宣的极端形态以学习能力获得韧性，长期佔据优势地位是没有悬疑的，若说赢最终也难讲.
最近一段时间的舆情表现，可以用残酷来形容。方舟子单挑周小平，引发全网对方舟子的追击，并导致全网删除所有相关信息。到这个份上，“周小平现象”的幕后操作动作及意图完全显露，这个现象所指向的政党文宣逻辑再次证明了“舆论峡谷”的存在。
要理解“舆论峡谷”可能要先理解“舆论场”，但舆论场的概念有不足，是因为它仅仅是平面的概念，对照现实，其实将舆情地带称之为“舆论峡谷”更合适.它有助於理解一种受到精密控制的舆论模式，以及这种模式的弱点，统统导向一种政党文宣的极端形态.
之所以说极端，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政党文宣对舆论主体具有绝对的权威，对报纸、电视、网络这些信息基础工程有着绝对的控制权。在这种绝对的管控之下，政党文宣通过强大的技术按需传送讯息。政党文宣站在“舆论峡谷”上，像将军一样俯视着整个“峡谷”。
其二，之所以说是“极端形态”，还因为除了对舆论基础工程的绝对掌控，还体现在文宣战术以不均衡的优势力量主动进入舆论“谷底”，而且不是靠远程打击，凭藉接触式的挑衅、激怒、消除等战术.在混战中，政党文宣树立靶子，投入全力，宣布胜利。
在政治伦理上，政党文宣的极端形态已经做了放弃，将“极端形态”完全建立在利益基础上，将其作为优先的执政策略加以巩固。在这种状态下，这种文宣类型不会受到道德与伦理的压力，也就是说，谴责是对它无效，因为这是剔除了耻感的暴力政治。
“周小平现象”并不是新东西，究其本质而言，就是号令文宣行动的执行人往“舆论峡谷”里投放超量的信息，实现信息在规模比重上的易位。换言之，政党文宣的极端形态不是求真，不讲究是非，而是要通过释放特定的污染信息，求取规模上的优势。
所以，为了掌握“舆论峡谷”中的态势，首先要掌握舆论渠道，其次是选中污染性内容的写手，再次是根据时宜性的要求加以联动操纵.从这十几年的前后对比看，后两点很容易实现，在实现第一点上动了很多心思，但因为渠道的历史性变局，尚未有最终的胜算。
政党文宣挑中周小平，就像它当初挑中方舟子、司马南一样，都是根据具体情况下的具体需求来的，他们就是“极端形态”得以落实的“选手”。“选手”有受青睐、有受遗弃的，很正常。这种冷热变化随着政党文宣的重点变换而发生，文宣棋子的生命周期有长短。
上面说过，政党文宣的极端形态放弃了是非追求，但反对它的人们却是用“是非”来生产批判的。这从一开始就决定了两下既无可能对话，也无可能有实质意义上的“交锋”。包括“周小平现象”在内，这就带来众生喧哗的场景，老实讲，这里有天大的误会被忽略了。
政党文宣的极端形态除了站在“舆论峡谷”上观察下面的指挥者，除了那些深入峡谷地带“作战”的维稳战士，它之所以维持生命力，也是与号称反对它的那些人大有关联。这就是为什么激进的抗议者要压制公知的原因所在，公知也在为政党文宣极端形态“供血”。
说是“激进的抗议者”也不确切，他们其实是看清了这一极端文宣形态背后运作手法的一群人。这些人是清醒的，但也是无力的，因为他们也没有实力抗衡政党文宣的极端形态，他们向通过遏制公知卷入而达到釜底抽薪的目的，然而这是很难实现的。
方舟子对攻周小平，与公知讨伐周小平，并不是一回事。后者只是常规喧哗，对极端形态的生成及巩固反而有益。方舟子斜刺里杀出，将会使得往“舆论峡谷”里注入的污染性信息失效，他以前棋子的身份威胁到极端文宣形态的运作模式，而且可能与伦理及道德谴责合流。
微博上围剿大V，背后的用心也就是削弱“舆论峡谷”中那些有能力带动粉丝产生规模信息的主体.极端文宣形态放过方舟子一码，但是在这一轮操作中赫然发现遗留了一个原本是自己人的后患。如果公知也将方舟子的查禁遭遇当做受害案例，有点哭错了坟头的意思。
政党文宣的极端形态之所以称为“极端”，还意指它通过超限发挥，已经将自身带到了一个危险的境地。这个危险的表现是，它展现了弱点所在——即使它放弃了政治伦理与道德标高，但放弃得越彻底，就让它所代表的势力在合法性上流失得愈厉害。
极端文宣形态造成了许多矛盾类型，比如它越是强大就越可能自伤。对公知群体来说，则是尴尬：出声卷入舆论峡谷，帮助打造血滴子，完全噤声则有违声名。同样情形对激进抗议者也有，那就是壁上观无助於事，在边缘化与处理群众信任上进退失据。
政党文宣的极端形态最终会赢吗？它以学习能力获得韧性，长期佔据优势地位是没有悬疑的，若说赢在最终却也难讲.原因是“舆论峡谷”中产生了时代性的变迁，信息的个人化分布及聚合使得大一统的信息污染术难以奏效，信息规模化压制可以让人沉默，但会丧失人心。
极端的文宣形态不相信人心，不信任人性，以为单凭利益就可以巩固形态长久，这是过於乐观了。但从“周小平现象”可以看出，极端文宣形态对谎言、信息污染、强力操控的迷恋已经让它失去了回旋余地，它在往极端化的路上走得愈来愈远，会失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