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独立文化人刘一木创作的《这些长沙人》进入后期制作时素材遭国保删除，他向当局要求公开处理意见却不获答复。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称，他下一步将联名向当局要求公开处理依据。同时长沙方面近期加强对异见人士的监控，长沙多个异见人士被限制出境。
不可否认，随着物质水平的不断提高，数码产品日渐普及，很多民间摄影爱好者都拥有高档摄像机，不仅可以拍照，而且可以用来拍DV，这打破了官方媒体对拍摄影像的垄断。当独立制片人扛起一部小型摄像机，行行摄摄的过程中便记录下历史，将其剪辑整理，围绕某个主题配以文字解说，也就成了纪录片。
在互联网尚未进入中国的时候，虽然也不乏摄影爱好者，但他们的作品要想广为人知却很难，除非被电视台采用，而在视频网站风靡的网联网时代，他们的作品却很容易通过网络与观众见面，只要够分量，依然可以一时间洛阳纸贵，传播效果绝不比在电视上播放差。
然而，在中国，因为互联网的使用者与日俱增，所以，一直视新闻自由为大敌的执政当局开始对互联网实施管制，虽然网民依然在不断增长，但是，网络的自由度却在不断下降。不仅图片和文字都会遭到审查，而且连视频也不得越雷池半步，倘若视频内容被认为敏感，要么无法公开发布，要么就是在公开发布后会遭到删除。
毫无疑问，在严厉的新闻管制下，中国没有绝对独立的媒体，即使是商业媒体，依然带有一定的官方色彩，在很多大的问题上必须与官方保持一致，至少是保持沉默不唱反调，否则就会被强令闭门谢客，或是相关人员遭到整肃。而电视媒体则官方色彩更浓，非官方而不能办，而受到的管制也更为严厉，所以，独立制作的反映社会阴暗面的纪录片要想受到电视台垂青比登天还难。
不可否认，虽然中国的经济突飞猛进，但是社会矛盾却日益突出，尤其是官民矛盾，时刻都可能引发社会危机。在现有的体制下，没有多少人不是制度的受害者，很多民众在遭受不公正待遇后都曾对向官方投诉怀抱希望，久而久之才发现，自己像一只皮球被各个部门踢来踢去，而官方媒体也不愿意为其鸣冤叫屈，所以，只得求助民间人士，既有维权人士，也有独立拍客和独立制片人。
在很多维权事件中，都不缺少独立纪录片人的身影，比较著名的包括广州中山大学教授、曾获得法国西蒙•波伏娃女性自由奖的艾晓明，接连拍摄了好几部维权纪录片，包括反映村民选举的《太石村》、反映四川大地震的《我们的娃娃》和《公民调查》，但其后她被通知不能续办护照和被禁止入境香港。
民间的怨气太重使得独立纪录片一时间风行，不过，独立纪录片在中国国内网站上的发布渠道逐渐被堵死，但是，在youtube这样的海外视频网站上，依然能看到一大批在国内被禁播的独立纪录片，只是需要“翻墙”观看而已。因为“翻墙”技术的日渐普及，如今，只要是哪部独立纪录片在民间获得好评，依然可以吸引如潮的观众。
在中国，纪录片几乎都是正面的，如反映中共历史和已逝领导人的纪录片，纪录片的本性应该更倾向于针砭时弊才对。央视导演陈晓卿曾公开承认这种缺陷：“目前大陆或者在中央电视台是逆着纪录片本性而做的，是反过来的。我们不能做弱势、个性的一面，不能找非政府的一面。”众所周知，由于独立制片人缺少拍摄经费，而且在国内没有播出平台，所以制作独立纪录片是一份非常艰难的事情。加上可能碰触官方舆论火线，时刻面临打击报复，艾晓明被禁止出境便是明显例证；无独有偶，独立制片人杨伟东因为通过影像的方式记录中国500位政治敏感人物，结果也被禁止出境。
中国民间人士拍摄纪录片的水平可以说越来越高，36岁的上海电影导演应亮以杨佳袭警案为题材拍摄了纪录片《我还有话要说》，该片曾在韩国全州影展上首映。此前，上海警方曾经透过一名韩国人以中国公司的名义，出价五千万欲买断该片版权，结果遭到应亮拒绝。首映前后，应亮及家人曾遭到上海警方的连番恐吓。
几年前，在阿根廷举行的布宜诺赛勒斯国际电影节上，新增的中国纪录片单元，共有八部纪录片入选，而在同年闭幕的香港国际电影节上，入选纪录片人道奖的八部纪录片中，有四部都是大陆导演拍摄的中国故事。39岁的导演赵亮花了十二年时间拍摄的《上访》，曾在康城（Cannes）电影节选入特别放映单元，后又在香港国际电影节夺得人道奖。只是，这部片子只在北京独立电影节中放映过一次，就被官方“打招呼”不能再演。而同时参加影展的另外一部徐辛导演的纪录片《克拉玛依》，还未在香港上映就被大陆禁播。
独立纪录片可以说为中国的影像事业增色不少，但是，在执政当局的眼中，这样的纪录片是另类，有“扰乱民众视听”和“威胁社会稳定”之嫌，必须叫停。的确，在当局的威慑之下，不少独立制片人最近几年都不如以往那般活跃了，但是，仍然有民间人士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继续拍摄独立纪录片。
独立文化人刘一木创作的《这些长沙人》这部纪录片从今年1月3日开始拍摄，共采访了23位来自不同职业和不同政治光谱人士的自述，其中包括工运领袖张京生、信奉毛泽东的年轻学生等等。刘一木认为，每个城市都在发生变化，应该有人做一些事来记录这种变化，以口述的方式，客观记录长沙市不同阶级的生活现状。刘一木的此举显然是在让纪录片回归本质，然而，出乎意料的是，纪录片杀青时，竟被当地国保强行删除。
不论是中国的《宪法》还是中国政府都已经签署的国际人权公约都主张保障公民的新闻言论自由，《这些长沙人》纪录片显然没有违背法律，而是真实地记录人物言行。然而，长沙警方却粗暴地将其删除，这不仅仅是一种缺德行为，而且是违法行为，理当受到法律的追究。刘一木向警方索要此次事件的《处理意见》，但警方却不作出任何解释，一副我是流氓我怕谁的嘴脸昭然若揭。据维权网报道，与此同时，湖南当局近期内也加强了对异见人士的打压。如罗亮、陈俊贤在机场都被限制出境；民运人士欧阳经华办理港澳通行证时被告知无法出境；公民记者欧彪峰也在罗湖口岸被告知限制出境。
在今年年初的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习近平高喊要清楚政法领域的害群之马，并要求“重点解决好损害群众权益的突出问题，决不允许对群众的报警求助置之不理，决不允许让普通群众打不起官司，决不允许滥用权力侵犯群众合法权益，决不允许执法犯法造成冤假错案。”习近平的话音刚落，纪录片《这些长沙人》就被长沙国保强行删除，而接二连三的民间人士也被禁止出境。
从最近这些天全国各地警方一如既往的执法犯法情况看，习近平在政法工作会议上的豪言壮语仅仅只能算是台词，并不能收到令行禁止的效果，地方政法系统的执法者依然在利用手中的权力我行我素。人权和民主从来不会从天而降，从现实情况看，指望执政高层扭转乾坤无异于缘木求鱼，只能靠民众以公民的身份不断争取应有的权利，当公民社会的力量足以遏制权力的胡作非为时，侵权行为自然戛然而止，而独立纪录片才能畅通无阻、广为人知。
不可否认，随着物质水平的不断提高，数码产品日渐普及，很多民间摄影爱好者都拥有高档摄像机，不仅可以拍照，而且可以用来拍DV，这打破了官方媒体对拍摄影像的垄断。当独立制片人扛起一部小型摄像机，行行摄摄的过程中便记录下历史，将其剪辑整理，围绕某个主题配以文字解说，也就成了纪录片。
在互联网尚未进入中国的时候，虽然也不乏摄影爱好者，但他们的作品要想广为人知却很难，除非被电视台采用，而在视频网站风靡的网联网时代，他们的作品却很容易通过网络与观众见面，只要够分量，依然可以一时间洛阳纸贵，传播效果绝不比在电视上播放差。
然而，在中国，因为互联网的使用者与日俱增，所以，一直视新闻自由为大敌的执政当局开始对互联网实施管制，虽然网民依然在不断增长，但是，网络的自由度却在不断下降。不仅图片和文字都会遭到审查，而且连视频也不得越雷池半步，倘若视频内容被认为敏感，要么无法公开发布，要么就是在公开发布后会遭到删除。
毫无疑问，在严厉的新闻管制下，中国没有绝对独立的媒体，即使是商业媒体，依然带有一定的官方色彩，在很多大的问题上必须与官方保持一致，至少是保持沉默不唱反调，否则就会被强令闭门谢客，或是相关人员遭到整肃。而电视媒体则官方色彩更浓，非官方而不能办，而受到的管制也更为严厉，所以，独立制作的反映社会阴暗面的纪录片要想受到电视台垂青比登天还难。
不可否认，虽然中国的经济突飞猛进，但是社会矛盾却日益突出，尤其是官民矛盾，时刻都可能引发社会危机。在现有的体制下，没有多少人不是制度的受害者，很多民众在遭受不公正待遇后都曾对向官方投诉怀抱希望，久而久之才发现，自己像一只皮球被各个部门踢来踢去，而官方媒体也不愿意为其鸣冤叫屈，所以，只得求助民间人士，既有维权人士，也有独立拍客和独立制片人。
在很多维权事件中，都不缺少独立纪录片人的身影，比较著名的包括广州中山大学教授、曾获得法国西蒙•波伏娃女性自由奖的艾晓明，接连拍摄了好几部维权纪录片，包括反映村民选举的《太石村》、反映四川大地震的《我们的娃娃》和《公民调查》，但其后她被通知不能续办护照和被禁止入境香港。
民间的怨气太重使得独立纪录片一时间风行，不过，独立纪录片在中国国内网站上的发布渠道逐渐被堵死，但是，在youtube这样的海外视频网站上，依然能看到一大批在国内被禁播的独立纪录片，只是需要“翻墙”观看而已。因为“翻墙”技术的日渐普及，如今，只要是哪部独立纪录片在民间获得好评，依然可以吸引如潮的观众。
在中国，纪录片几乎都是正面的，如反映中共历史和已逝领导人的纪录片，纪录片的本性应该更倾向于针砭时弊才对。央视导演陈晓卿曾公开承认这种缺陷：“目前大陆或者在中央电视台是逆着纪录片本性而做的，是反过来的。我们不能做弱势、个性的一面，不能找非政府的一面。”众所周知，由于独立制片人缺少拍摄经费，而且在国内没有播出平台，所以制作独立纪录片是一份非常艰难的事情。加上可能碰触官方舆论火线，时刻面临打击报复，艾晓明被禁止出境便是明显例证；无独有偶，独立制片人杨伟东因为通过影像的方式记录中国500位政治敏感人物，结果也被禁止出境。
中国民间人士拍摄纪录片的水平可以说越来越高，36岁的上海电影导演应亮以杨佳袭警案为题材拍摄了纪录片《我还有话要说》，该片曾在韩国全州影展上首映。此前，上海警方曾经透过一名韩国人以中国公司的名义，出价五千万欲买断该片版权，结果遭到应亮拒绝。首映前后，应亮及家人曾遭到上海警方的连番恐吓。
几年前，在阿根廷举行的布宜诺赛勒斯国际电影节上，新增的中国纪录片单元，共有八部纪录片入选，而在同年闭幕的香港国际电影节上，入选纪录片人道奖的八部纪录片中，有四部都是大陆导演拍摄的中国故事。39岁的导演赵亮花了十二年时间拍摄的《上访》，曾在康城（Cannes）电影节选入特别放映单元，后又在香港国际电影节夺得人道奖。只是，这部片子只在北京独立电影节中放映过一次，就被官方“打招呼”不能再演。而同时参加影展的另外一部徐辛导演的纪录片《克拉玛依》，还未在香港上映就被大陆禁播。
独立纪录片可以说为中国的影像事业增色不少，但是，在执政当局的眼中，这样的纪录片是另类，有“扰乱民众视听”和“威胁社会稳定”之嫌，必须叫停。的确，在当局的威慑之下，不少独立制片人最近几年都不如以往那般活跃了，但是，仍然有民间人士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继续拍摄独立纪录片。
独立文化人刘一木创作的《这些长沙人》这部纪录片从今年1月3日开始拍摄，共采访了23位来自不同职业和不同政治光谱人士的自述，其中包括工运领袖张京生、信奉毛泽东的年轻学生等等。刘一木认为，每个城市都在发生变化，应该有人做一些事来记录这种变化，以口述的方式，客观记录长沙市不同阶级的生活现状。刘一木的此举显然是在让纪录片回归本质，然而，出乎意料的是，纪录片杀青时，竟被当地国保强行删除。
不论是中国的《宪法》还是中国政府都已经签署的国际人权公约都主张保障公民的新闻言论自由，《这些长沙人》纪录片显然没有违背法律，而是真实地记录人物言行。然而，长沙警方却粗暴地将其删除，这不仅仅是一种缺德行为，而且是违法行为，理当受到法律的追究。刘一木向警方索要此次事件的《处理意见》，但警方却不作出任何解释，一副我是流氓我怕谁的嘴脸昭然若揭。据维权网报道，与此同时，湖南当局近期内也加强了对异见人士的打压。如罗亮、陈俊贤在机场都被限制出境；民运人士欧阳经华办理港澳通行证时被告知无法出境；公民记者欧彪峰也在罗湖口岸被告知限制出境。
在今年年初的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习近平高喊要清楚政法领域的害群之马，并要求“重点解决好损害群众权益的突出问题，决不允许对群众的报警求助置之不理，决不允许让普通群众打不起官司，决不允许滥用权力侵犯群众合法权益，决不允许执法犯法造成冤假错案。”习近平的话音刚落，纪录片《这些长沙人》就被长沙国保强行删除，而接二连三的民间人士也被禁止出境。
从最近这些天全国各地警方一如既往的执法犯法情况看，习近平在政法工作会议上的豪言壮语仅仅只能算是台词，并不能收到令行禁止的效果，地方政法系统的执法者依然在利用手中的权力我行我素。人权和民主从来不会从天而降，从现实情况看，指望执政高层扭转乾坤无异于缘木求鱼，只能靠民众以公民的身份不断争取应有的权利，当公民社会的力量足以遏制权力的胡作非为时，侵权行为自然戛然而止，而独立纪录片才能畅通无阻、广为人知。
